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持续快两年的今天，许多人的工作和生活受到了巨大的影响，日子过得艰难，如何应对，俞敏洪提供了一个现实可行、风险较小的范式。(图/视觉中国) 作者：十年砍柴 编辑：蒋诗舟 从来没有哪一位亿万富翁，像这些天的俞敏洪一样让普通人感觉到与他心灵相通，境遇类似，从而产生巨大的共情。 这一切，源于俞敏洪在朋友圈转发了新东方官方公号的一篇文章《当一辆卡车，驶向远方》，并加了一段转发语：“教培时代结束，新东方把崭新的课桌椅，捐献给了乡村学校，已经捐献了近八万套。” 据人统计，这些桌椅售价总计在5000万元以上，加上到边远地区乡村学校的运输费用，总价值不低于1亿元。 人所共知，由于教培政策的巨大调整，新东方遇到成立以来最大的危机，数万员工面临下岗分流，公司市值减少了2300亿港元，俞敏洪的个人财富，亦大幅缩水。 公众对俞敏洪的这番举动，给以各种赞美。“俞敏洪，我敬你是条汉子”“自己淋着雨，还要给别人撑伞”“体面退场”，诸如此类的语言充溢着网络。 俞敏洪是否配得上这些赞美，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从这事可以看出，俞敏洪和他的团队推出这样一篇文章，做这样的表态，产生了巨大的正效益，使新东方和俞敏洪的美誉度得到了大的提升。至于是不是一种公关策略，这无关紧要，社会上各色人等做各种事情可能有多种出发点，公众应该关注其后果，而不必揣摩其动机。 不过，在我看来，对这样一件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的公共事件，大加赞颂，有些廉价，表达感动，则不无刻奇之嫌。至于网络上有两拨人在争论俞敏洪值不值得同情，更是一件无聊的事情。 同情，是人站在自我立场上，去怜悯和理解他人处在困厄之中、呈现弱势的境遇，有些优势心理。新东方不管将来如何，能创办这样一个教培行业的巨无霸，其事业无疑是成功的；俞敏洪本人的身价再如何打折，他早实现了财富自由，比大多数人有钱，个人和家庭的生活不成问题。俞敏洪当下的情况，还远远轮不到普通的工薪层去同情。 我觉得，对俞敏洪的此番行动，更多的人恐怕是一种共情的心态。共情，是站在对方立场上，设身处地去感知、理解他人的心情和境遇，不是像岸边人看到溺水者求救时产生的同情与怜悯——而把自己当成一位溺水者。 当公众了解新东方在教培政策大调整后的遭遇以及俞敏洪的言行，许多人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原来成功的亿万富翁和自己一样，也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巨大困难，也有愁苦甚至软弱的一面，也有种种的不甘心。而在困境中的俞敏洪，想到的却是帮助他人，这种高风亮节符合自己的价值观，基于共情而对俞敏洪的赞扬，其实是某种自我肯定。 俞敏洪是一位很会讲故事的人，他擅长在公共领域塑造自己正面而积极的人设。俞敏洪是这个大时代的励志样本，以他为原型的影片《中国合伙人》曾被誉为中国版的《阿甘正传》。他参加三次高考才进入北大，是普通人家孩子艰苦奋斗而逆袭成功的典范；他创业成功获得巨额财富，为许多人提供就业岗位，是改革开放产生奇迹的恰当诠释。 而这一回，即将花甲之年的俞敏洪遭遇到事业巨大挫折时，他积极地为员工找出路，把闲置的桌椅捐给乡村学校，可以解读为他恪守公众利益高于个人得失的道德标准，符合主流价值观。其在公共领域的示范效应，比亏损企业鸿星尔克在郑州水灾时承诺捐助巨款显得更为自然、温和。 对俞敏洪的这番行动之所以让更多的普通人产生共情，我还有一种理解：在疫情持续快两年的今天，许多人的工作和生活受到了巨大的影响，日子过得艰难，如何应对，俞敏洪提供了一个现实可行、风险较小的范式。 教培行业遭遇到雪崩式的坍塌，有疫情的因素，更有政策大调整的因素，这两大原因在中国都属于不可抗力。