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边控机制是一个巨大的“黑洞”:边控名单广,而且不公开,因此许多人是到了机场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名单上。
中国学者被曝因一篇两年前的文章在上海虹桥机场遭遇限制出境,僵持9小时后被迫离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被控制不许出境,其原因是什么?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
据时事评论人士蔡慎坤在社交平台X发文透露,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梁兴国在11月2日准备去香港时发现被限制出境,原因疑似两年前投稿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题为《任期制:共和国重要的制度基础》的文章。更不可思议的是,与他同行的妻子也一同被边控。
近年来被曝限制出境的中国人士越来越多,很明显,北京正在将限制出境作为控制言论的新手段。
法学教授及妻子一同被边控
据公开资料,梁兴国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现为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据时评人蔡慎坤转发的梁兴国本人的声明:“我的专业是法理学,孟德斯鸠是我特别喜爱的法律思想家之一。我当时因读他的《论法的精神》和《罗马盛衰原因论》和一些共和主义的文章后,受启发而写了这篇纯粹的法学理论文章,其如文所见,只是在人类社会一般意义上讨论了一下共和国制度问题。”
这篇文章也并没有直接针对习近平或中国的内容,不过其中写道:“共和国为什么要对领导人的任职届数进行限制?根本原因在于,共和国的宗旨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最高领导人也是人,只要是人,就有人性的局限。……于是,领导人干完一任接着第二任、第三任。国家名义上虽然还是共和国,实质却已变质为独裁社会。”
蔡慎坤向自由亚洲透露,文章发表后,校方找梁兴国谈话三次,主要是调查梁兴国写此文是孤立发声还是有人授意,调查后发现梁兴国只是一名普通的法学老师,发表此文也没有任何背景,便对梁兴国进行了批评。梁兴国随后按要求向《联合早报》提交了《撤稿信》,同时写了《保证书》,不再向境外媒体投稿。此后,梁兴国没有公开发表过任何文章。
蔡慎坤讲述梁兴国事件经过。(X截图)
此次出境是梁兴国与妻子到香港游玩,在他们买机票时就得到学校通知,可能会无法出境,且梁兴国的妻子也被一同“边控”。蔡慎坤说,“因为学校也是口头通知,没有任何证据,他们想试一下,要一个法律证据。”
据梁兴国及夫人记录的在上海虹桥机场的经历,他们在虹桥机场从早上6点30坚持到下午3点30左右,最后因警方强力介入,被强行“请”了出来。
梁兴国妻子的记录写道:“当时情况,如果否定回答,就要被架出去。于是我们起身自行走出来,在几位彪形大汉的‘护送’下。虹桥机场,给我们两人留下终生的心理阴影了。”
梁兴国本人随后在微信发表的声明中写道:“他们拒绝给我们任何书面材料以证明我们被禁止出境。我们抗争了,但在强大的权力面前,我们二位讲理讲法的老师一点办法都没有。”
边控是个巨大的制度黑洞
边控,即边境控制,原本是为防止涉案人员其借出境之机逃避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给境内的国家、集体或个人财产等带来重大损失,而通过法定程序在国边境口岸对之采取限制出境的一种保全措施。
但近年来,这种对犯罪嫌疑人的措施,正越来越多地用在中国境内知识分子身上。近年来被曝出遭遇“边控”的有:著名作者章怡和、法学教授贺卫方、独立记者高瑜、宪政学者张千帆、北京徐晓冬、律师陈秋实、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和郭于华、历史教师袁腾飞等。
一位熟知中国出入境情况的人士在今年2月向自由亚洲透露,中国各地出入境管理局和机场海关,防止包括维权律师、法律和历史学者及异议人士出境。
遭遇过边控的人权律师陈建刚对自由亚洲回忆,2019年,他打算带着家人出香港时,在北京机场海关被告知不能出境,“我,包括我全家都被禁止出境。当时我们家小儿子还不到一周岁,也在限制出境的行列之内。”
和梁兴国教授一样,他也要求海关给出限制出境的理由和文件,“他们只是说我们接到只是命令,不允许你,包括你全家出境,至于什么原因,就是你们出境危害国家安全,要书面的东西不可能给你。”
梁兴国联合早报文章。(《联合早报》截图)
陈建刚说,利用本应控制涉案人员的手段,限制与案件无关人士的出入境自由,显然是违法的,而且也没有任何司法救济手段。“合法行为就是说当行政相对人有异议,我能知道是哪一个机关对我采取了这个限制出境的行政行为,我能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能够得到法院依法的裁定或者判决,这样叫一个合乎现代文明逻辑的法律行为。但就我所了解,现在中国被限制出境几乎是无药可救,没有任何有效的行之有效,或者说能让你看得到透明、 合法的渠道,来试图追求一个公平公正的结果。”
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锋锁对自由亚洲分析说,中国的边控机制是一个巨大的“黑洞”:“中国的边控名单非常广,而且不公开,因此许多人是到了机场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名单上。而且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很多部门是可以随意把人放到边控名单的,但放进边控名单的那个机构,他也不知道有没有别人在做同样的事情。”
据周锋锁所知,一旦被边控,就很难解除,许多人在边控名单上长达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比如吾尔开希的父母,边控30多年,永远不准出来看他。”
知识分子的空间越来越小
在知识分子、学者和律师身上,采用边控手段,其目的是什么?
