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递给萨拉比一碗酸奶，让她送给隔壁邻居家的女主人。萨拉比走过去，看到那个美丽的女人坐在阳台上，一边哭一边拿剪刀剪自己的头发。萨拉比问她为什么这样做。女人说，头发是自己一生的祸根，丈夫刚才揪着头发把她绑在阳台的柱子上打。
不到10岁的哈比巴·萨拉比，未能解救那个女人。但半个世纪后，她承载着阿富汗女性最大的希望。作为阿富汗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性省长，以及2021年阿富汗内部和平谈判期间唯一的常任女性代表，萨拉比几乎是唯一一位和塔利班高层认真讨论过女性权利话题的阿富汗女人。
哈比巴·萨拉比（右二）。图/受访者提供
2021年8月15日，塔利班进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建立新的全国性政权。此后三年，萨拉比一直参与国际社会推动塔利班政府保护女性权利、实现包容性治理的多哈谈判进程。最新一轮多哈磋商于今年7月举行。
2024年初，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外交部副部长斯坦尼克扎伊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坦言：“（女性权利问题）拖延得越久，我们的损失就越大。没有女性，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无法进步。”
阿富汗女性的困境有长期历史渊源。萨拉比目睹女邻居遭遇家暴，是在半个世纪前的阿富汗沙阿王朝末期，虽然今天的历史学家将之称为阿富汗“最后的稳定时期”，但抛开这一滤镜，当时女性遭受的歧视和暴力远比今天更甚。而2002年到2021年的20年间，阿富汗“共和政府”亦未能推动女性赋权，反而让塔利班及其意识形态得到了更广泛的支持。
每个时期，阿富汗女性面临的核心困难有所不同，但抗争、博弈与妥协是一条不变的主线。“女性是天生的女权主义者，但女权主义的理论和形式各不相同。我总是尽量适度行事，努力不成为一名过于激烈的女权主义者，以务实的方式推动阿富汗女性的安全和利益。”萨拉比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说。
坐在地毯上的“秘密老师”
黑色的罩袍掩盖着书本，女孩们分头迅速通过塔利班士兵的检查站，在一间不起眼的民房里聚集。她们紧张而兴奋，做着认真的预习。这可能是英语、数学或科学课，也可能是一次远程教学。
如果不和秘密教育的行动者接触，外界很难想象这些项目的系统性和严肃性。“我们正在实施高标准的教育计划，并和卡塔尔等国政府讨论为这些秘密项目颁发证书文凭的可能性。”67岁的萨拉比说。
自2022年12月塔利班发布女性受教育的禁令以来，秘密学校就在阿富汗全国建立起来。如今，萨拉比在思考如何协调这些学校，招募更多生物、化学等理科科目的教师，并进行教学质量评估。
2023年6月18日，阿富汗巴米扬省，一所乡村学校里的女生。图/视觉中国
萨拉比没有披露秘密教育的覆盖人群规模。不过，另一位从事该工作的活动人士卡瓦尔推断，能接触到这些项目的阿富汗适龄女性约占总数的5%。这意味着，形形色色的秘密学校可能已经触达上万个阿富汗家庭。
看似不可思议的任务，对萨拉比、卡瓦尔等人来说，已是熟能生巧。28年前，秘密学校是她们参与阿富汗政治的起点。萨拉比原本是喀布尔的一名血液病医生，同时在医学院任教。20世纪90年代，阿富汗内政陷入混乱，医院常常发不出工资，在喀布尔来来往往的军阀将女性视为动物，萨拉比因为不穿罩袍多次受到威胁。但她依然留在家里，直到塔利班控制喀布尔，12岁的女儿无法再到学校读书。
萨拉比带着三个孩子流亡到巴基斯坦白沙瓦。之后五年，她用罩袍藏着筹集到的资金，偷偷越过边境，在阿富汗四处奔走，协调喀布尔、马扎里沙里夫、楠格哈尔等地的近百处秘密学校，监督教学质量。丈夫提出给萨拉比准备一头毛驴，她拒绝了：“其他阿富汗女人都是徒步翻山越岭。”
拒绝的真实原因或许与经费有关。她需要在各地寻找教学经验丰富的女教师，为她们提供工资、笔、纸、黑板，还有地毯，“因为坐在地上就不用买椅子了”。老师以家为校。为了避免引起塔利班的注意，每位女学生都需要秘密、单独地上课。
20多年过去，秘密教育面临的困难依然相似。过去一年，萨拉比经手的两个项目因经费不足而中断。由于电力和网络不容易获取，进行线上课程的女生们被迫聚在一起上课，增加了暴露的风险。
每一天，萨拉比都担心有教师或学生被塔利班士兵发现。她还记得那五年的艰难时光，曾有一个秘密教学点暴露，导致老师和她的丈夫被监禁。好在，在社区长老的调解下，老师最终被释放。但现在，坊间传言多认为，师生一旦被发现，后果会严重得多。
“尊重是一回事，支持是另一回事”
塔利班第一次执政结束后，萨拉比因领导秘密教育的经历而出名。她担任了“共和政府”的妇女事务部长，2005年卸任。总统卡尔扎伊对她很满意，承诺她可以去“任何想要的职位”。他建议萨拉比出任大使，但萨拉比不想被“流放”。
