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下的fengqingyun真应该开车去Appalachian地区或Texas小镇去看看，感受一下那里的白人对移民深深的敌意。就不要老提你那三瓜两枣的所得税了，他们要的是你离开他们的国家，回到白人荣光的年代，也就是Trump说的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注意这里的America可不包括非白人）。novtim2 明显是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
民主党有时很愚蠢，但有些共和党是真的很邪恶！
我就走过很多这样儿的地方儿，也许还不够深入，所以没看到白人最深歧视那一面，但是我要说的是，你个人的素质决定了你沟通对象对你的态度，即使是不同政治观点的群体。你个人的形象阳光还是阴暗，真实还是虚伪，决定了你身板儿的群体对你的看法。这就是我个人的生活体验。厌恶这种情绪，谁都会有，尤其是在主观认为你不喜欢的人和群体的最初。但是随着了解和沟通的深入，你个人的性格优势是会改变别人的最初印象的，当然不是改变所有人的看法，可你有自由去忽略那些对你有恶意的人，不是吗？而且说什么追求美好生活是人之常情，只不过形式不同的，真心不能苟同。你追求自己幸福生活的过程里，有 Law & order 的控制底线，有不可以影响别人幸福生活的界限。抢劫犯，杀人犯和所有犯罪份子都在“追求”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生活，可能这么追求吗 ？这种逻辑缺失，就是我个人非常不喜欢左派的原因，不讲逻辑和规矩。任何时候，守规矩都是追求个人幸福生活的必须坚持，要不然，我弄死你全家，抢了你个人所有资产，用破坏你的人生幸福来达到我的人生幸福，能容忍这样的的需求吗？所以合法和非法不可以偷换概念，不是你改规矩就算合法，你抢950 就不算罪行，你撒谎骗人就是顺理成章，因为你有追求个人幸福的大帽子戴着。这种思维，就是一定要杜绝的群体。不懂得合法和非法界限的，以后一定是破坏规矩的群体，而不按规矩和规避法律约束的国家，一定就是个粪坑。
参议员万斯，5月摄于曼哈顿。在《乡下人的悲歌》一书中，万斯认为美国劳动阶级应该为自己的困境负责。现在，他似乎对这一论断产生了怀疑——至少是觉得它在政治上不太好用了。
“我不是参议员，不是州长，也没有做过内阁部长，”J·D·万斯在《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台版译作《绝望者之歌》。——译注）的第一页写道，以此来建立普通人的人设。这些在2016年都是真的，当时万斯的身份是海军陆战队的退伍军人，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有一份好工作、幸福的婚姻、舒适的家和两只活泼的狗。”现在，他的回忆录读起来有点不一样了。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万斯现在已经当上了国会参议员，而且从周一起，他还成为了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从信奉“永不特朗普”的保守派到忠诚的MAGA党人，从辨析右翼民粹主义到成为右翼民粹主义，在过去八年里，他的政治观念的巨变引起了很大争议。虽然万斯的批评者认为这是厚颜无耻的机会主义，但他解释说（包括最近接受《纽约时报》罗斯·道瑟的采访时），自己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转变是双重智识觉醒的结果：事实证明，特朗普并不像他之前想像的那样糟糕，而美国自由派人士要糟糕得多。
这种转变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乡下人的悲歌》风靡一时，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其目标读者和最大的粉丝群体正是自由主义者。这本书由一家大型的大众图书出版机构出版，收获了充满敬意的评价（尽管有时也不无质疑），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它既是向建制派喊话，也是一份投名状。
这本书讲述了两个迁徙的故事。一个是贫困白人的大规模流动，其中包括作者的祖父母，从阿巴拉契亚农村来到铁锈地带的城镇。另一个是万斯从其中一个地方——俄亥俄州米德尔敦，来到地理和人口构成意义上的统治阶级所在地：纽黑文、硅谷，再到华盛顿。
