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情别墅、痴迷风水...中国有钱人的生活太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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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tiao
最新回复:2019年10月12日 4点32分 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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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儿的土地基本上是平坦的,景色单调,村庄与村庄之间看不出什么两样……上等人的庄园,豪华的大厦,英格兰和法国式的漂亮房子,为何会无影无踪?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个社会并没有像其他文明那样产生贵族阶层?”

这是彼得·海斯勒作品《甲骨文》中的片段。那是1981年,美国历史学家戴维·凯特利来到河南安阳,在给家人的信中,他用这样的方式介绍自己身处的国度。

我完全能想象那种失落。一个美国人站在河南空旷的土地上,期望看到哪怕一丁点摩登的景色,而等待他的,只有无边的农田和呼呼的风声。幸

运的是,若把历史理解成时间坐标,戴维·凯特利的感慨与失落非常短暂——这个国家在接下来不到40年的时间里,GDP增长近44倍,突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豪华的大厦,漂亮的房子,各种他所想到和尚未想到的事物,在今天的中国都很寻常。在他发出感慨的那个瞬间,中国人已经处在一个前所未见的大顺境里。用另一位历史学家王赓武的话说,中国面临着历史上的第四次崛起,是秦汉、唐代、明清之后的再度辉煌。

身处顺境的人总是更关心未来。在2018年,全球经济转冷,中国人的顺境出现一个踉跄,人们不安地发问,中国将往何处去,它还能保持高速的增长吗?而国家统计局则发布数据,用数字定义了一个当下的中国:2018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于消费与投资,其中,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已经达到76.2%——中国正在和世界上所有的发达经济体一样,变成一个以消费为核心引擎的国家。

基于这样的事实,“中国将往何处去”的全民话题,似乎可以代换为另一个话题——中国人的消费往何处去?如果继续追问,这个话题或许还包括,“买买买”的时代口号到底还能持续多久,双十一的销售金额是不是仍然能年年刷新,拉动内需除了挖掘下沉市场,是否还有其他法门……

不断重复这些问题,我又一次想起戴维·凯特利。他在1981年苦苦寻找的中国上流社会,今天终于成型。2018年的《胡润财富报告》揭露了一项数据,在大中华地区,拥有600万资产以上的富裕家庭已经达到488万个。他们的家庭总财富高达133万亿,是中国全年GDP的1.5倍。在中国的消费者群体中,这些生活在金字塔尖的人,和下沉市场一样神秘有力,与后者共同组成了中国消费的两极。

这是一群漂浮在云端的人。最多不过一千多万人口,但把握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主动脉,并将深刻影响这个国家的未来。对于他们是谁,长什么样子,怎样理解自己的财富与生活,我充满好奇。当然,我无法逐一与他们面对面,但我试图在个性中寻找一些共性,为这个群体勾勒轮廓。

而在此之前,我需要先放下自己内心的偏见,例如,他们一定喜欢购买奢侈品,他们一定对价格不敏感,他们一定在社会生活中游刃有余,他们一定拥有开放的思维和国际的视野……所有想象都是禁锢,我需要带着无知出发。

为了寻求答案,整个八月里,结交有钱人变成了我最主要的工作。这是一项短暂跨越社会阶层的任务,我需要做的,是向今天的中国富人不断释放疑问,像在湖面投下一颗颗石子。当波纹散开,有时会得到反馈,有时则会撞到什么,因此弹得更远。当然,还有一些时候,它们就只是无声无息地慢慢荡开去。

2

天几乎只是蒙蒙亮,潮气降了一夜,空气像能拧出水来。园区静悄悄,宝马车发出一声微吼,声音迅速被茂密的植物捂住,没有吵醒任何人。

房怡将车缓缓开出大门——在成都,同样的香槟色宝马至少有1000辆。若是懂行,你很容易看穿它的底细,车龄4年以上,少说也有8万里程。车尾清楚写着型号,520i。数字代表它的动力是同款最低,字母则告诉人们,这辆车是短轴版本,并未加长。两项信息组合,结论只有一句话:这是当年最便宜的一款宝马五系。

有些时候,拥有这么一辆车是尴尬的。没有人会否认它豪华车的身份,但在今天中国的城市街头,也没什么人会为它侧目。过去24年里,中国人消费了400万辆宝马汽车,庞大的市场保有量足以消解所有好奇。在网络上,房怡的选择还可能遭遇奚落,“买低端豪华车的人就是为了面子,”一位网友在汽车论坛发帖说,“这种车没有任何实用性。”