“我想当省长。”她说。
当时，有三名女性官员都在寻求成为阿富汗的第一位女省长。一件意外事件让萨拉比成为唯一的候选人。2003年，美籍阿富汗女青年维达·萨玛扎伊成为1974年以来第一位参加选美比赛的阿富汗女性。远在美国参赛的她，因穿着比基尼登场，在祖国引发了轩然大波。接受外媒采访时，萨拉比选取了一个折中的立场。她说，维达有权参加选美，但她“不能代表阿富汗社会”。
卡尔扎伊对这番发言“非常赞赏”。不少对女性权利问题兴趣寥寥的地方领导人，也来到萨拉比的办公室，称她为“贞洁而光荣的女性”。2005年，萨拉比得到内阁一致支持，开启了八年的巴米扬省省长生涯。这里是巴米扬大佛所在地，也是一个贫穷的省份。卡尔扎伊觉得，萨拉比可以利用自身与国际社会的良好关系，造福巴米扬人民。
对萨拉比的言行，阿富汗女性活动人士内部不乏争议。但没有人否认，萨拉比的办法在这片土地上总是行之有效。一个最好的例子是，在巴米扬，她提出将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粮食援助和女性教育问题挂钩。一个家庭去上学的女学生越多，获得的粮食奖励就越多。
“贫困永远是女性权利的主要障碍。”萨拉比解释道，许多家庭不允许女儿上学，是为了让她们帮家里干农活和做家务。2005年她到任时，巴米扬省中小学学生中的女性比例是34%，到2014年，数字上升到43%，在全阿富汗最高，甚至超过了首都喀布尔的40%。
2024年7月2日，阿富汗喀布尔，阿富汗妇女商业中心内的女裁缝。图/视觉中国
卸任省长十年后，萨拉比更愿意回忆这些具体工作，而非她作为第一位女省长的象征意义和荣誉。有阿富汗媒体人评论道，萨拉比对于阿富汗的价值正在于此：在喀布尔街头美容院、时装广告或国会中出现的女性身影，并不能让偏远山区农户的女儿认为自己也是一个“平等的人”。
“萨拉比的贡献不是象征性的，而是让巴米扬有了更多识字、在家庭生活中具有话语权、有机会免受家暴的女人。”前述媒体人说。
但更多的是遗憾和不甘。萨拉比最宏大的“和平母亲”计划，最终连第一步也未能走出。“我的想法是，如果一位母亲能阻止自己的孩子参与武装冲突，告诉他们要接受教育，母亲就在和平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萨拉比解释道。在阿富汗，很多母亲认为，孩子拿起枪、杀了人，就是“勇敢的行为”。她希望通过一系列深入农村的宣讲和资源网络建设，改变这种状况。但萨拉比没有得到总统办公室和政府高层的支持。面对追问，萨拉比不愿谈论具体矛盾，只是说：“尊重（我）是一回事，支持是另一回事。”
一些阿富汗女性官员发现，她们某种程度上被“共和政府”领导人视为和国际社会“交易”的工具，而非推动女性赋权的帮手。女性活动家卡瓦尔曾作为妇女事务部长的候选人，“共和政府”的末代总统加尼在面试她时，始终用英语与之交谈。“我很纳闷，阿富汗的官方语言是波斯语和普什图语，为什么要用英语交谈？内阁有几位部长懂英语？”
一旦通过所谓的“社会进步成绩”获得国际援助后，这些男性高级官员就会迅速变换脸色。一次，卡瓦尔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和阿富汗卫生部共同召开的公共卫生规划会议。世卫组织提出多个紧急优先事项，包括预防腹泻、女性营养不良和贫血。“但我们的部长说‘世卫组织想欺骗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贫血！’，他们转而提供了一份需要购买车辆、建造大楼、支付工资的长长清单。”
作为现实主义者，萨拉比深谙游戏规则。她指出，从纳吉布拉（苏占时期的阿富汗总统）时代开始，阿富汗一直在打代理人战争，国家崩溃是强加于阿富汗的种种政治游戏的结果。那些进入阿富汗的声称支持“民主和人权”的国家，本质上也都无视阿富汗的社会问题。“没人真正关注阿富汗女性，他们只知道‘阿富汗’意味着‘罩袍’。”萨拉比说。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显示，在2021年塔利班再次掌权前，阿富汗已有370万失学儿童，其中女童占60％。多位受访者指出，是少数阿富汗女性挣扎着利用国际社会对阿富汗现代化的有限支持，才让阿富汗的女性权利在20年腐败、混乱的“共和时代”得到了缓慢的恢复和进步。
成为阿富汗第一位女省长后，萨拉比终于完成了10岁时无力做到的那件事：解救女邻居。她成立反家暴问题特别委员会，通过了反家暴条例，还在警察局里建立了处理性别暴力事务的特别部门，在学校里组织法律知识竞赛。一位获胜女生用奖金买了一辆摩托车——这是巴米扬地区女性拥有的第一辆。
“两种不同的塔利班”
2021年8月15日，萨拉比在多哈的酒店大堂遇到了塔利班多哈政治办公室副主任斯坦尼克扎伊。两人都知道，谈判彻底结束了：数小时前，塔利班军队进入喀布尔，“共和政府”的末代总统加尼抛弃下属，带着少数亲信提前逃亡。
