作者｜李井奎
经济学家、科普作者
2023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2年的国民经济运行数据，人口方面的数据尤为引人瞩目：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了近61年来的首次人口负增长，比上年末减少了85万人。
但是，在全国人口负增长的形势下，仍有五个省份宣布2022年常住人口实现了正的增长，分别是广西、江西、青海、甘肃和重庆。其中，重庆的情况最令人瞩目。
引起一个地区人口数量变化的原因有两个：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重庆2022全年出生人口19.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5.98‰；死亡人口26.0万人，人口死亡率为8.09‰；人口自然增长率其实为-2.11‰。
在全国人口负增长以及自身自然增长率也负增长的情况下，重庆还实现了人口的正增长，这说明省际间流入对重庆当地常住人口的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
据报道，在过去10年，重庆年均增加常住人口26.8万，吸引了大量外地人去重庆定居。
人口存量竞争：吸引劳动力迁入将比招商引资更重要
在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大环境下，要想在短期内刺激自然生育率增长存在着诸多困难，但，不同地区却可以通过不同的政策措施、制度差异，来吸引存量人口（劳动力）迁入。
重庆这些年成为了全国网红城市，旅游打卡地，在全国树立了良好的口碑。相比之下，比重庆拥有更多有利条件的东北地区，却成了一个反面，人口一直处于持续流出的情况。
全国人口负增长时代的来临，将引发区域竞争的新形式，其表现就是对劳动力的抢夺。
而这与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表现出的地方招商引资的竞争形式全然不同。
2009年，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在其出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认为我国以县际竞争为代表的地区间竞争，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猛发展的根本原因。他还表示，这个制度是他所知道的最有增长效率的制度。具体来说，就是各个县通过比拼招商引资、土地利用、发展工业和制造业，既解决了地方就业问题，又带来经济增长，当然，也贡献了税收。
张五常认为，这套制度就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县级政府与上级政府是承包关系，县级政府与域内企业也是承包关系。域内企业给县政府、县政府给上级政府都要“交租”，张五常教授认为这个租金就是增值税。
这种“承包制”客观上促进了县级政府的增长欲望，提升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于是，通过诸如压低当地资产价格（主要是地价）、给企业补贴、极具县域特色的快速行政审批等政策，竞争优胜的县吸引了众多企业落户，带来经济活力的同时，也带来地方税收的充盈。
但是，我国经过四十多年的经济发展，时移事易，这一套竞争方式也走到了尽头。
尤其是到了人口负增长的今天，如何更有效地吸引劳动力流入，打造地方的宜居形象，开始成为各地优先考虑的因素之一。毕竟，离开了人口的增长，一个地方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
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在经历快速增长时，都离不开较高的人口增长和劳动力供给的增加。1812年英美战争结束之后，美国迎来了第一波快速发展的浪潮，纺织业、装备制造业等轻重工业体系大发展，到美国内战之后，美国已经初步建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1894年，美国工业产值超过英国，跃居世界第一。
而同一时期，美国的人口也有了很大的增长，不仅生育率在人口转型之前维持在高位，而且大量移民涌入美国。1860年，全美人口才3100多万，到了1920年，全美人口已经超过1亿，且城市人口比例从之前的20%提高到了50%。
欧洲尤其是德国在1870年之后的发展，也经历了与美国相同的过程。
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他的名著《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称赞那个时代：“伴随着欧洲人口的增长，一方面，有更多的人移民他国，在新的国度从事耕种，另一方面，为了维持这些移民人口，需要生产更多的工业品和资本品，需要修建铁路，建造船只，以向欧洲供应食物以及那些来自遥远异域的原材料，欧洲也需要吸收更多的工人。”
同时，凯恩斯还特别提到德国等几个主要国家的人口增长状况。“1870年，德国的人口约为四千万。到了1892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了五千万，而截至1914年6月30日，德国人口已达六千八百万左右。在战前的数年当中，每年大约增长八十五万人，其中移居他国的人口，在其中所占的比例之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只有在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进行了影响深远的转型时，如此巨大的人口增长方才是唯一可能实现的。”
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美国二战后的婴儿潮以及日本战后人口的激增，也都伴随出现了这两个国家后来的经济繁荣景象。
同样的情况其实也发生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中国身上。