尤其是政策因素，它标准刚性，实施中难免有许多利益受损者认为自己是被“误伤”，有冤屈。新东方作为教培行业的龙头老大，可以找出一千条不应该被如此对待的理由，但抱怨叫屈有用吗？采取批评政策调整的硬杠方式，结局只会更差。 作为一只深谙中国社会运行规则的商海老麻雀，俞敏洪对此肯定了然于胸，其应对方式是巧妙的，也是实用的。对教培政策的调整，他最基本的姿态是积极配合，决不臧否政策制定是否合适。同时，他也不是一副反正企业办不下去干脆撂挑子的姿态——这样等于把众多员工硬生生扔到社会上产生不稳定隐患，而是积极地想办法帮助员工转型，比如直播带货，效果如何且不论，但这个态度对社会管理者而言，是值得肯定和赞赏的。 “社会虐我千百遍，我待社会如初恋”，这句流行许久的网络民谚，以戏谑的形式表达了隐忍、坚韧而不悲观的生活态度，俞敏洪在“双减”政策出台后的表现即是如此，他在舆论管理者的立场和公众情绪之间，找到了并不容易达到的平衡姿态。 疫情期间，许多人也像俞敏洪一样，被猝不及防的不可抗力击中，因为防疫政策，有些人的小店铺经营不下去了，有些人错过了重要的入职面试，有些人在隔离的初期生活用品匮乏………遭遇这些，能没有委屈吗？抱怨是正常的反应，然而更多的人知道说那些情绪性的话语，于事无补，只能在接受现实的大前提下，想办法以不对抗的方式来改变自己的处境。 一些人在微博、微信上讲述地方防疫部门某些不合理做法对自己的生活、工作造成巨大的影响，总是小心翼翼地措辞，先对一线防疫人员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强调自己拥护防疫政策，然后再讲自己的遭遇，有些人还特意提醒读者不要对自己的表达误读为对防疫政策的不满。这是一种尽量避免风险、以求安全的表达，和俞敏洪的做法是一样的。这是一种生存智慧，我认为可以不欣赏，但应给予充分的理解。 以俞敏洪的大智慧，我相信他能度过这一难关。网友们说他“体面离场”未免言之过早，兴许这只是俞敏洪一次“体面转场”的开始。
在疫情持续快两年的今天，许多人的工作和生活受到了巨大的影响，日子过得艰难，如何应对，俞敏洪提供了一个现实可行、风险较小的范式。(图/视觉中国)
作者：十年砍柴 编辑：蒋诗舟
从来没有哪一位亿万富翁，像这些天的俞敏洪一样让普通人感觉到与他心灵相通，境遇类似，从而产生巨大的共情。
这一切，源于俞敏洪在朋友圈转发了新东方官方公号的一篇文章《当一辆卡车，驶向远方》，并加了一段转发语：“教培时代结束，新东方把崭新的课桌椅，捐献给了乡村学校，已经捐献了近八万套。”
据人统计，这些桌椅售价总计在5000万元以上，加上到边远地区乡村学校的运输费用，总价值不低于1亿元。
人所共知，由于教培政策的巨大调整，新东方遇到成立以来最大的危机，数万员工面临下岗分流，公司市值减少了2300亿港元，俞敏洪的个人财富，亦大幅缩水。
公众对俞敏洪的这番举动，给以各种赞美。“俞敏洪，我敬你是条汉子”“自己淋着雨，还要给别人撑伞”“体面退场”，诸如此类的语言充溢着网络。
俞敏洪是否配得上这些赞美，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从这事可以看出，俞敏洪和他的团队推出这样一篇文章，做这样的表态，产生了巨大的正效益，使新东方和俞敏洪的美誉度得到了大的提升。至于是不是一种公关策略，这无关紧要，社会上各色人等做各种事情可能有多种出发点，公众应该关注其后果，而不必揣摩其动机。
不过，在我看来，对这样一件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的公共事件，大加赞颂，有些廉价，表达感动，则不无刻奇之嫌。至于网络上有两拨人在争论俞敏洪值不值得同情，更是一件无聊的事情。
同情，是人站在自我立场上，去怜悯和理解他人处在困厄之中、呈现弱势的境遇，有些优势心理。新东方不管将来如何，能创办这样一个教培行业的巨无霸，其事业无疑是成功的；俞敏洪本人的身价再如何打折，他早实现了财富自由，比大多数人有钱，个人和家庭的生活不成问题。俞敏洪当下的情况，还远远轮不到普通的工薪层去同情。
