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配图：前国门江津忆狱中经历。
薄谷开来
因假球以非国家公务人员受贿罪入狱的前国门江津在2015年底出狱了。他和哥哥江洪曾是中国足坛著名的兄弟国门。因足球他们风光无限，又因足球，他们以各自的方式黯然离场。26日，《人物》杂志在微信公众号发表长文，讲述了前国门江津忆的狱中经历。
以下为原文：
出狱
回家半个月后，江津决定告诉儿子：“消失”的这四年两个月，自己到底去了哪。
儿子曾经问妈妈徐冬冬，或者爷爷江永林，又或者二伯江洪，他们会说，你爸爸在国外呢，在国外踢球，因为保密、因为路途遥远，所以不能回来，不能见面，也不能主动给他打电话。
每月一次，江津会打来电话，孩子的妈妈就大喊一声，“爸爸从国外打来电话啦。”
“我走的时候，他才不到5岁，他只知道我原来是踢足球的，其他的没有概念，家里人都没和他说。”江津告诉《人物》记者。这天，江津把已经10岁的儿子单独叫到一边，打开电脑，一边说，一边搜索关于自己的报道。
能搜到关于江津的报道有51.8万条，内容五花八门，随便点开一条，他的儿子都会看到，父亲不是一个普通的“踢球的”，而曾属于中国最优秀的足球运动员之列：两届亚洲最佳守门员，2002年日韩世界杯，镇守“国门”的人，新世纪头一个10年，中国最具知名度的足球英雄之一，他身高1米98，也是中国守门员中最高的。
他看着儿子盯着屏幕，眼睛越睁越大，“他想不到我原来这么有名。”
然后，江津告诉儿子，不在的这段日子，自己在监狱里。
网上搜到最早的一条关于这方面的报道是2010年10月17号，哥哥江洪在弟弟41岁生日这天向媒体证实，江津已经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
彼时，中国足坛8·25“反赌扫黑”风暴已持续一年，被风暴扫落的，有曾被称为“金哨”的裁判员陆俊，也有两任中国足协的专职副主席南勇，江津曾经的球队、天津泰达的总经理张义峰也在被刑拘之列。
江津记得，那天早上，他将儿子送往幼儿园后，开始心神不宁。他退役3年了，但还隐隐感到了风暴临近的危险，他给好久没联系的申思打了电话，后者既是他在上海踢球时的队友，也同属踢入世界杯的“龙之队”。申思没接电话。
一个忐忑的上午过去。下午，申思回了电话，“上午专案组在找我谈话，我都说了。”
申思的电话不久，下一个电话就是公安部足球反赌扫黑专案组。江津被要求前往北京天坛附近的一家宾馆，当晚，他就坐在沈阳看守所，一把铁椅子，双手被铁扣固定在把手上，双脚也被铁板固定，动不了，也睡不着。第二天，提审的人说，江津，回忆一下2003年甲A联赛最后一场，上海中远对天津队的比赛。
回忆并不难，这是甲A十年江津最难忘的一场球赛，那场比赛，他连失两球。一次主动出击，他被对方吊门成功，这并非他一贯的风格，“我比较稳重，因为我没有绝对的把握，我是不会出击的。” 最终，他所在的球队落败，失去了获得冠军的机会，而对手，陷入降级边缘的天津队则成功保级。
赛前，申思找他“放水”时，他默认了，“这个人情我要还。”当年，他在国家队打比赛手指骨折，回到联赛，状态不佳，老东家天津队一直让他上场，他才得以恢复状态打上世界杯。赛后，一位中间人给江津、祁宏、申思、小李明一人一个行李箱，里面装了200万现金，“我真的不缺钱，我在上海，一年是240万，比赛奖金一年也有400万，真的不缺钱。”江津告诉记者。
“把200万退回去就行了吧。”坐在老虎凳上时，江津琢磨，那笔赛后得到的“贿金”一直放在家里，直到退役都是他的心病，既不敢交出，也没花过一分。
庭审现场，前队友申思、祁宏都请律师做了有罪辩护，江津和小李明没有请律师，而由法庭指派了法律援助律师，“结果不重要了。”江津认了，他看上去老了许多，满头白发。
2012年6月，前国脚申思以非国家公务人员受贿罪被判刑6年，江津、祁宏、小李明被判处5年6个月，没收800万贿金，各罚款50万。
2013年，江津的名字出现在足协最终的处罚名单内，他被终生禁止参加足球活动。
