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左右，我在北京大学二教的教室上课，路过乌央乌央的一群人。我问同学，这是有什么活动吗？同学跟我说：“这是戴爷在讲课呢！”（尽管她本人十分不喜欢这个男性化的称呼，但在如今的社交媒体评论中仍然常见这个叫法）。十年前，她的通选课就如此火爆，太难抢，令我直接放弃在系统内选她的课。我凭借着起得早占座，去旁听她的影片赏析。我在那个教室角落，曾有过许多汗毛竖起、被她感染的觉醒时刻。在我早期的学生时代，她是我的启蒙者和偶像。我要是说我没有受益，那绝对是撒谎。
在我的印象里，戴锦华从未离开过人群的拥簇。彼时是学生的前呼后拥，如今，是社交媒体视频中弹幕的围绕。但是当戴老师在立场向来偏向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观察者网媒体矩阵批评都市青年和中产文化的时候；当她在视频里批评张爱玲龙应台的作品不值一提，是因为她们分别是美国某机构雇佣写手和台湾文化部长的时候；当她在上野千鹤子对谈中称“市场把所有的不公平都合法化、自然化了”，甚至讲述了东北妇女主任的故事以论证“女性整体是社会主义历史受益的群体”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与昔日的老师告别了。在观点上，与曾经很崇拜的老师分道扬镳，以前总觉得不太有底气，现在则有了一种决绝的急迫。
反思戴锦华并非易事。我的朋友圈就有许多她的门生和粉丝，而我勉强地、一厢情愿地自称学生，却从未与她有过真正的交集。我社交媒体上小范围的批评，让我成为另一些人眼中“不够格的学生”。有人跟我说，她作为体制内学者，有难言之隐。另有人说，能放出来的言论、片段和媒体文章，都是删减、编辑过的，不能代表一个人的真实和完整观点。还有人说，戴老师的动机和本意并非如此，只是怪大环境让她无法真正地、充分地表达。更有人说：如果她说了不该说的，她就永远不能说了。
不能直接批评房间里的大象，也不意味着让猴子李代桃僵。不能直截了当地做反抗性意见的表达，不意味着要大力支持，更不是戴锦华把造成中国社会不公的责任都转嫁给那些她能够批评的对象的理由。尤其是在同时覆盖性别、阶级、民族、国别的话题中，戴锦华一边以女性主义者的姿态抨击父权制，同时大力批评中产、资本、全球化等，前后不一致地矛盾地嫁接着社会不公的根源，错置了议题的批判对象。她言辞上的模糊性虽然往往被解读成一种因言论审查而形成难言之隐，但实际上帮助她跳过了公共辩论中的逻辑推演和实证过程，更为她的保守倾向、对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认同，带来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而她因女性主义者获得的支持又放大了她在这些议题上的影响力。
本文面对的是作为文本的“戴锦华”，而非其个人。“戴锦华热”是一个客观现象，它对当下中国的女权主义意味着什么，当然也要考虑到舆论环境、言论和学术审查，知识分子在如今社会扮演的角色，网络传播的效果等各方因素。她的著作或许可以更为全面地展示她的看法，但她流行于网络被流量推送的视频，在如今的大众主流文化中，显然更有影响力，更能说明她的哪些只言片语引起公众的兴趣和流量的青睐，为主流舆论所利用。
上野千鹤子。图：网上图片
与上野千鹤子对谈
up主全嘻嘻引发了许多舆论批评之后，大家十分期待一个“真正的实力在线的对谈”。这样的万众期待自然地落在了颇有人气的电影学者、女权主义者戴锦华的肩头。然而访谈中，是千鹤子而不是戴锦华提到了中国性别研究学者李小江；是上野千鹤子提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极速推进市场化、中国女性也卷入激烈的社会竞争；千鹤子比戴锦华更直接说出“伏地魔”的名字：文革、红卫兵、慰安妇……而戴锦华的回答空大无物，躲闪回避，更似外宾。不严谨地说，倘若把戴锦华和千鹤子的名字调换，恐怕才更符合我记忆中曾经期待的戴锦华。
