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商业公司的歧视，属于最简单、最容易对付的一类。来自权利的歧视更可怕，你可能根本无法反抗。
这一周来，网络最热门的事情之一便是声讨国泰航空，最开始时我并不太关注，后来发现舆论实在热烈，以至于香港特首也出来表态，它作为一种现象的可考度甚至超过了事情本身。
前两天补了下课，大概知道涉事空乘人员讲了什么。我完全赞同这是一种歧视，网友对他的声讨没有任何问题。
不过，我对加入声讨仍然兴趣不大，一方面是批评已经够强烈，不差我再踩上一脚。更重要的是，我也确实认为没必要过于生气，尽管它错了。
说到“歧视”这种事，每个中国人可能都有心得，都不缺乏经验。我们几乎从小就在各种各样的歧视中长大，有时候因为它太过平常，以至于很容易忽略它。
农民常常被歧视，穷人也被歧视，贫穷的农民最被歧视。小时候，母亲就经常跟我讲某个村干部刁难我们家的事，大体是一些去加工谷子时被呵斥、夏天灌溉用水不公平、电线坏了不及时来修之类的小事；等了大一点，又唠叨村里各家门前都修了水泥路，但就是不给我们家修之类。
我说他们是小事，只是现在的看法，对于当年生存拮据的父母辈，这样的小事，每次都给他们造成了伤害。
在我的认识中，村民本身说不上什么绝对的好和坏，可以说大部分人都还有最朴素的道德感，但也确实有一些人会欺软怕硬，仗势欺人。而不幸的是，如果这种人当上了村干部，就会用那一丁点权力来显示自己的优越感。敢于歧视，还是因为有权力加持。
改革开放后，落后地区的年轻人很多到沿海地区去打工，也或多或少会遭受当地人的歧视。很多时候来自普通个人，比如房东或者只是一面之缘的普通人，这种歧视跟个人素质有关，有时候也来源于一些刻板印象或者误解。而随着各地经济交往和互动越来越多，这种歧视就会化解掉。
还有求职过程中的歧视。早些年，沿海的很多工厂公然写着“不招河南人”“不招安徽人”之类。这种“歧视”有内在原因，比如具体“不招哪里人”很大程度取决于方圆一二十里内发生过什么事，哪个地方的人会抱团闹事，甚至跟老板的个人经历有关。
蛤这种 “歧视”并不可怕。因为不是所有工厂都会有这种要求，而在提出这种“歧视”要求同时，工厂老板也面临风险和损失——可能失去招到某个地方合适员工的机会。所以，当环境稍微改变，社会秩序越来越好，不用任何声讨，这种“歧视”自然而然就消失了。
发达地区的人歧视落后地区的人，大概是潜意识里认为落后地区的人素养更差，跟他们交往风险更大。不仅是大城市的人歧视外地人，实际上，早些年香港人还歧视内地人。
比如在2008年后，很多内地人热衷去香港买奶粉，而当时有香港媒体竟称内地人是“蝗虫”，这是实打实的歧视，而且这种歧视也很短视，内地人去香港大量买奶粉，难道不是好事吗？卖奶粉难道不赚钱吗？要说抢购，也只会一时空缺，只要商家补上货，那么抢购潮自然会被遏制。
显然，这种歧视并不来自商家，而是来自部分市民，他们在内地人涌入的时候，没有看到显见的好处，却感觉到了风险。
对于这种“歧视”，声讨、谴责的用处都不大。很多人即使被港人歧视，该去买奶粉也照样去。当然，随着时间推迟，内地对奶粉行业励精图治，奶粉行业大为改观之后，去香港买奶粉已经不再是时髦，与此同时，随着内地经济整体崛起，“蝗虫”的骂声也就少见了。
落后地区要摆脱整脱整体形象上的歧视，靠得都是自我革新，有实力证明自己配得上平等对待。
那么，什么样的“歧视”才是最可怕的？我认为还是来自权力，有时候它有具体的个人，比如像我小时候看到的村干部，但它也可能某种制度和规章的形式出现。
