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篇为闭关锁国的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
究其原因，还是很多人认为，这篇文章和现代的改革精神背道而驰。
既然不能谈现实，那我们就严谨地追溯过去——明清海禁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01
在史学界，“海禁”通常被视作是闭关锁国的象征，也标志着中原文明走向封闭、开始落后于世界历史潮流的开始。
所谓海禁，就是切断中国沿海对外贸易，同时禁止沿海和外洋诸国的人员往来。
唐末五代战乱、蒙元的灭宋，使得中原人口渡海避祸的数量增加，当新的王朝建立后，统治者发现，“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古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难以做到了。
与中国同衣冠、同语言的王化之民居然有一部分跑到了海外，且往来于故乡和东南亚之间，并带走不少劳动力，脱离王朝的控制范围，这当然会引发统治者的忧虑。
因为他们一旦脱离了朝廷的控制，就有可能发展出独立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再加上积累的财力为后盾，一旦天下有变，他们就有可能问鼎中原。
比如元末明初的方国珍就是如此，他的祖上世代做贩卖海盐的生意，他后来就成了海盗，多次抢劫漕运的粮食，和朝廷抢夺制海权，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
方国珍的故事给朱元璋印象非常深刻，面对辽阔，无法控制的海洋，既然无法从源头上阻止外国人到中国来，那只能阻止中国人到海外去、特别是要阻止中国人发展出脱离朝廷控制的海外势力。
而这，就是海禁令出炉的最直接动机。
中国的第一道禁海令（又称海禁令）就是朱元璋颁布的。
几十年后，很多人盛传建文帝朱允炆流亡海外，明成祖朱棣更是担心有朝一日他反攻内陆夺回皇位。
因此才有了郑和七下西洋——一方面暗中寻访建文帝的下落，另一方面威慑东南亚和印度洋诸国，警告他们不要招降纳叛，与大明朝为敌。
同时还扩展了朝贡贸易体系，以政府间的贸易取代民间贸易，削弱海外华商集团的影响力。
南宋时期，因为国家领土不断地缩小，朝廷失去了很多重要资源，比如铜、铅、锡矿等，同时可耕地面积减少，农业税的来源也大大减少。
为了弥补财政的不足，商业税的重要性自然上升，对外贸易的重视程度也开始上升。
但明朝一统之后，又回到重农抑商的传统经济模式上，对海外贸易自然就以负面眼光看待。
此外，明朝的海禁也是因为日本的骚扰。
早在14世纪初，中国就有了倭寇袭扰沿海的记载。
开始的倭寇之患并不严重，那时他们劫掠的主要目标是高丽，毕竟朝鲜半岛离日本更近。
但到了元末明初，倭寇越发变得严重起来，这是因为中原动荡，不断有中国沿海的商人和居民出走，与日本人联系，形成武装走私、兼抢劫的海上团伙。
02
到了清朝，海禁更严厉了。
起初，是因为郑成功家族在宝岛多次闹事，所以清朝采取严厉的禁海封疆政策，断绝沿海省份与宝岛的经济和人员往来，更强迫沿海居民内迁三十至五十里，把最接近海岸线的村庄焚毁。
康熙年间，天下大定，海禁的政策大为放宽，甚至还开放了四口通商：广州、璋州、宁波、云台山。
但到了康熙后期，海禁再度收紧，原因是他开始害怕外来文化的入侵。
清朝初年，天主教在东亚已经有相当大规模的传播，有利马窦、汤若望等一批耶稣会教士在中国传教。
最初天主教在中国传播没有受到特别的打压，但从1704年开始，罗马教庭推出七条“禁约”，明令禁止中国的教徒尊孔祭祖，这是为了防止天主教习俗被中国化。
1721年这个“禁约”的中文本被正式摆上了康熙皇帝的办公桌，惹恼了康熙大帝，从而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
到了乾隆二十二年，干脆就废止了康熙时期的四口通商，只留下广州一地与外商贸易。
在清朝中后期官方文件和民间信件里，我们可以看到，限制贸易和与国外人员往来，是出于文化排斥，而非现实的安全考虑。
比如欧洲人18世纪的服饰，是女性穿开胸的长裙；男女见面接吻拥抱。
这引起了不少中国官绅们的忧虑，害怕“华洋杂处”，败坏了中华男女大防的礼教。
19世纪有一本书叫《广州番鬼录》，是美国商人所写的回忆录，书中记载说，一旦有欧洲随船的女性上岸，常常会引起中国人的围观，就是来看欧洲妇女“袒胸露乳”的奇装异服，可见这事对当时人的稀奇。
从清朝中后期起，在海禁政策中，维持文化的孤立封闭考量所占的比重大大增加了。
十八世纪末，乾隆帝的文化自信空前膨胀，他在给英王乔治二世的一封书信中说：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其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思想，跃然纸上。
