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秋生爷走了！昨个晚上。”
“本来就有尘肺，又染上这种病毒，医院早就说过不了年关，他硬是撑到大超、二超从深圳厂里辞工赶回来，吃了团圆饭，还熬过了元宵节。”
“可惜这么倔一个老头儿，五六十还到处跑工地干建筑，光想着帮俩儿在县城里弄好房，前几年查出来肺上的病，还是闲不住天天往地里跑。”
“唉！跟你姥爷一样，一天福也没享过。”
上周末，当我向母亲询问染疫之后的近况时，得知了邻居秋生爷去世的消息。勤劳、要强的秋生爷生前干了大半辈子的建筑，五年前不幸检查出尘肺，虽然捱过了最近这艰难的三年，但还是倒在了“毒潮”下，终年六十二岁。
“毒潮”入村，老人入土
在河南老家时就听村里人说，去年12月初以来，随着病毒席卷到农村，办白事的家庭开始扎堆出现。最密集的那一周，几乎天天都能听到唢呐声，田地里披麻戴孝的人群更是一波接着一波。甚至丧乐队一班当做三班使，县里的火化炉日夜运转都烧不过来。据传，县里还不得不破例允许土葬。
这一波“毒潮”的袭击，恰恰发生在数九的寒冷天气里，由于农村取暖条件差且缺医少药，有严重基础病的老人和80岁以上的高龄者，很少能扛过去。老人们在发烧后，通常只能到镇上的卫生所挂个点滴，很多人都祈祷着像面对感冒一样撑过去，实在撑不住了才匆忙去“惊扰”在外地打拼的儿孙们。
当时医疗挤兑严重，少数人有幸被儿孙送到医院，却也只能依靠自身的免疫系统去和病毒较量。但病毒的无情远超大家的想象，比当时电视上播报的要厉害得多。结果，很多人都熬不过一周，其中就包括我的舅老爷和另外两位长辈。
相比而言，秋生爷还算“命硬”，拖着以前干建筑时落下的枯树一样的病体，仍在儿孙簇拥下过完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年关。用他老婆慧英奶和包括我妈在内的村里人的话讲，是“总归解脱了”。
我刚满80岁的奶奶则幸运很多，这个冬天恰好在我城里的姑姑那儿住，有暖气，姑父是医生。虽然她有20多年的糖尿病，并且这次病倒后也彻底不能自理了，但好歹挺过了鬼门关。只是，为了防止她情绪波动病情恶化，全家上下都瞒住了舅老爷的噩耗。
在“春风”里打工，在“秋收”前倒下
秋生爷是典型的老一代农民工，在各种工地上摸爬滚打搬了大半辈子的砖，也落下一身伤病，等儿子长大成人，自己也实在搬不动了，才重新回到庄稼地里。只是大部分土地早已流转出去，剩下的几分地只能勉强种一点口粮吃。
他的俩儿子也和村里大部分同龄人一样，中学没读完，就被南下打工潮的“春风”吹到深圳的电子厂里挣钱去了。只不过十几年过去了，仍然没有收到“秋天的果实”。直到六年前，哥哥大超才勉强动用大半个家底拼凑出县城里一套房子的首付，弟弟二超还因此和他吵翻了天。
五年前，咳嗽不止的秋生爷检查出尘肺，病因是常年在工地上吸进去的粉尘。但由于建筑行业用工数十年来皆不被劳动法所覆盖，患者也经常在不同的工地之间流动，这种常见的绝症便难以认定为工伤。
秋生爷患病后既找不到“债主”，又缺少获得救助的渠道，只能硬生生自己来扛。村里有很多这种病例——包括我的姥爷，可从没听过有谁讨到了说法，人们只当是没学历没技能的农民进城挣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在三十年前机会满地的那个年代，村里的青壮年有的南下深圳进工厂或跑的士，有的远走他乡变身小商小贩，有的像秋生爷一样到全国各处工地上干体力活，还有一部分人，则奔向了来钱最快的门路——卖血。也因此，我们村就成了河南曾经的众多“艾滋村”之一，邻居中有好几家都因此死过人。虽然这段历史很惨痛，但在很多村里人看来，这只不过是是农民艰辛致富路上千千万万道坎坷的其中一个。