比如早年的暂住证制度，一个国家一片土地上，直接将人分成三六九等，没有暂住证的人被随意对待。我曾亲眼目睹，所谓的巡逻队直接将没有“暂住证”的人拖走，塞进面包车里。说“歧视”完全不足以形容其恶劣性。
随着社会进步，制度性的歧视已经被大量纠正，但并非完全消失，它或许更隐蔽了。比如某些一线城市，在关于儿童入学的政策中，本地人当然是优先的，但是港澳台同胞入学也被优待，最难的是“外省人”，需要办理一大堆手续才能入学，繁杂的手续直接让很多外地务地者弃权了。
外省人在各种权利上普遍性不如港澳台人，这算不算歧视？大家自有答案。
来自权利的歧视之所以可怕，在于你没有反抗的机会，甚至你连抱怨都难。
当我们回想生活中的各种“歧视”时，就会发现如“国泰航空”这样商业公司的歧视，属于最简单、最容易对付的一类。你可以不坐他的航班，让他没钱挣；你觉得他占据了太多好的航线，缺乏竞争，那可以向民航主管部门反映，要求增开航线。
无论如何，你对国泰航空的声讨会非常安全，而且只要抗议的方式是对的，那么就是有效的。所以大家不必那么激动的样子，也不用把这事营造得需要天下无人不知的样子。
如果说商业公司有难对付的，那也只有一种情况——被权利加持的公司。比如，在计划经济时代，供销社可以高兴把东西卖给谁就卖给谁，不卖就不卖，你完全无可奈何。而在今天的某些地方，某个生意被主管部门指定只能用哪家的产品，那个商家就成了上帝，你只能听他的。比如，当消防部门指定餐厅必须由哪家公司装修、用装谁的消防产品，你毫无议价权，也逃避不了。
对于歧视，不是不应该声讨，但是区分歧视的源头更重要。它是来自观念，来自竞争优势，还是来自权利？我相信，真正勇敢的人应该对每一种歧视都说不，不能只声讨前者，对于来自后者的歧视却沉默，甚至做它的帮凶。
|来自商业公司的歧视，属于最简单、最容易对付的一类。来自权利的歧视更可怕，你可能根本无法反抗。
这一周来，网络最热门的事情之一便是声讨国泰航空，最开始时我并不太关注，后来发现舆论实在热烈，以至于香港特首也出来表态，它作为一种现象的可考度甚至超过了事情本身。
前两天补了下课，大概知道涉事空乘人员讲了什么。我完全赞同这是一种歧视，网友对他的声讨没有任何问题。
不过，我对加入声讨仍然兴趣不大，一方面是批评已经够强烈，不差我再踩上一脚。更重要的是，我也确实认为没必要过于生气，尽管它错了。
说到“歧视”这种事，每个中国人可能都有心得，都不缺乏经验。我们几乎从小就在各种各样的歧视中长大，有时候因为它太过平常，以至于很容易忽略它。
农民常常被歧视，穷人也被歧视，贫穷的农民最被歧视。小时候，母亲就经常跟我讲某个村干部刁难我们家的事，大体是一些去加工谷子时被呵斥、夏天灌溉用水不公平、电线坏了不及时来修之类的小事；等了大一点，又唠叨村里各家门前都修了水泥路，但就是不给我们家修之类。
我说他们是小事，只是现在的看法，对于当年生存拮据的父母辈，这样的小事，每次都给他们造成了伤害。
在我的认识中，村民本身说不上什么绝对的好和坏，可以说大部分人都还有最朴素的道德感，但也确实有一些人会欺软怕硬，仗势欺人。而不幸的是，如果这种人当上了村干部，就会用那一丁点权力来显示自己的优越感。敢于歧视，还是因为有权力加持。
改革开放后，落后地区的年轻人很多到沿海地区去打工，也或多或少会遭受当地人的歧视。很多时候来自普通个人，比如房东或者只是一面之缘的普通人，这种歧视跟个人素质有关，有时候也来源于一些刻板印象或者误解。而随着各地经济交往和互动越来越多，这种歧视就会化解掉。