但实际上，乾隆时期，正是清政府由盛转衰的时期，其腐朽性、虚弱性日渐显露。
对于日渐昌盛的西方文化，不去主动了解，而是一味抵制，神经衰弱地以为，这会带坏本国民众。
于是乎，直接关上了开放之大门，不闻不问，以图高枕无忧。
03
可惜的是，历史粉碎了这个幻想。
由于数百年的闭关政策，使得中国社会、中国民众每日只知研究八股、词章、闭目塞聪、死守教条，陷入了原地踏步的状态。
可同一时期，西欧却冲破了中世纪教会的思想桎梏。
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资产阶级大革命……使得其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
最后到了1840年的那一阵阵炮声，终于唤醒了中国这头睡了几百年的狮子。
可笑的是，即便洋枪利炮已经轰到了家门口，道光、咸丰两代皇帝也还是躲在紫禁城内，不和外国人见面交流。
后来，光绪帝目睹山河破碎，意图改革进取，资助学生出国学习，资助大臣出国考察，希望把先进的东西学回来。
可惜，在顽固派的阻挠下，在保守的思想惯性下，这些努力都夭折了——留美学生中途停学，拆除铁路，用马车去拉外国人的火车，说是“变华为夷，鄙见迂疏，以为不可！”
可见固步自封，夜郎自大之思想，毒害之深。
历史过去了一百多年了，我们对此教训当引以为鉴：
中国若要迅速崛起，彻底改变中国和外国的力量对比，决不能自我得意、自我隔离，作茧自缚，盲目排外。
因为历史已经告诉我们，闭关禁海只会让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对社稷和百姓有百害而无一利。
今天，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的文章之所以被诟病。
就是因为他们未能意识到开放是启发民智的觉醒力量！
是汲世界各地文明之所长的包容力量！
是破除封闭愚昧的进步力量！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已经觉醒，但漫长历史中所形成的闭关自守、夜郎自大之思想还没有完全消失。
时至今日，它仍像幽灵一样，游荡在这片土地。
一个国家当然要学会与自己的过去和解，要走出历史悲情。
但，我们更应该站在人民大众和现代文明的视角，敢于自我反思，自我超越。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迫切的问题，是为“闭关锁国”正名，还是重建改革开放的共识，避免重蹈覆辙？
公道自在人心！
最近一篇为闭关锁国的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
究其原因，还是很多人认为，这篇文章和现代的改革精神背道而驰。
既然不能谈现实，那我们就严谨地追溯过去——明清海禁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01
在史学界，“海禁”通常被视作是闭关锁国的象征，也标志着中原文明走向封闭、开始落后于世界历史潮流的开始。
所谓海禁，就是切断中国沿海对外贸易，同时禁止沿海和外洋诸国的人员往来。
唐末五代战乱、蒙元的灭宋，使得中原人口渡海避祸的数量增加，当新的王朝建立后，统治者发现，“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古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难以做到了。
与中国同衣冠、同语言的王化之民居然有一部分跑到了海外，且往来于故乡和东南亚之间，并带走不少劳动力，脱离王朝的控制范围，这当然会引发统治者的忧虑。
因为他们一旦脱离了朝廷的控制，就有可能发展出独立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再加上积累的财力为后盾，一旦天下有变，他们就有可能问鼎中原。
比如元末明初的方国珍就是如此，他的祖上世代做贩卖海盐的生意，他后来就成了海盗，多次抢劫漕运的粮食，和朝廷抢夺制海权，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
方国珍的故事给朱元璋印象非常深刻，面对辽阔，无法控制的海洋，既然无法从源头上阻止外国人到中国来，那只能阻止中国人到海外去、特别是要阻止中国人发展出脱离朝廷控制的海外势力。
而这，就是海禁令出炉的最直接动机。
中国的第一道禁海令（又称海禁令）就是朱元璋颁布的。
几十年后，很多人盛传建文帝朱允炆流亡海外，明成祖朱棣更是担心有朝一日他反攻内陆夺回皇位。
因此才有了郑和七下西洋——一方面暗中寻访建文帝的下落，另一方面威慑东南亚和印度洋诸国，警告他们不要招降纳叛，与大明朝为敌。
同时还扩展了朝贡贸易体系，以政府间的贸易取代民间贸易，削弱海外华商集团的影响力。
南宋时期，因为国家领土不断地缩小，朝廷失去了很多重要资源，比如铜、铅、锡矿等，同时可耕地面积减少，农业税的来源也大大减少。
为了弥补财政的不足，商业税的重要性自然上升，对外贸易的重视程度也开始上升。