如何吸引劳动力？
在经济学的标准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始终与人口增长紧密联系在一起。
最经典的经济增长模型，莫过于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洛教授在上个世纪50年代开发的索洛增长模型。这个模型虽然把人口增长作为外生参数纳入模型，但提高人口增长率，经济增长的结果总是更好，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在1960年代发展起来的不考虑知识和创新的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增长模型，以及世代交叠模型中，人口增长率起着与索洛模型中同样的作用。
而在许多基于知识和创新的增长模型中，比如保罗·罗默的内生增长模型，以及以创新研究著称的阿吉翁提出的增长模型，还有著名经济增长理论家查尔斯·琼斯提出的半内生增长模型，人口规模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些学者看来，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拥有更多的人口就意味着拥有更多的研究人员，这会为该国带来更多的新思想和更高的经济增长水平。
全国人口进入负增长的时代，我国各地方政府会逐渐认识到，此后的地方竞争形式将不仅体现在为企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上，还将体现在提供更宜居的环境，完善居民生活基础设施等民生条件这类竞争形式上。而重庆在转变这一认识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首先，重庆市综合经济实力近年来的提升，公共服务品质显著增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其宜居宜业宜游的特色山城魅力更加得到彰显，吸引了大批“新重庆人”到这里安居乐业。
其次，重庆市的双城经济圈建设全面提速，城镇化建设加快推进，推动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其2021年县域经济增速同比高达12%，也使得许多农民工返乡就近就业的意愿增强。
此外，不得不说，重庆市政府在实施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安居工程方面所做的努力，为推动回流人口市民化也提供了相当有利的条件。
总而言之，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到来，会引发各地方政府在改进本地方营商环境，吸引更多企业落户的同时，提高它们在改善民生、宜居度方面的竞争力度。
也许，这会是人口负增长这一令人沮丧的现实背后，我国经济制度未来可能闪现的一抹亮色！
作者｜李井奎
经济学家、科普作者
2023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2年的国民经济运行数据，人口方面的数据尤为引人瞩目：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了近61年来的首次人口负增长，比上年末减少了85万人。
但是，在全国人口负增长的形势下，仍有五个省份宣布2022年常住人口实现了正的增长，分别是广西、江西、青海、甘肃和重庆。其中，重庆的情况最令人瞩目。
引起一个地区人口数量变化的原因有两个：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重庆2022全年出生人口19.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5.98‰；死亡人口26.0万人，人口死亡率为8.09‰；人口自然增长率其实为-2.11‰。
在全国人口负增长以及自身自然增长率也负增长的情况下，重庆还实现了人口的正增长，这说明省际间流入对重庆当地常住人口的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
据报道，在过去10年，重庆年均增加常住人口26.8万，吸引了大量外地人去重庆定居。
人口存量竞争：吸引劳动力迁入将比招商引资更重要
在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大环境下，要想在短期内刺激自然生育率增长存在着诸多困难，但，不同地区却可以通过不同的政策措施、制度差异，来吸引存量人口（劳动力）迁入。
重庆这些年成为了全国网红城市，旅游打卡地，在全国树立了良好的口碑。相比之下，比重庆拥有更多有利条件的东北地区，却成了一个反面，人口一直处于持续流出的情况。
全国人口负增长时代的来临，将引发区域竞争的新形式，其表现就是对劳动力的抢夺。
而这与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表现出的地方招商引资的竞争形式全然不同。
2009年，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在其出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认为我国以县际竞争为代表的地区间竞争，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猛发展的根本原因。他还表示，这个制度是他所知道的最有增长效率的制度。具体来说，就是各个县通过比拼招商引资、土地利用、发展工业和制造业，既解决了地方就业问题，又带来经济增长，当然，也贡献了税收。
张五常认为，这套制度就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县级政府与上级政府是承包关系，县级政府与域内企业也是承包关系。域内企业给县政府、县政府给上级政府都要“交租”，张五常教授认为这个租金就是增值税。