房怡不懂车,也极少上网,她只知道这辆车让她舒心,便一直开着,就如同丈夫也一直没有换掉那辆老掉牙的丰田汉兰达。她今年43岁,在每一个这样的清晨,她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能否将女儿准时送到学校。

三年前,她们一家从市中心的歌舞剧院家属区搬出,住进了位于成都南郊的别墅。这是一幢358平米的联排别墅,上下三层,价值600万。这个决定为他们的生活带来许多影响,其中之一,就是他们花在交通上的时间变得更长。女儿的学校离家26公里,房怡与丈夫一起经营的设计公司,也在27公里之外。三点连线,在城市中组成了一个巨大的“Y”字型。

▲图为受访者提供:房怡家的别墅

女儿在路上可以打个盹儿。她在一所重点中学的国际部读高二,正值关键期。和普通全日制高中不同,她们学习国际文凭组织开设的IB课程,可以直接申请哈佛耶鲁等世界名校。

在毕业之前,她们每人都至少要完成一篇4000字以上的论文,用纯英文书写。最近,房怡的女儿在尝试写剧本,她已决定,毕业后将争取去美国学习导演专业。我联想起自己17岁朝不虑夕的生活,感受到了她远超同龄人的早熟。

过去十年,国际学校在中国从稀有到平常。四川类似的国际学校有51所,全中国则多达1028所。在这所学校的官网上,办学宗旨写得很令人振奋,不同于公立学校常见的“立足当地,服务社会”,或者是“质量立校,文明兴校”,它所写的是:为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公民而努力。我不知道房怡是否完全明白国际竞争力意味着什么,但她十分确信,这是女儿需要的。

为了证明学生拥有国际竞争力,国际部的学生不会参加中国高考,因此可以避开“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残酷竞争。而家庭需要为此付出的,是大约每年13万的学费,这相当于一名成都白领全年的收入。

在房怡看来,从高中到大学,能在百万量级解决女儿的教育问题,是一笔相当划算的投资。这意味着,女儿的人生轨迹将和大多数同龄人不同,当然,也与房怡自己不同。

2000年,房怡和丈夫一起创业,开办一家室内设计公司。“当时成都二环路外都是郊区,”她说,“最好的房子也就卖3000块一平。”公司开起来,房怡逐渐了解了室内设计公司的行业惯例——设计通常免费,利润主要来自装修。

房怡是科班出身,她认为,“至少得把学费挣出来”,因此坚持收取设计费。她把价格标准定在每平米30块钱,在和同行一起宣传时,果然无人问津。一气之下,她把价格涨到100元。谁成想,这样竟真的有客人上门。

客人的想法不难推测,“别人不收钱,他们要收100,一定有什么过人之处。”当时的房怡并不知道,她无师自通地应用了一门极其有效的消费心理学,为自己筛选出了市场上最愿意付费的客户。

此后20年,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蓬勃,他们的公司不仅生存下来,而且在成都崭露头角,进入豪华住宅的设计领域。在她的客户名单上,许多赫赫有名的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位列其中,他们的家中哪里有密室,哪里有保险箱,她是为数不多的,最了解的人之一。

3

“你怎么定义自己的财富水平?”八月的一个下午,我这样问她。

“中产,”房怡果断回答,“标准的中产。”

在中国,许多人确实不知道自己究竟算不算富有,但房怡的回答显然是出于谦虚。我们对话时所在的店铺,是房怡的新生意,既做设计,也卖家具,还有一间咖啡厅。这里有4400平米,上百款进口家具,员工五十多人。

不用费劲计算也能得知,在成都运转这个规模的生意,保证仓储、物流、售后井然有序,至少需要千万资金。按照《胡润财富报告》的标准,有千万可投资资产的家庭,被称作“高净值家庭”,全国只有82万人。

之后我们的话题山南海北,但我竟不断回想起她所使用的这个词,中产。除了谦虚,它似乎还意味着别的什么,这或许与它词义中表达的“未完成”状态有关。

中产,意味着小有所成,也意味着不够富有,这可能指财务目标没有达成,也可能指人生理想尚未实现。在今天的语境里,这是一个属于奋斗者的词汇,房怡的工作状态也证明了,在完成财富积累之后,她并没有打算就此休息。

