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营利组织亚美社区促进会（Asian Americans for Community Involvement）的加州圣荷西办事处，倡导主任沃恩·维拉维德（Vaughn Villaverde）报告说，在全美各地，参加该组织老年人健康项目的人数急剧下降。大多数人表示，由于对亚裔的歧视，他们减少了户外活动。
其他亚裔美国人采取了更极端的措施来避免遭遇仇恨犯罪。2021年，卓夏（Shirley Ha Chock）80岁的父亲被诊断出患有主动脉狭窄，这是一种严重的心脏疾病，需要进行手术，并经常与曼哈顿的心脏病专家会面。为了避免在公交上被人袭击，他不情愿地放弃了他在布鲁克林贝德福德-斯图文森社区的爱家，搬到了曼哈顿的唐人街。
《纽约时间》出品 来源：纽约时报 翻译：胡安 编辑：江南
在过去的30年里，Jenny H.喜欢在旧金山做义工，喜欢在公交车上和陌生人拉家常。但现在她在公交上不再感到安全。她不再做义工。她基本上不出门。她甚至对出门看病都感到很犹豫。
Jenny H.今年60多岁，是华裔美国人，因为担心被进一步针对，她不愿透露全名。她说自己被袭击过数次，其中一次是在2020年，她在地铁站附近被人猛推了一把，她重重地摔倒在地，失去意识，出现多处骨折。还有一次是在几年前，她在公交车上被人打了脸，导致眼睛永久性受伤，现在仍需要每三个月检查一次。
她告诉Vox，随着过去两年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犯罪急剧上升，她现在“生活在一种持续的恐惧中。它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现在我不想出门了。”
尽管有慢性疼痛和眼睛的伤势，她现在仍然不敢独自去看病，万不得一非得去的时候，陪伴她的要么是家人，要么是当地唐人街志愿者联盟里一位30岁的土木工程师。
Jenny H.是无数亚裔美国人中的一个，在疫情引发了种族暴力之后，他们连看病这类基本需求都受到了影响。
自19世纪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移民美国以来，对亚裔美国人的歧视就一直影响着这个社区。在川普总统将新冠病毒打上种族主义烙印后，过去两年，美国各地对亚裔美国人的歧视有所增加。根据仇恨和极端主义研究中心2022年的一份报告，去年，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攻击比大流行前的水平激增了3.3倍以上。
仇恨犯罪泛滥，已经让许多亚裔美国人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有意减少了出行。截至2022年春季，超过三分之一的亚裔美国人仍然表示，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因为他们担心受到攻击或威胁。
但对医疗保健的破坏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讨论。
虽然数据仍然匮乏，但专家警告称，减少出行就医可能会在亚裔美国人中引发一场公共卫生危机。
在曼哈顿和布鲁克林执业的内科医生谭自强（Anthony Tam）说，他发现亚裔美国病人的就诊次数明显下降，尽管其中许多人需要定期护理。“他们太害怕了，不敢出来，”他说。
隐藏的流行病
新冠疫情到来导致所有人口群体都大幅推迟了医疗保健，但几个月后，更多的人开始回到医生那里。
然而，对许多亚裔美国人来说，除了对染疫的顾虑外，还有另一重担忧，那就是基于种族的攻击。根据“停止AAPI仇恨”的统计，仅在2020年3月至2021年12月期间，就有超过10900份针对亚太裔的仇恨事件报告。
这些事件中，有将近一半发生在公共场所，这让出门看病变得非常困难，尤其是亚裔有95%生活在城市地区，他们中的许多人出门依靠步行或公交。
对于许多亚裔美国人来说，这些恐惧是生活在美国的常态，他们常常觉得这些事情不值一提，或者担心自己会引起更多的关注。相反，他们宁愿推迟预约，也不愿冒险将自己置于更直接的危险之中。
北卡罗来纳州的精神科医生文卡塔·琼纳拉加达（Venkata Jonnalagadda）说，医生通常必须明确询问病人如何处理当前的反亚裔仇恨，病人才会谈论它。她说：“我的一个亚裔男性病人说……‘我不想让你背上这样的包袱，因为我来找你不是为了这个。’”
