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企业在中国的数量创下10年新低
根据日本帝国数据银行公布的调查显示，截止今年六月，进驻中国的日本企业为1万2706家，数量创过去10年新低。分析指，除了中国坚持"动态清零"的严格隔离政策造成供应链中断外，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也让在华投资的不确定性因素增高。
日本共同社引用帝国数据库（Teikoku Databank）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2022年上半年，在华的日企为1万2706家，与疫情蔓延初期的2020年2月调查相比，日企减少了940家，约7%。
进一步观察撤离的城市，上海减少272家，减少数量在各地区中也居首，广东居次。“上海从今年3月下旬起实施了约2个月的封控，零部件供应迟滞等因素给日本企业的生产活动造成了巨大影响。”共同社指出。
日本政府补贴日企撤离中国 在华投资政治风险增
早在2020年，《日本经济新闻》曾报导，日本政府正协助企业撤回日本。首轮仅90间企业申请补助，但是第二轮却涌入了1670间在华日本企业申请。《日经》指出，“由于劳动成本上升，在中国设厂的吸引力早已大不如前，加上中美之间的新冷战，让不少日本企业就算没有补助也要离开中国”。
台湾国立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宏仁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除了疫情累积的长期趋势外，包括中国的市场机制不像西方原先想的自由、开放，外企期待的是希望疫情常态化，让工人、企业正常营运。
资料图片：2020 年 5 月 13 日，日本气动工程公司 SMC 的一名员工站在北京一家工厂生产的呼吸机零件的展示附近。（美联社）
王宏仁：“经济方面的成本当然是因为疫情，或说现在日中关系紧张，或说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紧张态势。从投资者角度来看，长期在中国商业和贸易发展，是相当不稳定。”
王宏仁认为，疫情毕竟只是短暂因素，中国如何去营造与维护国内投资市场，清零政策只是其中一项。中国和日本以及西方国家关系不好，这些国家也意识到经济不再高度依赖中国市场，这背后还是有很大的全球策略推动，必须从政治层面做政策考量。
台湾国立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陈文甲告诉本台，日企陆续从中国撤离，与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供应链去中国化，弱化中国经济霸权有关。
陈文甲说，“ 《香港国安法》还有疫情，以及美国IPEF三个层面，弱化中国供应链有关；当然中国也会用‘一带一路’来反制。”
外企纷传出走 减少对中国依赖
除了日企之外，彭博社今年5月报导，中国美国商会的一项调查显示，121家在华美企中，有超过半数的企业减少或推迟在中国的投资项目。此外，近6成的公司在最新一波疫情爆发后，下调他们在今年的收入预测。
美国之音今年4月报导，世界银行行长戴维·马尔帕斯（David Malpass）说，世界各国都在调整自己的供应链结构，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这“可能对大家都是好事。”他还说，中国需要做全球贸易系统中与其他国家共享价值观的一员，但不知道这是否会实现。
日本企业在中国的数量创下10年新低
根据日本帝国数据银行公布的调查显示，截止今年六月，进驻中国的日本企业为1万2706家，数量创过去10年新低。分析指，除了中国坚持"动态清零"的严格隔离政策造成供应链中断外，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也让在华投资的不确定性因素增高。
日本共同社引用帝国数据库（Teikoku Databank）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2022年上半年，在华的日企为1万2706家，与疫情蔓延初期的2020年2月调查相比，日企减少了940家，约7%。
进一步观察撤离的城市，上海减少272家，减少数量在各地区中也居首，广东居次。“上海从今年3月下旬起实施了约2个月的封控，零部件供应迟滞等因素给日本企业的生产活动造成了巨大影响。”共同社指出。
日本政府补贴日企撤离中国 在华投资政治风险增
早在2020年，《日本经济新闻》曾报导，日本政府正协助企业撤回日本。首轮仅90间企业申请补助，但是第二轮却涌入了1670间在华日本企业申请。《日经》指出，“由于劳动成本上升，在中国设厂的吸引力早已大不如前，加上中美之间的新冷战，让不少日本企业就算没有补助也要离开中国”。
台湾国立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宏仁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除了疫情累积的长期趋势外，包括中国的市场机制不像西方原先想的自由、开放，外企期待的是希望疫情常态化，让工人、企业正常营运。
资料图片：2020 年 5 月 13 日，日本气动工程公司 SMC 的一名员工站在北京一家工厂生产的呼吸机零件的展示附近。（美联社）
王宏仁：“经济方面的成本当然是因为疫情，或说现在日中关系紧张，或说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紧张态势。从投资者角度来看，长期在中国商业和贸易发展，是相当不稳定。”
王宏仁认为，疫情毕竟只是短暂因素，中国如何去营造与维护国内投资市场，清零政策只是其中一项。中国和日本以及西方国家关系不好，这些国家也意识到经济不再高度依赖中国市场，这背后还是有很大的全球策略推动，必须从政治层面做政策考量。
台湾国立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陈文甲告诉本台，日企陆续从中国撤离，与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供应链去中国化，弱化中国经济霸权有关。
陈文甲说，“ 《香港国安法》还有疫情，以及美国IPEF三个层面，弱化中国供应链有关；当然中国也会用‘一带一路’来反制。”
外企纷传出走 减少对中国依赖
除了日企之外，彭博社今年5月报导，中国美国商会的一项调查显示，121家在华美企中，有超过半数的企业减少或推迟在中国的投资项目。此外，近6成的公司在最新一波疫情爆发后，下调他们在今年的收入预测。
美国之音今年4月报导，世界银行行长戴维·马尔帕斯（David Malpass）说，世界各国都在调整自己的供应链结构，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这“可能对大家都是好事。”他还说，中国需要做全球贸易系统中与其他国家共享价值观的一员，但不知道这是否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