伴随着这些零散想法,我逐渐感到她身上奇怪的冲突感。她的家庭足够富有,但除了拥有一栋别墅之外,其他方面的物质生活都不出挑。

一辆最低配置的宝马车,一辆上了年纪的汉兰达,这在许多真正的中产家庭里也属平常。她承认自己有段时间买了不少奢侈品,但在新鲜感过去之后,她还是更习惯从朋友开办的服装厂里选衣服。

她不上网,更不网购,认为在网上挑选商品耽误时间。问到她日常中最大的开销,她回答是教育,不仅仅是女儿的,也有关于她自己的,她喜欢研究心理学,花了不少钱去接受培训。

我意识到,这种奇怪的冲突感,恰恰来自于她实在太过正常,如果不是因为那栋别墅,我几乎真的要认为我们属于同一个社会阶层。而之后一个月中的见闻告诉我,这种“奇怪的正常”,恐怕不只属于房怡。

正如同中国是一个新富国家一样,中国的许多富裕家庭也是崭新的。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富裕家庭。

2009年的《胡润财富报告》里,拥有千万资产的中国人共有825000人,10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已经达到201万。这令人惊讶的爆发,其实描绘了属于整个国家的增长惯性——数以百万计的富裕家庭仍处在这财富积累的惯性里,口袋里的收成刚刚捂热,这并不能带给他们巨大的满足感,因为他们相信自己还能获得更多。

今天,中国最先取得富裕的人都还在职业生涯的高峰,联系到这个国家一贯崇尚的勤奋精神,以及李嘉诚、王健林、雷军等富豪的以身作则,那种在影视剧里出现的,财富自由便退休的剧情,很难在现实中成为普遍现象。

胡润研究院估计,未来中国将有50-60万亿元的家族财富由第一代传给第二代,但整个过程将持续30年。至少目前,中国仍然是一个创一代主导的国家,而创一代的精神意味着更多的积累,更少的开销,更紧张的时间,这些要素与时代需要的消费精神都背道而驰。

我们的对话没有持续太久,房怡很快告辞,去主持一个工作会议。我对许多问题仍没有头绪,因此只好抓住最特别的那一个:为什么这样一个中产化消费的家庭,会很突兀地去购买一栋别墅?理解这个异常消费,也许能帮我更好地理解她。

4

在成都附近,商业别墅住宅区主要集中在七个板块,青城山、蒲江、城北、牧马山、温江、龙泉和南延线。它们的存在印证了我在中学地理学到的知识:高档住宅总是要远离闹市。在七大板块中,南延线的别墅区被誉为成都别墅的标杆,房怡的家便在这里。

我沿着天府大道一路向南。这是成都市一条长达34.7公里的南北动脉。道路两旁是整个成都最有精英气息的地方,漂亮的写字楼摩肩擦踵,那些著名的互联网公司,例如阿里巴巴和腾讯,都将区域总部安排在附近。而当一路开到写字楼悉数消失,道路两旁只剩精致修剪的绿化带和在建工地时,才算真正接近目的地。

这座别墅区将近4300亩,相当于400个标准足球场。建筑全部是西方风格,孟莎式屋顶的法式建筑,搭配着意大利风格的浮雕,与北美的花园洋房组合在一起。每一片区域都有一个异域风格的名字,例如圣安德鲁、茵特拉肯、拉佩维尔。保安认真负责,内部有高尔夫球场。别墅区外围,则几乎全是亟待开发的工地,不难看出,这里在不久前还是一片农田。空气的确比城中更清新。

内部与外部,繁荣与荒芜,这种对比是如此强烈,像沙漠中突然出现一片绿洲。

我听人说起这里最贵的别墅,靠近高尔夫球道和人工湖,面积超过七百平米,有私家码头,总价在2亿人民币以上。至于便宜一点的入门级别墅,价格也至少需要600万,这其实是个并不夸张的价格,相信在许多人的承受范围之内,尤其对身在一线城市的精英来说,应该很有诱惑力。

而这也让我感到好奇,在入门级的别墅并不过分昂贵的情况下,为什么买别墅的人并没有很多。

我曾向房怡请教这个问题,她回答我,别墅并不是没有缺点。“比如它离城市比较远,工作或者孩子读书都很不便。”她说,“而且别墅的生活成本更高,这意味着家里一定需要保姆,当然,物业费也会更高。”也正是出于这些考虑,她在收房之后的第四年才装修入住。

