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向被看作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也是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大都市。然而严苛的清零政策和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却让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不得不告别上海。
两个月的居家隔离和25次核酸检测之后，库皮茨（Ralph Koppitz）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他说：“脱离实际的防疫政策和现状令我们感到极度震惊，所以今年夏季我们会离开中国。”今年夏季，已经在中国生活了25年德国人库皮茨，将和他的中国妻子和小女儿一道返回德国。
库皮茨的境遇绝非个例：生活在中国的外籍人士本来就不多，但根据欧盟驻华商会的最新统计，疫情爆发以来，在华外籍人口的数量又减少了一半，预计今年夏季更会出现一场大规模的外籍人士“大逃亡”浪潮。中国当局严苛的清零政策，令很多外国人不堪其扰。不过，中国的防疫政策也并不是让这些人告别中国的唯一原因。一些外籍人士表示，中国社会对外国人的宽容度变得越来越低，受官方宣传的影响，很多中国人变得越来越民族主义。
对于生活在上海市郊的库皮茨一家来说，三月17日以来，每天的生活都是同样的节奏：七点起床带着狗在小区内散步，然后吃早点，接下来等待官方发布最新的感染数据。九点钟，女儿开始上网课，从事咨询工作的夫妻俩则开始工作。库皮茨说：“因为不知道这些防疫措施何时是尽头，所以生活工作都缺乏动力。”
上海封控期间，德国人库皮茨在小区内理发。
噩梦般的隔离生活
库皮茨一家很清楚，同大多数上海人相比，他们的处境要好得多。他们拥有一个小花园，而且由于周边感染人数很少，所以他们可以离开住宅，在小区里散步。吃喝也不存在问题，小区里会有人组织团购。然而，社交媒体上却不断传来令人震惊的画面。对于库皮茨和大多数在华外籍人士来说，社交媒体要比官方宣传可信得多。
社媒里有关上海市内食品供给出现问题的报道越来越多。政府提供的食品救助要么迟迟不来，要么送达时早已过期变质。当局采取的防疫措施也越来越粗暴，有些居委会在居民楼前竖起了栅栏和隔离墙，被检测出阳性的人员则被送往隔离中心。一些隔离中心的卫生条件极差，阳性感染者在这里并不会得到治疗，他们只有在转阴后，才有望回家继续自我隔离。有报道称，由于医疗资源挤兑严重，一些慢性病患者根本得不到适当的治疗。
被封锁的居民楼
随着上海市内的新增感染病例明显减少，六月解禁似乎成为可能，但很多上海人已经心灰意冷，毕竟他们已经被关在家里两个多月了，在此期间，政府多次出尔反尔，一再延长封控时限。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上周宣布，中国政府不会改变既定的防疫政策："清零是科学而有效的"。他要求各级官员要毫不松懈地继续推动"动态清零"政策，并对持批评和怀疑立场的人提出警告。
疯狂的管控
库皮茨说：“对于是否要继续忍下去的问题，我们犹豫了很久，但现在终于下定决心。”他们已经在德国租好了公寓，返德机票也已订好。同两名在德国上大学的孩子，已经有两年没见面了。最小的女儿目前正在上海的德国学校上学，今年夏季她将转学到波茨坦的欧洲学校。今年夏季，她在上海的几位同学也将离开中国。
不想继续在中国生活的，并不仅仅限于德国人和欧洲人，加拿大籍台湾摄影师王杰森（化名）是2014年来上海工作的。他说：“2015、16年的时候，上海还是一个很国际化、很开放的城市，艺术圈也很活跃。"但随着疫情的到来，这里变得越来越民族主义。”2020年以前，我很少在街头看到政治宣传海报，现在这类海报遍布大街小巷。"
两千多万人被关在家里，食品配送成了大难题。
似乎在转瞬之间，公共社会的各个层面都被突然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管控之下。王杰森说：“小孩子每天可以玩多久电玩游戏，男性演艺人员是否过于女性化，都要由党来决定。公共空间里，违章处罚越来越多，比如闯红灯等等。”社会信用制度对个体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今年一月，王杰森离开了上海。他表示，疫情在中国被政治化了，它成了压制言论和自由的工具。“我不想对这一切听之任之。”
上海欧盟驻华商会副主席朔恩（ Bettina Schön）表示：“尽管我们做了很多努力，但中国政府并没有为挽留外籍人士采取任何行动。”她表示，上海本是一座注重创新、注重多样化和国际交流的城市。
外国人在中国总人口中的占比很低，根据2021年人口统计，中国生活者84万外国人，占总人口的0.06%。很多外国企业对于将亚洲总部设在中国的决定是否正确，产生了怀疑。根据驻华商会发布的一份民调，四分之三的企业表示，中国作为投资目标国的吸引力正在下降。
民族主义趋势
朔恩表示：“一切都要听从政府的安排，政府说不能离开住宅，就必须待在住宅里，这一切让欧洲人很难习惯。我们自由惯了，这些措施令人感到恐惧。”
全副武装的消杀大军
事实上，在朔恩看来，中国对外国高科技的依赖度依旧很高。但尽管如此，政府还是喊出来"中国制造 中国使用"的口号。这样的想法在公共舆论中也越来越有市场。"很多在国外读过书的中国人，现在也突然变得很民族主义。"