陈建刚认为有两种目的。一是对于人权律师、知识分子或异议人士,多数是具备相对强的表达能力,“一旦出境之后,这些人中共认为我们对国家有伤害或者说威胁的能力”。
第二种,是控制已经出境的人士的家属,“我把中国之内你们的家属作为人质来控制住,就是流行一个新词叫‘软肋’嘛,控制住你的软肋,你们在海外就不敢说话了,这种也是大量的存在的。”
陈建刚表示,这种手段有时候还是非常有效的。“绝大部分人都是有家庭的,你这个这种状态不仅是伤害你自己,而且是伤害你的父母妻儿老小,99.99% 的人都会选择屈服,很多的律师已经选择远离敏感案件,不敢再发声,网络上销声匿迹,选择了蛰居的状态,这也是人之常情。”
周锋锁则认为,边控也可以看做一种惩罚,“大部分时候它是一种报复性、惩罚性的很恶毒的机制,就是要限制人的自由。”此外,在中国各阶层均有人选择离开中国的背景下,这也是闭关锁国政策的一部分,“现在各个阶层都在大逃亡,疫情之后包括以前不关心政治的中产阶级大逃亡,他(指习近平)肯定要想办法堵住。他看所有的人都是敌人,他的权力就在于控制,就是把所有的人当做囚徒。”
蔡慎坤说:“中共现在是吸取了蔡霞出境后的教训,凡是批评中共的,妄议过他(习近平)的,不允许你出来乱说。很多学校教授的护照都不在自己手上了,出国都要申请,批了之后才会把护照发给你,尤其是人文学科,原则上是严格控制。”
他还介绍,现在大陆许多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连发牢骚的权利都没有”,这也导致很多知识分子完全不发声,也不表达专业意见。“现在的国内的学术方面,排在第一位的是习近平思想和理念,随随便便可以拿到惊人的经费,其它方面也不用研究,也没有经费给你,发表专业意见也可能是扭曲的,就是很可悲的一个现象。”
中国的边控机制是一个巨大的“黑洞”:边控名单广,而且不公开,因此许多人是到了机场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名单上。
中国学者被曝因一篇两年前的文章在上海虹桥机场遭遇限制出境,僵持9小时后被迫离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被控制不许出境,其原因是什么?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
据时事评论人士蔡慎坤在社交平台X发文透露,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梁兴国在11月2日准备去香港时发现被限制出境,原因疑似两年前投稿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题为《任期制:共和国重要的制度基础》的文章。更不可思议的是,与他同行的妻子也一同被边控。
近年来被曝限制出境的中国人士越来越多,很明显,北京正在将限制出境作为控制言论的新手段。
法学教授及妻子一同被边控
据公开资料,梁兴国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现为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据时评人蔡慎坤转发的梁兴国本人的声明:“我的专业是法理学,孟德斯鸠是我特别喜爱的法律思想家之一。我当时因读他的《论法的精神》和《罗马盛衰原因论》和一些共和主义的文章后,受启发而写了这篇纯粹的法学理论文章,其如文所见,只是在人类社会一般意义上讨论了一下共和国制度问题。”
这篇文章也并没有直接针对习近平或中国的内容,不过其中写道:“共和国为什么要对领导人的任职届数进行限制?根本原因在于,共和国的宗旨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最高领导人也是人,只要是人,就有人性的局限。……于是,领导人干完一任接着第二任、第三任。国家名义上虽然还是共和国,实质却已变质为独裁社会。”
蔡慎坤向自由亚洲透露,文章发表后,校方找梁兴国谈话三次,主要是调查梁兴国写此文是孤立发声还是有人授意,调查后发现梁兴国只是一名普通的法学老师,发表此文也没有任何背景,便对梁兴国进行了批评。梁兴国随后按要求向《联合早报》提交了《撤稿信》,同时写了《保证书》,不再向境外媒体投稿。此后,梁兴国没有公开发表过任何文章。
蔡慎坤讲述梁兴国事件经过。(X截图)
此次出境是梁兴国与妻子到香港游玩,在他们买机票时就得到学校通知,可能会无法出境,且梁兴国的妻子也被一同“边控”。蔡慎坤说,“因为学校也是口头通知,没有任何证据,他们想试一下,要一个法律证据。”
据梁兴国及夫人记录的在上海虹桥机场的经历,他们在虹桥机场从早上6点30坚持到下午3点30左右,最后因警方强力介入,被强行“请”了出来。
梁兴国妻子的记录写道:“当时情况,如果否定回答,就要被架出去。于是我们起身自行走出来,在几位彪形大汉的‘护送’下。虹桥机场,给我们两人留下终生的心理阴影了。”
