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照片：北京金融区正在修建的高楼与空荡荡的街道。(2023年1月11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年前曾提出他最大胆的重大改革计划，其设想是在2020年之前将中国经济转型为以服务业和消费为驱动力的西方式自由市场经济。
2014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60项改革任务的目的是调整更适合欠发达国家的陈旧增长模式，然而，大部分改革都毫无进展，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旧政策，而这些政策只是加剧了中国的巨额债务和工业产能过剩。
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未能实现结构调整，引发了中国下一步何去何从的关键问题。
许多分析师认为，最有可能的结果是缓慢走向日本式的停滞，但也有可能出现更严重的紧缩。
剑桥大学中国发展教授威廉·赫斯特（William Hurst）说：“事情总是慢慢衰落，直到突然崩溃。”
他说：“短期内，金融危机或其他程度的经济危机会有重大风险，给中国政府带来重大的社会和政治成本。最终将不得不进行清算。”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摆脱了毛泽东计划经济的束缚，当时中国主要是一个农村社会，急需工厂和基础设施。
经济学者说，到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已经满足了其发展水平所需的大部分投资需求。
从那时起，中国的经济名义上翻了两番，而总体债务却增加了九倍。为了保持高增长，中国在2010年代成倍增加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牺牲了家庭消费。
这使得中国的消费需求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低于大多数其他国家，创造的就业岗位集中在建筑和工业部门，而这些行业越来越受到年轻大学毕业生的排斥。
政策重点还使中国的房地产行业膨胀到占经济活动的四分之一，并使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债务，以至于许多地方政府现在很难再融资。
大流行病、人口低迷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了所有这些问题，以至于今年中国即使重新开放，经济也难以复苏。
墨卡托中国研究所（MERICS）的首席经济学家马克斯·曾林（Max Zenglein）说：“我们正处于看到一些结构性转变的时刻，但我们本应预测到这些转变的到来。”
他对路透社（Reuters）说：“我们刚刚开始面对现实。我们正处于一个未经考验的领域。”
中国经济繁荣的结束很可能会损害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利益，并导致全球通货紧缩。在国内，它将威胁到数百万失业毕业生和许多财富被捆绑在房地产上的人的生活水平，从而构成社会动荡风险。
危机与停滞
除了短期解决方案——这很可能会永无止尽地延续以债务为动力的投资——经济学者认为中国有三种选择。
一是迅速、痛苦的危机，以注销债务，抑制过剩的工业产能，化解房地产泡沫； 二是一个长达数十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逐步削减这些过剩产能；三是转向以消费者为主导的模式，进行结构性改革，虽然会带来一些短痛，但有助于中国更快、更强大地重新崛起。
如果庞大的房地产市场在失控状态下崩溃，拖累金融业，一场危机就有可能爆发。
另一个高压力点是地方政府债务，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高达9万亿美元。中国在7月份承诺将提出“一揽子”方案来应对市政债务风险，但没有详细说明。
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合伙人洛根·赖特（Logan Wright）说，中国政府必须决定救助哪一部分债务，因为债务整体数额太大，政府无法提供全额还款担保，而目前市场认为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路透社援引他的话说：“当政府信誉摇摇欲坠时，中国就会出现危机。”
他还指出：“当似乎存在市场风险的剩余投资突然被切断资金时，那将是中国金融市场出现巨大不确定性的时刻。”
但许多经济学者表示，鉴于中国政府对许多开发商和银行的控制，以及资本账户的紧缩限制了资产的外流，这种情况风险较低。
法国外贸银行（Natixis）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丽西亚·加西亚·埃雷罗（Alicia Garcia Herrero）预计，鉴于投资选择有限，如果中国政府整合债务，将会有很多买家。
“我更倾向于缓慢增长这派的观点，”她对路透社说。“没有效益的项目堆积的债务越多，资产回报率就越低，尤其是公共投资，这确实意味着中国无法通过增长走出困境。”
然而，通过延长调整期来避免危机也有其自身的稳定风险，因为青年失业率高达21%，约70%的家庭财富投资于房地产。
曾林说：“中国最大的成功故事之一，即打造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也正在成为其最大的弱点。如果你从年轻人的角度来看，你现在有可能成为改革后第一代经济福祉撞到天花板的人。如果要传达的信息是勒紧裤腰带、挽起袖子，那有点难以服众了。”
在这个时刻进行改革？
第三条道路，即积极转向新模式，考虑到习近平60项改革的结果，被认为是非常不可能的。
分析人士说，2015年曾发生资本外流恐慌导致股市和人民币暴跌，并引发官方对具有潜在破坏性的改革的反感，从那以后，这些改革计划此后几乎再也没有被提及。
自那以后，中国在金融市场的重大自由化上打了退堂鼓，而控制国有巨头和引入全民社会福利的计划也从未完全实现。
赫斯特说：“现在是火车有可能调转方向并且向新模式转变的时候，我认为他们有这样做的愿望。”
他补充说：“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非常担心短期的政治和社会风险，尤其是引发经济危机的风险。”