我觉得，对俞敏洪的此番行动，更多的人恐怕是一种共情的心态。共情，是站在对方立场上，设身处地去感知、理解他人的心情和境遇，不是像岸边人看到溺水者求救时产生的同情与怜悯——而把自己当成一位溺水者。
当公众了解新东方在教培政策大调整后的遭遇以及俞敏洪的言行，许多人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原来成功的亿万富翁和自己一样，也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巨大困难，也有愁苦甚至软弱的一面，也有种种的不甘心。而在困境中的俞敏洪，想到的却是帮助他人，这种高风亮节符合自己的价值观，基于共情而对俞敏洪的赞扬，其实是某种自我肯定。
俞敏洪是一位很会讲故事的人，他擅长在公共领域塑造自己正面而积极的人设。俞敏洪是这个大时代的励志样本，以他为原型的影片《中国合伙人》曾被誉为中国版的《阿甘正传》。他参加三次高考才进入北大，是普通人家孩子艰苦奋斗而逆袭成功的典范；他创业成功获得巨额财富，为许多人提供就业岗位，是改革开放产生奇迹的恰当诠释。
而这一回，即将花甲之年的俞敏洪遭遇到事业巨大挫折时，他积极地为员工找出路，把闲置的桌椅捐给乡村学校，可以解读为他恪守公众利益高于个人得失的道德标准，符合主流价值观。其在公共领域的示范效应，比亏损企业鸿星尔克在郑州水灾时承诺捐助巨款显得更为自然、温和。
对俞敏洪的这番行动之所以让更多的普通人产生共情，我还有一种理解：在疫情持续快两年的今天，许多人的工作和生活受到了巨大的影响，日子过得艰难，如何应对，俞敏洪提供了一个现实可行、风险较小的范式。
教培行业遭遇到雪崩式的坍塌，有疫情的因素，更有政策大调整的因素，这两大原因在中国都属于不可抗力。尤其是政策因素，它标准刚性，实施中难免有许多利益受损者认为自己是被“误伤”，有冤屈。新东方作为教培行业的龙头老大，可以找出一千条不应该被如此对待的理由，但抱怨叫屈有用吗？采取批评政策调整的硬杠方式，结局只会更差。
作为一只深谙中国社会运行规则的商海老麻雀，俞敏洪对此肯定了然于胸，其应对方式是巧妙的，也是实用的。对教培政策的调整，他最基本的姿态是积极配合，决不臧否政策制定是否合适。同时，他也不是一副反正企业办不下去干脆撂挑子的姿态——这样等于把众多员工硬生生扔到社会上产生不稳定隐患，而是积极地想办法帮助员工转型，比如直播带货，效果如何且不论，但这个态度对社会管理者而言，是值得肯定和赞赏的。
“社会虐我千百遍，我待社会如初恋”，这句流行许久的网络民谚，以戏谑的形式表达了隐忍、坚韧而不悲观的生活态度，俞敏洪在“双减”政策出台后的表现即是如此，他在舆论管理者的立场和公众情绪之间，找到了并不容易达到的平衡姿态。
疫情期间，许多人也像俞敏洪一样，被猝不及防的不可抗力击中，因为防疫政策，有些人的小店铺经营不下去了，有些人错过了重要的入职面试，有些人在隔离的初期生活用品匮乏………遭遇这些，能没有委屈吗？抱怨是正常的反应，然而更多的人知道说那些情绪性的话语，于事无补，只能在接受现实的大前提下，想办法以不对抗的方式来改变自己的处境。
一些人在微博、微信上讲述地方防疫部门某些不合理做法对自己的生活、工作造成巨大的影响，总是小心翼翼地措辞，先对一线防疫人员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强调自己拥护防疫政策，然后再讲自己的遭遇，有些人还特意提醒读者不要对自己的表达误读为对防疫政策的不满。这是一种尽量避免风险、以求安全的表达，和俞敏洪的做法是一样的。这是一种生存智慧，我认为可以不欣赏，但应给予充分的理解。
以俞敏洪的大智慧，我相信他能度过这一难关。网友们说他“体面离场”未免言之过早，兴许这只是俞敏洪一次“体面转场”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