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韶
2月10日，习近平在北京调研指导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工作。 图／新华社
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下称武汉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与扩散，已引发全球关注与舆论批判，由于中共面对危机的处理能力多属政治挂帅的维权逻辑，面对疫情失控似乎束手无策，也让外界质疑习近平将面临政治危机。《华盛顿邮报》就将武汉肺炎比喻为「中国的车诺比事件」，认为中共将面临与苏联分崩解体的下场。 西方媒体主观的期待显然凌驾了客观的政治现实，过于低估中共新型态威权政体权力的集中，以及对社会控制与舆论的全面监控。直言之，北京只要仍掌握「意识形态诠释」、「镇压性国家机器」、「经济分配与调控能力」，就能维繫政权的生命週期免于戏剧化的颠覆。 习近平政经控管力道远超毛泽东 中共自己是搞群众革命起家，深知过去中国政权兴衰循环出自天灾人祸下的某些必然与偶然条件。一旦天朝的统治力下降，再加上出现煽动者，提供类似「苍天已死」、「无产阶级专政」、「打土豪发大财」的造反论述，裹胁流离失所的流民举事，一场星星之火足以燎原的农民起义随即爆发。如果政权气数未定，犹可靠几位中兴大臣扑灭大乱，反之则造成权力的轮替。 中共建政以来，最大的天灾人祸莫过于毛泽东所发动的大跃进，大飢荒造成4千万人死亡，创下人类历史记录。然而政权之所以持续，乃是中共建立了一套与封建政权截然不同的政治控制与经济社会分配体制。 前者是透过严密的思想审查与绵密的意识型态洗脑，经由毛泽东所发动的「三反五反」与「反右斗」中取得了政治权威的作用；后者则是透过「户口二元制」、「人民公社」、「组织性的社会」的建立，全面垄断了经济分配与社会关係网路。 在此背景下，过去革命所需出现的煽动者、群众与社会纽带全被中共所宰制与割裂，再加上毛泽东在1958年发动「第二次台海危机」（金门砲战），经由输出危机与战争边缘策略转移内部矛盾，使得本来将出现的历史轮迴却在人为因素下给规避。 值的观察的是，2010年的茉莉花革命，虽然事实证明这是一场不成熟的民主运动，其政治转型的后果必没有朝西方自由主义所预期的方向，阿拉伯世界的经济仍在衰退，对于人权的戕害并无趋缓迹象，国内政治仍游走在内战边缘。 而中共领导人与官方舆论都关注到，经济发展、社会控制以及政治镇压是威权政体统治正当性的基础，也是这一场民主运动爆发的原因。北京高层充分意识到，维繫一定程度的经济成长，藉以进行有效的社会资源分配，是展现国家能力的基本前提。 此外，国家机器必须对萌芽中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异议分子，採取严厉的镇压与控制，同时高举集体主义对于秩序与稳定的诉求，如此才能落实阿图塞（Louis Althusser）所言的「意识形态国家」与「镇压性国家」的本质。 不论是处理刘晓波等「异议分子」的方式，或是增加社会控制与网路监控的维稳预算，都说明了中共的思维。这一切到了十九大前后更是达到了颠峰，对于网路全面封锁及对「低端人口」的清洗已看出端倪，社会信用制度、天网系统与学习强国App等系统的建立，除了标志「科技威权主义」来临，也意味习近平统治的中国，已远超越毛泽东时期的各项政经控制能力。 2月7日，一名香港民众献花悼念「吹哨人」李文亮医师。 图／路透社 以「集体领导」稀释习近平个人政治责任 在维权技术与制度推陈出新之际，也让中共游刃有馀进行权力布局度过政治危机。先前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就是试图以「集体领导」之名，藉此稀释习近平的政治责任，让李克强亲上火线就是「以党领政」的政治分工或切割。 而面对「吹哨者」李文亮之死所引发的「我要言论自由」的民怨，中共网管刻意不予封锁，让舆论之火烧向地方领导的失职，让习近平的角色消失于无形，更何况当下的大鸣大放亦可能是类似毛泽东当年大搞「双百运动」的阳谋，待疫情高峰过去将成为秋后算帐清算政敌的黑材料。此外，1月份时，官媒澎湃新闻更发表民意调查显示，绝大部分中国人对武汉与湖北官员极度不满，但对北京领导阶层却呈现高度信心。可见湖北武汉俨然成为北京弃车保帅的角色。 至于军机频繁绕台，这可视为习近平释放「大权大握、控制全局」的讯息，基于「枪杆子出政权」以及「党指挥枪」的实力原则与惯例，使其必须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发号司令，并选择在「操之在我」的战场中进行「习近平式的战争边缘策略」。 这些操作在近日趋于频繁，世界卫生组织的议题攻防、各项文攻武吓的政策产出、在台亲中人士与代理人的风向言论足以说明一切。 习近平的政治停损点，设定在两会如期举行、避免北戴河会议成为权力斗争舞台，并在年末的五中全会重新取回路线的诠释权；如此一来，方能安全下庄并规划未来的政治布局。苏联的瓦解是各项政治冲突与社会不满越过临界值的结果，箇中关键也是因为改革路线引发保守与开明派之间的斗争，让叶尔钦有粉末登场的机会。 然而，当下中共权力核心中显然欠缺决裂的条件与登高一呼的角色，寄希望江系或胡的团派只是一相情愿的投射。值得留意的是，中国内部对中共政权不满的饱和值已开始酝酿与累积，这股能量虽无法在当下引爆，却会在未来成为中共政权的最大隐忧。 2月9日，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赴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考察。 图／中新社
