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婷的父亲是中国首都钢铁公司前总经理赵玉吉，继母是演员宋丹丹。14岁时，几乎不会说英语的她赴英国寄宿学校就读，而后到美国蒙特霍利约克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获得政治学学士学位，进入纽约大学帝势艺术学院(New York University Tisch School of the Arts)。
出生于中国大陆的赵婷，却以解读美国西部和原住民的作品崭露头角。她的第一部电影《哥哥教我唱的歌（Songs My Brothers Taught Me）》，讲述南达科他州松树岭印第安人保留地的一个叛逆少年的故事；第二部《骑士》（The Rider）描摹印第安自治区普通人的情感和生活状态。
在2013年一段接受美国电影杂志《电影人》（Filmmaker）的采访中，赵婷回顾自己的童年时表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遍地谎言的地方”。在另一次采访中，一家澳洲媒体引用赵婷的话说：“终究美国如今是我的国家。” 虽然该媒体后来更正，赵婷当时说的是“终究美国不是我的国家”，但这句话仍惹恼了很多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关于这名长期在美国生活的导演的国籍，外界一直有不同的说法，有报道说她是中国导演，亦有报道说她已加入美籍。
黄皮美国人拍摄白皮美国人的故事，与绝绝大多数黄皮美国人关系不大，报道的是color women 连Asian都无关，更是不关天朝屁事！
变态辣椒：无实之地
华裔女导演赵婷凭借《无依之地》（Nomadland）成为第一位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非白人女导演，但是她获奖的消息被中国全网封杀。一些电影从业人员表示，艺术创作应超越政治并对人类苦难抱有悲悯之心，中国本土并不缺少像赵婷一样有才华、有格调的艺术创作者，可惜被噤声和被隔绝在公众视野之外，但是仍然像地火一样闪耀，默默酝酿着流传后世的作品。
4月25日，赵婷在奥斯卡领奖台上谈及中国文化对她的深远影响，“我最近总是在想，当事情变得艰难，自己是如何坚持下去。或许要追溯至我在中国长大时，父亲跟我一起背诵古诗词，一人接一句。我记得很清楚的是《三字经》，第一句就是‘人之初，性本善’。这六个字对小时候的我影响极大，至今仍深信不疑，哪怕有时候现实好像相反，不过我总是在世界各地遇到的人中发现良善。”
赵婷成为继韩国的奉俊昊和台湾的李安后第三个夺下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亚洲导演，赢得一片国际掌声，但是中国媒体和社交平台对此鸦雀无声。
真正的艺术应该超越意识形态
中国独立导演朱日坤对此表示，《无依之地》完全由美国制作，跟中国无关，该片制作精致，表达收敛和简约，形式感很强，算是一部介于好莱坞和美国独立电影之间的代表作。
朱日坤： “《三字经》是一个很肤浅和ABC的中国老式的启蒙教材，放在现代意义下是很过时甚至里面的许多内容是与普世价值相左的。 《无依之地》电影本身只是一个美国电影中的常见现象，因为导演的族裔、性别和她的政治背景受到广泛的关注甚至争议，本身说明了这个世界的急遽变化。”
记录香港“反送中运动”的纪录片《不割席》（Do Not Split）今年入围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引发中共禁止陆媒直播颁奖礼。 “新浪电影”、“守望好莱坞”、“Houson猴姆”等微博帐号和网友昨日第一时间转发、祝福赵婷，但很快遭到删贴，包括《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早先的祝贺微博。
《环球时报》26日发表的英文社论写道，美中关系急剧恶化之际，赵婷应该更加成熟，扮演一个中介角色并且避免成为摩擦焦点，利用好自己的特殊身份，而非回避它。
曾经参与创作《颐和园》、《观音山》的中国电影制片人方励表示，很多圈内人给予《无依之地》“真实、生动、细腻”的好评，真正的艺术应该超越意识形态。
方励：“他们的评价包括，剧情和人物表演真实，运用纪录片纪实方法，观察敏锐，人物特别生动。（赵婷）对人的怜悯，是很强烈的。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不是在地缘政治中扮演大使、外交官，而是本能地记录和表达，以跨国界的、人的基本价值观念去看世界。赵婷自己的经历也代表着超越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就是普世价值观和普世的人性。”
《无依之地》聚焦于2008年金融危机（Great Recession）之后，美国中西部一群社会边缘人以车为家，在南达科他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等地四海为家的漂泊生活。
