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全国两会上，来自陕西的政协委员李冬玉在讨论关于“撤并小县”的话题时举了一例：某县2019年常住人口3.02万，行政事业和社会组织120余个，财政供养人员6000余人，财政供养人员比为1:5。
由此，“公务员经济”一词开始走进舆论视野。
最近两年，伴随“县城婆罗门”群体的出圈，对于“公务员经济”的讨论热度越来越高。而且从低线城市到欠发达地区，从人口小县到东北大区，似乎越来越多地方陷入到依赖“公务员经济”的泥潭。
但这个范围究竟有多广，此前人们只有模糊的感觉，缺乏定量的数据。现在，数据来了。
最近，财经媒体人刘晓博团队发布了2023年部分省市的“体制内强度指数”。
所谓体制内强度指数，是指一个地方体制内人员（包含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缴存公积金人数占当地全部缴存人数的比重。
比重越高，这个地方的体制内强度指数就越高，市场化程度就越低，就越不适合创新和创业，也不适合投资买房。
其实，体制内强度指数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地方对于“公务员经济”的依赖程度。市场经济越发达，体制外缴纳公积金的人数比例就越高，体制内强度指数就越低，反之亦然。而按照指数发布团队的说法，一个地方的体制内强度指数低于33%，是比较合理的。
对照这个标准，我发现了一个令人惊掉下巴的真相：
偌大一个中国，不依赖“公务员经济”的强市，居然只剩下20个了！
其中，体制内强度指数低于20%，也就是对“公务员经济”依存度最小的7座城市，无一例外都位于长三角和大湾区。
而体制内强度指数低于33%，经济发展主要不依靠“公务员经济”的20座城市，从分布来看，除了成都外，其余皆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包括长三角10座（上海、江苏5座、浙江4座），大湾区4座，京津冀2座（北京、天津），东北1座（大连），山东1座（青岛），福建1座（厦门）。
相反，GDP前50强城市中体制内强度指数超过60%，对“公务员经济”依赖度最高的8座城市中，除了襄阳位于秦岭淮河线以南，其余都是北方城市。
排名最高的榆林，这几年靠着大发资源财，经济增长飞快。“中西部非省会第一城”“西北第二城”等美誉头衔一顶接着一顶，被媒体吹捧得很高。但看看它高达73.38%的体制内强度指数，让我不由得想起了一掷千金的中东土豪和他们背后顶着五六十度酷暑高温没日没休工作的外籍劳工。
当然，上面这些都还符合我们对于中国区域经济的常规认知，下面我来说几个有点出人意料的新发现：
发现一：苏锡常体制内强度指数低于深圳
相比于浙江和珠三角，半个身子处于北方的江苏，一般被认为更偏大政府一些。这话放在苏北没毛病，但拿到苏南就大错特错了。
从体制内强度指数来看，7座指数低于20%的城市中，浙江只有一座省会杭州（14.3%）。而且根据说明，各省的省直机关公积金是单独管理的，没有计算到省城。所以像杭州、广州、成都、南京等省会城市对“公务员经济”的实际依赖度，要高于公布的数据。
剩下的6座，虽然广东江苏五五开，各3座，但苏锡常的数值明显低于深莞佛。特别是被誉为“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和市场体系最健全城市”的深圳，体制内强度指数为16.42%，比苏南三市都要高，比最低的苏州更是高出近60%。
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深圳拥有多家央企总部，国央企的整体实力远胜苏锡常，但另一方面，苏南体制外的市场发达程度也可见一斑。
发现二：广东半数城市体制依赖度堪比北方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却有两个广东。全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这种贫富差距也反映到了省内不同城市对体制、对“公务员经济”的依赖度上。
广东一方面有多达7个城市的体制内强度指数低于30%，数量位居各省之冠；但另一方面，指数高于60%的广东城市更是多达10个。其中揭阳对于“公务员经济”的依赖程度甚至超过80%，比榆林等一众北方城市还高。
反观江苏，指数超过60%的城市只有1个徐州（63.9%）。而浙江更是1个都没有。指数最高的丽水，也只有53.3%。
事实上，江浙不仅是对“公务员经济”平均依赖度最低的省份，浙江更是目前已公布数值省份中，唯一一个下辖各市体制内强度指数均较2020年大幅下降的省份。这可能既是外来人口持续涌入浙江非公领域的结果，反过来也成为浙江在各省之中最受流动人口青睐的原因。（关于浙江的抢人能力，详见《为什么是浙江？》）
发现三：4大直辖市指数多处于正常区间
在一般人的固有印象里，直辖市因为行政级别高，官员数量多，央国企扎堆，体制内强度指数应该高于其他城市才对。但从数据看并非如此。除了重庆略微超出33%（37.63%），其余京津沪三市都低于30%，处于正常值区间。