这种“承包制”客观上促进了县级政府的增长欲望，提升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于是，通过诸如压低当地资产价格（主要是地价）、给企业补贴、极具县域特色的快速行政审批等政策，竞争优胜的县吸引了众多企业落户，带来经济活力的同时，也带来地方税收的充盈。
但是，我国经过四十多年的经济发展，时移事易，这一套竞争方式也走到了尽头。
尤其是到了人口负增长的今天，如何更有效地吸引劳动力流入，打造地方的宜居形象，开始成为各地优先考虑的因素之一。毕竟，离开了人口的增长，一个地方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
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在经历快速增长时，都离不开较高的人口增长和劳动力供给的增加。1812年英美战争结束之后，美国迎来了第一波快速发展的浪潮，纺织业、装备制造业等轻重工业体系大发展，到美国内战之后，美国已经初步建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1894年，美国工业产值超过英国，跃居世界第一。
而同一时期，美国的人口也有了很大的增长，不仅生育率在人口转型之前维持在高位，而且大量移民涌入美国。1860年，全美人口才3100多万，到了1920年，全美人口已经超过1亿，且城市人口比例从之前的20%提高到了50%。
欧洲尤其是德国在1870年之后的发展，也经历了与美国相同的过程。
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他的名著《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称赞那个时代：“伴随着欧洲人口的增长，一方面，有更多的人移民他国，在新的国度从事耕种，另一方面，为了维持这些移民人口，需要生产更多的工业品和资本品，需要修建铁路，建造船只，以向欧洲供应食物以及那些来自遥远异域的原材料，欧洲也需要吸收更多的工人。”
同时，凯恩斯还特别提到德国等几个主要国家的人口增长状况。“1870年，德国的人口约为四千万。到了1892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了五千万，而截至1914年6月30日，德国人口已达六千八百万左右。在战前的数年当中，每年大约增长八十五万人，其中移居他国的人口，在其中所占的比例之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只有在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进行了影响深远的转型时，如此巨大的人口增长方才是唯一可能实现的。”
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美国二战后的婴儿潮以及日本战后人口的激增，也都伴随出现了这两个国家后来的经济繁荣景象。
同样的情况其实也发生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中国身上。
如何吸引劳动力？
在经济学的标准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始终与人口增长紧密联系在一起。
最经典的经济增长模型，莫过于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洛教授在上个世纪50年代开发的索洛增长模型。这个模型虽然把人口增长作为外生参数纳入模型，但提高人口增长率，经济增长的结果总是更好，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在1960年代发展起来的不考虑知识和创新的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增长模型，以及世代交叠模型中，人口增长率起着与索洛模型中同样的作用。
而在许多基于知识和创新的增长模型中，比如保罗·罗默的内生增长模型，以及以创新研究著称的阿吉翁提出的增长模型，还有著名经济增长理论家查尔斯·琼斯提出的半内生增长模型，人口规模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些学者看来，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拥有更多的人口就意味着拥有更多的研究人员，这会为该国带来更多的新思想和更高的经济增长水平。
全国人口进入负增长的时代，我国各地方政府会逐渐认识到，此后的地方竞争形式将不仅体现在为企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上，还将体现在提供更宜居的环境，完善居民生活基础设施等民生条件这类竞争形式上。而重庆在转变这一认识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首先，重庆市综合经济实力近年来的提升，公共服务品质显著增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其宜居宜业宜游的特色山城魅力更加得到彰显，吸引了大批“新重庆人”到这里安居乐业。
其次，重庆市的双城经济圈建设全面提速，城镇化建设加快推进，推动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其2021年县域经济增速同比高达12%，也使得许多农民工返乡就近就业的意愿增强。
此外，不得不说，重庆市政府在实施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安居工程方面所做的努力，为推动回流人口市民化也提供了相当有利的条件。
总而言之，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到来，会引发各地方政府在改进本地方营商环境，吸引更多企业落户的同时，提高它们在改善民生、宜居度方面的竞争力度。
也许，这会是人口负增长这一令人沮丧的现实背后，我国经济制度未来可能闪现的一抹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