很多长辈选择干又苦又累、没有社保且经常拖欠工资的建筑工，背后充满了无奈：吃苦受累可以咬咬牙忍着，被拖欠工资可以去爬塔吊，但其他行业的各种门槛直接就把他们挡在了门外。更何况，因为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越来越少人愿意干建筑，所以工钱一直在往高了走。
面对各种因工引发的伤病，没有社保的秋生爷们要么自己扛住，要么冒着被踢出工地的风险和老板拉扯。而在法律使不上劲的灰色地带里，通常都是“按闹分配”；像秋生爷这种老实巴交的河南农民，顶多在除夕夜的前几天为了讨工钱铤而走险爬一回塔吊，或在跌下脚手架摔断腿后躺到老板的车轮前。面对各种暂时要不了命的“小伤小病”，他们自然就只能以忍耐为主，为了给儿女攒钱也舍不得做体检。日积月累之下，各类绝症就纷纷现身了。
如何“依法”解决问题，是农民工的现实困境之一
于是，尘肺病——这种超出他们认知的可以潜伏十多年的灾星，便降临到了无数人的头上，其中就有我的姥爷和秋生爷。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大量农民工涌入到采矿、冶金、建筑等行业，由于防护措施不到位，数以百万计的尘肺病患者在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涌现。目前，尘肺病患者数量占全国职业病总数的90%，是患病人数最多且危害最严重的职业病，而其工伤认定十分困难。
2004年轰动全国的河南工人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
据医生当时诊断，秋生爷只要家人照顾周全，活个十年八年没问题。可谁曾想没过几年便闹起了肺炎疫情，更没想到本以为在农村的严防严控之下马上要熬过去了，整个村子却突然都被病毒淹没了。尘肺叠加肺炎病毒，就像阎王爷直接丢过来了一个催命符。而放眼全国染上尘肺的600多万农民工，具体的影响范围难以想象，也无从计数。
“裸泳”三十年，返贫一夕间
出于行业惯例，秋生爷在工地间流动的将近三十年里，和其他上亿农民工一样，没有签过一次劳动合同，更没有缴过一天社保。所以，当他因尘肺病“提前退休”后，就只能依靠儿子们四处求医问药。而尘肺病没有纳入新农合，大多数药物都报销不了，秋生爷家里在这之前就已经花费了10多万元医疗费。
向来要强的秋生爷，曾经多次情绪激动地冲着家人吼道：“不治了！治也是死，不治也是死，花这钱弄啥！”儿子们不断相劝，慧英奶不停地哭。院子里的吵闹声，村民们在墙外大老远的地方都能听到。只有出的钱，没有进的钱，一家人全围着自己花钱，这是勤劳成性、节约成瘾的秋生爷难以容忍的。
两年前，秋生爷过罢60岁生日，才终于靠着新农保，每个月领到了100多块钱的养老金——比他常年打工的郑州、北京等地城市职工养老金的二十分之一还要低。这点钱在现在的农村，只够到镇上吃十碗烩面。这么点钱算起来连他每个月医药费的零头都够不着，尤其和他曾经建设城市时挥洒的血汗相比，显得过于渺小。但秋生爷从不抱怨，总是说：“国家给咱老百姓发钱就不孬了！”
同样是劳动者，城镇职工养老待遇比新农保高数十倍
其实，对于农村家庭而言，秋生爷的尘肺虽然是绝症，但已经算是相对“好”的：毕竟是一种慢性病，一时半会儿不会有生命危险；医疗费也比不过癌症、心梗等动辄花掉几十万的“无底洞”。面对这些重病、急病，由于新农合的报销比例远远小于职工医保，通常只能起到鸡毛蒜皮的作用，所以很多农村家庭不得不寄希望于互联网众筹治病，甚至很多医院都有众筹平台的工作人员专门驻点。但这种高度依赖人脉和影响力的方式，对于绝大多数农家来说显然也是杯水车薪。