张宇韶
2月10日，习近平在北京调研指导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工作。 图／新华社
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下称武汉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与扩散，已引发全球关注与舆论批判，由于中共面对危机的处理能力多属政治挂帅的维权逻辑，面对疫情失控似乎束手无策，也让外界质疑习近平将面临政治危机。《华盛顿邮报》就将武汉肺炎比喻为「中国的车诺比事件」，认为中共将面临与苏联分崩解体的下场。
西方媒体主观的期待显然凌驾了客观的政治现实，过于低估中共新型态威权政体权力的集中，以及对社会控制与舆论的全面监控。直言之，北京只要仍掌握「意识形态诠释」、「镇压性国家机器」、「经济分配与调控能力」，就能维繫政权的生命週期免于戏剧化的颠覆。
习近平政经控管力道远超毛泽东
中共自己是搞群众革命起家，深知过去中国政权兴衰循环出自天灾人祸下的某些必然与偶然条件。一旦天朝的统治力下降，再加上出现煽动者，提供类似「苍天已死」、「无产阶级专政」、「打土豪发大财」的造反论述，裹胁流离失所的流民举事，一场星星之火足以燎原的农民起义随即爆发。如果政权气数未定，犹可靠几位中兴大臣扑灭大乱，反之则造成权力的轮替。
中共建政以来，最大的天灾人祸莫过于毛泽东所发动的大跃进，大飢荒造成4千万人死亡，创下人类历史记录。然而政权之所以持续，乃是中共建立了一套与封建政权截然不同的政治控制与经济社会分配体制。
前者是透过严密的思想审查与绵密的意识型态洗脑，经由毛泽东所发动的「三反五反」与「反右斗」中取得了政治权威的作用；后者则是透过「户口二元制」、「人民公社」、「组织性的社会」的建立，全面垄断了经济分配与社会关係网路。
在此背景下，过去革命所需出现的煽动者、群众与社会纽带全被中共所宰制与割裂，再加上毛泽东在1958年发动「第二次台海危机」（金门砲战），经由输出危机与战争边缘策略转移内部矛盾，使得本来将出现的历史轮迴却在人为因素下给规避。
值的观察的是，2010年的茉莉花革命，虽然事实证明这是一场不成熟的民主运动，其政治转型的后果必没有朝西方自由主义所预期的方向，阿拉伯世界的经济仍在衰退，对于人权的戕害并无趋缓迹象，国内政治仍游走在内战边缘。
而中共领导人与官方舆论都关注到，经济发展、社会控制以及政治镇压是威权政体统治正当性的基础，也是这一场民主运动爆发的原因。北京高层充分意识到，维繫一定程度的经济成长，藉以进行有效的社会资源分配，是展现国家能力的基本前提。
此外，国家机器必须对萌芽中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异议分子，採取严厉的镇压与控制，同时高举集体主义对于秩序与稳定的诉求，如此才能落实阿图塞（Louis Althusser）所言的「意识形态国家」与「镇压性国家」的本质。
不论是处理刘晓波等「异议分子」的方式，或是增加社会控制与网路监控的维稳预算，都说明了中共的思维。这一切到了十九大前后更是达到了颠峰，对于网路全面封锁及对「低端人口」的清洗已看出端倪，社会信用制度、天网系统与学习强国App等系统的建立，除了标志「科技威权主义」来临，也意味习近平统治的中国，已远超越毛泽东时期的各项政经控制能力。
2月7日，一名香港民众献花悼念「吹哨人」李文亮医师。 图／路透社
以「集体领导」稀释习近平个人政治责任
在维权技术与制度推陈出新之际，也让中共游刃有馀进行权力布局度过政治危机。先前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就是试图以「集体领导」之名，藉此稀释习近平的政治责任，让李克强亲上火线就是「以党领政」的政治分工或切割。
而面对「吹哨者」李文亮之死所引发的「我要言论自由」的民怨，中共网管刻意不予封锁，让舆论之火烧向地方领导的失职，让习近平的角色消失于无形，更何况当下的大鸣大放亦可能是类似毛泽东当年大搞「双百运动」的阳谋，待疫情高峰过去将成为秋后算帐清算政敌的黑材料。此外，1月份时，官媒澎湃新闻更发表民意调查显示，绝大部分中国人对武汉与湖北官员极度不满，但对北京领导阶层却呈现高度信心。可见湖北武汉俨然成为北京弃车保帅的角色。
至于军机频繁绕台，这可视为习近平释放「大权大握、控制全局」的讯息，基于「枪杆子出政权」以及「党指挥枪」的实力原则与惯例，使其必须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发号司令，并选择在「操之在我」的战场中进行「习近平式的战争边缘策略」。
这些操作在近日趋于频繁，世界卫生组织的议题攻防、各项文攻武吓的政策产出、在台亲中人士与代理人的风向言论足以说明一切。
习近平的政治停损点，设定在两会如期举行、避免北戴河会议成为权力斗争舞台，并在年末的五中全会重新取回路线的诠释权；如此一来，方能安全下庄并规划未来的政治布局。苏联的瓦解是各项政治冲突与社会不满越过临界值的结果，箇中关键也是因为改革路线引发保守与开明派之间的斗争，让叶尔钦有粉末登场的机会。
然而，当下中共权力核心中显然欠缺决裂的条件与登高一呼的角色，寄希望江系或胡的团派只是一相情愿的投射。值得留意的是，中国内部对中共政权不满的饱和值已开始酝酿与累积，这股能量虽无法在当下引爆，却会在未来成为中共政权的最大隐忧。
2月9日，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赴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考察。 图／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