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看伊斯特伍德的影片The flag of fathers，以硫磺岛战役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山顶插旗的那张著名照片为背景，整个事件是事后摆拍的。
这副照片制作的雕像如今依然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中心的象征，尽管如今已知是伪造的事件。
影片中最让人唏嘘的是一个母亲试图从照片中找到死去的儿子，因为理论上按照官方说法，她儿子是参与插旗的一员，而帮助撒谎的士兵，也就是理论上从事件中活下来的人，只能说照片中背朝着镜头的是她的儿子。
战争时期需要能鼓舞士气的宣传，这并不难理解，因为更多的英雄士兵的死亡是不被人知的。那么对于死去的人，怎么称赞都是不过分的，因为他们死了，你可能就活了。
第二届金砖国家电影节在中国成都举行，俄罗斯电影《潘菲洛夫28勇士》获得了6个奖项中的最佳导演奖，许多中国观众看得如痴如醉、欷歔不已。
影片讲述的是，二战时期德军攻打到沃洛科拉姆斯克，继续向莫斯科发动攻击，步兵316师第4连仅剩的28名战士凭借勇气和智慧不断反击敌人，成功地阻击了德军坦克部队的屡屡进攻，最后全都壮烈牺牲。片名中的“潘菲洛夫”是28勇士所在步兵师英雄师长的名字。
影片并非虚构，而是根据当年的新闻报道将历史重现。然而，当年引起巨大轰动、使得28勇士的事迹得以广泛传播并使之获得最高荣誉的新闻报道是真实的吗？
报道这一新闻的有多家官媒，首先是最高苏维埃机关报《消息报》，之后是《共青团真理报》的长篇通讯《无所畏惧的爱国者们的光荣》，再后是《红星报》的报告文学《莫斯科战斗中的潘菲洛夫近卫军战士》并配社论《继承牺牲的28位英雄的遗志》，另外还有长篇叙述诗《28名近卫军战士》等。将新闻焦点如此聚集到一个小的作战单元上，其照耀社会的光芒可想而知。
细节是新闻的血肉，看这一新闻报道的几个细节：
1、战士们已弹尽粮绝，“德国人从驾驶舱里爬出来，企图活捉幸存的勇士并杀害他们”。
2、“邦达连科在敌人坦克的履带下牺牲了，临死还用手抓住敌人坦克的装甲。”
3、指导员季耶夫对战士们说：“俄罗斯虽然地域辽阔，我们却毫无退却的地方。莫斯科就在我们身后。”
4、战士纳塔罗夫“他躺在暴风雪中……一会儿是政治指导员在对他讲话，一会儿又听见朋友丹尼尔的声音。”
诸如此类细节很多。现在来分析一下这些细节，1，要杀死红军战士，直接用坦克机枪扫射或用履带碾压就可以，干吗要“从驾驶舱里爬出来，企图活捉”再杀害呢？德国人的脑子进水了吗？2，一个人已被碾压在坦克的履带下面，手还能抓住坦克的装甲吗？如果抓的是坦克的底甲板，那就是想早点被拖死。3，28个勇士全都牺牲了，指导员季耶夫的响彻全苏的名言是从哪儿得知的呢？4，报道说纳塔罗夫是活到最后的一个战士，牺牲在战地医院。可实际情况是，纳塔罗夫早在这场战斗打响前两天就牺牲了，他是怎么参加这场战斗的呢？
报道中指导员季耶夫是英雄中的主角。可查这个人根本不存在，只有一个名叫克洛奇科夫的上尉指导员。媒体说“季耶夫”是战士给指导员取的绰号。可是，一个人的绰号可以从头至尾用于新闻报道而不现其真实姓名吗？
报道越往后，勇士的战绩越大，初始的报道是消灭敌人5辆坦克、80多个敌人，后来是8辆坦克、100多个敌人，最后定调的是18辆坦克、800多个敌人。而这场战斗也并没能阻止敌人的进攻。
那么这28勇士事迹是否存在呢？权威调查者作了这样的结论：“这场神话的真实部分只有：德国人在那里确实发动过两次坦克进攻，政治指导员克洛奇科夫和他的大部分同志确实在战斗中牺牲。但是，究竟谁在那场战斗中牺牲，至今仍不得而知。”而28勇士所在316师活着的所有人都说“根本不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也没有谁见过记者前来采访。
最有意思的是，1947年，基辅军区来了一位名叫多布罗巴宾的人，声称他是“潘菲洛夫28勇士”之一，特来向军区索取自己的“苏联英雄”勋章和相关待遇。相关部门于是对其身份进行调查，发现这个人的名字确实在28勇士名单上，但却是这个连的叛逃者之一，在德国警察局当了多年警察。
这几近成为塞缪尔·贝克特的一出荒诞剧了。
每一个在战场上为国献身的战士无疑都是值得颂扬的，无论他们死于战斗，还是死于饥饿，抑或死于流弹，不需要任何夸大他们的行为，都是英雄主义的表现，足以让人们肃然起敬。可是，媒体为何还要造假呢？参与报道这一新闻的记者奥滕贝格曾这样开诚布公地说：“当时，对苏军战士的坚定性问题具有极其特别的意义，‘誓死也要夺取胜利’的口号，尤其在与敌人坦克部队进行作战时，成为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口号。潘菲洛夫英雄战士创建的丰功伟绩正是体现这种坚定性的一个楷模。”
他的理念和逻辑再清楚不过了，造假不造假，关键看需要；只要形势有需要，何妨将牛吹上天。