“我们（新政府）会非常尊重女性。”斯坦尼克扎伊对萨拉比说。“我不相信。”萨拉比当即反问他，真的相信自己所说的吗。斯坦尼克肯定地回答，他相信。
2024年初，已经成为塔利班政府副外长的斯坦尼克扎伊，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再次阐述了自己的女性观。他说，女性权利被剥夺，就是社会上超过一半的人的权利被剥夺；伊斯兰教和阿富汗传统文化都认为，受教育是女性的天然权利和责任。“当然，我们的教法也有一些关于女性的规则。”
斯坦尼克扎伊是塔利班政治领导人巴拉达尔的亲信，英文流利，在塔利班第一次执政期间负责对美谈判，还曾前往华盛顿。每位塔利班领导人身边都有这样的“国际化”助手，他们中的一些人长居卡塔尔，还将自己的女儿送进了当地学校读书。
2020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塔利班达成美军从阿富汗逐步撤军的协议。此后，阿富汗内部进行了持续一年多的磋商，试图和平过渡到塔利班参与新政府。随着美军不再参与战斗，深知自身能力的“共和政府”官员及军阀试图为自己谋得出路，巴拉达尔和他的助手们则努力让所有人相信：塔利班这次执政，会和20年前不同。
但谈判桌上的人逐渐发现，斯坦尼克扎伊只是个例。关起门来，大多数塔利班代表根本不理睬萨拉比，他们在女性代表说话时自顾自地大声聊天。萨拉比唯一能做的抗争，是和同事争取在每一次大小会晤中至少安排一位女性出席，以“让对方不自在”。
阿富汗政客赛义德·哈迪曾经领导反苏游击战争，和塔利班军事领导者哈卡尼家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凭借这重关系，哈迪在共和时期解救过数十名被塔利班绑架的女孩。在他看来，阿富汗“有两种不同的塔利班”。一方面，过去20年，为了持续招揽宗教极端分子，塔利班强烈批评“共和政府”允许男女生同班上课等政策；另一方面，由于“共和政府”不得人心，越来越多不同立场的阿富汗人加入塔利班。“塔利班领导层希望同时留住这两类人。”
然而，塔利班本质上是军事组织，身处一线的强硬派指挥官一开始就掌握了主动。多位受访对象透露，塔利班间谍在部队进城前已经确认了女性“目标”。从女议员、女官员到女律师，各种抛头露面的女性的亲友，许多都接到过塔利班的盘问电话，目的是核实目标的身份和住处。
2021年8月15日后，喀布尔的女性官员住宅频繁遭到搜查，她们独自开车出门时会被塔利班士兵拦下：“打电话给你的男性亲属，让他们开车载你，你才能出门。”在此情况下，虽然新政府一再挽留，但不到一个月，从政府部门的女司长到城里的各类女性职员，大多离开了岗位。
喀布尔的精英阶层之外，大多数阿富汗女性起初没有受到这么直接的冲击。建筑学硕士生哈西娜所在的大学停课了数周，然后重新开放。女生被要求“正确”佩戴头巾，且只能由女教师授课。但建筑系没有那么多女教师，所以她们依然由男教师上课，只是师生在课下不再能有交流。
“我们遵循他们的所有指示，我们只是想学习。”哈西娜回忆道。但情况每个月都在变得更糟。喀布尔街头的女性广告遭到涂抹，越来越多的城镇和乡村传来女性被要求不能单独出门和上学的消息。2022年5月，新政府“建议女性从头至脚穿上罩袍”。2022年以来，越来越多符合激进意识形态的宗教宣讲在各地展开，每一次都在强化地方长老和官员对性别问题的消极看法。
此外，随着时间推移，国际社会始终未能给出承认塔利班的路线图，一些国家甚至冻结阿富汗的国家资产。这让追求“国际承认”的温和派在塔利班内部的权力斗争中进一步失势。强硬派开始宣称，国际承认不重要。到最后，国际承认问题甚至起到相反的作用。“每当国际社会拒绝塔利班的要求时，他们就通过进一步限制女性权利来反向施加压力。”卡瓦尔说。
大多数与强硬派持不同意见的塔利班精英逐渐走向妥协和沉默。2022年11月，阿富汗的健身房、公共浴室和公园不再对女性开放。女性活动人士法赫米向一位塔利班警察局长抗议，这位局长同意为家里没有水电供应的女性单独开一家公共浴室，但一天之后，浴室再次关闭。“我给他打电话，他说自己也无能为力，他反对关闭浴室，但被勒令必须这么做。”法赫米回忆。
在这场持续一年多的内部博弈中，唯一的反复出现在2022年3月，政府宣布全国的女性都可以接受教育。但到2022年12月20日，塔利班政府发布命令，暂停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哈西娜和同学去学校核实消息，被荷枪实弹的塔利班士兵堵在门外。此后，关于暂停女性进入中小学、培训学校及非政府组织学习、工作的政令陆续发出。
“没有什么不可能”
2024年7月，萨拉比拒绝出席最新一轮多哈谈判。
“我和联合国副秘书长迪卡洛举行了几次会议。她向我们承诺，将确保阿富汗女性代表参与第三轮多哈会谈。但最终，我们被邀请参会时才得知，谈判期间只安排了一场女性权利问题的边会，而非各国代表都会参加的主会。”萨拉比认为，这不符合阿富汗女性的利益，也有损联合国的政治形象。