当然，并不是每个亚裔美国人都因为害怕受到攻击而推迟了医疗保健。但来自医疗保健供应者的报告显示，这个问题被大大低估了。仇恨犯罪的主要目标是老年人和妇女，而这些人往往也更需要定期医疗保健。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评估健康行为和结果的全人口研究往往无法将亚裔作为一个单独的人口群体进行分析，这进一步掩盖了这些严重的健康后果。
卫生保健提供者面临着双重流行病
2022年4月，谭自强医生接到一名患者的紧急电话。这名61岁的男子说话含糊不清，四肢无力——这是中风的典型症状。谭医生告诉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华人立即去看急诊，任何延误都可能导致永久性脑损伤，甚至死亡。这名华人表示，他不想这样做，因为他不仅担心感染新冠病毒，还担心受到攻击。一两天后，这名男子终于下决心去看病，但等待的过程可能对他产生了永久性的影响：谭医生说，病人说话时仍然口齿不清。
5月26日，谭自强在纽约布鲁克林给病人看病。
谭医生已经在曼哈顿的唐人街行医七年。自从疫情爆发以来，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暴力和刻薄言论也随之增加，他看到了恐惧如何促使许多人错过或推迟重要治疗。
他说，由于许多病人不敢在城市里走动，诸如乳房钼靶检查、结肠镜检查和血液检查等预防性护理的主要项目都被推迟。他担心，这些延迟正在损害他们的长期健康，表现形式是萌芽中的癌症、未受控制的糖尿病、恶化的心脏病，以及其他严重但本可以避免的问题。
“原先我的很多慢性病患者每三到六个月来找我一次。但现在，他们一年来看一次的情况也不罕见，”谭医生说。那些以前控制良好的糖尿病患者不再如约来看病，他注意到他们的临床指标开始往上跑。（亚裔美国人患糖尿病的可能性比白人高出约37%。）
谭医生说：“糖尿病是一种沉默的疾病，大多数情况下，病人甚至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除非他们来诊所。”他说：“尤其是对那些不住在诊所附近的病人来说，他们的医疗保健水平确实下降了。他们说……‘我出门坐地铁来看病，是要做一番思想斗争的。’”
后续诊疗是另一个障碍。“有时我的病人需要尿检，”谭医生说。但是，“他们宁愿呆在家里，也不愿坐地铁”去做检测。”
作为一名医生，亚裔美国人受到的歧视和暴力的增加也让谭感到不安。他在曼哈顿的办公室距离运河街地铁站只有几个街区，自2020年以来，这里发生了两起针对亚裔美国人的高调袭击，其中一名缅甸裔女性伤重不治。“那可能是我的一个病人，”他说。这些担忧困扰着他。
谭医生在检查病人。
谭医生说：“我常常要面临选择，是允许患者不做测试或随访，因此冒医疗风险？还是要求患者来诊所时，因此面临受到骚扰或暴力的真实风险？”
他说：“让我难过的是，在我要求病人来看病时，我必须考虑到一些事情，因为我不想成为他们受到攻击或遭受痛苦的原因。”
在非营利组织亚美社区促进会（Asian Americans for Community Involvement）的加州圣荷西办事处，倡导主任沃恩·维拉维德（Vaughn Villaverde）报告说，在全美各地，参加该组织老年人健康项目的人数急剧下降。大多数人表示，由于对亚裔的歧视，他们减少了户外活动。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亚裔美国人健康研究中心的医学副教授、研究主任简·吉（Jane Jih）观察到，一些通常通过户外运动来控制慢性病的患者，因为太害怕外出，突然失去了对病情的控制。例如，她注意到，“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在一段时间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然后突然就失控了。他们会说，‘我觉得现在不能让我爸出门锻炼，因为我觉得不安全’，或者‘我们通常去的公园现在不再去了，因为听说有人受到了言语攻击，’”她说。
她说，这些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实实在在的经历。“有病人给我讲了他们的遭遇，而且他们担心就算被侵犯，也没人会来保护他们。”
旧金山的儿科医生路光美（Helen Lu）说，她的一名十几岁的病人遇袭，被送进了急诊室。她说：“我的病人正要回家，突然有人打了他的后脑勺就跑开了，连凶手长什么样都没看清。”这名病人的后续治疗也在路医生那里看，但他告诉她，因为这次袭击，他尽量不出门了。
家庭面临护理中断
尽管一些亚裔美国人普遍不愿公开发言，但他们和家人向Vox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这些经历与医疗机构的经历类似。