从某种程度上说，《乡下人的悲歌》是一个关于奋斗的叙事，是一名年轻人在逆境中崛起的编年史，它可以被解读为对现状的辩白。假想的读者安坐于相对优越的位置上，得知这个雄心勃勃的俄亥俄州人来到了相似的位置，并对他一路走来的经历十分着迷。这个故事令人痛苦，但也鼓舞人心。因为母亲阿片类药物上瘾，万斯的童年被这种挣扎所笼罩，但慈爱的祖父母拯救了他，特别是他那言语尖刻、顽强的祖母，对她的刻画是这本书最令人难忘的文学成就。
祖母、海军陆战队的从戎生涯和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求学经历令年轻的万斯摆脱了米德尔敦，并给了他创作《乡下人的悲歌》的信心和技巧。（耶鲁则为他提供了人脉，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他的导师、著有《虎妈战歌》等书的约聘教授蔡美儿。）
这类回忆录传达的信息总是包括谦逊和抱负：作者的暗示是，如果我能做到，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做到。不过，在励志的同时，作者也沉痛地承认，很多人其实是做不到的。这位勇敢、幸运的主人公既具有代表性，又与众不同，这种悖论赋予了个体反思社会批评的分量。是什么阻碍了其他人的成功？为什么许多像万斯这样的人似乎注定要失业和就业不足、滥用药物，以及陷入家庭混乱、贫困和绝望？
在《乡下人的悲歌》所属的自传体裁中——这种类别的书架上摆满了黑人、美洲原住民和移民作家的书籍——答案往往是系统性的。作者所克服的是不公正、偏见，这是世界组织方式上的一种根本性的不公平。隐含的政治主张通常更像是改革主义而不是激进主义：我们需要解决问题，以便通过消除障碍和扩大机会，让更多这样的孩子能够成功。
万斯的观点显然不是这样的。如果他称之为乡下人的美国人——这个概念具有一定的弹性，可以是地域性的（比如阿巴拉契亚地区的美国人），也可以是民族性的（苏格兰-爱尔兰裔美国人）或社会学意义上的（美国白人工人阶级）——正在坠落或者陷入困境，那么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自己的错。
好斗、宗派观念强、憎恨权威，正是这些使得万斯的祖母和她的亲戚们在他的书中和生活中如此生动的文化特征让他们陷入贫困和失常。“劳动阶层”可能是一个错误的称谓，“在米德尔敦这样的地方，人们总是说要勤奋工作，”万斯写道。“在一个三成的年轻人每周工作不到20小时的小镇上，你会发现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懒惰。”
这一严厉的评判及其背后的文化决定论招致了一些批评，包括与万斯有着类似背景的作家。与此同时，边缘或弱势群体的成员造成了自己的不幸这种说法对当权者来说简直是悦耳的音乐。如果这些人就是这样——懒惰、不合作、滥交，那么任何旨在帮助他们的政策都是无用的。
长期以来，保守派一直利用这种观点，反对针对非裔美国人、拉丁裔和城市穷人的社会项目。万斯并不是第一个使用这种论点来反对农村和无产白人群体的右翼作家。查尔斯·默里在2012年出版的《分崩离析：1960～2010年美国白人的现状》一书中，预言了《乡下人的悲歌》的一些主题。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凯文·威廉姆逊在《国家评论》上发表了一系列尖刻的文章，将特朗普的崛起与白人工人阶级的衰落联系起来，并且得出结论说，米德尔敦等地苦苦挣扎的民众“辜负了自己”。“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威廉姆逊写道。“没有发生可怕的灾难。没有战争，没有饥荒，没有瘟疫，也没有外国占领。”
在那之后的几年里，可以肯定地说，这种观点在右翼知识分子中并不受欢迎，相比诊断特朗普主义，他们现在对编写特朗普主义战术手册更感兴趣。这两个项目万斯都有份参与，这涉及基调和方向的改变，而且不仅仅是针对特朗普本人。
《乡下人的悲歌》中存在着一种对立，万斯一方面赞美他的家人，另一方面又出卖了他们，为了方便自己那可疑的论证而视他们为异类，这是不协调的。我之所以说“可疑”，是因为现在已经很明显，他怀疑美国工人阶级应该为自己的麻烦负责的论点，至少是觉得它在政治上不太好用了。他现在更倾向于指责中国、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墨西哥和某些企业，以及他曾经决心加入的政治和文化建制派。换句话说：他已经背弃了他最忠实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