欧盟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尼克拉松诺夫解释说，将萨拉比排除在正式会议之外，是为了“进一步接触（塔利班）而付出的代价”。但萨拉比觉得，多哈应该是各方和塔利班一起寻找问题解决方案的平台，而女性权利问题“是一个主要问题”。
2021年至2022年担任巴基斯坦国家安全顾问的优素福，是多哈进程的重要参与者。他指出，多哈谈判本质上是一场博弈，国际社会曾试图用国际承认、资金援助等和塔利班“交易”女性权利，但没有成功。“塔利班领导人的思考方式和你我非常不同。我们必须了解对他们来说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方案）能改变他们的想法。”
前述阿富汗宗教学者理事会成员建议，可以适当拆分女性权利的不同维度，先从优先事项谈起。例如，塔利班是否同意建立一个技术委员会，来负责修订教育结构和教学方法，规范女性入学事宜？“如果同意，可以让更多宗教界、教育界人士加入委员会，使其具备一定包容性。”
留学德国的阿富汗建筑设计师哈里米发布的一份大学校园设计强调“尊重阿富汗的规范和价值观”，在校园建设上实现“性别和身体隔离”，建立单独的女性院系。他说，这是一种帮助女性在当下获得“与男性相似的教育机会”的方案。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近年的努力，被各方视为样板。根据塔利班政府的规定，医疗卫生部门的女性雇员不受工作禁令的影响。按照2022年的数据，这意味着3000多名女性医护人员得到了“豁免”。在此基础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塔利班方面就女性接受医疗教育的问题展开了沟通。
“从塔利班的角度看，他们不能允许自己的妻子、女儿接受男医生的治疗或检查，所以他们需要女医生来为女性病患服务。那么，按照这个逻辑，他们应该允许女性上中学、大学，接受医疗教育，然后才能成为医生。”2023年10月刚卸任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阿富汗代表处主任菲永说，塔利班绝大多数成员“能理解这个逻辑”，所以“他们正在激烈地辩论，以找到调和矛盾的方法”。
但是，对于渐进式、妥协式的谈判，萨拉比和卡瓦尔持不同意见。卡瓦尔担忧，对女性权利的长期剥夺，已经让阿富汗女性的生存环境急速恶化，在这种大环境下，任何“特区”都难以独存。她经常听到那些被迫放弃工作的女医护人员的诉苦。
一名获准在公立医院工作的女助产士，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被塔利班士兵逮捕、关进监狱，直到家人付钱将她救出。“塔利班士兵指控她没有遵守头巾规定，但她穿着非常保守。”卡瓦尔说，这是塔利班强硬派的故意挑衅。在那之后，这位女护士完全没有安全感，不能再出门工作。
更糟糕的是，女性正在受到越来越多来自家庭内部的压力。哈西娜只是想继续读书，“但家族中的一些男性长辈说我是一个妓女”。她男朋友的父母也斥责她让周围的人陷入危险，“最终，他们没有出席我们的婚礼”。
这与塔利班的“株连”政策有关。如果女性对当局政策提出抗议，她们的丈夫、父亲与兄弟也可能被逮捕。这是一种精细的治理术，将每个男性变成监控妻女的“共犯”。有活动人士甚至发现，一些被营救出塔利班监狱的女性抗议者，在之后数周内被杀害，凶手是自己的家人。
联合国妇女署今年8月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68%的阿富汗女性心理健康状况“差”或“非常差”。正是看到这些倾向，一向务实的萨拉比坚持谈判的完整性。“如果开始谈判，就要谈女性的基本权利问题。”
对于这种观点，前述宗教学者和塔利班政府内部人士建议，伊斯兰宗教界可以就这个整体问题和塔利班领导人加强沟通。在阿拉伯世界颇具影响力的埃及阿兹哈尔大伊玛目塔伊布多次公开发声，指出塔利班的限制令和教法相矛盾，教法明确“男人和女人，从摇篮到坟墓，都要追求知识”。
“各国宗教界可以加强和塔利班内部有影响力的宗教部门进行对话，如惩恶扬善部、朝圣和捐赠部、高等法院。”前述宗教学者指出，“因为几乎所有塔利班领导人都是宗教人士。我们需要有理据的教法推理，促使塔利班听取和理解这些观点，否则一切都没有用。”
虽然前路漫长，萨拉比仍对阿富汗女性的未来抱有信心。“没什么是不可能的。当20世纪90年代的圣战者和军阀占领喀布尔时，他们在对待女性问题的态度上并不比塔利班好，但后来，这些统治者的第二代接受教育，部分人成了女性权利支持者。”
回到三年前的那个8月，哈迪敲开了塔利班军事领导人哈利勒·哈卡尼的房门，后者刚刚在喀布尔安顿好。哈迪说，如果阿富汗的母亲们受过教育，现在阿富汗的局势会有很大不同，母亲的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会深刻地影响孩子。哈卡尼点了点头，说：“热烈欢迎！”
