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春节，对中国和14亿人来说，无疑是极其艰难和难忘的。由武汉扩散开来的肺炎疫情，如同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亦如同一面镜子，将中国社会现阶段的各种面向和问题不由分说撕扯开来、曝光出来。
武汉肺炎疫情蔓延，中国各地采取临时紧急措施应对（AP）
尤其当各种谣言接二连三涌来，谁又该为肺炎恐慌潮负责？
有人将矛头对准了长期以来的舆论监管，以至于体制内的媒体习惯于“报喜不报忧”，监督缺位，延误了防疫关键期。
中国青年报编委、社评部主任曹林在《很多地方开始尝到舆论监督凋零的恶果》中即写道，“舆论监督凋零，理性的负责任的报道跟不上，而碎片化的网络表达又呈爆炸之势，自媒体太多，调查记者太少，事实报道跟不上，事实缺席下情绪爆炸。”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总结武汉肺炎疫情恐慌潮时也提到，新闻媒体的监督功能这几年被被各级和各地方一些与宣传无关但很强势的职能部门削弱了，武汉市有那么多媒体人，但他们没有在卫生系统之外发出自己的警告。官方对互联网上多样声音的容忍度也太低，武汉市8名在网上发出警告的人当时被公安约谈，压制了整个舆论力量就新型病毒风险做进一步探讨、持续发出警告的声音。
前期权威信息缺失导致恐慌之外，一些专家的言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不明真相群体的恐慌。春节前夕，香港大学新发病毒性疾病学讲座教授管轶关于武汉肺炎的说法，被各方疯狂转载。在管轶看来，武汉肺炎感染规模至少是2003年SARS的“10倍起跳”，甚至形容疫情已无法控制。因为直到22日为止，武汉还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
面对重大疫情，尤其是至今仍充满不确定性的疫情，人们的恐慌再正常不过，何况每一天确诊人数都在成倍增加，死亡人数也在累加，各地的疑似感染人数也越来越多。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任何说法即便是无厘头的谣言，也都可能被脆弱和焦虑的人们信以为真，任何夸大其词都在切实地加速恐慌潮的蔓延。
而当这样的恐慌潮袭来，又可能对防控疫情乃至救治造成一定阻碍。武汉各大医院发热门诊爆棚，有相当一部分原因，确是民众恐慌所致。以往的普通感冒、流感，在家修养数日，中药调养即可痊愈，在恐慌之下全部涌入医院当做疑似烈性传染病，患病人群的聚集，增加了病毒扩散的风险，医疗资源也呈几十甚至上百倍的消耗。
连日来，也不断有一线的医务人员发出“停止恐慌”的呼吁。“停止恐慌”靠什么？不是一两句呼吁就能停止的，靠的是掌握核心资源、处于信息链关键节点的机构、部门等主体，持续提供权威信息，让那些应当充分披露、及时告知的信息，得到准确无误、快速有效的传播。
至于媒体的监督缺位，是媒体的问题，但又不仅仅是，背后是官员的问题，是积重难返的官僚主义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在2003年的SARS疫情中已经有了前车之鉴，但17年后的今天，悲剧再一次上演，不吸取历史教训反倒成了最大的教训。
而经由武汉肺炎这一役，各方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距离真正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还很远很远。至少在舆论监督凋零这方面，的确再一次尝到了恶果，也是时候做出切实的反思了。
这个春节，对中国和14亿人来说，无疑是极其艰难和难忘的。由武汉扩散开来的肺炎疫情，如同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亦如同一面镜子，将中国社会现阶段的各种面向和问题不由分说撕扯开来、曝光出来。
武汉肺炎疫情蔓延，中国各地采取临时紧急措施应对（AP）
尤其当各种谣言接二连三涌来，谁又该为肺炎恐慌潮负责？
有人将矛头对准了长期以来的舆论监管，以至于体制内的媒体习惯于“报喜不报忧”，监督缺位，延误了防疫关键期。
中国青年报编委、社评部主任曹林在《很多地方开始尝到舆论监督凋零的恶果》中即写道，“舆论监督凋零，理性的负责任的报道跟不上，而碎片化的网络表达又呈爆炸之势，自媒体太多，调查记者太少，事实报道跟不上，事实缺席下情绪爆炸。”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总结武汉肺炎疫情恐慌潮时也提到，新闻媒体的监督功能这几年被被各级和各地方一些与宣传无关但很强势的职能部门削弱了，武汉市有那么多媒体人，但他们没有在卫生系统之外发出自己的警告。官方对互联网上多样声音的容忍度也太低，武汉市8名在网上发出警告的人当时被公安约谈，压制了整个舆论力量就新型病毒风险做进一步探讨、持续发出警告的声音。
前期权威信息缺失导致恐慌之外，一些专家的言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不明真相群体的恐慌。春节前夕，香港大学新发病毒性疾病学讲座教授管轶关于武汉肺炎的说法，被各方疯狂转载。在管轶看来，武汉肺炎感染规模至少是2003年SARS的“10倍起跳”，甚至形容疫情已无法控制。因为直到22日为止，武汉还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
面对重大疫情，尤其是至今仍充满不确定性的疫情，人们的恐慌再正常不过，何况每一天确诊人数都在成倍增加，死亡人数也在累加，各地的疑似感染人数也越来越多。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任何说法即便是无厘头的谣言，也都可能被脆弱和焦虑的人们信以为真，任何夸大其词都在切实地加速恐慌潮的蔓延。
而当这样的恐慌潮袭来，又可能对防控疫情乃至救治造成一定阻碍。武汉各大医院发热门诊爆棚，有相当一部分原因，确是民众恐慌所致。以往的普通感冒、流感，在家修养数日，中药调养即可痊愈，在恐慌之下全部涌入医院当做疑似烈性传染病，患病人群的聚集，增加了病毒扩散的风险，医疗资源也呈几十甚至上百倍的消耗。
连日来，也不断有一线的医务人员发出“停止恐慌”的呼吁。“停止恐慌”靠什么？不是一两句呼吁就能停止的，靠的是掌握核心资源、处于信息链关键节点的机构、部门等主体，持续提供权威信息，让那些应当充分披露、及时告知的信息，得到准确无误、快速有效的传播。
至于媒体的监督缺位，是媒体的问题，但又不仅仅是，背后是官员的问题，是积重难返的官僚主义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在2003年的SARS疫情中已经有了前车之鉴，但17年后的今天，悲剧再一次上演，不吸取历史教训反倒成了最大的教训。
而经由武汉肺炎这一役，各方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距离真正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还很远很远。至少在舆论监督凋零这方面，的确再一次尝到了恶果，也是时候做出切实的反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