这倒不是说人们的印象不对。只是由于直辖市人口众多、经济体量庞大，呈现体制内外双强的局面。哪怕体制内再怎么“处级多如狗、局级遍地走”，但放到全市大盘里，也达不到内地小县3万人口6千靠财政供养的比例程度。
发现四：烟台的“资源诅咒”
在山东，青烟威这三市往往被并称，它们代表的是一种有别于山东其他地区的海洋文明，经济更发达，市场意识也更活跃。这点从青岛、威海的体制内强度指数均低于30%也能看出。
比较蹊跷的是，烟台的指数却高达66.82%，甚至超过泰安、聊城、临沂等一众鲁西南城市，成为前50强城市中“公务员经济”依赖度第三高的城市，也是前10高城市中唯一的沿海城市。
我向烟台的朋友咨询，得到的答复是：烟台有矿。
除了金矿产量占全国的接近一半，海里还有石油。渤海油田的几个重要产油区，比如蓬莱、渤南（主要在龙口招远海域），也在烟台境内。
过去这些年，随着国家清理整顿，资源矿产领域GUO进民退，导致资源型城市的体制内强度指数普遍较高。我比较了一下其他几个代表性的资源型城市，比如前面提到的榆林，以及东北的鞍山（72.09%）、本溪（76.76%）、抚顺（81.07%）、铁岭（83.19%）等，发现确实都在70%以上。
而这或许可算作“资源诅咒”的另一种表现吧。
发现五：西北的“东北化”比东北更甚
北方体制内强度指数高于南方，内陆高于沿海，这是大家都能猜到的常识，但具体哪里的指数最高，是山河四省？是东北？还是……
正确答案是：西北。
虽然这些年唱衰东北的声音最为强烈，甚至发明了“东北化”这个词，用来形容一个地方经济失去活力，但其实西北的情况更严重。
从已经公布数据的辽宁、甘肃两省来看，前者至少还有大连（22.92%）这样一座指数正常的城市，省会沈阳的指数也才42.13%，而甘肃所有的地市，包括省会兰州，体制内强度指数都超过了70%，4个地市更是超过了90%，为各省所仅见。
至于前一阵因为武大女研究生一篇小作文“黑红”的嘉峪关市，也高达89%。从这个角度来看，该女生第一时间选择逃离并没有错。她的错在于，只想逃离嘉峪关，而不想逃离甘肃，甚至一门心思想着如何能调回家乡兰州。问题是，兰州又好到哪里去呢？
这也是我为什么经常说，农耕时代残留下来的乡土情结，是阻碍全球化时代年轻人追寻幸福、通往成功最大的阻碍。
一旦清除了这个思想阻碍后你就会发现，绝大多数人的家乡都是不值得待，不应该回的。偌大一个中国，真正还有希望的城市就只剩下那20个不靠“公务员经济”维持的强市了。
2021年全国两会上，来自陕西的政协委员李冬玉在讨论关于“撤并小县”的话题时举了一例：某县2019年常住人口3.02万，行政事业和社会组织120余个，财政供养人员6000余人，财政供养人员比为1:5。
由此，“公务员经济”一词开始走进舆论视野。
最近两年，伴随“县城婆罗门”群体的出圈，对于“公务员经济”的讨论热度越来越高。而且从低线城市到欠发达地区，从人口小县到东北大区，似乎越来越多地方陷入到依赖“公务员经济”的泥潭。
但这个范围究竟有多广，此前人们只有模糊的感觉，缺乏定量的数据。现在，数据来了。
最近，财经媒体人刘晓博团队发布了2023年部分省市的“体制内强度指数”。
所谓体制内强度指数，是指一个地方体制内人员（包含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缴存公积金人数占当地全部缴存人数的比重。
比重越高，这个地方的体制内强度指数就越高，市场化程度就越低，就越不适合创新和创业，也不适合投资买房。
其实，体制内强度指数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地方对于“公务员经济”的依赖程度。市场经济越发达，体制外缴纳公积金的人数比例就越高，体制内强度指数就越低，反之亦然。而按照指数发布团队的说法，一个地方的体制内强度指数低于33%，是比较合理的。
对照这个标准，我发现了一个令人惊掉下巴的真相：
偌大一个中国，不依赖“公务员经济”的强市，居然只剩下20个了！
其中，体制内强度指数低于20%，也就是对“公务员经济”依存度最小的7座城市，无一例外都位于长三角和大湾区。
而体制内强度指数低于33%，经济发展主要不依靠“公务员经济”的20座城市，从分布来看，除了成都外，其余皆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包括长三角10座（上海、江苏5座、浙江4座），大湾区4座，京津冀2座（北京、天津），东北1座（大连），山东1座（青岛），福建1座（厦门）。
相反，GDP前50强城市中体制内强度指数超过60%，对“公务员经济”依赖度最高的8座城市中，除了襄阳位于秦岭淮河线以南，其余都是北方城市。
排名最高的榆林，这几年靠着大发资源财，经济增长飞快。“中西部非省会第一城”“西北第二城”等美誉头衔一顶接着一顶，被媒体吹捧得很高。但看看它高达73.38%的体制内强度指数，让我不由得想起了一掷千金的中东土豪和他们背后顶着五六十度酷暑高温没日没休工作的外籍劳工。