妈妈递给萨拉比一碗酸奶，让她送给隔壁邻居家的女主人。萨拉比走过去，看到那个美丽的女人坐在阳台上，一边哭一边拿剪刀剪自己的头发。萨拉比问她为什么这样做。女人说，头发是自己一生的祸根，丈夫刚才揪着头发把她绑在阳台的柱子上打。
不到10岁的哈比巴·萨拉比，未能解救那个女人。但半个世纪后，她承载着阿富汗女性最大的希望。作为阿富汗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性省长，以及2021年阿富汗内部和平谈判期间唯一的常任女性代表，萨拉比几乎是唯一一位和塔利班高层认真讨论过女性权利话题的阿富汗女人。
哈比巴·萨拉比（右二）。图/受访者提供
2021年8月15日，塔利班进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建立新的全国性政权。此后三年，萨拉比一直参与国际社会推动塔利班政府保护女性权利、实现包容性治理的多哈谈判进程。最新一轮多哈磋商于今年7月举行。
2024年初，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外交部副部长斯坦尼克扎伊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坦言：“（女性权利问题）拖延得越久，我们的损失就越大。没有女性，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无法进步。”
阿富汗女性的困境有长期历史渊源。萨拉比目睹女邻居遭遇家暴，是在半个世纪前的阿富汗沙阿王朝末期，虽然今天的历史学家将之称为阿富汗“最后的稳定时期”，但抛开这一滤镜，当时女性遭受的歧视和暴力远比今天更甚。而2002年到2021年的20年间，阿富汗“共和政府”亦未能推动女性赋权，反而让塔利班及其意识形态得到了更广泛的支持。
每个时期，阿富汗女性面临的核心困难有所不同，但抗争、博弈与妥协是一条不变的主线。“女性是天生的女权主义者，但女权主义的理论和形式各不相同。我总是尽量适度行事，努力不成为一名过于激烈的女权主义者，以务实的方式推动阿富汗女性的安全和利益。”萨拉比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说。
坐在地毯上的“秘密老师”
黑色的罩袍掩盖着书本，女孩们分头迅速通过塔利班士兵的检查站，在一间不起眼的民房里聚集。她们紧张而兴奋，做着认真的预习。这可能是英语、数学或科学课，也可能是一次远程教学。
如果不和秘密教育的行动者接触，外界很难想象这些项目的系统性和严肃性。“我们正在实施高标准的教育计划，并和卡塔尔等国政府讨论为这些秘密项目颁发证书文凭的可能性。”67岁的萨拉比说。
自2022年12月塔利班发布女性受教育的禁令以来，秘密学校就在阿富汗全国建立起来。如今，萨拉比在思考如何协调这些学校，招募更多生物、化学等理科科目的教师，并进行教学质量评估。
2023年6月18日，阿富汗巴米扬省，一所乡村学校里的女生。图/视觉中国
萨拉比没有披露秘密教育的覆盖人群规模。不过，另一位从事该工作的活动人士卡瓦尔推断，能接触到这些项目的阿富汗适龄女性约占总数的5%。这意味着，形形色色的秘密学校可能已经触达上万个阿富汗家庭。
看似不可思议的任务，对萨拉比、卡瓦尔等人来说，已是熟能生巧。28年前，秘密学校是她们参与阿富汗政治的起点。萨拉比原本是喀布尔的一名血液病医生，同时在医学院任教。20世纪90年代，阿富汗内政陷入混乱，医院常常发不出工资，在喀布尔来来往往的军阀将女性视为动物，萨拉比因为不穿罩袍多次受到威胁。但她依然留在家里，直到塔利班控制喀布尔，12岁的女儿无法再到学校读书。
萨拉比带着三个孩子流亡到巴基斯坦白沙瓦。之后五年，她用罩袍藏着筹集到的资金，偷偷越过边境，在阿富汗四处奔走，协调喀布尔、马扎里沙里夫、楠格哈尔等地的近百处秘密学校，监督教学质量。丈夫提出给萨拉比准备一头毛驴，她拒绝了：“其他阿富汗女人都是徒步翻山越岭。”
拒绝的真实原因或许与经费有关。她需要在各地寻找教学经验丰富的女教师，为她们提供工资、笔、纸、黑板，还有地毯，“因为坐在地上就不用买椅子了”。老师以家为校。为了避免引起塔利班的注意，每位女学生都需要秘密、单独地上课。
20多年过去，秘密教育面临的困难依然相似。过去一年，萨拉比经手的两个项目因经费不足而中断。由于电力和网络不容易获取，进行线上课程的女生们被迫聚在一起上课，增加了暴露的风险。
每一天，萨拉比都担心有教师或学生被塔利班士兵发现。她还记得那五年的艰难时光，曾有一个秘密教学点暴露，导致老师和她的丈夫被监禁。好在，在社区长老的调解下，老师最终被释放。但现在，坊间传言多认为，师生一旦被发现，后果会严重得多。
“尊重是一回事，支持是另一回事”
塔利班第一次执政结束后，萨拉比因领导秘密教育的经历而出名。她担任了“共和政府”的妇女事务部长，2005年卸任。总统卡尔扎伊对她很满意，承诺她可以去“任何想要的职位”。他建议萨拉比出任大使，但萨拉比不想被“流放”。