但明朝一统之后，又回到重农抑商的传统经济模式上，对海外贸易自然就以负面眼光看待。
此外，明朝的海禁也是因为日本的骚扰。
早在14世纪初，中国就有了倭寇袭扰沿海的记载。
开始的倭寇之患并不严重，那时他们劫掠的主要目标是高丽，毕竟朝鲜半岛离日本更近。
但到了元末明初，倭寇越发变得严重起来，这是因为中原动荡，不断有中国沿海的商人和居民出走，与日本人联系，形成武装走私、兼抢劫的海上团伙。
02
到了清朝，海禁更严厉了。
起初，是因为郑成功家族在宝岛多次闹事，所以清朝采取严厉的禁海封疆政策，断绝沿海省份与宝岛的经济和人员往来，更强迫沿海居民内迁三十至五十里，把最接近海岸线的村庄焚毁。
康熙年间，天下大定，海禁的政策大为放宽，甚至还开放了四口通商：广州、璋州、宁波、云台山。
但到了康熙后期，海禁再度收紧，原因是他开始害怕外来文化的入侵。
清朝初年，天主教在东亚已经有相当大规模的传播，有利马窦、汤若望等一批耶稣会教士在中国传教。
最初天主教在中国传播没有受到特别的打压，但从1704年开始，罗马教庭推出七条“禁约”，明令禁止中国的教徒尊孔祭祖，这是为了防止天主教习俗被中国化。
1721年这个“禁约”的中文本被正式摆上了康熙皇帝的办公桌，惹恼了康熙大帝，从而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
到了乾隆二十二年，干脆就废止了康熙时期的四口通商，只留下广州一地与外商贸易。
在清朝中后期官方文件和民间信件里，我们可以看到，限制贸易和与国外人员往来，是出于文化排斥，而非现实的安全考虑。
比如欧洲人18世纪的服饰，是女性穿开胸的长裙；男女见面接吻拥抱。
这引起了不少中国官绅们的忧虑，害怕“华洋杂处”，败坏了中华男女大防的礼教。
19世纪有一本书叫《广州番鬼录》，是美国商人所写的回忆录，书中记载说，一旦有欧洲随船的女性上岸，常常会引起中国人的围观，就是来看欧洲妇女“袒胸露乳”的奇装异服，可见这事对当时人的稀奇。
从清朝中后期起，在海禁政策中，维持文化的孤立封闭考量所占的比重大大增加了。
十八世纪末，乾隆帝的文化自信空前膨胀，他在给英王乔治二世的一封书信中说：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其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思想，跃然纸上。
但实际上，乾隆时期，正是清政府由盛转衰的时期，其腐朽性、虚弱性日渐显露。
对于日渐昌盛的西方文化，不去主动了解，而是一味抵制，神经衰弱地以为，这会带坏本国民众。
于是乎，直接关上了开放之大门，不闻不问，以图高枕无忧。
03
可惜的是，历史粉碎了这个幻想。
由于数百年的闭关政策，使得中国社会、中国民众每日只知研究八股、词章、闭目塞聪、死守教条，陷入了原地踏步的状态。
可同一时期，西欧却冲破了中世纪教会的思想桎梏。
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资产阶级大革命……使得其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
最后到了1840年的那一阵阵炮声，终于唤醒了中国这头睡了几百年的狮子。
可笑的是，即便洋枪利炮已经轰到了家门口，道光、咸丰两代皇帝也还是躲在紫禁城内，不和外国人见面交流。
后来，光绪帝目睹山河破碎，意图改革进取，资助学生出国学习，资助大臣出国考察，希望把先进的东西学回来。
可惜，在顽固派的阻挠下，在保守的思想惯性下，这些努力都夭折了——留美学生中途停学，拆除铁路，用马车去拉外国人的火车，说是“变华为夷，鄙见迂疏，以为不可！”
可见固步自封，夜郎自大之思想，毒害之深。
历史过去了一百多年了，我们对此教训当引以为鉴：
中国若要迅速崛起，彻底改变中国和外国的力量对比，决不能自我得意、自我隔离，作茧自缚，盲目排外。
因为历史已经告诉我们，闭关禁海只会让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对社稷和百姓有百害而无一利。
今天，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的文章之所以被诟病。
就是因为他们未能意识到开放是启发民智的觉醒力量！
是汲世界各地文明之所长的包容力量！
是破除封闭愚昧的进步力量！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已经觉醒，但漫长历史中所形成的闭关自守、夜郎自大之思想还没有完全消失。
时至今日，它仍像幽灵一样，游荡在这片土地。
一个国家当然要学会与自己的过去和解，要走出历史悲情。
但，我们更应该站在人民大众和现代文明的视角，敢于自我反思，自我超越。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迫切的问题，是为“闭关锁国”正名，还是重建改革开放的共识，避免重蹈覆辙？
公道自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