按理说，这是一个媒体举办的图书推介论坛。双方在对话的过程中，无法就某一个话题深入讨论，存在笼而统之的现象，无可厚非，但这并不能掩盖对谈中几乎每个问题、每个对话都踏空呼应，顾左右而言他，甚至从严肃的社会议题转向避重就轻的抒情的情况。
在衰老和照料问题上，千鹤子指出了老龄社会的照料责任应该是社会共同承担，而不是落在女性身上。而照料母亲33年之久且在疫情期间丧母的戴锦华，不提中国普遍存在的家庭期待中男女照料角色的差异，只谈老龄化照护的阶级差异和所需的社会资源。她更忽视中国疫情管控的政策，仿佛中国的阶级问题与西方的阶级问题同构，无视目前中国体制下，城乡、体制内外双轨制的社会差异，无视被户籍制度卡住脖子的农民工在居住、求职、教育、医疗各个方面低人一等的现实。
在社会老龄化的话题中，她更是把公共话题转向个人，在回避中国的老龄化亟待建设对应的公共福利制度，而称自己希望能够安乐死。当上野千鹤子指出这是“自我决策、自我负责的新自由主义生死观”，戴锦华则把它拉入了主观意志的讨论，认为丧失了主体意识的生命没有意义。当千鹤子认为老龄化是东亚共同的社会问题，并介绍了日本本地照护保险制度，戴锦华提供了“衰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你很年轻的时候已经变得暮气沉沉，觉得已经没有了希望”这样一句关于内在个人精神气质的煽情鸡汤，这是对现实社会结构、政策制度和尖锐社会矛盾的典型回避。
作为读者，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戴锦华的公共表达存在禁忌。但这种不得不被暂时悬置的禁忌，也同时意味着这些表达注定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割裂。同样是资本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市场形态与美国、西欧一样吗？中国眼下最激烈的社会矛盾之一，可以当做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来认识和评说吗？同样是大力批评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上野千鹤子认为资本主义与市场之外的所有变量重构了性别差异，而戴锦华认为“市场经济使我们高度浪漫化市场……市场把所有不公平都合法化，自然化了”。此间微妙差异，正说明了戴锦华只愿意批评市场而不想提到政府角色如何作用其中过程。
在这样的情况下，新自由主义之恶作为一种可以被批评的恶，被滥用了。这种滥用不但让新自由主义成为其他不可以被批评和言说之恶的替罪羊，也把中国具体现实语境的问题简化、窄化成了外部的、全球化的、或者其他遥远问题。为了能够让这样的转移注意力的游戏完成，所有对中国社会矛盾根源的分析就必须要浮于浅表，就必须支离破碎，用辞藻和语言风格来掩饰有失严谨的学术要求。然而，这些策略性描述，依然可以向我们揭示，为官方所允许存在且被观察者网所青睐的“限定款女性主义学者”的稻草人究竟在为怎样的理念站台。
避重就轻背后，一位国家主义者的自觉
回顾戴锦华数十年来从事的知识生产和学术研究，性别、阶级、民族其实是贯穿其电影研究、公共表达的老话题。然而与其鲜明可见、看似先锋先进的女性主义性别立场相并置的，是如其偶像切瓦格拉式的陈旧的乌托邦革命英雄主义，是她选择性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全球化、市场、资本的猛烈反对和抨击，是文化批评中对中产审美文化的嫌恶而又不探究这种现象的根本政治原因的避重就轻。这些可言明的取舍选择和爱好嫌恶，反映照见了一个最不可言明的立场：一个若隐若现的国家主义者。
与上野千鹤子谈及世妇会的话题，戴锦华首先说自己人在美国，没有参加。对于“彼时中国对女性主义的理解被颠覆”，戴锦华的解释是：“来自国际的女性主义者……大型基金会的赞助……有计划地翻译系列作品……这样的过程本身还与传播者角色相联，也与背后的支持机构有关，构成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另外一个传播渠道”。这着实是一种认为世妇会作为“境外势力”的在中国传播新自由主义的委婉表达。