现年五十八岁的中国公民记者、纪录片导演老虎庙从主人公弗恩(Fern)身上寻觅到无数中国老人的影子，只不过多了一份绝望，少了诗意、坦然和尊严，“中国老人绝对不可能把自己放到路上，而是钻到窝里。社会保障福利不给你提供条件，加上人的文化背景不同。如果我要拍一部，我要描写他们面临末路的张皇，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点。夜深人静的时候几个朋友聊起，都对这个世界有恋恋不舍，年轻人无法理解。”
一位微博网友在赵婷获奖帖子下唏嘘道，美国人有《无依之地》，韩国人有《寄生虫》，中国人有《你好，李焕英》。
老虎庙对此并不认同, 他认为,尽管很多新一代电影人“像巧克力和草莓一样甜腻，技巧高超，故作深沉，内里什么都没有”；但他也有很多独立电影人朋友潜心创作，“人们不说了，不证明没有这种思想，而是思想更加深沉；恰恰很多出去的朋友们，只剩下愤怒。”
比如胡杰导演的《辽阔之灾》就信阳大饥荒采访调研地委书记到省长等上百人，在老虎庙心中是一部史诗般的作品，胡杰在山里、在乡下、在底层全身心地沉潜记录，哪怕上映无望。
“就是鲁迅说的地火，不管奔突不奔突，停在那，隐藏着，也是地火、矿藏，更有价值。”老虎庙告诉本台，很多中国独立导演就是在无依之地上，扮演着地火的角色。
“中国是藏龙卧虎，出现很多批判者，无法挣脱束缚，所以非常痛苦。但是，愤怒出诗人，就像文革后的第一代大学生被认为是时代骄子。所以我的眼光转向独立电影，很多人是做给‘来世’看的。现在送到国外参赛都受限，电影局有规定，获奖了要倾家荡产。他们不计代价，就是无依之地，但还是坚持在做。”
从“中国的骄傲”到成为敏感词
赵婷斩获金球奖后一度被中共官媒誉为“中国的骄傲”，但她在2013年接受外媒采访时提到，年少时的中国是“一个遍地谎言的地方”，引来“辱华”批评，原定4月23日在中国上映的《无依之地》也被撤档。
“我小时候收到的很多信息都不正确，我开始对自己的家人和背景变得非常叛逆，去了英国才重新学习了历史，用信息武装了自己。”赵婷当时告诉美国杂志《电影制作人》（Filmmaker）。
4月6日，她在圣巴巴拉国际电影节上表示，还要“好几年”她才敢把在中国的童年经历搬上大银幕。
赵婷在和其他奥斯卡入围导演视讯时指出，“探究自己的过去是最恐怖的事”，“这还需要几年时间，我觉得我需要更成熟点，不要害怕检视自己。”
华裔导演赵婷获奥斯卡最佳导演奖，中国传媒低调处理。（自由亚洲电台制图）
从中国走出来 却很西化
赵婷的父亲是中国首都钢铁公司前总经理赵玉吉，继母是演员宋丹丹。14岁时，几乎不会说英语的她赴英国寄宿学校就读，而后到美国蒙特霍利约克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获得政治学学士学位，进入纽约大学帝势艺术学院(New York University Tisch School of the Arts)。
出生于中国大陆的赵婷，却以解读美国西部和原住民的作品崭露头角。她的第一部电影《哥哥教我唱的歌（Songs My Brothers Taught Me）》，讲述南达科他州松树岭印第安人保留地的一个叛逆少年的故事；第二部《骑士》（The Rider）描摹印第安自治区普通人的情感和生活状态。
经历过大跃进和文革抄家的五零后方励，对赵婷的“重生”经历格外地感同身受，他被丢到贵州大山里挖铁路、搬石头，比赵婷丢失过更多的时间和机会。等到八十年代邓小平开放国门，他得以赴美留学。
“我迷茫而惊恐，从12岁到20岁度过了八年。我们已经是幸存者，再苦再扭曲，非常欣慰的是你还活着，这一点就让我不再抱怨。我要鼓励艺术家们，当你到了相对自由的创作环境，过去的阴霾是宝贵的财富。对历史的反思，是为了避免未来不再重演。”
让老虎庙吃惊的是，赵婷的服饰穿戴、眼神、肩膀骨架都呈现出西化的审美风格，“她的审美都彻底美国化，就是无依之地上行走的一个人，一看见她，就想起美国的西部电影。（中国）里面的人出去，自然地脱离共产主义，人性复归。就好像关在一个匣子里，打开之后就是光明。”
中国独立影像展（CIFF）去年宣布无限期停办，北京电影学院教授、CIFF 发起人之一张献民仍然每年坚持推荐十部独立电影作品，关照工业和娱乐之外的遗珠之作。他对赵婷的《骑士》尤为印象深刻，“她的情感表达非常地饱满，用一种游吟的方式，更接近纪录片的拍摄方式，包括摄影机和人的关系，导演和人的关系。拍摄者、机器和导演，这三者有一个一致性，这在当代社会，非常可贵，非常罕见。”
谈及对赵婷未来的希翼，张献民希望她能够抵抗住权力和资本的打压和侵蚀，“最多的改变可能来自于权力和钱，比如大陆或者好莱坞大资本请她拍片。这样一个相当个人化的作者，她在三到四个作品后会面临第二个创作阶段，跟国度无关，这是现代性的一部分。我希望她能有影片在中国大陆公映，也希望她的第一阶段能够持续下去。我衷心希望，她以后能够继续批评她自己认为该批评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