铁窗
江津的哥哥江洪已经49岁，胡子花白，右腿膝盖松松垮垮，那是运动生涯留下的后十字韧带断裂后遗症，坐在滇池旁的春日里，他告诉《人物》记者，弟弟江津那年还有两年就退役了，他为弟弟惋惜，也感叹一个球员是无力抵抗恶劣的大环境的，他也曾是一名出色的职业门将，因拒打假球被迫退役，“你要在足球圈里混，你咋办？”江洪替弟弟解释，“你将来咋办，你当不当教练？中国这种大环境你说怎么可能？”
不止一个人问过江津，那么多球员参与假球，只有他进来了，冤不冤? 他后来想通了，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认，“我们比较有名吧，影响比较大，其他打假球的没有我们有名。”
在燕城监狱的日子，江津仿佛回到了少年时期在八一队的生活——他必须侧着身拳着腿睡在木板床上，姿势和童年时一样。有时，要想伸直腿，就睡在床板对角线上。
监狱里有果园和菜地，他在里面种卷心菜、种桃树杏树，同样在种菜的，还有当年的足协副主席南勇。江津是监狱里的名人，一些球迷犯人会慕名和他打招呼。原本，囚犯们也踢球，有时候让他指导指导，但后来，薄谷开来也转到了燕城监狱，在大操场的活动就取消了。
监狱举办篮球赛，江津第一年参加，优胜者可以获分减刑。他运动员身板，占尽优势，后面几年，他不再参加，将减刑的机会让给其他人，“有些东西，你得让给别人，不能什么你都占着，是不是？”这是江津的生存之道。
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在监狱这样自如地生存。刚进来时，江津也失眠、想不通、恐惧，“你要是说判个几个月、半年、一年的话，那还行，5年半，我操，说不着急，能不着急吗？”听到判决时，他不敢想象——5年半，5年半怎么过？最痛苦的时候，曾偷偷哭过一场，失眠就整宿整宿地听收音机。
启蒙教练刘国江来监狱看他，江津记得是2013年最后一天，他和刘指导相对而坐，好多年没见了，却是在监狱里，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没话找话，“您头发白了。”刘国江说，你也白啦。
后来，江津决定把日子只过成今天和明天——在监狱的“今天”，还有出狱的“明天”。
哥哥江洪也曾去监狱里看过他，江洪告诉《人物》，当他看到着穿着囚服的弟弟走向他时，脑海中闪过的画面是10年前的世界杯，江津戴着队长袖标站在球门内，意气风发。那是弟弟职业生涯的巅峰期，江洪坐在电视机旁看比赛，同是守门员的他会不由自主地想，要是自己处在那个位置，会不会扑出那记射门，做得更好？“虽然他是你的弟弟，你会祝福他，但是你们又是同行，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既是竞争伙伴，又是手足。”但在监狱里见到弟弟的那一刻，一切都不重要，“我说，来，我们拥抱一下”。
他们抱了10多秒，这是江洪记忆里兄弟间最温暖的一次接触。
2015年12月1日，北京一个重度的雾霾天。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江津减刑8个月，提前出狱了。他的妻子和父母满心欢喜地在冬日里等待着他。
子承父业
也是一个冬天，江洪12岁，江津11岁，父亲江永林送他们去北京踢球。出了火车站，一问，离八一队的训练基地还有30多公里，江永林手一挥，“打车！”。
“1980年，我的天哪，出租车打到（基地），20块钱，我爸那时候一个月工资才60块。一辆上海的伏尔加轿车，我爸坐前排，我和江津坐后排，第一次看到了天安门广场。”江洪说。
江永林已经80岁了，在上海接受《人物》采访时，他腰背挺直，一直到2015年，他依然在当地的老年足球队当门将，足球是他能侃侃而谈的话题。他最接近自己的足球梦想的一刻，是1956年。他是上海青年队的守门员，随队参加全国青年足球锦标赛。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打进决赛圈的球队捉对厮杀，五场比赛，他左扑右挡，没有让任何对手射门成功。后来，总结大会上，新中国足球第一任外籍教练、匈牙利教练约瑟夫专门表扬了他，说上海队的守门员凌空扑球扑得好。