上海一向被看作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也是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大都市。然而严苛的清零政策和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却让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不得不告别上海。
两个月的居家隔离和25次核酸检测之后，库皮茨（Ralph Koppitz）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他说：“脱离实际的防疫政策和现状令我们感到极度震惊，所以今年夏季我们会离开中国。”今年夏季，已经在中国生活了25年德国人库皮茨，将和他的中国妻子和小女儿一道返回德国。
库皮茨的境遇绝非个例：生活在中国的外籍人士本来就不多，但根据欧盟驻华商会的最新统计，疫情爆发以来，在华外籍人口的数量又减少了一半，预计今年夏季更会出现一场大规模的外籍人士“大逃亡”浪潮。中国当局严苛的清零政策，令很多外国人不堪其扰。不过，中国的防疫政策也并不是让这些人告别中国的唯一原因。一些外籍人士表示，中国社会对外国人的宽容度变得越来越低，受官方宣传的影响，很多中国人变得越来越民族主义。
对于生活在上海市郊的库皮茨一家来说，三月17日以来，每天的生活都是同样的节奏：七点起床带着狗在小区内散步，然后吃早点，接下来等待官方发布最新的感染数据。九点钟，女儿开始上网课，从事咨询工作的夫妻俩则开始工作。库皮茨说：“因为不知道这些防疫措施何时是尽头，所以生活工作都缺乏动力。”
上海封控期间，德国人库皮茨在小区内理发。
噩梦般的隔离生活
库皮茨一家很清楚，同大多数上海人相比，他们的处境要好得多。他们拥有一个小花园，而且由于周边感染人数很少，所以他们可以离开住宅，在小区里散步。吃喝也不存在问题，小区里会有人组织团购。然而，社交媒体上却不断传来令人震惊的画面。对于库皮茨和大多数在华外籍人士来说，社交媒体要比官方宣传可信得多。
社媒里有关上海市内食品供给出现问题的报道越来越多。政府提供的食品救助要么迟迟不来，要么送达时早已过期变质。当局采取的防疫措施也越来越粗暴，有些居委会在居民楼前竖起了栅栏和隔离墙，被检测出阳性的人员则被送往隔离中心。一些隔离中心的卫生条件极差，阳性感染者在这里并不会得到治疗，他们只有在转阴后，才有望回家继续自我隔离。有报道称，由于医疗资源挤兑严重，一些慢性病患者根本得不到适当的治疗。
被封锁的居民楼
随着上海市内的新增感染病例明显减少，六月解禁似乎成为可能，但很多上海人已经心灰意冷，毕竟他们已经被关在家里两个多月了，在此期间，政府多次出尔反尔，一再延长封控时限。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上周宣布，中国政府不会改变既定的防疫政策："清零是科学而有效的"。他要求各级官员要毫不松懈地继续推动"动态清零"政策，并对持批评和怀疑立场的人提出警告。
疯狂的管控
库皮茨说：“对于是否要继续忍下去的问题，我们犹豫了很久，但现在终于下定决心。”他们已经在德国租好了公寓，返德机票也已订好。同两名在德国上大学的孩子，已经有两年没见面了。最小的女儿目前正在上海的德国学校上学，今年夏季她将转学到波茨坦的欧洲学校。今年夏季，她在上海的几位同学也将离开中国。
不想继续在中国生活的，并不仅仅限于德国人和欧洲人，加拿大籍台湾摄影师王杰森（化名）是2014年来上海工作的。他说：“2015、16年的时候，上海还是一个很国际化、很开放的城市，艺术圈也很活跃。"但随着疫情的到来，这里变得越来越民族主义。”2020年以前，我很少在街头看到政治宣传海报，现在这类海报遍布大街小巷。"
两千多万人被关在家里，食品配送成了大难题。
似乎在转瞬之间，公共社会的各个层面都被突然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管控之下。王杰森说：“小孩子每天可以玩多久电玩游戏，男性演艺人员是否过于女性化，都要由党来决定。公共空间里，违章处罚越来越多，比如闯红灯等等。”社会信用制度对个体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今年一月，王杰森离开了上海。他表示，疫情在中国被政治化了，它成了压制言论和自由的工具。“我不想对这一切听之任之。”
上海欧盟驻华商会副主席朔恩（ Bettina Schön）表示：“尽管我们做了很多努力，但中国政府并没有为挽留外籍人士采取任何行动。”她表示，上海本是一座注重创新、注重多样化和国际交流的城市。
外国人在中国总人口中的占比很低，根据2021年人口统计，中国生活者84万外国人，占总人口的0.06%。很多外国企业对于将亚洲总部设在中国的决定是否正确，产生了怀疑。根据驻华商会发布的一份民调，四分之三的企业表示，中国作为投资目标国的吸引力正在下降。
民族主义趋势
朔恩表示：“一切都要听从政府的安排，政府说不能离开住宅，就必须待在住宅里，这一切让欧洲人很难习惯。我们自由惯了，这些措施令人感到恐惧。”
全副武装的消杀大军
事实上，在朔恩看来，中国对外国高科技的依赖度依旧很高。但尽管如此，政府还是喊出来"中国制造 中国使用"的口号。这样的想法在公共舆论中也越来越有市场。"很多在国外读过书的中国人，现在也突然变得很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