但是,对一些需要彰显身份的人来说,这些缺点恰恰很有必要。别墅离市区远,就配专职司机,空间太大不好打扫,就配三个保姆。房怡的邻居就是这样做的。在那栋价值不菲的大型别墅里,有专门一层属于保姆的会客区,出色的室内设计可以让主人与保姆避开各自的生活,如果愿意,他们可以从不碰面。

房怡家也有保姆,她已经在房怡家里工作多年,几乎是看着房怡的女儿长大。她月薪五千,每天下午两点到四点要休息,主要负责做饭、遛狗和收拾卫生。搬到别墅后,保姆一个人忙不过来,房怡每两周还需要专门请一次保洁。“这工作真是轻松。”我由衷感叹。“可就这样她还想辞职,”房怡摇摇头,“她觉得别墅太闷了。”

我忍不住去想那个画面:一位中年保姆带着一只金毛猎犬,住在三百平米的别墅里,有影音室,有健身房,有浴缸,有花园,似乎只差一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如果能把这画面的主角换成自己,许多人会趋之若鹜。

但保姆对此不满的信息提醒我,很多人没有独自排遣寂寞的能力。在歌舞剧院的家属区,保姆可以看人下棋打牌,但在这里她无比孤独,连去最近的超市也需要坐车。坦白讲,我不确认自己能不能忍受这种生活。

我问房怡,“既然有这么多不便,为什么还要买别墅?”她用两个字回答:限量。

她所说的限量,指的是从2003年起全国推行的“禁墅令”。2003年2月,国土资源部发布被称为“45号文”的紧急通知,强调“停止别墅类用地的土地供应”。此后十年间,这一规定被先后重申了五次。

2019年,住建部发布“特急”通知,要求停止别墅项目建设审批,并对“已建、在建、在批、特批的别墅项目进行梳理”。在“禁墅令”背后,是近年来中国的耕地面积正在急剧减少,而别墅占地规模太大。

在2017年末,中国耕地面积是20.23亿亩,《全国国土规划纲要》要求,到2020年,耕地保有量要保持在18.65亿亩以上,18亿亩,也被称为“中国耕地红线”。

因此,用房怡的话说,“中国的别墅是卖一套少一套。”至于别墅能实现她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她将这个理由放在第二位。因为它显然没有第一个理由重要。

事实上,房怡曾在私下表达过购买别墅的第三个理由:这或许会为她的事业带来帮助。她为许多别墅提供过室内设计,清楚这个行业的市场规则。

过去20年里,她没有投放过任何广告,所有的业务都来自于熟人介绍。这是关于中国富人最保守的一面,即他们不相信宣传,几乎只相信同等身份人的推荐。生活在别墅里,房怡有机会结识更多的别墅业主,他们自己可能拥有不止一套别墅,也可能将房怡引荐给自己的朋友。这都是房怡期待的。

这种想法显得工于心计,但并不难理解。我比较惊讶的是,购买一栋别墅,她竟然有逻辑分明,角度各异的三个理由,那种期待中富裕人群任性放肆的消费完全不见踪影。

她几乎不可能在自己的生活中失去理性,就如同她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扩大事业的可能一样。她始终保持着属于中产的饥饿感,我想象不出有什么力量能使她停下来。

5

八月,我的朋友向我引荐胡总。他五十多岁,是四川安岳人——那里被誉为柠檬之乡,是一座有160万人口的县城。他在那里长大,如今的工作重心则在另外一个城市,出于隐私原因,我已无法描绘得更具体,因为现在他是当地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

他的公司占据了一栋12层的写字楼,马路对面的酒店也在他名下。人们对他的风评不一,有人说他平易近人,也有人说他脾气暴躁,无比固执。

胡总喜欢在办公室里挂自己的照片,每张都有登机箱那么大。照片全都PS过,但是既没有美颜,也不是虚构和重要人物合影。它们风格统一,主题是胡总保持威武站立的姿态,再将这个姿态PS到各种虚化的背景上。在八九十年代的影楼,人们也常用这样的方式和名胜古迹合影,例如背景是天安门或是长城,只不过胡总要突出的,只有他自己。

最近两年,胡总最大的一笔个人消费是在安岳农村翻建祖宅,花费在千万以上。这在当地成为一个巨大的新闻,其中的冲突感和不可思议,就好像泰勒·斯威夫特突然宣布要嫁给一位中国农民。

我看过那张所谓祖宅的照片,是两间破败的平房,房子的底座是一米多高的石板,再往上则是土墙结构,刷过的白色已经发灰,与屋顶的瓦片颜色相近。说是祖宅,其实房子的历史很短,只有胡总和他的父母在这里居住过,但是他想以此为源点,建立一个不断传承的大家族。

