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这一轮地方党政人事换血正值其未来党政领导班子“五年计划”发布之时。（Reuters）
临近2019年年底的这轮中共党政大员人事洗牌，目前已经波及至少6省市区。如今，地方重磅职位如专职副书记缺员已逼近四分之一，加之央地多名省部级大员年届退休之龄，料近期党政、央企、高校和群团组织等都面临剧烈人事波动。
事实上，即将过去的2019年对中共大规模布阵接班人梯队，尤其是两年多后的中共二十大全国布局极具意义。这一年刚好是2016年至2017年中共地方换届过半之年，也是北京时隔5年重新修订《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并将其付诸推行之年。更重要的是，就在刚刚进入12月份时，一份跨越2019至2023年的“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对外披露，中共正在为准备即将的重要历史节点进行从上到下横跨“党政军民学”甚至“非共产党”梯队的全面梯队计划。
作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党，“选贤与能”的中国传统精英政治文化与承继于苏联时期高度集中的组织名单制传统，让中共在过去数十年中一直坚持将培养后备人才作为核心政治任务之一。事实上，中共高层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一直到习近平，都无一例外地时刻考虑自己的“接班人”计划。而负责这一计划、时刻聚焦与发现考核潜在政坛苗子的中组部和各级组织部门也被认为是中共最具实权的核心部门。
自从“文革”的混乱政治周期过后，面对当时高度老化的官僚阶层，邓小平取消了领导终身制，建立了最早的“简陋”的退休制度和梯队计划。尤其是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称，“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就是当时成就后来胡锦涛、温家宝等人的“干部四化”。
这一趋势在未来的江泽民、胡锦涛时期开始越发清晰化和系统化。《中共精英政治的演变: 制度化与权力转移1978至2004》一书曾经总结了今天耳熟能详的“正部级退休年龄65岁”等硬性中共用人红线，在当时是如何被确立的。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正是在1998年6月份公布的《1998至2003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确立了省部级党政领导班子60岁左右、55岁左右、50岁左右的梯次人数构成。
当习近平在2012年秋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时，这套机制事实上已经经历了长达三十年左右的演化而基本定型。在当时，负责中管干部的中组部和“下管一级”的各级组织部门号称世界上最大规模、运行效率最高的“人力资源部”。但是，这套机制的确也有其缺点，例如名单制的流动性不足和滞后性，领导干部请示汇报制度和个人有关事项汇报贯彻不力，“只上不下”的官场文化……，导致机制僵化和空转、党政领导官僚化的风险越发明显。于是，当十八大后的反腐风暴冲击既有的官僚体制，数以百计省部级官员遭到问责和彻查后，这套机制的运转即面临窘境。
2014年，习近平任期内第一次修订《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重新厘定了一些用人原则，比如注重基层经验、按年龄合理配备以及规定领导职务的任用条件。次年，他又借助一份党内法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而改变“单向度流动”、只上不下的僵化规则。事实上，在过去的7年习近平任期中，中共在整顿整部官僚机器的同时织就越来越密的“网”。
2019年初，中共释放信息，要突破常规、大胆起用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官员。这事实上为过去的近一段时间内，中共大胆起用、破格使用一些官员进行了注解。比如，现任辽宁省委专职副书记周波当年在上海任职期间一度因为违规接受公款宴请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但是这并未彻底终结其仕途上升趋势。如今周波不仅进入中央候补委员行列，而且北上辽宁，成为距离正部级门槛仅一步之遥的重要政坛明星。
在上文所提到的党政领导班子未来5年计划中，中共宣布将选优配强党政正职，优化年龄结构，改善专业结构，完善来源、经历结构，同时“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合理配备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和党外干部”。截至目前，官方尚未公布计划全文，但是毫无意味着按照惯例，一些党政领导集体的硬性配置红线将重新厘定，究竟会出现怎样的变化，还很难说。
多维新闻之前文章称，十八大后中共政坛一度出现反腐败浪潮，重要岗位缺员严重，“双非”省部级党政主官激增，地方党委常委长期补齐难，党政班子“老化”严重等临时性困难相当突出。如今，经过缓冲期，至少从地方党政大员看，50后在地方党委书记层面已加速退场、60后几乎完全主政，70后也在加速进场。
事实上，新近履新的3名地方党委书记陈润儿（宁夏）、石泰峰（内蒙古）、楼阳生（山西）均出生在1950年代后期，这应该是50后一代的最后一波冲刺。而新晋的地方政府“一把手”，林武（山西代省长）、尹弘（河南省政府党组书记）则已然完全为60后了。