因此，“大病致贫”就成了悬在亿万农民工家庭头上的一把尖刀。在农村，这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更是一个令人窒息的伦理问题。往往会出现三种情形：
一、老人患病后害怕花费太高，而且即使花了钱也未必治好，于是选择不治，甚至干脆自我了断。
二、老人想坚定地活下去，儿女也有很大的孝心，便拼命地向医院花钱，结果几代人积累的家底掏光掏净，仍挽不回老人的生命。
三、儿女们在老人的赡养和医疗问题上争执不休，老人被丢在一边无人管，病情恶化后在悲痛中离世。
从地方电视台上火热的调解类节目，可窥见农村家庭的诸多伦理难题
而导致这些伦理困境的原因无非就是一个字——穷。三十多年以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依靠着丰厚的人口红利，一小撮拨弄资本的人暴富，而农民工家庭则承担了所有的代价，他们饱受社会保障缺失之苦，在令人瞠目结舌的城乡差距和官民差距中深陷“劳而不获”的死循环，遭受着本不该如此却撕心裂肺的惨痛。
秋生爷便遭受着这种切肤之痛。两代人忙忙碌碌三十年，只能给大儿子买在县城的房子凑出一个首付，还冒着小儿子的迁怒。而在自己查出尘肺之后，更是花钱如流水，日夜空叹气，小超结婚所需的“三件套”——房子、车子、彩礼任何一个都是遥遥无期。
如果说不幸之中有万幸，那便是两个儿子都很孝顺。在秋生爷这回病倒之后，大超小超知道病情危急，都陆续从电子厂辞工赶到了病榻前，和母亲一起照顾老父。秋生爷病情恶化时，他们果断要求住进每天至少花费一万多的重症监护室，直到后来医生宣布“无能为力，过不了年关”，他们仍然坚持让老父住院，决不放弃。
就这样，秋生爷在家人的尽心呵护下吃到了最后一顿元宵——当然，代价就是东借西贷的数十万元人民币。
可是，其他数百万既患上职业病、又遭遇“毒潮”的农民工家庭，又有多少能像秋生爷家里那样下定决心通过借贷大钱去治疗绝症呢？还是在向现实妥协后，在老人“解脱”后，只能满怀愧疚而无能为力地发出“如释重负”般的一声叹息？
毫无疑问，无论做出哪一种选择，大家都沦为了历史中无声的代价。
无声的尘埃，历史的交响
如今，寒冬加速融化，无数个像秋生爷一样的老一代农民工也随之消散在这人世间。他们默默地在土地中长大，默默地在工地上劳作，又默默地消逝在生养自己的土地里，就像亿万头被割掉舌头的老牛一样，只顾着在皮鞭下用力地耕地，却从未昂起头走出过这片爱恨交加的田，甚至自始至终也没有向拿鞭子的人“哞”过一声。
但曾经的沉默未必就代表着未来的灭亡。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历史本就是当代打工人群体无法分割的一段前奏，这无声的控诉低沉而幽怨。
任何历史的前进总有起、承、转、合的过程。
最近几年来，随着第一代农民工陆续老去，深陷老无所依、因病致贫等生存困境的农村家庭，除了承受着这种由复杂历史原因带来的惨痛，也开始提出现实的诉求，诸如“严格在各个行业执行劳动法”“缩小城乡/官民医疗养老待遇差距”“加大农民工社会保障”等等。
短视频平台上关注农民（工）话题的用户涵盖各类人群
并且，随着短视频平台在农村的普及，很多关于“农民工权益”的话题在广泛传播中得到了放大，并且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呼声，和延迟退休来临、人口负增长的新时代下年轻打工人“废除996”、“反对资本PUA”、“反对狗屁工作”等呐喊声交相呼应，共同奏响了21世纪工人阶级在迷茫的低谷中坚毅前行的序曲。
承受未必带来回报，忍耐未必带来改变，与其低着头散作尘埃，不如挺起胸做命运的主人。这是老一代打工人为我们留下的最大财富。
本文写于2023年2月