从成都出发前往安岳农村,大约需要两个半小时。我们经过一座非常袖珍的村镇,一切都围绕中心地带的一棵巨大槐树展开。择一条小路上山,乡间小道只容许一辆车通过,道旁的农作物生长茂盛,让人想起“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诗句。如此再行进十分钟,人会在某一个转弯过后,突然看到那座突兀的建筑。

“像个旅游集散中心。”一些人这样形容它。这主要是由于它看上去巨大而方正,但是似乎又毫无个性。

外表朴素,是胡总的要求。他希望这座“新祖宅”尽可能保证过去的味道,但是最好又足够宏大,因此外观像在老屋基础上直接乘以十倍。现在的这栋建筑长27米,进深9米,共4层,总计1500平米,内部还装有电梯。

门口的花园和水池,完全按照城市里的豪宅标准打造。站在这座房子的楼上,能看到四周绿油油的农田和波浪起伏的小山峦,虽然不能远眺,但也有被群山环抱的感觉。它的朝向由风水先生仔细勘察过,用鲁班尺找到了最佳角度,既可以有利于胡总运程,又能造福于子孙后代。现在,它的名字叫“胡家大院”。

▲站在胡家大院向外看的景色,也能看到很老的当地房屋

在胡家大院旁边,仍有当地的农民生活。他们就住在几十米外,居住的房子和被拆除的胡家老宅并无二致,石板,土墙,灰瓦,墙上偶尔还有窟窿。

如果说恢弘的胡家大院像一部最新款的劳斯莱斯,那他们的房子则像一辆从民国驶出的老牛车。

只是,放在这完全乡土化的场景里,突兀的不是牛车,而是劳斯莱斯。这几间老房子,从胡家大院的视角看出去,既是阻碍,偶尔又像是风景的点缀,他们的命运,恐怕要看胡总如何理解这件事。

胡家大院的内部是华丽的,与外表的朴素形成强烈的反差。进入胡家大院的第一个空间是堂屋。这里完全是中式风格,随时可以举办一场拜天地的中式婚礼。

主人的座位正对大门,透露着传统的宫廷威严,在他身后是一个香案大小的方桌,这里将用来供奉祖先牌位。在胡总的想象中,百年之后,他的后代将在这里祭拜他,向他叙述家里的兴衰对错,感谢他为家族创下的优渥生活。他现在已经有两个儿子,大一点的已经工作,在成都一家普通的公司上班,“不急,”胡总说,“先让他历练几年。”

和堂屋不同,胡家大院的所有卧室又都是欧式风格,席梦思床,羊毛地毯,电动窗帘。他认为,在享受生活这件事上,还是西方人做得更合心意。同样的文化冲突也发生在厨房——按照胡总的特别要求,他在别墅中修了一个农家土灶,还设置了放柴火的地方,这样他就能随时随地吃到正宗的“柴火饭”。而就在土灶旁边,胡总还是又布置了一个西厨空间,可能吃惯了柴火饭之后,他偶尔也会想吃牛排。

整个胡家大院里,最神奇的设置是粮仓。是的,一间专门储存粮食的空间,像旧时代的地主们一样。可是,即便胡总将自己理解为一个大地主(某种意义上,房地产开发商真的具备这个特征),这个行为也仍然是令人费解的。对地主来说,物资短缺时代,粮食是他们的核心资产,因此需要专门保护,但现在,这个空间设置显然没有任何意义。

胡总兴致勃勃地介绍他的思路。我忘了说,粮仓不是在后院,而是在胡家大院的三楼,和胡总的主卧在同一层。但是,如果你想去粮仓,需要从四楼下到三楼方可进入。整个的场景设置是这样的,“你看,我从外面打了粮食回来,坐电梯,把粮食运到四楼的平台上,那正好可以晒粮食。粮食晒好了之后,我把粮食一收,啧,直接就放进三楼的粮仓里,多方便。”

我在这个瞬间终于明白,这其实是一场游戏。一种他设想中的退休生活。一种行为艺术。因此,我也毋须再问为什么在这个年代需要打粮食,从哪里打,有没有考虑粮食放进去容易,拿出来很难的问题。对一个游戏来说,这些都不重要,因为这本来就是游戏的一部分。

我想,他在这个过程里能找到关于自己的一切: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吃不饱饭的童年生活,一个自食其力的奋斗过程,一个满仓满谷的人生赢家,一个就放在自己枕头旁边,看得见摸得着的厚重安全感,一个大家族真正的起点,一个值得被铭记的人。