资料照片：北京金融区正在修建的高楼与空荡荡的街道。(2023年1月11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年前曾提出他最大胆的重大改革计划，其设想是在2020年之前将中国经济转型为以服务业和消费为驱动力的西方式自由市场经济。
2014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60项改革任务的目的是调整更适合欠发达国家的陈旧增长模式，然而，大部分改革都毫无进展，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旧政策，而这些政策只是加剧了中国的巨额债务和工业产能过剩。
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未能实现结构调整，引发了中国下一步何去何从的关键问题。
许多分析师认为，最有可能的结果是缓慢走向日本式的停滞，但也有可能出现更严重的紧缩。
剑桥大学中国发展教授威廉·赫斯特（William Hurst）说：“事情总是慢慢衰落，直到突然崩溃。”
他说：“短期内，金融危机或其他程度的经济危机会有重大风险，给中国政府带来重大的社会和政治成本。最终将不得不进行清算。”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摆脱了毛泽东计划经济的束缚，当时中国主要是一个农村社会，急需工厂和基础设施。
经济学者说，到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已经满足了其发展水平所需的大部分投资需求。
从那时起，中国的经济名义上翻了两番，而总体债务却增加了九倍。为了保持高增长，中国在2010年代成倍增加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牺牲了家庭消费。
这使得中国的消费需求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低于大多数其他国家，创造的就业岗位集中在建筑和工业部门，而这些行业越来越受到年轻大学毕业生的排斥。
政策重点还使中国的房地产行业膨胀到占经济活动的四分之一，并使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债务，以至于许多地方政府现在很难再融资。
大流行病、人口低迷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了所有这些问题，以至于今年中国即使重新开放，经济也难以复苏。
墨卡托中国研究所（MERICS）的首席经济学家马克斯·曾林（Max Zenglein）说：“我们正处于看到一些结构性转变的时刻，但我们本应预测到这些转变的到来。”
他对路透社（Reuters）说：“我们刚刚开始面对现实。我们正处于一个未经考验的领域。”
中国经济繁荣的结束很可能会损害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利益，并导致全球通货紧缩。在国内，它将威胁到数百万失业毕业生和许多财富被捆绑在房地产上的人的生活水平，从而构成社会动荡风险。
危机与停滞
除了短期解决方案——这很可能会永无止尽地延续以债务为动力的投资——经济学者认为中国有三种选择。
一是迅速、痛苦的危机，以注销债务，抑制过剩的工业产能，化解房地产泡沫； 二是一个长达数十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逐步削减这些过剩产能；三是转向以消费者为主导的模式，进行结构性改革，虽然会带来一些短痛，但有助于中国更快、更强大地重新崛起。
如果庞大的房地产市场在失控状态下崩溃，拖累金融业，一场危机就有可能爆发。
另一个高压力点是地方政府债务，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高达9万亿美元。中国在7月份承诺将提出“一揽子”方案来应对市政债务风险，但没有详细说明。
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合伙人洛根·赖特（Logan Wright）说，中国政府必须决定救助哪一部分债务，因为债务整体数额太大，政府无法提供全额还款担保，而目前市场认为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路透社援引他的话说：“当政府信誉摇摇欲坠时，中国就会出现危机。”
他还指出：“当似乎存在市场风险的剩余投资突然被切断资金时，那将是中国金融市场出现巨大不确定性的时刻。”
但许多经济学者表示，鉴于中国政府对许多开发商和银行的控制，以及资本账户的紧缩限制了资产的外流，这种情况风险较低。
法国外贸银行（Natixis）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丽西亚·加西亚·埃雷罗（Alicia Garcia Herrero）预计，鉴于投资选择有限，如果中国政府整合债务，将会有很多买家。
“我更倾向于缓慢增长这派的观点，”她对路透社说。“没有效益的项目堆积的债务越多，资产回报率就越低，尤其是公共投资，这确实意味着中国无法通过增长走出困境。”
然而，通过延长调整期来避免危机也有其自身的稳定风险，因为青年失业率高达21%，约70%的家庭财富投资于房地产。
曾林说：“中国最大的成功故事之一，即打造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也正在成为其最大的弱点。如果你从年轻人的角度来看，你现在有可能成为改革后第一代经济福祉撞到天花板的人。如果要传达的信息是勒紧裤腰带、挽起袖子，那有点难以服众了。”
在这个时刻进行改革？
第三条道路，即积极转向新模式，考虑到习近平60项改革的结果，被认为是非常不可能的。
分析人士说，2015年曾发生资本外流恐慌导致股市和人民币暴跌，并引发官方对具有潜在破坏性的改革的反感，从那以后，这些改革计划此后几乎再也没有被提及。
自那以后，中国在金融市场的重大自由化上打了退堂鼓，而控制国有巨头和引入全民社会福利的计划也从未完全实现。
赫斯特说：“现在是火车有可能调转方向并且向新模式转变的时候，我认为他们有这样做的愿望。”
他补充说：“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非常担心短期的政治和社会风险，尤其是引发经济危机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