正是从这一理念和逻辑出发，28勇士的这种新闻造假在当时也只是冰山一角。如一篇报道海军战士反击敌人坦克的新闻：“战士们把手榴弹捆到身上，扑到渐渐逼近的敌人的坦克下面……英勇的水兵们消灭了大约10辆敌人坦克。”蒙圈了吧，这是勇敢还是犯傻？既然敌人坦克已经逼近，将打成捆的手榴弹扔进坦克下面不是很好吗？还有，英雄马特洛索夫用身体去堵敌人的机枪眼。知道这样的英雄在卫国战争中有多少吗？三个？五个？不不，有400多个！不禁要问，打仗不是靠枪炮，而是用胸膛吗？
上世纪40年代苏联曾在新闻界发起反“客里空”运动。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新闻造假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各种媒体充斥大量的谎言已实在让人看不下去。
翻一翻苏联新闻报刊合订本不难发现，这种已打破常识的新闻造假可谓早已有之。1931年，13岁少年帕夫利克状告自己父亲涉嫌通敌，因为检举揭发有功，这个被乡亲一致认为好吃懒做、品行很差的孩子被《消息报》等媒体美化成一个爱党爱国、心向集体、生活俭朴、讲究卫生、追求崇高的完美少年。1935年，《真理报》以《社会主义大力神：顿巴斯采煤工人斯达汉诺夫和迪卡诺夫》为题报道了劳动英雄——斯达汉诺夫。报道称，斯达汉诺夫6小时采煤321吨，相当于该矿区的23个采煤工人的定额。他干一班活所采的煤，不仅完成全矿区一昼夜的工作量，而且还超额83吨。由此在苏联掀起了一场社会主义大干快上的“斯达汉诺夫运动”。这一谎言以致让正在苏联访问的法国著名作家纪德都看不下去，当他听人介绍说斯达汉诺夫5小时干了之前8天的活时，反讽道：他之前8天是不是干了5小时的活？
谎言已让人“耳不忍闻”，突破了人们认知底线，成为对人们智商的侮辱，也成为对人们精神环境的重度污染。
由此也就不能不引一个问题，在苏联为什么存在大量的普遍的荒诞不经的新闻造假？
请不要怪我动辄就说体制，但新闻造假与政治体制和传媒体制确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媒体不能独立、新闻失去自由、舆论受到钳制而只能从属于专制的权力乃至成为其工具和喉舌的时候，其一切新闻、评论直至副刊文学作品等都必然围绕权力来进行，他们所做的一定都是权力需要的，权力不喜的一定是他们回避的。一旦媒体无法满足权力要求时，无论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都只能弄虚作假、胡编乱造，用谎言来迎合和谄媚权力。战争来临，权力者需要的是军民高昂的热情和旺盛的斗志。当平淡无奇甚至一时遭遇溃败的战斗无法满足权力需要时，编造事实、杜撰锦句、拔高英雄、谎称胜利便成为媒体的必然选择。
专制的权力在必要的时候也会鼓励媒体造假，因为只有虚假的宏大叙事，只有吹捧权力英明正确并创造宏伟业绩，才能让人们更加迷信和拥戴权力。有人说，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凡人跪在地上。但无论是伟人“伟”起来，还是凡人“跪”下去，离开媒体造假和蛊惑都一事无成。权力还要努力使自己的意志得以贯彻，当贯彻不畅时，就需要制造和重复谎言。戈培尔可谓深得其法：“谎言重复一百遍就会成为真理。”谎言之所能够百遍地重复，就因为权力绝对掌控媒体，媒体沦为权力的附庸。而将谎言变成真理，既可以是评论的单刀直入，也可以是新闻的潜移默化。从帕夫利克到斯达汉诺夫，再到28勇士，都不过是“借尔人头一用”而已。
媒体明目张胆地造假，也因专制的权力能够为媒体提供庇护。这一权力掌控的媒体是不能受到任何质疑的，质疑媒体就是质疑权威，质疑正能量。任何质疑行为都必然遭到封杀和打压，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媒体造假而不敢揭穿或捅破。在某国曾有这样的新闻故事：某伟人童年一次去河边，发现一个排的侵略者在河里嬉戏，于是他用石头将这一个排侵略者消灭在河滩。这个伟人一次去某国访问，乘飞机安检时机器发出金属般的声音，这时发现伟人的身躯是由特殊材料做成的。这种新闻故事大行其道，无人质疑，是因为人们都是傻子吗？不。质疑被权力垄断的媒体只能“腹非”，否则就是引火上身。因此，这种媒体便成了高大保护伞下一条卧在权力门前“叫我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就几口”的忠实看家犬。
当所有的嘴巴被禁声，能听到的一定是谎言。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绝对权力也会导致绝对的新闻造假。极权垄断的媒体新闻是万万不可信的，它甚至是一把杀人刀。遗憾的是，“潘菲洛夫28勇士”式新闻并未断子绝孙，这种侮辱人们智商的谎言借助现代媒介仍在不同程度地演绎着。
（部分资料来源：[俄]索科洛夫《二战秘密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