然而戴锦华在2006年出版的《性别中国》中曾经对世妇会做出过正面评价：“1995年，世妇会在中国召开，则推进了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全面普及……世妇会的召开似乎给中国女性主义者与国际妇女NGO组织创造了彼此联系的机遇和可能，并且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女性主义社会文化实践由文学、文化领域向社会科学领域的转型。于是，农村妇女、打工妹、青少女、老年妇女问题，重新回到女性主义或社会性别议题之中。”
对世妇会评价的前后差异，表现出戴锦华的历史意见在这数十年间的明确而微妙的变化和意见转向。这种变化是代表性的。尤其在今天的意见表达上，不存在其它政治选择。在中国的学术生产和公共言论表达的环境里能够屹立不倒的常青树，一定是按照规定动作修剪、扭曲后的造型盆景。不论是否出于戴锦华个人的本意，在社交媒体和网络中，她已经被捏造成了这种国家意志潜意识的代言人。
戴锦华在北大上课的情况。图：网上图片
一则标题为“戴锦华评张爱玲：我对张爱玲热难辞其咎”的短视频，更能说明在某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她的定位所在。戴锦华在此视频中称，《秧歌》不是文学，而是政治，因为这是美国有关机构雇佣张爱玲得到的写作；对于提问者引用龙应台的观点，她回应说“龙应台go to hell”，她就是台湾文化部部长。这里，她否定了二者作品的文学性，将二者的作品属性定义为政治。而她在做这种论断的同时何尝不是正在为另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服务？
戴锦华在这则视频中称，“某种意义上我是中国第一个研究张爱玲的人，所以我对‘张爱玲热’难辞其咎。”这说法有许多层含义。除了学术第一人的自我标榜和“张爱玲热”的居功，还顺带表达了对张爱玲的鄙夷不屑，否则也不会用“难辞其咎”的负面说法了。实际上，研究张爱玲第一人应为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当然，后者是美籍学者。而不准确或擦边球之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张爱玲热恐怕是无法在因果论上单一归因于某一位学者的研究讨论的。
对比戴锦华自己提到的在《浮出历史地表》的2003年再版后记，其中的“花絮说明”可见，对于夏志清的存在，她的“无知”并不是无知无觉的。2003年，她写到：“自以为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熟读各路文学史……竟不知张爱玲、苏青何许人也……彼时我从未读过夏志清先生的文学史，不知道他对于张爱玲的命名意义……”，在这个后记说明中，戴锦华自己写到，她对张爱玲所下的各个轻易结论“是此书诸多‘历史局限’中最刺眼的数处。”
是什么让时隔多年后戴锦华在课堂中放弃了她在后记中严谨、坦诚和自省的态度，忘记了自身的历史局限，反而坚持将擦边球进行到底？当然，这则短视频可能是某个讲座之后的Q&A的断章取义，她或许也未曾料想这些只言片语会这样被截取传播，但仅就视频文本而言，她所表现的强烈的对立情绪和批判意味，从传播结果上已经构成了一种最具有国家主义性质的爽文叙事。批评张、龙的爽点就在于，我们早已离开了还尚有辩论和讨论空间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下的中国言论氛围里，张爱玲执意离开大陆的原因中包含对中共政府的否定，这是难以被容忍的污点；而龙应台在台湾问题中的态度不符合眼下的中国战狼式的外交及内宣需求。
戴锦华的“自反性”不仅仅是一种善用转折的长难句风格，更是一种意见和立场的前后不一致的矛盾。与国家主义总是保持相同站位，也就意味着她必须作出这种前后不一致的表态，而借助独特风格的语言和辞藻闪烁其词。其不论是在镜中还是在雾中，不论是遮蔽的还是暧昧的，戴锦华在明确宣称自己是女性主义者的同时，她许多简化、片面的言论在舆论中滋养的是她曾经极为反对的民族主义和简单粗暴的阶级论断。