胡家大院从筹建翻新到最终完成,历时两年有余。这一定是胡总最得意的一处住宅,因为这里满足了他对住所最疯狂的想象,中式与欧式齐飞,土灶与西厨一色,乘着电梯到屋顶晒粮,最后再收纳进卧室旁的粮仓里。

而值得一提的是,在斥资千万打造胡家大院之后,并没有人真正住在这儿,它只在胡总一家回乡祭祖时使用,在99%的时间里,这座四川乡村中的奇特宫殿都空空荡荡。

他不断填满粮仓的游戏,也许要在很久之后才会在这里上演,而要等待自己的子孙后代把胡家大院的十多间屋子住满,恐怕才是胡总和胡家大院真正面临的百年工程。

6

在整个八月,不止一个人对我说,几乎所有富人都有自己的风水先生。

不仅仅是胡总的胡家大院由风水先生测算过,房怡的新店铺也是由风水先生敲定了选址和开业日期。室内设计师崔钰也说,有时候设计图给到客户,返回的修改意见一看就是请风水先生看过的,会要求在这里加个隔档,那里加个水景。但是和预想中一样,他们都不愿意深入讨论这些问题,认为这是一种忌讳。

这让我想到一家科技公司的CEO,他崇尚科学,迷恋技术,但同时也是风水的信徒。他的办公室里养着风水鱼,一次一个采访者问,“这东西有用吗?”他微微一笑说,不知道。快速地闪躲了这个问题。但显然,如果他认为没有用,采访者不会看到这些风水鱼。

从北京的CBD到安岳农村的胡家大院,风水像一滴显影液,把中国人的矛盾和期望反映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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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彼得·海斯勒在沿着长城横穿中国的过程里,也遇到过风水先生。他写道,“风水先生专门测算建筑物和地形之间的关系,试图在自然之物和人造之物之间构建和谐。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他们向许许多多的文化传统发起攻击,斥之为封建迷信,其中就包括宗教、算命以及风水推理。”

尽管时至今日,相关的行当仍旧没有得到恢复,但“人们对风水的信奉已经被证明具有很强的反弹性”。彼得·海斯勒说,这主要是因为“这个行当有利可图”,风水好,就是运程好,所以人们都愿意花钱。

在一个工作日的晚上,我专门去听了一节风水课。主讲人老詹有诸多头衔:

易学研究会秘书长

中医文化非遗传承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伦理学会会员

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

西部精神医学协会会员

他穿一件印有李小龙的旧T恤,短裤,皮拖鞋,年纪五十左右,一副菜市场里随处可见的形象,声音很轻。他的微信名叫“龙隐道人”。鉴于老詹有一些和医药有关的身份,我想他或许也可以帮人治病。

在传统文化领域,风水先生常常担任着医生的角色,就好像彼得·海斯勒在山西遇到的风水先生张宝龙,不仅可以“选择配偶”和“选择坟地”,名片上还写着,可以医治“疑难杂症”。而在以上所有的标签之外,老詹还有一个我最关心的身份:大学老师。

据说,他在一所大学的国际教育学院,专门教留学生。当然,不是教风水,教中国文学。

“这是我上周在书店打的一卦,预测成都当天会不会下雨。”课程开始,老詹翻出手机,把自己的朋友圈投射到屏幕上。“当时雨都已经要下来了,但卦象显示,一定不会下雨。果然,我当天晚上在院子里等到十一点,也没有一滴雨落下来。”

紧接着,他又展示了一条私人微信,一位高考考生的家长告诉他,孩子已经如愿考上南开大学,多亏老詹打卦,才让他们没有强行去填报其他高考志愿。

上课的过程非常枯燥,我缺乏基础,像直接跳级听课。“山火贲。贲,亨,小利有攸往。象曰,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屋子里的大多数人和我一样,对这些句子毫无反应,而也有一些明显是尖子生的人,能直接就某些问题和老詹展开讨论。

我环视四周,发现还是以中年人为主,女性多过男性,但一些打扮稚嫩可爱的90后女孩的出现,也确实令我颇感意外。

人们说,老詹帮很多权贵看过住宅,调过风水。某个美国公司的中国区总裁,老詹就帮他看过别墅,当时老詹说,“这个入口朝向会让家人经常吵架”。之后的事情果然应验,这一家人不仅互相吵架,而且和物管吵架,和邻居吵架。后来,他们按照老詹的意见,将这个入口改成保姆通道,在另一个方向重新开门,一切才都回归太平。