比赛前，江永林听说要选拔队员成立国家青年队，他想这下有希望了，“要是进入国家青年队呢，我今后到国家队的希望就有了，那时候受的教育，就是要进国家队，为国争光。”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新一代守门员，足球场上的胜负已经纳入事关国家荣辱的宏大叙事，最出色的守门员能得到最光辉的称号——“攻不破的万里长城”。
“结果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搞了，不成立了。”
“我错过了机会，但这个雄心我一直没放弃。”前半生的命运没有让江永林遂意，先是“大饥荒”，供应困难吃不上饭，他所在的球队被解散，再是1966年“文革”开始，一个球队11个人也要揪出阶级敌人，后来的八一队主教练刘国江说，当时的八一队球场上，都被种了菜。
江永林回到上海，转业工作，和原是篮球运动员的赵桂英结婚，“文革”爆发一年后，江洪出生，再一年，江津出生。到了1974年，“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的口号从领导人的口中蹦出，“当时，我想我的理想没有实现，但是我可以叫我孩子来实现啊。”
江洪是在病床上得到这个消息的，他7岁，调皮捣蛋，从三楼摔了下来，右踝骨折，他记得急匆匆赶到医院的父亲看到他说，“小子，既然你这么能摔，就跟我练守门员吧”。
而小一岁的江津，哮喘，有着更加辛苦的幼年，“到晚上就不能睡觉，一躺，躺了就不行，躺了就气喘。” 江津回忆。
但这并不妨碍江永林每天清晨5点半开始的训练计划。楼下是消防队的篮球场，掀了被子起床，江永林带着儿子们在篮球场上跑操，在楼道里爬楼梯、练跳绳。江津小，跑不了整场的来回跑，就跑半场。
除了练，还得吃。大骨头炖黄豆，熬一大锅，把汤都熬成乳白色。当时，大骨只供应给骨折病人，需要医生开骨折证明才能购买，而黄豆，只有肝病病人一个月才能拿到一斤——都是靠关系，江永林卖掉了自行车、结婚时买的手表，还经常参加单位献血，献血所得的30元报酬，让未来的运动员吃得更好一点。
“我的兴趣更多的是在音乐、画画和语文课上，还是我们学校唯一被上海市少年宫选去学芭蕾舞的，但面对在我眼里极具威信并且意志坚定的父亲时，当时的我别无选择。”江洪曾回忆，他被认定要“子承父业”当守门员。
“江津呢那个时候还小，我说你就跟了后面练，篮球也打打，足球也踢踢，以后让他自由发展。当时我们想，江洪以后送走了（去当足球运动员），准备江津留在身边，没有说培养他当守门员。”江永林回忆。
这样的家庭训练持续了6年，直到1980年，江永林带着儿子去训练场上找到了八一队的教练。江永林踢球，江洪守门，还表演了鱼跃扑球。教练不仅看上了江洪，还看上了陪哥哥去的江津。
“那时候（江津）个儿就不矮。正好那个时候，中国足球队选高大中锋：后卫长传冲吊、前场用头球来摆渡，设想了这么一个路子。”少年队的主教练刘国江和《人物》记者回忆，他告诉江永林，“我们也知道你们夫妻俩是为国家培养。你把孩子交给我们，你们就完成历史使命了。”
江津说：“我爸跟我一说（踢球），我也就答应了，也没什么不愿意的。现在想想，这就是命。”
在即将离沪赴京的那段日子，家里弥漫着从未有过的快乐气息，一向不苟言笑的父亲成了全家最快乐的人。
江洪曾在自己的博客回忆过那一刻，“父亲坐在那里，一边抽烟、喝酒一边侃侃而谈，那张因为酒精的作用而变得通红和兴奋的脸洋溢着幸福和快感，我在一边静静地望着他，尽管当时的我还并不是太懂究竟是什么能让眼前的父亲竟然如此高兴，似乎完全变了一人。直到若干年后，当我和弟弟江津因为足球而享受其中并且是因为足球而彻底改变了命运时，我才算是真正读懂了当年的父亲。”