2012年左右，我在北京大学二教的教室上课，路过乌央乌央的一群人。我问同学，这是有什么活动吗？同学跟我说：“这是戴爷在讲课呢！”（尽管她本人十分不喜欢这个男性化的称呼，但在如今的社交媒体评论中仍然常见这个叫法）。十年前，她的通选课就如此火爆，太难抢，令我直接放弃在系统内选她的课。我凭借着起得早占座，去旁听她的影片赏析。我在那个教室角落，曾有过许多汗毛竖起、被她感染的觉醒时刻。在我早期的学生时代，她是我的启蒙者和偶像。我要是说我没有受益，那绝对是撒谎。
在我的印象里，戴锦华从未离开过人群的拥簇。彼时是学生的前呼后拥，如今，是社交媒体视频中弹幕的围绕。但是当戴老师在立场向来偏向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观察者网媒体矩阵批评都市青年和中产文化的时候；当她在视频里批评张爱玲龙应台的作品不值一提，是因为她们分别是美国某机构雇佣写手和台湾文化部长的时候；当她在上野千鹤子对谈中称“市场把所有的不公平都合法化、自然化了”，甚至讲述了东北妇女主任的故事以论证“女性整体是社会主义历史受益的群体”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与昔日的老师告别了。在观点上，与曾经很崇拜的老师分道扬镳，以前总觉得不太有底气，现在则有了一种决绝的急迫。
反思戴锦华并非易事。我的朋友圈就有许多她的门生和粉丝，而我勉强地、一厢情愿地自称学生，却从未与她有过真正的交集。我社交媒体上小范围的批评，让我成为另一些人眼中“不够格的学生”。有人跟我说，她作为体制内学者，有难言之隐。另有人说，能放出来的言论、片段和媒体文章，都是删减、编辑过的，不能代表一个人的真实和完整观点。还有人说，戴老师的动机和本意并非如此，只是怪大环境让她无法真正地、充分地表达。更有人说：如果她说了不该说的，她就永远不能说了。
不能直接批评房间里的大象，也不意味着让猴子李代桃僵。不能直截了当地做反抗性意见的表达，不意味着要大力支持，更不是戴锦华把造成中国社会不公的责任都转嫁给那些她能够批评的对象的理由。尤其是在同时覆盖性别、阶级、民族、国别的话题中，戴锦华一边以女性主义者的姿态抨击父权制，同时大力批评中产、资本、全球化等，前后不一致地矛盾地嫁接着社会不公的根源，错置了议题的批判对象。她言辞上的模糊性虽然往往被解读成一种因言论审查而形成难言之隐，但实际上帮助她跳过了公共辩论中的逻辑推演和实证过程，更为她的保守倾向、对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认同，带来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而她因女性主义者获得的支持又放大了她在这些议题上的影响力。
本文面对的是作为文本的“戴锦华”，而非其个人。“戴锦华热”是一个客观现象，它对当下中国的女权主义意味着什么，当然也要考虑到舆论环境、言论和学术审查，知识分子在如今社会扮演的角色，网络传播的效果等各方因素。她的著作或许可以更为全面地展示她的看法，但她流行于网络被流量推送的视频，在如今的大众主流文化中，显然更有影响力，更能说明她的哪些只言片语引起公众的兴趣和流量的青睐，为主流舆论所利用。
上野千鹤子。图：网上图片
与上野千鹤子对谈
up主全嘻嘻引发了许多舆论批评之后，大家十分期待一个“真正的实力在线的对谈”。这样的万众期待自然地落在了颇有人气的电影学者、女权主义者戴锦华的肩头。然而访谈中，是千鹤子而不是戴锦华提到了中国性别研究学者李小江；是上野千鹤子提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极速推进市场化、中国女性也卷入激烈的社会竞争；千鹤子比戴锦华更直接说出“伏地魔”的名字：文革、红卫兵、慰安妇……而戴锦华的回答空大无物，躲闪回避，更似外宾。不严谨地说，倘若把戴锦华和千鹤子的名字调换，恐怕才更符合我记忆中曾经期待的戴锦华。
按理说，这是一个媒体举办的图书推介论坛。双方在对话的过程中，无法就某一个话题深入讨论，存在笼而统之的现象，无可厚非，但这并不能掩盖对谈中几乎每个问题、每个对话都踏空呼应，顾左右而言他，甚至从严肃的社会议题转向避重就轻的抒情的情况。