只要你生活在中国,这样真假莫测的故事一定会听过很多。相信道家的人认为,世间万物都有联系,因此会相信房屋朝向会影响到我下个月会不会和物管吵架。

那些对此深信不疑的人,比如房怡,就从2003年认识老詹起,大事小情都请他占卜,“100%不敢说,90%吧,这么多年,至少九成都是准的。”她记得有一年,老詹提醒她赶紧把自己的股票卖出去,大盘将跌,她果断照办,成功躲过了一次股灾。

我本计划和老詹一起,参与一次他的工作,据说他已经告别真正的罗盘,开始使用罗盘App进行测算。但后来我被告知,他最近没有什么相关工作,我也只好作罢。我忍不住想,这小小的挫折,是不是与我家中哪里的风水有关。

7

8月的一个晚上,我和冯宣约在我们常去的一家冷锅鱼。大学时我们住在同一间寝室,现在他在一家银行工作,专为大客户提供服务。

“策划像亲子马术这样的活动,邀请经济学家来讲课,让客户尽量多的来参加。”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当然,举办这些活动的核心目的,还是吸收存款,销售理财产品。

大客户们的时间更宝贵,参加活动的意愿并不高。“因此策划要更吸引人。”冯宣说,“比如请经济学家来讲课就有很多人参加,他们非常关心经济形势。”我觉得很有意思,不仅仅是这个话题,还因为我们坐在客单价20元的小店里,评论着有千万存款人群的生活。

“如果你有2000万存款,那你在我们银行就是八百分之一。”他说。我追问,这是指全成都只有800个人有2000万以上的存款吗?“不,”他纠正我,“全四川。”这个数字与我预想中的有不小差距。

国家统计局显示,2018年四川省的总人口是8341万人,那拥有2000万存款的人,只占人群中的0.0009%。“到时候,我们会为你提供管家式的服务。”

当在一家银行的存款到达这个量级,客户与银行的关系会亲密很多。“比如客户会开车到银行找你,跟你说,今天我们家谁过生日,我时间来不及,你帮我准备个蛋糕,下班的时候我来取。那我下午就得出去给他买蛋糕。”类似的事情还有,对于一些大客户的紧急需求,银行有义务24小时配合,冯宣就曾经在早上五点到银行帮客户处理业务,因为客户天亮就要出国。

从冯宣讲述的角度理解,银行可以说真真正正地挡在了富裕家庭消费的对立面。存款越多,他们提供的服务就越好,他们提供这些服务完全是附加的,换句话说,是免费的。客户的钱躺在银行里赚取利息,客户则可以享受银行的管家式服务。而且,当客户把财产分散开,存五家银行,就能得到五份服务,他们还会彼此竞争,这样客户可以得到更多。

“但是你放心,大客户不会占你便宜。他让你买蛋糕,他一定会付钱。这一点和大多数人不一样。”冯宣说。确实,许多人向我佐证了这一点:来自富裕家庭的人,非常清楚所有服务都需要付费。但这并不意味着让他们消费很容易,相反,小到一个眼神都会让你失去一个大客户。

设计师崔钰对我说,她曾陪同一个客户去卖场挑选家具,在一家店,售货员与崔钰相熟,但见有客户在场,便犹豫要不要打招呼。两人之间的眼神接触被敏锐的客户看到,客户立刻拂袖而去,认为她们在合伙算计他。“一旦失去信任就很难挽回。他们的资源足够多,把你换掉仍然有很多选择。”

当谈到中国富人的共性时,谨慎和多疑是我在过去一个月最常听到的词。他们不会允许自己吃亏和犯错,哪怕只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在他无法判断其真实意义时,他就会想到最坏可能。

和普通人相比,他们反而更怕被差别对待,所以会有人跟我描述,开着劳斯莱斯的客户和停车场收费员砍价,“为什么收这么贵?十块?七块行不行?”

