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世界新闻网报道，中国大陆三年的疫情封控导致许多人经济受损，同时因为美国签证难取，想要出境来美发展的华人大部分常常只能从美墨边境进入；一路上，他们要经过危险的雨林，摆脱黑帮的纠缠，冒著巨大的生命危险，然而亲历者表示，这是一趟值得的旅程，甚至无论是否到达。 张煦说，进雨林之前，特地和家里人通了电话，“就是告诉他们，做好准备”，他停顿，“我抱著有可能一去不回的想法”。(华人移民提供) 7月底，已经来美五个月的张煦(化名)在纽约落脚，他每天早睡早起，买菜做饭，锻鍊身体，住著320元一个月的家庭旅馆，有空就去中央公园卖唱，却总是头痛昂贵的地铁车票，而且收入非常少，有时候仅仅每天只有二、三十元。 不过他很满足，虽然走线三个月历经千辛万苦，“一点都不后悔”。他说，进雨林之前，特地和家里人通了个电话，“就是告诉他们，做好准备”，他停顿，“我抱著有可能一去不回的想法”。 张煦说，他一直很嚮往国外的生活，“当时想的是好好工作挣钱，然后拿到签证”，但这种期望后来变得愈来愈觉得不可能，“慢慢就消磨了希望，可能从来也没有希望”。 和张煦住在同一处家庭旅馆里的，还有今年4月到达纽约的黄志(化名)。1989年出生的他，说自己世代都在中国遭罪，他称自己的爷爷在上世纪50年代作为地主被抄家，爸爸因为成分问题仅有小学学历，失去教育的权利。再之后其母生育，生了四个孩子后，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家底被罚空。 之后黄志抱著“躺平”的心态对待人生，虽然入读中国一所一本大学学习物理，但他却用整个四年看美剧和美国电影，“一部国产剧都没看过”。毕业后，他做过销售，也进过厂，但在他口中，“都是混日子”。 “有没有疫情，我都会出国，因为国内已经让我失望透顶”，黄志说，因此当他今年在抖音看到走线计划，便立刻出发；他一路中最恐惧的时候，是从内科克利(Necoclí)到Capurgana的一段海上之路，一路扒著船舷蹲在甲板上的他，不时被弹起，腥咸的海水不时进入他的喉咙，直到一个高大健壮的阿富汗男人让黄志扶著他，“我就紧紧抱住他的腰，他还一直拍拍我，安慰我，那一时刻我觉得，他好像耶稣”。 黄志庆幸自己活著到了美国，“至少在美国挣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的，而且我可以自由地说话，所以再辛苦也值得”。 张煦抱著一样的想法，但是更为悲壮，“我今年40岁，一无所有，就算真死了，还省了墓地钱”。对于未来的身分问题，他显得很洒脱，“勉强做一件事情是很难的，想留在这里很难，如果真的被送回，我就当做是经历了”。他说，如果可以留下，愿望是买一辆车，到处去野营。 黄志似乎更加迷茫，他说自己想结婚生子，但感觉那是个奢望，“我们这种，也没钱也没背景，我看得上的看不上我，看得上我的我看不上”，他笑，“好像是从一个牢笼到另一个牢笼”。
据世界新闻网报道，中国大陆三年的疫情封控导致许多人经济受损，同时因为美国签证难取，想要出境来美发展的华人大部分常常只能从美墨边境进入；一路上，他们要经过危险的雨林，摆脱黑帮的纠缠，冒著巨大的生命危险，然而亲历者表示，这是一趟值得的旅程，甚至无论是否到达。
张煦说，进雨林之前，特地和家里人通了电话，“就是告诉他们，做好准备”，他停顿，“我抱著有可能一去不回的想法”。(华人移民提供)
7月底，已经来美五个月的张煦(化名)在纽约落脚，他每天早睡早起，买菜做饭，锻鍊身体，住著320元一个月的家庭旅馆，有空就去中央公园卖唱，却总是头痛昂贵的地铁车票，而且收入非常少，有时候仅仅每天只有二、三十元。
不过他很满足，虽然走线三个月历经千辛万苦，“一点都不后悔”。他说，进雨林之前，特地和家里人通了个电话，“就是告诉他们，做好准备”，他停顿，“我抱著有可能一去不回的想法”。
张煦说，他一直很嚮往国外的生活，“当时想的是好好工作挣钱，然后拿到签证”，但这种期望后来变得愈来愈觉得不可能，“慢慢就消磨了希望，可能从来也没有希望”。
和张煦住在同一处家庭旅馆里的，还有今年4月到达纽约的黄志(化名)。1989年出生的他，说自己世代都在中国遭罪，他称自己的爷爷在上世纪50年代作为地主被抄家，爸爸因为成分问题仅有小学学历，失去教育的权利。再之后其母生育，生了四个孩子后，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家底被罚空。
之后黄志抱著“躺平”的心态对待人生，虽然入读中国一所一本大学学习物理，但他却用整个四年看美剧和美国电影，“一部国产剧都没看过”。毕业后，他做过销售，也进过厂，但在他口中，“都是混日子”。
“有没有疫情，我都会出国，因为国内已经让我失望透顶”，黄志说，因此当他今年在抖音看到走线计划，便立刻出发；他一路中最恐惧的时候，是从内科克利(Necoclí)到Capurgana的一段海上之路，一路扒著船舷蹲在甲板上的他，不时被弹起，腥咸的海水不时进入他的喉咙，直到一个高大健壮的阿富汗男人让黄志扶著他，“我就紧紧抱住他的腰，他还一直拍拍我，安慰我，那一时刻我觉得，他好像耶稣”。
黄志庆幸自己活著到了美国，“至少在美国挣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的，而且我可以自由地说话，所以再辛苦也值得”。
张煦抱著一样的想法，但是更为悲壮，“我今年40岁，一无所有，就算真死了，还省了墓地钱”。对于未来的身分问题，他显得很洒脱，“勉强做一件事情是很难的，想留在这里很难，如果真的被送回，我就当做是经历了”。他说，如果可以留下，愿望是买一辆车，到处去野营。
黄志似乎更加迷茫，他说自己想结婚生子，但感觉那是个奢望，“我们这种，也没钱也没背景，我看得上的看不上我，看得上我的我看不上”，他笑，“好像是从一个牢笼到另一个牢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