在衰老和照料问题上，千鹤子指出了老龄社会的照料责任应该是社会共同承担，而不是落在女性身上。而照料母亲33年之久且在疫情期间丧母的戴锦华，不提中国普遍存在的家庭期待中男女照料角色的差异，只谈老龄化照护的阶级差异和所需的社会资源。她更忽视中国疫情管控的政策，仿佛中国的阶级问题与西方的阶级问题同构，无视目前中国体制下，城乡、体制内外双轨制的社会差异，无视被户籍制度卡住脖子的农民工在居住、求职、教育、医疗各个方面低人一等的现实。
在社会老龄化的话题中，她更是把公共话题转向个人，在回避中国的老龄化亟待建设对应的公共福利制度，而称自己希望能够安乐死。当上野千鹤子指出这是“自我决策、自我负责的新自由主义生死观”，戴锦华则把它拉入了主观意志的讨论，认为丧失了主体意识的生命没有意义。当千鹤子认为老龄化是东亚共同的社会问题，并介绍了日本本地照护保险制度，戴锦华提供了“衰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你很年轻的时候已经变得暮气沉沉，觉得已经没有了希望”这样一句关于内在个人精神气质的煽情鸡汤，这是对现实社会结构、政策制度和尖锐社会矛盾的典型回避。
作为读者，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戴锦华的公共表达存在禁忌。但这种不得不被暂时悬置的禁忌，也同时意味着这些表达注定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割裂。同样是资本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市场形态与美国、西欧一样吗？中国眼下最激烈的社会矛盾之一，可以当做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来认识和评说吗？同样是大力批评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上野千鹤子认为资本主义与市场之外的所有变量重构了性别差异，而戴锦华认为“市场经济使我们高度浪漫化市场……市场把所有不公平都合法化，自然化了”。此间微妙差异，正说明了戴锦华只愿意批评市场而不想提到政府角色如何作用其中过程。
在这样的情况下，新自由主义之恶作为一种可以被批评的恶，被滥用了。这种滥用不但让新自由主义成为其他不可以被批评和言说之恶的替罪羊，也把中国具体现实语境的问题简化、窄化成了外部的、全球化的、或者其他遥远问题。为了能够让这样的转移注意力的游戏完成，所有对中国社会矛盾根源的分析就必须要浮于浅表，就必须支离破碎，用辞藻和语言风格来掩饰有失严谨的学术要求。然而，这些策略性描述，依然可以向我们揭示，为官方所允许存在且被观察者网所青睐的“限定款女性主义学者”的稻草人究竟在为怎样的理念站台。
避重就轻背后，一位国家主义者的自觉
回顾戴锦华数十年来从事的知识生产和学术研究，性别、阶级、民族其实是贯穿其电影研究、公共表达的老话题。然而与其鲜明可见、看似先锋先进的女性主义性别立场相并置的，是如其偶像切瓦格拉式的陈旧的乌托邦革命英雄主义，是她选择性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全球化、市场、资本的猛烈反对和抨击，是文化批评中对中产审美文化的嫌恶而又不探究这种现象的根本政治原因的避重就轻。这些可言明的取舍选择和爱好嫌恶，反映照见了一个最不可言明的立场：一个若隐若现的国家主义者。
与上野千鹤子谈及世妇会的话题，戴锦华首先说自己人在美国，没有参加。对于“彼时中国对女性主义的理解被颠覆”，戴锦华的解释是：“来自国际的女性主义者……大型基金会的赞助……有计划地翻译系列作品……这样的过程本身还与传播者角色相联，也与背后的支持机构有关，构成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另外一个传播渠道”。这着实是一种认为世妇会作为“境外势力”的在中国传播新自由主义的委婉表达。