中共这一轮地方党政人事换血正值其未来党政领导班子“五年计划”发布之时。（Reuters）
临近2019年年底的这轮中共党政大员人事洗牌，目前已经波及至少6省市区。如今，地方重磅职位如专职副书记缺员已逼近四分之一，加之央地多名省部级大员年届退休之龄，料近期党政、央企、高校和群团组织等都面临剧烈人事波动。
事实上，即将过去的2019年对中共大规模布阵接班人梯队，尤其是两年多后的中共二十大全国布局极具意义。这一年刚好是2016年至2017年中共地方换届过半之年，也是北京时隔5年重新修订《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并将其付诸推行之年。更重要的是，就在刚刚进入12月份时，一份跨越2019至2023年的“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对外披露，中共正在为准备即将的重要历史节点进行从上到下横跨“党政军民学”甚至“非共产党”梯队的全面梯队计划。
作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党，“选贤与能”的中国传统精英政治文化与承继于苏联时期高度集中的组织名单制传统，让中共在过去数十年中一直坚持将培养后备人才作为核心政治任务之一。事实上，中共高层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一直到习近平，都无一例外地时刻考虑自己的“接班人”计划。而负责这一计划、时刻聚焦与发现考核潜在政坛苗子的中组部和各级组织部门也被认为是中共最具实权的核心部门。
自从“文革”的混乱政治周期过后，面对当时高度老化的官僚阶层，邓小平取消了领导终身制，建立了最早的“简陋”的退休制度和梯队计划。尤其是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称，“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就是当时成就后来胡锦涛、温家宝等人的“干部四化”。
这一趋势在未来的江泽民、胡锦涛时期开始越发清晰化和系统化。《中共精英政治的演变: 制度化与权力转移1978至2004》一书曾经总结了今天耳熟能详的“正部级退休年龄65岁”等硬性中共用人红线，在当时是如何被确立的。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正是在1998年6月份公布的《1998至2003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确立了省部级党政领导班子60岁左右、55岁左右、50岁左右的梯次人数构成。
当习近平在2012年秋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时，这套机制事实上已经经历了长达三十年左右的演化而基本定型。在当时，负责中管干部的中组部和“下管一级”的各级组织部门号称世界上最大规模、运行效率最高的“人力资源部”。但是，这套机制的确也有其缺点，例如名单制的流动性不足和滞后性，领导干部请示汇报制度和个人有关事项汇报贯彻不力，“只上不下”的官场文化……，导致机制僵化和空转、党政领导官僚化的风险越发明显。于是，当十八大后的反腐风暴冲击既有的官僚体制，数以百计省部级官员遭到问责和彻查后，这套机制的运转即面临窘境。
2014年，习近平任期内第一次修订《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重新厘定了一些用人原则，比如注重基层经验、按年龄合理配备以及规定领导职务的任用条件。次年，他又借助一份党内法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而改变“单向度流动”、只上不下的僵化规则。事实上，在过去的7年习近平任期中，中共在整顿整部官僚机器的同时织就越来越密的“网”。
2019年初，中共释放信息，要突破常规、大胆起用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官员。这事实上为过去的近一段时间内，中共大胆起用、破格使用一些官员进行了注解。比如，现任辽宁省委专职副书记周波当年在上海任职期间一度因为违规接受公款宴请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但是这并未彻底终结其仕途上升趋势。如今周波不仅进入中央候补委员行列，而且北上辽宁，成为距离正部级门槛仅一步之遥的重要政坛明星。
在上文所提到的党政领导班子未来5年计划中，中共宣布将选优配强党政正职，优化年龄结构，改善专业结构，完善来源、经历结构，同时“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合理配备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和党外干部”。截至目前，官方尚未公布计划全文，但是毫无意味着按照惯例，一些党政领导集体的硬性配置红线将重新厘定，究竟会出现怎样的变化，还很难说。
多维新闻之前文章称，十八大后中共政坛一度出现反腐败浪潮，重要岗位缺员严重，“双非”省部级党政主官激增，地方党委常委长期补齐难，党政班子“老化”严重等临时性困难相当突出。如今，经过缓冲期，至少从地方党政大员看，50后在地方党委书记层面已加速退场、60后几乎完全主政，70后也在加速进场。
事实上，新近履新的3名地方党委书记陈润儿（宁夏）、石泰峰（内蒙古）、楼阳生（山西）均出生在1950年代后期，这应该是50后一代的最后一波冲刺。而新晋的地方政府“一把手”，林武（山西代省长）、尹弘（河南省政府党组书记）则已然完全为60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