理解中国富人,需要将他们放在历史进程的沙箱中。发令枪在1978年才鸣响,40年后,他们领先于时代的大多数人,从13亿人口的国家获得机会。这个过程实在艰难,以至于他们的自我保护变成了本能反应。

而当他们富有之后,面子和尊严,更不能让他们接受失败,“如果他们在一件事情上吃亏,会显得自己不够精明。”

在为富人提供了近20年服务之后,房怡已经深谙客户的心理,但即便如此,她仍然不免跌跟头。2018年,一位客户通过房怡购买了价值350万的进口家具,因为个别几件商品有瑕疵,客户不接受修复,坚决要求全部退货,现在官司还在进行中。

在我得到的信息里,富人们比普通人更厌恶失败,他们不喜欢陌生感,一切消费行为最好都有熟人作保。但这样带来的结果,当然就是封闭。

8月末,房怡一家去日本旅行,她报了一个私人定制的旅行团,即便是近如日本,价格也是五万以上。“他们说自己就是这个行业最好的。”房怡说。这也是朋友给她推荐的。我看了那家旅行社的介绍,在网络上查不到任何信息,无法想象,一个在互联网上几乎不存在的旅行社,竟可以通过富人圈层的口碑传播,成为中国最好的旅行社之一。

这让我想起《理性的非理性》中论述的:人们并非像自己愿意承认的那样,能停留在理智的层面来做出每一个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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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掌握大笔财富的人相处,人会对数字渐渐失去概念。当房怡跟我说“350万的家具”,我好像只“嗯”了一声,但实际上,我不知道350万能买到什么样的家具,以及,为什么人要花这么大一笔钱买家具。

从这个角度上说,我可能永远无法理解中国富人。但换一个角度,我似乎又和他们感到亲近。当他们聊起风水,聊起自己的奋斗史,聊起自己的小心思,聊起自己的饥饿感,都能让我想起一些就在我身边的人,一些把脚扎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市井泥土中的人。

我曾说,希望自己只带着无知出发,但仍然感到偏见偷偷跟来,其中最大的偏见是,我认为他们是浮在云端的人,有一套自给自足的生态系统,已经和大多数人不同。

但结果正相反。除了比一般人更富有,我没有看到任何与普通人的不同,比如新的思想,新的精神,他们的生活更是完全不像19世纪英国小说里描写到的贵族生活。我也因此可以确定,至少目前,中国社会并没有真正的贵族,中国富人,正处在云端与泥土之间。

他们身上的缺点带着一代人的烙印,在许多瞬间,都让我想起自己的长辈与亲人。这些人共同的特点是,在公共事务面前只关心个人命运,在公开资料面前更相信小道消息,在信息时代面前更信赖熟人推荐,在精神消费面前更加迷恋物质。

他们是封闭而傲慢的,与新鲜的事物几乎脱节,很少付出,很多攫取,从这样的角度看,他们似乎也是需要被打开的下沉市场。金钱并没有让他们产生根本性的异化,他们追求排场,看重面子,经营家族,锱铢必较,这些传统的中国性格在鲁迅笔下已经写得够多了。

许知远曾经在《彭博商业周刊》的某一期开卷中这样写道:“今天的中国更像是上世纪初的美国。城市化、工业化和商业化是时代的主旋律,技术革命催生社会变革,大众媒体蓬勃兴起,对物质的崇拜、欲望与焦灼困扰着人们,随着它们日益深刻地卷入国际事务,它们对自身的身份寻求也强烈起来,对自身的历史意识也开始觉醒。”我想,这一判断目前仍然是准确的。

在八月短暂跨越阶层的过程里,我时常翻起富兰克林·托克所著的《流水别墅传》。这是一部关于世界上最出名别墅的传记,它恰好就诞生于1938年,一个我所认为的,美国最接近今日之中国的历史时期。

书中所记录的美国匹兹堡上流社会,和我所看到的成都富人有诸多相同之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令人熟悉的封闭感,以及在财富积累的道路上一往无前的专注。

但是,我也希望在最后,用书中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来发出提醒:这栋世界上最著名的别墅,在私人手中只保留了25年。1963年,它便被捐献给了西宾州环境资源保护部——私人愿意将宝贵资源奉献给公共,这种情况在当代中国似乎绝少发生,因为我们仍处在努力攫取资源的过程里。

这个细节说明,到了上世纪中叶,极个别的美国富人已经拥有了看待财富与社会的新视野,而这是中国富人尚在寻找的。

理解美国人这样的行为,也许可以从一个侧面向中国人描绘,中国究竟在国际社会面对着一个怎样的对手,而我们又和他们有怎样的差距。在未来三十年,这或许是一个比如何传递家族财富更值得中国富人考虑的问题。

注:本文中使用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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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nyi
1 楼
资产千万的人只有2百万?这个数据对吗?北上广深稍上档次的一套房子也得值这个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