“我想当省长。”她说。
当时，有三名女性官员都在寻求成为阿富汗的第一位女省长。一件意外事件让萨拉比成为唯一的候选人。2003年，美籍阿富汗女青年维达·萨玛扎伊成为1974年以来第一位参加选美比赛的阿富汗女性。远在美国参赛的她，因穿着比基尼登场，在祖国引发了轩然大波。接受外媒采访时，萨拉比选取了一个折中的立场。她说，维达有权参加选美，但她“不能代表阿富汗社会”。
卡尔扎伊对这番发言“非常赞赏”。不少对女性权利问题兴趣寥寥的地方领导人，也来到萨拉比的办公室，称她为“贞洁而光荣的女性”。2005年，萨拉比得到内阁一致支持，开启了八年的巴米扬省省长生涯。这里是巴米扬大佛所在地，也是一个贫穷的省份。卡尔扎伊觉得，萨拉比可以利用自身与国际社会的良好关系，造福巴米扬人民。
对萨拉比的言行，阿富汗女性活动人士内部不乏争议。但没有人否认，萨拉比的办法在这片土地上总是行之有效。一个最好的例子是，在巴米扬，她提出将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粮食援助和女性教育问题挂钩。一个家庭去上学的女学生越多，获得的粮食奖励就越多。
“贫困永远是女性权利的主要障碍。”萨拉比解释道，许多家庭不允许女儿上学，是为了让她们帮家里干农活和做家务。2005年她到任时，巴米扬省中小学学生中的女性比例是34%，到2014年，数字上升到43%，在全阿富汗最高，甚至超过了首都喀布尔的40%。
2024年7月2日，阿富汗喀布尔，阿富汗妇女商业中心内的女裁缝。图/视觉中国
卸任省长十年后，萨拉比更愿意回忆这些具体工作，而非她作为第一位女省长的象征意义和荣誉。有阿富汗媒体人评论道，萨拉比对于阿富汗的价值正在于此：在喀布尔街头美容院、时装广告或国会中出现的女性身影，并不能让偏远山区农户的女儿认为自己也是一个“平等的人”。
“萨拉比的贡献不是象征性的，而是让巴米扬有了更多识字、在家庭生活中具有话语权、有机会免受家暴的女人。”前述媒体人说。
但更多的是遗憾和不甘。萨拉比最宏大的“和平母亲”计划，最终连第一步也未能走出。“我的想法是，如果一位母亲能阻止自己的孩子参与武装冲突，告诉他们要接受教育，母亲就在和平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萨拉比解释道。在阿富汗，很多母亲认为，孩子拿起枪、杀了人，就是“勇敢的行为”。她希望通过一系列深入农村的宣讲和资源网络建设，改变这种状况。但萨拉比没有得到总统办公室和政府高层的支持。面对追问，萨拉比不愿谈论具体矛盾，只是说：“尊重（我）是一回事，支持是另一回事。”
一些阿富汗女性官员发现，她们某种程度上被“共和政府”领导人视为和国际社会“交易”的工具，而非推动女性赋权的帮手。女性活动家卡瓦尔曾作为妇女事务部长的候选人，“共和政府”的末代总统加尼在面试她时，始终用英语与之交谈。“我很纳闷，阿富汗的官方语言是波斯语和普什图语，为什么要用英语交谈？内阁有几位部长懂英语？”
一旦通过所谓的“社会进步成绩”获得国际援助后，这些男性高级官员就会迅速变换脸色。一次，卡瓦尔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和阿富汗卫生部共同召开的公共卫生规划会议。世卫组织提出多个紧急优先事项，包括预防腹泻、女性营养不良和贫血。“但我们的部长说‘世卫组织想欺骗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贫血！’，他们转而提供了一份需要购买车辆、建造大楼、支付工资的长长清单。”
作为现实主义者，萨拉比深谙游戏规则。她指出，从纳吉布拉（苏占时期的阿富汗总统）时代开始，阿富汗一直在打代理人战争，国家崩溃是强加于阿富汗的种种政治游戏的结果。那些进入阿富汗的声称支持“民主和人权”的国家，本质上也都无视阿富汗的社会问题。“没人真正关注阿富汗女性，他们只知道‘阿富汗’意味着‘罩袍’。”萨拉比说。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显示，在2021年塔利班再次掌权前，阿富汗已有370万失学儿童，其中女童占60％。多位受访者指出，是少数阿富汗女性挣扎着利用国际社会对阿富汗现代化的有限支持，才让阿富汗的女性权利在20年腐败、混乱的“共和时代”得到了缓慢的恢复和进步。
成为阿富汗第一位女省长后，萨拉比终于完成了10岁时无力做到的那件事：解救女邻居。她成立反家暴问题特别委员会，通过了反家暴条例，还在警察局里建立了处理性别暴力事务的特别部门，在学校里组织法律知识竞赛。一位获胜女生用奖金买了一辆摩托车——这是巴米扬地区女性拥有的第一辆。
“两种不同的塔利班”
2021年8月15日，萨拉比在多哈的酒店大堂遇到了塔利班多哈政治办公室副主任斯坦尼克扎伊。两人都知道，谈判彻底结束了：数小时前，塔利班军队进入喀布尔，“共和政府”的末代总统加尼抛弃下属，带着少数亲信提前逃亡。
“我们（新政府）会非常尊重女性。”斯坦尼克扎伊对萨拉比说。“我不相信。”萨拉比当即反问他，真的相信自己所说的吗。斯坦尼克肯定地回答，他相信。