原文配图：前国门江津忆狱中经历。
薄谷开来
因假球以非国家公务人员受贿罪入狱的前国门江津在2015年底出狱了。他和哥哥江洪曾是中国足坛著名的兄弟国门。因足球他们风光无限，又因足球，他们以各自的方式黯然离场。26日，《人物》杂志在微信公众号发表长文，讲述了前国门江津忆的狱中经历。
以下为原文：
出狱
回家半个月后，江津决定告诉儿子：“消失”的这四年两个月，自己到底去了哪。
儿子曾经问妈妈徐冬冬，或者爷爷江永林，又或者二伯江洪，他们会说，你爸爸在国外呢，在国外踢球，因为保密、因为路途遥远，所以不能回来，不能见面，也不能主动给他打电话。
每月一次，江津会打来电话，孩子的妈妈就大喊一声，“爸爸从国外打来电话啦。”
“我走的时候，他才不到5岁，他只知道我原来是踢足球的，其他的没有概念，家里人都没和他说。”江津告诉《人物》记者。这天，江津把已经10岁的儿子单独叫到一边，打开电脑，一边说，一边搜索关于自己的报道。
能搜到关于江津的报道有51.8万条，内容五花八门，随便点开一条，他的儿子都会看到，父亲不是一个普通的“踢球的”，而曾属于中国最优秀的足球运动员之列：两届亚洲最佳守门员，2002年日韩世界杯，镇守“国门”的人，新世纪头一个10年，中国最具知名度的足球英雄之一，他身高1米98，也是中国守门员中最高的。
他看着儿子盯着屏幕，眼睛越睁越大，“他想不到我原来这么有名。”
然后，江津告诉儿子，不在的这段日子，自己在监狱里。
网上搜到最早的一条关于这方面的报道是2010年10月17号，哥哥江洪在弟弟41岁生日这天向媒体证实，江津已经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
彼时，中国足坛8·25“反赌扫黑”风暴已持续一年，被风暴扫落的，有曾被称为“金哨”的裁判员陆俊，也有两任中国足协的专职副主席南勇，江津曾经的球队、天津泰达的总经理张义峰也在被刑拘之列。
江津记得，那天早上，他将儿子送往幼儿园后，开始心神不宁。他退役3年了，但还隐隐感到了风暴临近的危险，他给好久没联系的申思打了电话，后者既是他在上海踢球时的队友，也同属踢入世界杯的“龙之队”。申思没接电话。
一个忐忑的上午过去。下午，申思回了电话，“上午专案组在找我谈话，我都说了。”
申思的电话不久，下一个电话就是公安部足球反赌扫黑专案组。江津被要求前往北京天坛附近的一家宾馆，当晚，他就坐在沈阳看守所，一把铁椅子，双手被铁扣固定在把手上，双脚也被铁板固定，动不了，也睡不着。第二天，提审的人说，江津，回忆一下2003年甲A联赛最后一场，上海中远对天津队的比赛。
回忆并不难，这是甲A十年江津最难忘的一场球赛，那场比赛，他连失两球。一次主动出击，他被对方吊门成功，这并非他一贯的风格，“我比较稳重，因为我没有绝对的把握，我是不会出击的。” 最终，他所在的球队落败，失去了获得冠军的机会，而对手，陷入降级边缘的天津队则成功保级。
赛前，申思找他“放水”时，他默认了，“这个人情我要还。”当年，他在国家队打比赛手指骨折，回到联赛，状态不佳，老东家天津队一直让他上场，他才得以恢复状态打上世界杯。赛后，一位中间人给江津、祁宏、申思、小李明一人一个行李箱，里面装了200万现金，“我真的不缺钱，我在上海，一年是240万，比赛奖金一年也有400万，真的不缺钱。”江津告诉记者。
“把200万退回去就行了吧。”坐在老虎凳上时，江津琢磨，那笔赛后得到的“贿金”一直放在家里，直到退役都是他的心病，既不敢交出，也没花过一分。
庭审现场，前队友申思、祁宏都请律师做了有罪辩护，江津和小李明没有请律师，而由法庭指派了法律援助律师，“结果不重要了。”江津认了，他看上去老了许多，满头白发。
2012年6月，前国脚申思以非国家公务人员受贿罪被判刑6年，江津、祁宏、小李明被判处5年6个月，没收800万贿金，各罚款50万。
2013年，江津的名字出现在足协最终的处罚名单内，他被终生禁止参加足球活动。
铁窗