梁兴国本人随后在微信发表的声明中写道:“他们拒绝给我们任何书面材料以证明我们被禁止出境。我们抗争了,但在强大的权力面前,我们二位讲理讲法的老师一点办法都没有。”
边控是个巨大的制度黑洞
边控,即边境控制,原本是为防止涉案人员其借出境之机逃避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给境内的国家、集体或个人财产等带来重大损失,而通过法定程序在国边境口岸对之采取限制出境的一种保全措施。
但近年来,这种对犯罪嫌疑人的措施,正越来越多地用在中国境内知识分子身上。近年来被曝出遭遇“边控”的有:著名作者章怡和、法学教授贺卫方、独立记者高瑜、宪政学者张千帆、北京徐晓冬、律师陈秋实、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和郭于华、历史教师袁腾飞等。
一位熟知中国出入境情况的人士在今年2月向自由亚洲透露,中国各地出入境管理局和机场海关,防止包括维权律师、法律和历史学者及异议人士出境。
遭遇过边控的人权律师陈建刚对自由亚洲回忆,2019年,他打算带着家人出香港时,在北京机场海关被告知不能出境,“我,包括我全家都被禁止出境。当时我们家小儿子还不到一周岁,也在限制出境的行列之内。”
和梁兴国教授一样,他也要求海关给出限制出境的理由和文件,“他们只是说我们接到只是命令,不允许你,包括你全家出境,至于什么原因,就是你们出境危害国家安全,要书面的东西不可能给你。”
梁兴国联合早报文章。(《联合早报》截图)
陈建刚说,利用本应控制涉案人员的手段,限制与案件无关人士的出入境自由,显然是违法的,而且也没有任何司法救济手段。“合法行为就是说当行政相对人有异议,我能知道是哪一个机关对我采取了这个限制出境的行政行为,我能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能够得到法院依法的裁定或者判决,这样叫一个合乎现代文明逻辑的法律行为。但就我所了解,现在中国被限制出境几乎是无药可救,没有任何有效的行之有效,或者说能让你看得到透明、 合法的渠道,来试图追求一个公平公正的结果。”
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锋锁对自由亚洲分析说,中国的边控机制是一个巨大的“黑洞”:“中国的边控名单非常广,而且不公开,因此许多人是到了机场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名单上。而且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很多部门是可以随意把人放到边控名单的,但放进边控名单的那个机构,他也不知道有没有别人在做同样的事情。”
据周锋锁所知,一旦被边控,就很难解除,许多人在边控名单上长达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比如吾尔开希的父母,边控30多年,永远不准出来看他。”
知识分子的空间越来越小
在知识分子、学者和律师身上,采用边控手段,其目的是什么?
陈建刚认为有两种目的。一是对于人权律师、知识分子或异议人士,多数是具备相对强的表达能力,“一旦出境之后,这些人中共认为我们对国家有伤害或者说威胁的能力”。
第二种,是控制已经出境的人士的家属,“我把中国之内你们的家属作为人质来控制住,就是流行一个新词叫‘软肋’嘛,控制住你的软肋,你们在海外就不敢说话了,这种也是大量的存在的。”
陈建刚表示,这种手段有时候还是非常有效的。“绝大部分人都是有家庭的,你这个这种状态不仅是伤害你自己,而且是伤害你的父母妻儿老小,99.99% 的人都会选择屈服,很多的律师已经选择远离敏感案件,不敢再发声,网络上销声匿迹,选择了蛰居的状态,这也是人之常情。”
周锋锁则认为,边控也可以看做一种惩罚,“大部分时候它是一种报复性、惩罚性的很恶毒的机制,就是要限制人的自由。”此外,在中国各阶层均有人选择离开中国的背景下,这也是闭关锁国政策的一部分,“现在各个阶层都在大逃亡,疫情之后包括以前不关心政治的中产阶级大逃亡,他(指习近平)肯定要想办法堵住。他看所有的人都是敌人,他的权力就在于控制,就是把所有的人当做囚徒。”
蔡慎坤说:“中共现在是吸取了蔡霞出境后的教训,凡是批评中共的,妄议过他(习近平)的,不允许你出来乱说。很多学校教授的护照都不在自己手上了,出国都要申请,批了之后才会把护照发给你,尤其是人文学科,原则上是严格控制。”
他还介绍,现在大陆许多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连发牢骚的权利都没有”,这也导致很多知识分子完全不发声,也不表达专业意见。“现在的国内的学术方面,排在第一位的是习近平思想和理念,随随便便可以拿到惊人的经费,其它方面也不用研究,也没有经费给你,发表专业意见也可能是扭曲的,就是很可悲的一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