60多岁的Amy Y.住在纽约市的法拉盛社区，她说虽然必要的诊疗还会去看，但她限制了其他的医疗保健。例如，她不再去看她的针灸师（她过去经常去看针灸师进行疼痛管理），也从不去看理疗师。“我尽量减少我在户外的时间，”她通过翻译告诉Vox。“我相信吸引力法则——如果你不出去，你就不会有那么多麻烦。”
Stella C.和Amy Y.参加5月29日在纽约皇后区Kissena走廊公园举行的美国华裔医生协会年度健康博览会。
家住加州巴特县的66岁苗族美国人陶嘉（Chia Thao）患有高血压，需要经常治疗，包括每月去医院看病两到三次。为了去那里，她需要先让儿子带她去苗族文化中心，然后再转搭中心的班车去看医生——现在单程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
陶女士说，她实在是太担心了，所以不敢一个人走这么远的路。“我知道，自从新冠病毒爆发以来，我们就被当成了把疾病带到美国的人，”她通过翻译说。“因此，我们不敢在公共场合走动。”
理查德·陈（Richard Chen）和他的妻子与三个年幼的孩子住在布鲁克林最东南部的海军公园（Marine Park）。但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坚持去曼哈顿的唐人街或布鲁克林的日落公园看医生，作为第二代台湾裔美国人，陈认为这是一种与他们的文化保持联系的方式。
但当反亚裔暴力事件开始出现在新闻上时，这位软件工程师和他的妻子对在城市里穿梭感到越来越紧张。尤其是他家有三个小孩子，一年光是看儿科医生加起来就要跑几十趟。陈家决定在8个月内暂停所有医疗探访，在此期间寻找离家更近的选择。这使得孩子们无法接种疫苗，也延误了一些问题的治疗，包括视力和体重下降等问题。
如今，三个孩子的儿科医生、眼科医生和营养专家都在步行范围内。两个大人的家庭医生离这里稍远，但开车去很方便。尽管如此，当他们一家去看病时，他们还是会约在大白天，避免在黑暗中行走。
其他亚裔美国人采取了更极端的措施来避免遭遇仇恨犯罪。2021年，卓夏（Shirley Ha Chock）80岁的父亲被诊断出患有主动脉狭窄，这是一种严重的心脏疾病，需要进行手术，并经常与曼哈顿的心脏病专家会面。为了避免在公交上被人袭击，他不情愿地放弃了他在布鲁克林贝德福德-斯图文森社区的爱家，搬到了曼哈顿的唐人街。
在皇后区的社区健康博览会上，人们排队量血压。
然而，2022年1月的手术导致了罕见的并发症，他的身体排斥新的心脏瓣膜。卓女士说：“他的心脏病医生建议他留在纽约，完成他的治疗。”尽管如此，他和他的家人还是决定他应该去台湾继续治疗，因为那里更安全。“他宁愿冒险飞到海外去看一整个不同的医生团队，因为纽约对亚裔老人来说已经变得太不安全了。”
如何解决隐藏的危机
解决这么多亚裔美国人受到干扰的医疗问题，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广泛的努力。
在美国各地，各种项目不断涌现，教授亚裔和英语水平有限的人如何向警察报告犯罪行为，甚至自卫，以增强重返公共场所的信心。像唐人街志愿者联盟这样的组织也在各个城市迅速发展起来，提供一对一的支持，包括让年轻的亚裔陪长者去看医生。
为Jenny H提供志愿支持的是乔纳森·薛（Jonathan Sit），他是华裔美国人，于2021年初加入该组织。他在旧金山湾区的唐人街长大，亲眼目睹了许多少数族裔居民遭到暴力袭击。
薛先生说：“我有一种感觉，如果不是我来照顾我的社区，我真的不能期望社区外的人来照顾他们。”
但这些努力对解决这场公共卫生危机背后潜在的系统性问题作用有限。
从1882年的排华法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拘留营，美国政府反亚裔美国人种族主义的历史由来已久。直到最近，全美立法才在打击反亚裔美国人种族主义方面迈出了有意义的步骤，例如2021年的《新冠病毒仇恨犯罪法》。但即使在乔·拜登总统签署该法案的一年中，接受调查的近一半亚裔美国人仍然呼吁更强有力的反仇恨犯罪法律。
与此同时，在大流行时期，许多亚裔美国人在医疗保健方面的延误，仍然被大多数美国人所忽视。
谭医生说：“我只希望反亚裔情绪平息下来，我的病人可以过自己的生活，而不必总是小心翼翼。”他呼吁更多的人，包括亚裔美国人社区以外的人，就这个问题发声，并呼吁政策制定者寻找解决方案，而不是替罪羊。
“我的病人和其他人一样，都是我们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谭医生说。“他们应该过平静的生活，在做非常普通的事情比如体检时，不用担心自己的安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