江津的哥哥江洪已经49岁，胡子花白，右腿膝盖松松垮垮，那是运动生涯留下的后十字韧带断裂后遗症，坐在滇池旁的春日里，他告诉《人物》记者，弟弟江津那年还有两年就退役了，他为弟弟惋惜，也感叹一个球员是无力抵抗恶劣的大环境的，他也曾是一名出色的职业门将，因拒打假球被迫退役，“你要在足球圈里混，你咋办？”江洪替弟弟解释，“你将来咋办，你当不当教练？中国这种大环境你说怎么可能？”
不止一个人问过江津，那么多球员参与假球，只有他进来了，冤不冤? 他后来想通了，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认，“我们比较有名吧，影响比较大，其他打假球的没有我们有名。”
在燕城监狱的日子，江津仿佛回到了少年时期在八一队的生活——他必须侧着身拳着腿睡在木板床上，姿势和童年时一样。有时，要想伸直腿，就睡在床板对角线上。
监狱里有果园和菜地，他在里面种卷心菜、种桃树杏树，同样在种菜的，还有当年的足协副主席南勇。江津是监狱里的名人，一些球迷犯人会慕名和他打招呼。原本，囚犯们也踢球，有时候让他指导指导，但后来，薄谷开来也转到了燕城监狱，在大操场的活动就取消了。
监狱举办篮球赛，江津第一年参加，优胜者可以获分减刑。他运动员身板，占尽优势，后面几年，他不再参加，将减刑的机会让给其他人，“有些东西，你得让给别人，不能什么你都占着，是不是？”这是江津的生存之道。
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在监狱这样自如地生存。刚进来时，江津也失眠、想不通、恐惧，“你要是说判个几个月、半年、一年的话，那还行，5年半，我操，说不着急，能不着急吗？”听到判决时，他不敢想象——5年半，5年半怎么过？最痛苦的时候，曾偷偷哭过一场，失眠就整宿整宿地听收音机。
启蒙教练刘国江来监狱看他，江津记得是2013年最后一天，他和刘指导相对而坐，好多年没见了，却是在监狱里，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没话找话，“您头发白了。”刘国江说，你也白啦。
后来，江津决定把日子只过成今天和明天——在监狱的“今天”，还有出狱的“明天”。
哥哥江洪也曾去监狱里看过他，江洪告诉《人物》，当他看到着穿着囚服的弟弟走向他时，脑海中闪过的画面是10年前的世界杯，江津戴着队长袖标站在球门内，意气风发。那是弟弟职业生涯的巅峰期，江洪坐在电视机旁看比赛，同是守门员的他会不由自主地想，要是自己处在那个位置，会不会扑出那记射门，做得更好？“虽然他是你的弟弟，你会祝福他，但是你们又是同行，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既是竞争伙伴，又是手足。”但在监狱里见到弟弟的那一刻，一切都不重要，“我说，来，我们拥抱一下”。
他们抱了10多秒，这是江洪记忆里兄弟间最温暖的一次接触。
2015年12月1日，北京一个重度的雾霾天。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江津减刑8个月，提前出狱了。他的妻子和父母满心欢喜地在冬日里等待着他。
子承父业
也是一个冬天，江洪12岁，江津11岁，父亲江永林送他们去北京踢球。出了火车站，一问，离八一队的训练基地还有30多公里，江永林手一挥，“打车！”。
“1980年，我的天哪，出租车打到（基地），20块钱，我爸那时候一个月工资才60块。一辆上海的伏尔加轿车，我爸坐前排，我和江津坐后排，第一次看到了天安门广场。”江洪说。
江永林已经80岁了，在上海接受《人物》采访时，他腰背挺直，一直到2015年，他依然在当地的老年足球队当门将，足球是他能侃侃而谈的话题。他最接近自己的足球梦想的一刻，是1956年。他是上海青年队的守门员，随队参加全国青年足球锦标赛。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打进决赛圈的球队捉对厮杀，五场比赛，他左扑右挡，没有让任何对手射门成功。后来，总结大会上，新中国足球第一任外籍教练、匈牙利教练约瑟夫专门表扬了他，说上海队的守门员凌空扑球扑得好。