还有求职过程中的歧视。早些年，沿海的很多工厂公然写着“不招河南人”“不招安徽人”之类。这种“歧视”有内在原因，比如具体“不招哪里人”很大程度取决于方圆一二十里内发生过什么事，哪个地方的人会抱团闹事，甚至跟老板的个人经历有关。
蛤这种 “歧视”并不可怕。因为不是所有工厂都会有这种要求，而在提出这种“歧视”要求同时，工厂老板也面临风险和损失——可能失去招到某个地方合适员工的机会。所以，当环境稍微改变，社会秩序越来越好，不用任何声讨，这种“歧视”自然而然就消失了。
发达地区的人歧视落后地区的人，大概是潜意识里认为落后地区的人素养更差，跟他们交往风险更大。不仅是大城市的人歧视外地人，实际上，早些年香港人还歧视内地人。
比如在2008年后，很多内地人热衷去香港买奶粉，而当时有香港媒体竟称内地人是“蝗虫”，这是实打实的歧视，而且这种歧视也很短视，内地人去香港大量买奶粉，难道不是好事吗？卖奶粉难道不赚钱吗？要说抢购，也只会一时空缺，只要商家补上货，那么抢购潮自然会被遏制。
显然，这种歧视并不来自商家，而是来自部分市民，他们在内地人涌入的时候，没有看到显见的好处，却感觉到了风险。
对于这种“歧视”，声讨、谴责的用处都不大。很多人即使被港人歧视，该去买奶粉也照样去。当然，随着时间推迟，内地对奶粉行业励精图治，奶粉行业大为改观之后，去香港买奶粉已经不再是时髦，与此同时，随着内地经济整体崛起，“蝗虫”的骂声也就少见了。
落后地区要摆脱整脱整体形象上的歧视，靠得都是自我革新，有实力证明自己配得上平等对待。
那么，什么样的“歧视”才是最可怕的？我认为还是来自权力，有时候它有具体的个人，比如像我小时候看到的村干部，但它也可能某种制度和规章的形式出现。
比如早年的暂住证制度，一个国家一片土地上，直接将人分成三六九等，没有暂住证的人被随意对待。我曾亲眼目睹，所谓的巡逻队直接将没有“暂住证”的人拖走，塞进面包车里。说“歧视”完全不足以形容其恶劣性。
随着社会进步，制度性的歧视已经被大量纠正，但并非完全消失，它或许更隐蔽了。比如某些一线城市，在关于儿童入学的政策中，本地人当然是优先的，但是港澳台同胞入学也被优待，最难的是“外省人”，需要办理一大堆手续才能入学，繁杂的手续直接让很多外地务地者弃权了。
外省人在各种权利上普遍性不如港澳台人，这算不算歧视？大家自有答案。
来自权利的歧视之所以可怕，在于你没有反抗的机会，甚至你连抱怨都难。
当我们回想生活中的各种“歧视”时，就会发现如“国泰航空”这样商业公司的歧视，属于最简单、最容易对付的一类。你可以不坐他的航班，让他没钱挣；你觉得他占据了太多好的航线，缺乏竞争，那可以向民航主管部门反映，要求增开航线。
无论如何，你对国泰航空的声讨会非常安全，而且只要抗议的方式是对的，那么就是有效的。所以大家不必那么激动的样子，也不用把这事营造得需要天下无人不知的样子。
如果说商业公司有难对付的，那也只有一种情况——被权利加持的公司。比如，在计划经济时代，供销社可以高兴把东西卖给谁就卖给谁，不卖就不卖，你完全无可奈何。而在今天的某些地方，某个生意被主管部门指定只能用哪家的产品，那个商家就成了上帝，你只能听他的。比如，当消防部门指定餐厅必须由哪家公司装修、用装谁的消防产品，你毫无议价权，也逃避不了。
对于歧视，不是不应该声讨，但是区分歧视的源头更重要。它是来自观念，来自竞争优势，还是来自权利？我相信，真正勇敢的人应该对每一种歧视都说不，不能只声讨前者，对于来自后者的歧视却沉默，甚至做它的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