注：本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你秋生爷走了！昨个晚上。”
“本来就有尘肺，又染上这种病毒，医院早就说过不了年关，他硬是撑到大超、二超从深圳厂里辞工赶回来，吃了团圆饭，还熬过了元宵节。”
“可惜这么倔一个老头儿，五六十还到处跑工地干建筑，光想着帮俩儿在县城里弄好房，前几年查出来肺上的病，还是闲不住天天往地里跑。”
“唉！跟你姥爷一样，一天福也没享过。”
上周末，当我向母亲询问染疫之后的近况时，得知了邻居秋生爷去世的消息。勤劳、要强的秋生爷生前干了大半辈子的建筑，五年前不幸检查出尘肺，虽然捱过了最近这艰难的三年，但还是倒在了“毒潮”下，终年六十二岁。
“毒潮”入村，老人入土
在河南老家时就听村里人说，去年12月初以来，随着病毒席卷到农村，办白事的家庭开始扎堆出现。最密集的那一周，几乎天天都能听到唢呐声，田地里披麻戴孝的人群更是一波接着一波。甚至丧乐队一班当做三班使，县里的火化炉日夜运转都烧不过来。据传，县里还不得不破例允许土葬。
这一波“毒潮”的袭击，恰恰发生在数九的寒冷天气里，由于农村取暖条件差且缺医少药，有严重基础病的老人和80岁以上的高龄者，很少能扛过去。老人们在发烧后，通常只能到镇上的卫生所挂个点滴，很多人都祈祷着像面对感冒一样撑过去，实在撑不住了才匆忙去“惊扰”在外地打拼的儿孙们。
当时医疗挤兑严重，少数人有幸被儿孙送到医院，却也只能依靠自身的免疫系统去和病毒较量。但病毒的无情远超大家的想象，比当时电视上播报的要厉害得多。结果，很多人都熬不过一周，其中就包括我的舅老爷和另外两位长辈。
相比而言，秋生爷还算“命硬”，拖着以前干建筑时落下的枯树一样的病体，仍在儿孙簇拥下过完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年关。用他老婆慧英奶和包括我妈在内的村里人的话讲，是“总归解脱了”。
我刚满80岁的奶奶则幸运很多，这个冬天恰好在我城里的姑姑那儿住，有暖气，姑父是医生。虽然她有20多年的糖尿病，并且这次病倒后也彻底不能自理了，但好歹挺过了鬼门关。只是，为了防止她情绪波动病情恶化，全家上下都瞒住了舅老爷的噩耗。
在“春风”里打工，在“秋收”前倒下
秋生爷是典型的老一代农民工，在各种工地上摸爬滚打搬了大半辈子的砖，也落下一身伤病，等儿子长大成人，自己也实在搬不动了，才重新回到庄稼地里。只是大部分土地早已流转出去，剩下的几分地只能勉强种一点口粮吃。
他的俩儿子也和村里大部分同龄人一样，中学没读完，就被南下打工潮的“春风”吹到深圳的电子厂里挣钱去了。只不过十几年过去了，仍然没有收到“秋天的果实”。直到六年前，哥哥大超才勉强动用大半个家底拼凑出县城里一套房子的首付，弟弟二超还因此和他吵翻了天。
五年前，咳嗽不止的秋生爷检查出尘肺，病因是常年在工地上吸进去的粉尘。但由于建筑行业用工数十年来皆不被劳动法所覆盖，患者也经常在不同的工地之间流动，这种常见的绝症便难以认定为工伤。
秋生爷患病后既找不到“债主”，又缺少获得救助的渠道，只能硬生生自己来扛。村里有很多这种病例——包括我的姥爷，可从没听过有谁讨到了说法，人们只当是没学历没技能的农民进城挣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在三十年前机会满地的那个年代，村里的青壮年有的南下深圳进工厂或跑的士，有的远走他乡变身小商小贩，有的像秋生爷一样到全国各处工地上干体力活，还有一部分人，则奔向了来钱最快的门路——卖血。也因此，我们村就成了河南曾经的众多“艾滋村”之一，邻居中有好几家都因此死过人。虽然这段历史很惨痛，但在很多村里人看来，这只不过是是农民艰辛致富路上千千万万道坎坷的其中一个。