然而戴锦华在2006年出版的《性别中国》中曾经对世妇会做出过正面评价：“1995年，世妇会在中国召开，则推进了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全面普及……世妇会的召开似乎给中国女性主义者与国际妇女NGO组织创造了彼此联系的机遇和可能，并且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女性主义社会文化实践由文学、文化领域向社会科学领域的转型。于是，农村妇女、打工妹、青少女、老年妇女问题，重新回到女性主义或社会性别议题之中。”
对世妇会评价的前后差异，表现出戴锦华的历史意见在这数十年间的明确而微妙的变化和意见转向。这种变化是代表性的。尤其在今天的意见表达上，不存在其它政治选择。在中国的学术生产和公共言论表达的环境里能够屹立不倒的常青树，一定是按照规定动作修剪、扭曲后的造型盆景。不论是否出于戴锦华个人的本意，在社交媒体和网络中，她已经被捏造成了这种国家意志潜意识的代言人。
戴锦华在北大上课的情况。图：网上图片
一则标题为“戴锦华评张爱玲：我对张爱玲热难辞其咎”的短视频，更能说明在某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她的定位所在。戴锦华在此视频中称，《秧歌》不是文学，而是政治，因为这是美国有关机构雇佣张爱玲得到的写作；对于提问者引用龙应台的观点，她回应说“龙应台go to hell”，她就是台湾文化部部长。这里，她否定了二者作品的文学性，将二者的作品属性定义为政治。而她在做这种论断的同时何尝不是正在为另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服务？
戴锦华在这则视频中称，“某种意义上我是中国第一个研究张爱玲的人，所以我对‘张爱玲热’难辞其咎。”这说法有许多层含义。除了学术第一人的自我标榜和“张爱玲热”的居功，还顺带表达了对张爱玲的鄙夷不屑，否则也不会用“难辞其咎”的负面说法了。实际上，研究张爱玲第一人应为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当然，后者是美籍学者。而不准确或擦边球之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张爱玲热恐怕是无法在因果论上单一归因于某一位学者的研究讨论的。
对比戴锦华自己提到的在《浮出历史地表》的2003年再版后记，其中的“花絮说明”可见，对于夏志清的存在，她的“无知”并不是无知无觉的。2003年，她写到：“自以为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熟读各路文学史……竟不知张爱玲、苏青何许人也……彼时我从未读过夏志清先生的文学史，不知道他对于张爱玲的命名意义……”，在这个后记说明中，戴锦华自己写到，她对张爱玲所下的各个轻易结论“是此书诸多‘历史局限’中最刺眼的数处。”
是什么让时隔多年后戴锦华在课堂中放弃了她在后记中严谨、坦诚和自省的态度，忘记了自身的历史局限，反而坚持将擦边球进行到底？当然，这则短视频可能是某个讲座之后的Q&A的断章取义，她或许也未曾料想这些只言片语会这样被截取传播，但仅就视频文本而言，她所表现的强烈的对立情绪和批判意味，从传播结果上已经构成了一种最具有国家主义性质的爽文叙事。批评张、龙的爽点就在于，我们早已离开了还尚有辩论和讨论空间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下的中国言论氛围里，张爱玲执意离开大陆的原因中包含对中共政府的否定，这是难以被容忍的污点；而龙应台在台湾问题中的态度不符合眼下的中国战狼式的外交及内宣需求。
戴锦华的“自反性”不仅仅是一种善用转折的长难句风格，更是一种意见和立场的前后不一致的矛盾。与国家主义总是保持相同站位，也就意味着她必须作出这种前后不一致的表态，而借助独特风格的语言和辞藻闪烁其词。其不论是在镜中还是在雾中，不论是遮蔽的还是暧昧的，戴锦华在明确宣称自己是女性主义者的同时，她许多简化、片面的言论在舆论中滋养的是她曾经极为反对的民族主义和简单粗暴的阶级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