当然，上面这些都还符合我们对于中国区域经济的常规认知，下面我来说几个有点出人意料的新发现：
发现一：苏锡常体制内强度指数低于深圳
相比于浙江和珠三角，半个身子处于北方的江苏，一般被认为更偏大政府一些。这话放在苏北没毛病，但拿到苏南就大错特错了。
从体制内强度指数来看，7座指数低于20%的城市中，浙江只有一座省会杭州（14.3%）。而且根据说明，各省的省直机关公积金是单独管理的，没有计算到省城。所以像杭州、广州、成都、南京等省会城市对“公务员经济”的实际依赖度，要高于公布的数据。
剩下的6座，虽然广东江苏五五开，各3座，但苏锡常的数值明显低于深莞佛。特别是被誉为“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和市场体系最健全城市”的深圳，体制内强度指数为16.42%，比苏南三市都要高，比最低的苏州更是高出近60%。
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深圳拥有多家央企总部，国央企的整体实力远胜苏锡常，但另一方面，苏南体制外的市场发达程度也可见一斑。
发现二：广东半数城市体制依赖度堪比北方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却有两个广东。全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这种贫富差距也反映到了省内不同城市对体制、对“公务员经济”的依赖度上。
广东一方面有多达7个城市的体制内强度指数低于30%，数量位居各省之冠；但另一方面，指数高于60%的广东城市更是多达10个。其中揭阳对于“公务员经济”的依赖程度甚至超过80%，比榆林等一众北方城市还高。
反观江苏，指数超过60%的城市只有1个徐州（63.9%）。而浙江更是1个都没有。指数最高的丽水，也只有53.3%。
事实上，江浙不仅是对“公务员经济”平均依赖度最低的省份，浙江更是目前已公布数值省份中，唯一一个下辖各市体制内强度指数均较2020年大幅下降的省份。这可能既是外来人口持续涌入浙江非公领域的结果，反过来也成为浙江在各省之中最受流动人口青睐的原因。（关于浙江的抢人能力，详见《为什么是浙江？》）
发现三：4大直辖市指数多处于正常区间
在一般人的固有印象里，直辖市因为行政级别高，官员数量多，央国企扎堆，体制内强度指数应该高于其他城市才对。但从数据看并非如此。除了重庆略微超出33%（37.63%），其余京津沪三市都低于30%，处于正常值区间。
这倒不是说人们的印象不对。只是由于直辖市人口众多、经济体量庞大，呈现体制内外双强的局面。哪怕体制内再怎么“处级多如狗、局级遍地走”，但放到全市大盘里，也达不到内地小县3万人口6千靠财政供养的比例程度。
发现四：烟台的“资源诅咒”
在山东，青烟威这三市往往被并称，它们代表的是一种有别于山东其他地区的海洋文明，经济更发达，市场意识也更活跃。这点从青岛、威海的体制内强度指数均低于30%也能看出。
比较蹊跷的是，烟台的指数却高达66.82%，甚至超过泰安、聊城、临沂等一众鲁西南城市，成为前50强城市中“公务员经济”依赖度第三高的城市，也是前10高城市中唯一的沿海城市。
我向烟台的朋友咨询，得到的答复是：烟台有矿。
除了金矿产量占全国的接近一半，海里还有石油。渤海油田的几个重要产油区，比如蓬莱、渤南（主要在龙口招远海域），也在烟台境内。
过去这些年，随着国家清理整顿，资源矿产领域GUO进民退，导致资源型城市的体制内强度指数普遍较高。我比较了一下其他几个代表性的资源型城市，比如前面提到的榆林，以及东北的鞍山（72.09%）、本溪（76.76%）、抚顺（81.07%）、铁岭（83.19%）等，发现确实都在70%以上。
而这或许可算作“资源诅咒”的另一种表现吧。
发现五：西北的“东北化”比东北更甚
北方体制内强度指数高于南方，内陆高于沿海，这是大家都能猜到的常识，但具体哪里的指数最高，是山河四省？是东北？还是……
正确答案是：西北。
虽然这些年唱衰东北的声音最为强烈，甚至发明了“东北化”这个词，用来形容一个地方经济失去活力，但其实西北的情况更严重。
从已经公布数据的辽宁、甘肃两省来看，前者至少还有大连（22.92%）这样一座指数正常的城市，省会沈阳的指数也才42.13%，而甘肃所有的地市，包括省会兰州，体制内强度指数都超过了70%，4个地市更是超过了90%，为各省所仅见。
至于前一阵因为武大女研究生一篇小作文“黑红”的嘉峪关市，也高达89%。从这个角度来看，该女生第一时间选择逃离并没有错。她的错在于，只想逃离嘉峪关，而不想逃离甘肃，甚至一门心思想着如何能调回家乡兰州。问题是，兰州又好到哪里去呢？
这也是我为什么经常说，农耕时代残留下来的乡土情结，是阻碍全球化时代年轻人追寻幸福、通往成功最大的阻碍。
一旦清除了这个思想阻碍后你就会发现，绝大多数人的家乡都是不值得待，不应该回的。偌大一个中国，真正还有希望的城市就只剩下那20个不靠“公务员经济”维持的强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