很多长辈选择干又苦又累、没有社保且经常拖欠工资的建筑工，背后充满了无奈：吃苦受累可以咬咬牙忍着，被拖欠工资可以去爬塔吊，但其他行业的各种门槛直接就把他们挡在了门外。更何况，因为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越来越少人愿意干建筑，所以工钱一直在往高了走。
面对各种因工引发的伤病，没有社保的秋生爷们要么自己扛住，要么冒着被踢出工地的风险和老板拉扯。而在法律使不上劲的灰色地带里，通常都是“按闹分配”；像秋生爷这种老实巴交的河南农民，顶多在除夕夜的前几天为了讨工钱铤而走险爬一回塔吊，或在跌下脚手架摔断腿后躺到老板的车轮前。面对各种暂时要不了命的“小伤小病”，他们自然就只能以忍耐为主，为了给儿女攒钱也舍不得做体检。日积月累之下，各类绝症就纷纷现身了。
如何“依法”解决问题，是农民工的现实困境之一
于是，尘肺病——这种超出他们认知的可以潜伏十多年的灾星，便降临到了无数人的头上，其中就有我的姥爷和秋生爷。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大量农民工涌入到采矿、冶金、建筑等行业，由于防护措施不到位，数以百万计的尘肺病患者在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涌现。目前，尘肺病患者数量占全国职业病总数的90%，是患病人数最多且危害最严重的职业病，而其工伤认定十分困难。
2004年轰动全国的河南工人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
据医生当时诊断，秋生爷只要家人照顾周全，活个十年八年没问题。可谁曾想没过几年便闹起了肺炎疫情，更没想到本以为在农村的严防严控之下马上要熬过去了，整个村子却突然都被病毒淹没了。尘肺叠加肺炎病毒，就像阎王爷直接丢过来了一个催命符。而放眼全国染上尘肺的600多万农民工，具体的影响范围难以想象，也无从计数。
“裸泳”三十年，返贫一夕间
出于行业惯例，秋生爷在工地间流动的将近三十年里，和其他上亿农民工一样，没有签过一次劳动合同，更没有缴过一天社保。所以，当他因尘肺病“提前退休”后，就只能依靠儿子们四处求医问药。而尘肺病没有纳入新农合，大多数药物都报销不了，秋生爷家里在这之前就已经花费了10多万元医疗费。
向来要强的秋生爷，曾经多次情绪激动地冲着家人吼道：“不治了！治也是死，不治也是死，花这钱弄啥！”儿子们不断相劝，慧英奶不停地哭。院子里的吵闹声，村民们在墙外大老远的地方都能听到。只有出的钱，没有进的钱，一家人全围着自己花钱，这是勤劳成性、节约成瘾的秋生爷难以容忍的。
两年前，秋生爷过罢60岁生日，才终于靠着新农保，每个月领到了100多块钱的养老金——比他常年打工的郑州、北京等地城市职工养老金的二十分之一还要低。这点钱在现在的农村，只够到镇上吃十碗烩面。这么点钱算起来连他每个月医药费的零头都够不着，尤其和他曾经建设城市时挥洒的血汗相比，显得过于渺小。但秋生爷从不抱怨，总是说：“国家给咱老百姓发钱就不孬了！”
同样是劳动者，城镇职工养老待遇比新农保高数十倍
其实，对于农村家庭而言，秋生爷的尘肺虽然是绝症，但已经算是相对“好”的：毕竟是一种慢性病，一时半会儿不会有生命危险；医疗费也比不过癌症、心梗等动辄花掉几十万的“无底洞”。面对这些重病、急病，由于新农合的报销比例远远小于职工医保，通常只能起到鸡毛蒜皮的作用，所以很多农村家庭不得不寄希望于互联网众筹治病，甚至很多医院都有众筹平台的工作人员专门驻点。但这种高度依赖人脉和影响力的方式，对于绝大多数农家来说显然也是杯水车薪。
因此，“大病致贫”就成了悬在亿万农民工家庭头上的一把尖刀。在农村，这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更是一个令人窒息的伦理问题。往往会出现三种情形：