2024年初，已经成为塔利班政府副外长的斯坦尼克扎伊，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再次阐述了自己的女性观。他说，女性权利被剥夺，就是社会上超过一半的人的权利被剥夺；伊斯兰教和阿富汗传统文化都认为，受教育是女性的天然权利和责任。“当然，我们的教法也有一些关于女性的规则。”
斯坦尼克扎伊是塔利班政治领导人巴拉达尔的亲信，英文流利，在塔利班第一次执政期间负责对美谈判，还曾前往华盛顿。每位塔利班领导人身边都有这样的“国际化”助手，他们中的一些人长居卡塔尔，还将自己的女儿送进了当地学校读书。
2020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塔利班达成美军从阿富汗逐步撤军的协议。此后，阿富汗内部进行了持续一年多的磋商，试图和平过渡到塔利班参与新政府。随着美军不再参与战斗，深知自身能力的“共和政府”官员及军阀试图为自己谋得出路，巴拉达尔和他的助手们则努力让所有人相信：塔利班这次执政，会和20年前不同。
但谈判桌上的人逐渐发现，斯坦尼克扎伊只是个例。关起门来，大多数塔利班代表根本不理睬萨拉比，他们在女性代表说话时自顾自地大声聊天。萨拉比唯一能做的抗争，是和同事争取在每一次大小会晤中至少安排一位女性出席，以“让对方不自在”。
阿富汗政客赛义德·哈迪曾经领导反苏游击战争，和塔利班军事领导者哈卡尼家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凭借这重关系，哈迪在共和时期解救过数十名被塔利班绑架的女孩。在他看来，阿富汗“有两种不同的塔利班”。一方面，过去20年，为了持续招揽宗教极端分子，塔利班强烈批评“共和政府”允许男女生同班上课等政策；另一方面，由于“共和政府”不得人心，越来越多不同立场的阿富汗人加入塔利班。“塔利班领导层希望同时留住这两类人。”
然而，塔利班本质上是军事组织，身处一线的强硬派指挥官一开始就掌握了主动。多位受访对象透露，塔利班间谍在部队进城前已经确认了女性“目标”。从女议员、女官员到女律师，各种抛头露面的女性的亲友，许多都接到过塔利班的盘问电话，目的是核实目标的身份和住处。
2021年8月15日后，喀布尔的女性官员住宅频繁遭到搜查，她们独自开车出门时会被塔利班士兵拦下：“打电话给你的男性亲属，让他们开车载你，你才能出门。”在此情况下，虽然新政府一再挽留，但不到一个月，从政府部门的女司长到城里的各类女性职员，大多离开了岗位。
喀布尔的精英阶层之外，大多数阿富汗女性起初没有受到这么直接的冲击。建筑学硕士生哈西娜所在的大学停课了数周，然后重新开放。女生被要求“正确”佩戴头巾，且只能由女教师授课。但建筑系没有那么多女教师，所以她们依然由男教师上课，只是师生在课下不再能有交流。
“我们遵循他们的所有指示，我们只是想学习。”哈西娜回忆道。但情况每个月都在变得更糟。喀布尔街头的女性广告遭到涂抹，越来越多的城镇和乡村传来女性被要求不能单独出门和上学的消息。2022年5月，新政府“建议女性从头至脚穿上罩袍”。2022年以来，越来越多符合激进意识形态的宗教宣讲在各地展开，每一次都在强化地方长老和官员对性别问题的消极看法。
此外，随着时间推移，国际社会始终未能给出承认塔利班的路线图，一些国家甚至冻结阿富汗的国家资产。这让追求“国际承认”的温和派在塔利班内部的权力斗争中进一步失势。强硬派开始宣称，国际承认不重要。到最后，国际承认问题甚至起到相反的作用。“每当国际社会拒绝塔利班的要求时，他们就通过进一步限制女性权利来反向施加压力。”卡瓦尔说。
大多数与强硬派持不同意见的塔利班精英逐渐走向妥协和沉默。2022年11月，阿富汗的健身房、公共浴室和公园不再对女性开放。女性活动人士法赫米向一位塔利班警察局长抗议，这位局长同意为家里没有水电供应的女性单独开一家公共浴室，但一天之后，浴室再次关闭。“我给他打电话，他说自己也无能为力，他反对关闭浴室，但被勒令必须这么做。”法赫米回忆。
在这场持续一年多的内部博弈中，唯一的反复出现在2022年3月，政府宣布全国的女性都可以接受教育。但到2022年12月20日，塔利班政府发布命令，暂停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哈西娜和同学去学校核实消息，被荷枪实弹的塔利班士兵堵在门外。此后，关于暂停女性进入中小学、培训学校及非政府组织学习、工作的政令陆续发出。
“没有什么不可能”
2024年7月，萨拉比拒绝出席最新一轮多哈谈判。
“我和联合国副秘书长迪卡洛举行了几次会议。她向我们承诺，将确保阿富汗女性代表参与第三轮多哈会谈。但最终，我们被邀请参会时才得知，谈判期间只安排了一场女性权利问题的边会，而非各国代表都会参加的主会。”萨拉比认为，这不符合阿富汗女性的利益，也有损联合国的政治形象。