比赛前，江永林听说要选拔队员成立国家青年队，他想这下有希望了，“要是进入国家青年队呢，我今后到国家队的希望就有了，那时候受的教育，就是要进国家队，为国争光。”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新一代守门员，足球场上的胜负已经纳入事关国家荣辱的宏大叙事，最出色的守门员能得到最光辉的称号——“攻不破的万里长城”。
“结果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搞了，不成立了。”
“我错过了机会，但这个雄心我一直没放弃。”前半生的命运没有让江永林遂意，先是“大饥荒”，供应困难吃不上饭，他所在的球队被解散，再是1966年“文革”开始，一个球队11个人也要揪出阶级敌人，后来的八一队主教练刘国江说，当时的八一队球场上，都被种了菜。
江永林回到上海，转业工作，和原是篮球运动员的赵桂英结婚，“文革”爆发一年后，江洪出生，再一年，江津出生。到了1974年，“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的口号从领导人的口中蹦出，“当时，我想我的理想没有实现，但是我可以叫我孩子来实现啊。”
江洪是在病床上得到这个消息的，他7岁，调皮捣蛋，从三楼摔了下来，右踝骨折，他记得急匆匆赶到医院的父亲看到他说，“小子，既然你这么能摔，就跟我练守门员吧”。
而小一岁的江津，哮喘，有着更加辛苦的幼年，“到晚上就不能睡觉，一躺，躺了就不行，躺了就气喘。” 江津回忆。
但这并不妨碍江永林每天清晨5点半开始的训练计划。楼下是消防队的篮球场，掀了被子起床，江永林带着儿子们在篮球场上跑操，在楼道里爬楼梯、练跳绳。江津小，跑不了整场的来回跑，就跑半场。
除了练，还得吃。大骨头炖黄豆，熬一大锅，把汤都熬成乳白色。当时，大骨只供应给骨折病人，需要医生开骨折证明才能购买，而黄豆，只有肝病病人一个月才能拿到一斤——都是靠关系，江永林卖掉了自行车、结婚时买的手表，还经常参加单位献血，献血所得的30元报酬，让未来的运动员吃得更好一点。
“我的兴趣更多的是在音乐、画画和语文课上，还是我们学校唯一被上海市少年宫选去学芭蕾舞的，但面对在我眼里极具威信并且意志坚定的父亲时，当时的我别无选择。”江洪曾回忆，他被认定要“子承父业”当守门员。
“江津呢那个时候还小，我说你就跟了后面练，篮球也打打，足球也踢踢，以后让他自由发展。当时我们想，江洪以后送走了（去当足球运动员），准备江津留在身边，没有说培养他当守门员。”江永林回忆。
这样的家庭训练持续了6年，直到1980年，江永林带着儿子去训练场上找到了八一队的教练。江永林踢球，江洪守门，还表演了鱼跃扑球。教练不仅看上了江洪，还看上了陪哥哥去的江津。
“那时候（江津）个儿就不矮。正好那个时候，中国足球队选高大中锋：后卫长传冲吊、前场用头球来摆渡，设想了这么一个路子。”少年队的主教练刘国江和《人物》记者回忆，他告诉江永林，“我们也知道你们夫妻俩是为国家培养。你把孩子交给我们，你们就完成历史使命了。”
江津说：“我爸跟我一说（踢球），我也就答应了，也没什么不愿意的。现在想想，这就是命。”
在即将离沪赴京的那段日子，家里弥漫着从未有过的快乐气息，一向不苟言笑的父亲成了全家最快乐的人。
江洪曾在自己的博客回忆过那一刻，“父亲坐在那里，一边抽烟、喝酒一边侃侃而谈，那张因为酒精的作用而变得通红和兴奋的脸洋溢着幸福和快感，我在一边静静地望着他，尽管当时的我还并不是太懂究竟是什么能让眼前的父亲竟然如此高兴，似乎完全变了一人。直到若干年后，当我和弟弟江津因为足球而享受其中并且是因为足球而彻底改变了命运时，我才算是真正读懂了当年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