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对于全体中国人而言确实是一个黑暗时刻，对于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挑战、对于官僚体制的挑战，以及，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媒体管控之挑战。
在中国内部，对于中国的医疗现实问题、官僚问题，都能比较辩证地看。比如，此次在疫情爆发之后在数天内就建好医院、隔离所，各省市物资调动也算顺畅，虽然也爆发了湖北红十字会的丑闻和一些夸张的新闻，但也无可否认至少有部分省市，展现了高效的防控疫情、同时顾及民生的举措。
所以，对于疫情不满的砲火，在中国社交网络中还是主要聚集在中国共产党最头疼的老问题上──媒体管控。“媒体报喜不报忧导致疫情扩散”、“这是中国媒体的至暗时刻”等骂声未停，近期又有自媒体被封号及删文引起讨论。
此次疫情对于中国基层官员是一大挑战。(Reuters)
近日在中国内颇知名的微信公众号“腾讯大家”自主注销了，当然这“自主注销”在外界看来就是“被自杀”，在其自主注销前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武汉肺炎五十天，全体中国人都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这个公众号被中国偏向自由派的学者及读者所喜，所以一注销，不只引起部分西方媒体注意，在中国舆论场也哀号一片。
“媒体至暗时刻”，这一说近年在中国舆论场上出现过多次，当然，可以讽刺地说，“每次都是至暗，所以此次仍并非真正的至暗”。
“全体中国人都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这一标题或许武断、或许不够中立和中庸，但若内文涉及造谣、抹黑特定人物或群体，也应删文道歉，给予读者一理由，而非这个突来、毫无理由的“自主注销”，类似案例过去发生过太多次。
人们从一开始的满屏愤怒到无奈麻木，这并不是健康的舆情──这“满屏愤怒”看似对政府不痛不痒，但是当重大事件发生时，其会影响政府的信赖程度。此次疫情，正是最好的案例。
然而，每每谈起媒体治理时，中国政府也想“喊冤”。中国媒体管控之争围绕两大点，其一，有些时候中央未发声，是“底下的人”怕麻烦所以自主做的决定，而官僚体系下这种“怕麻烦”的心态不可能消除。
其二，“自由”也不可无度，此次疫情在香港及海外，有太多谣言，亦引起许多不必要恐慌。在这情况下，中共也会自忖难以放手。
不可否认，在当前现实中，“言论自由”、“媒体管控”一词只要被放出来，中国政府很自然地会绷紧神经。在中共体制内，对于宣传部门的抱怨声和不满也有，认为有些宣传过于“低级红”──中国政府心知肚明，就算外人不指指点点，僵化的宣传、基层的怕麻烦，已经成为中国要真正实现现代化的绊脚石。
国家之大，不能出乱子；但当底下“太怕麻烦”，就会有人压下“乱子”，造成更大的灾难。此间衡量非常艰难，并非媒体公知的抱怨可化解。然而，若满屏“感动人心”的正能量，这时媒体的批评就尤为重要。
这是中国体制之下最难解、也最难面对的痛。
唯一能稍微确定的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都有一个共识，中国体制还会继续照现有模式发展，能“自我反省、自我进步”到哪一个程度，这在世界范围内未有先例。中国模式，只能一边走、一边自我革新。能走到哪一步，会给世界各国带来不同的参考和研究。
现在对于全体中国人而言确实是一个黑暗时刻，对于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挑战、对于官僚体制的挑战，以及，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媒体管控之挑战。
在中国内部，对于中国的医疗现实问题、官僚问题，都能比较辩证地看。比如，此次在疫情爆发之后在数天内就建好医院、隔离所，各省市物资调动也算顺畅，虽然也爆发了湖北红十字会的丑闻和一些夸张的新闻，但也无可否认至少有部分省市，展现了高效的防控疫情、同时顾及民生的举措。
所以，对于疫情不满的砲火，在中国社交网络中还是主要聚集在中国共产党最头疼的老问题上──媒体管控。“媒体报喜不报忧导致疫情扩散”、“这是中国媒体的至暗时刻”等骂声未停，近期又有自媒体被封号及删文引起讨论。
此次疫情对于中国基层官员是一大挑战。(Reuters)
近日在中国内颇知名的微信公众号“腾讯大家”自主注销了，当然这“自主注销”在外界看来就是“被自杀”，在其自主注销前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武汉肺炎五十天，全体中国人都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这个公众号被中国偏向自由派的学者及读者所喜，所以一注销，不只引起部分西方媒体注意，在中国舆论场也哀号一片。
“媒体至暗时刻”，这一说近年在中国舆论场上出现过多次，当然，可以讽刺地说，“每次都是至暗，所以此次仍并非真正的至暗”。
“全体中国人都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这一标题或许武断、或许不够中立和中庸，但若内文涉及造谣、抹黑特定人物或群体，也应删文道歉，给予读者一理由，而非这个突来、毫无理由的“自主注销”，类似案例过去发生过太多次。
人们从一开始的满屏愤怒到无奈麻木，这并不是健康的舆情──这“满屏愤怒”看似对政府不痛不痒，但是当重大事件发生时，其会影响政府的信赖程度。此次疫情，正是最好的案例。
然而，每每谈起媒体治理时，中国政府也想“喊冤”。中国媒体管控之争围绕两大点，其一，有些时候中央未发声，是“底下的人”怕麻烦所以自主做的决定，而官僚体系下这种“怕麻烦”的心态不可能消除。
其二，“自由”也不可无度，此次疫情在香港及海外，有太多谣言，亦引起许多不必要恐慌。在这情况下，中共也会自忖难以放手。
不可否认，在当前现实中，“言论自由”、“媒体管控”一词只要被放出来，中国政府很自然地会绷紧神经。在中共体制内，对于宣传部门的抱怨声和不满也有，认为有些宣传过于“低级红”──中国政府心知肚明，就算外人不指指点点，僵化的宣传、基层的怕麻烦，已经成为中国要真正实现现代化的绊脚石。
国家之大，不能出乱子；但当底下“太怕麻烦”，就会有人压下“乱子”，造成更大的灾难。此间衡量非常艰难，并非媒体公知的抱怨可化解。然而，若满屏“感动人心”的正能量，这时媒体的批评就尤为重要。
这是中国体制之下最难解、也最难面对的痛。
唯一能稍微确定的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都有一个共识，中国体制还会继续照现有模式发展，能“自我反省、自我进步”到哪一个程度，这在世界范围内未有先例。中国模式，只能一边走、一边自我革新。能走到哪一步，会给世界各国带来不同的参考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