欧盟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尼克拉松诺夫解释说，将萨拉比排除在正式会议之外，是为了“进一步接触（塔利班）而付出的代价”。但萨拉比觉得，多哈应该是各方和塔利班一起寻找问题解决方案的平台，而女性权利问题“是一个主要问题”。
2021年至2022年担任巴基斯坦国家安全顾问的优素福，是多哈进程的重要参与者。他指出，多哈谈判本质上是一场博弈，国际社会曾试图用国际承认、资金援助等和塔利班“交易”女性权利，但没有成功。“塔利班领导人的思考方式和你我非常不同。我们必须了解对他们来说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方案）能改变他们的想法。”
前述阿富汗宗教学者理事会成员建议，可以适当拆分女性权利的不同维度，先从优先事项谈起。例如，塔利班是否同意建立一个技术委员会，来负责修订教育结构和教学方法，规范女性入学事宜？“如果同意，可以让更多宗教界、教育界人士加入委员会，使其具备一定包容性。”
留学德国的阿富汗建筑设计师哈里米发布的一份大学校园设计强调“尊重阿富汗的规范和价值观”，在校园建设上实现“性别和身体隔离”，建立单独的女性院系。他说，这是一种帮助女性在当下获得“与男性相似的教育机会”的方案。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近年的努力，被各方视为样板。根据塔利班政府的规定，医疗卫生部门的女性雇员不受工作禁令的影响。按照2022年的数据，这意味着3000多名女性医护人员得到了“豁免”。在此基础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塔利班方面就女性接受医疗教育的问题展开了沟通。
“从塔利班的角度看，他们不能允许自己的妻子、女儿接受男医生的治疗或检查，所以他们需要女医生来为女性病患服务。那么，按照这个逻辑，他们应该允许女性上中学、大学，接受医疗教育，然后才能成为医生。”2023年10月刚卸任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阿富汗代表处主任菲永说，塔利班绝大多数成员“能理解这个逻辑”，所以“他们正在激烈地辩论，以找到调和矛盾的方法”。
但是，对于渐进式、妥协式的谈判，萨拉比和卡瓦尔持不同意见。卡瓦尔担忧，对女性权利的长期剥夺，已经让阿富汗女性的生存环境急速恶化，在这种大环境下，任何“特区”都难以独存。她经常听到那些被迫放弃工作的女医护人员的诉苦。
一名获准在公立医院工作的女助产士，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被塔利班士兵逮捕、关进监狱，直到家人付钱将她救出。“塔利班士兵指控她没有遵守头巾规定，但她穿着非常保守。”卡瓦尔说，这是塔利班强硬派的故意挑衅。在那之后，这位女护士完全没有安全感，不能再出门工作。
更糟糕的是，女性正在受到越来越多来自家庭内部的压力。哈西娜只是想继续读书，“但家族中的一些男性长辈说我是一个妓女”。她男朋友的父母也斥责她让周围的人陷入危险，“最终，他们没有出席我们的婚礼”。
这与塔利班的“株连”政策有关。如果女性对当局政策提出抗议，她们的丈夫、父亲与兄弟也可能被逮捕。这是一种精细的治理术，将每个男性变成监控妻女的“共犯”。有活动人士甚至发现，一些被营救出塔利班监狱的女性抗议者，在之后数周内被杀害，凶手是自己的家人。
联合国妇女署今年8月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68%的阿富汗女性心理健康状况“差”或“非常差”。正是看到这些倾向，一向务实的萨拉比坚持谈判的完整性。“如果开始谈判，就要谈女性的基本权利问题。”
对于这种观点，前述宗教学者和塔利班政府内部人士建议，伊斯兰宗教界可以就这个整体问题和塔利班领导人加强沟通。在阿拉伯世界颇具影响力的埃及阿兹哈尔大伊玛目塔伊布多次公开发声，指出塔利班的限制令和教法相矛盾，教法明确“男人和女人，从摇篮到坟墓，都要追求知识”。
“各国宗教界可以加强和塔利班内部有影响力的宗教部门进行对话，如惩恶扬善部、朝圣和捐赠部、高等法院。”前述宗教学者指出，“因为几乎所有塔利班领导人都是宗教人士。我们需要有理据的教法推理，促使塔利班听取和理解这些观点，否则一切都没有用。”
虽然前路漫长，萨拉比仍对阿富汗女性的未来抱有信心。“没什么是不可能的。当20世纪90年代的圣战者和军阀占领喀布尔时，他们在对待女性问题的态度上并不比塔利班好，但后来，这些统治者的第二代接受教育，部分人成了女性权利支持者。”
回到三年前的那个8月，哈迪敲开了塔利班军事领导人哈利勒·哈卡尼的房门，后者刚刚在喀布尔安顿好。哈迪说，如果阿富汗的母亲们受过教育，现在阿富汗的局势会有很大不同，母亲的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会深刻地影响孩子。哈卡尼点了点头，说：“热烈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