一、老人患病后害怕花费太高，而且即使花了钱也未必治好，于是选择不治，甚至干脆自我了断。
二、老人想坚定地活下去，儿女也有很大的孝心，便拼命地向医院花钱，结果几代人积累的家底掏光掏净，仍挽不回老人的生命。
三、儿女们在老人的赡养和医疗问题上争执不休，老人被丢在一边无人管，病情恶化后在悲痛中离世。
从地方电视台上火热的调解类节目，可窥见农村家庭的诸多伦理难题
而导致这些伦理困境的原因无非就是一个字——穷。三十多年以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依靠着丰厚的人口红利，一小撮拨弄资本的人暴富，而农民工家庭则承担了所有的代价，他们饱受社会保障缺失之苦，在令人瞠目结舌的城乡差距和官民差距中深陷“劳而不获”的死循环，遭受着本不该如此却撕心裂肺的惨痛。
秋生爷便遭受着这种切肤之痛。两代人忙忙碌碌三十年，只能给大儿子买在县城的房子凑出一个首付，还冒着小儿子的迁怒。而在自己查出尘肺之后，更是花钱如流水，日夜空叹气，小超结婚所需的“三件套”——房子、车子、彩礼任何一个都是遥遥无期。
如果说不幸之中有万幸，那便是两个儿子都很孝顺。在秋生爷这回病倒之后，大超小超知道病情危急，都陆续从电子厂辞工赶到了病榻前，和母亲一起照顾老父。秋生爷病情恶化时，他们果断要求住进每天至少花费一万多的重症监护室，直到后来医生宣布“无能为力，过不了年关”，他们仍然坚持让老父住院，决不放弃。
就这样，秋生爷在家人的尽心呵护下吃到了最后一顿元宵——当然，代价就是东借西贷的数十万元人民币。
可是，其他数百万既患上职业病、又遭遇“毒潮”的农民工家庭，又有多少能像秋生爷家里那样下定决心通过借贷大钱去治疗绝症呢？还是在向现实妥协后，在老人“解脱”后，只能满怀愧疚而无能为力地发出“如释重负”般的一声叹息？
毫无疑问，无论做出哪一种选择，大家都沦为了历史中无声的代价。
无声的尘埃，历史的交响
如今，寒冬加速融化，无数个像秋生爷一样的老一代农民工也随之消散在这人世间。他们默默地在土地中长大，默默地在工地上劳作，又默默地消逝在生养自己的土地里，就像亿万头被割掉舌头的老牛一样，只顾着在皮鞭下用力地耕地，却从未昂起头走出过这片爱恨交加的田，甚至自始至终也没有向拿鞭子的人“哞”过一声。
但曾经的沉默未必就代表着未来的灭亡。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历史本就是当代打工人群体无法分割的一段前奏，这无声的控诉低沉而幽怨。
任何历史的前进总有起、承、转、合的过程。
最近几年来，随着第一代农民工陆续老去，深陷老无所依、因病致贫等生存困境的农村家庭，除了承受着这种由复杂历史原因带来的惨痛，也开始提出现实的诉求，诸如“严格在各个行业执行劳动法”“缩小城乡/官民医疗养老待遇差距”“加大农民工社会保障”等等。
短视频平台上关注农民（工）话题的用户涵盖各类人群
并且，随着短视频平台在农村的普及，很多关于“农民工权益”的话题在广泛传播中得到了放大，并且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呼声，和延迟退休来临、人口负增长的新时代下年轻打工人“废除996”、“反对资本PUA”、“反对狗屁工作”等呐喊声交相呼应，共同奏响了21世纪工人阶级在迷茫的低谷中坚毅前行的序曲。
承受未必带来回报，忍耐未必带来改变，与其低着头散作尘埃，不如挺起胸做命运的主人。这是老一代打工人为我们留下的最大财富。
本文写于2023年2月
注：本文中人物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