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 碧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提出，建议取消醉驾型危险驾驶罪。该提案随即引发关注，“取消醉驾入刑”的话题一度热搜排名第一。
根据2020年、2021年最高法院工作报告披露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醉驾等危险驾驶犯罪案件31.9万件；2020年，全国法院审结醉驾等危险驾驶犯罪案件28.9万件。这一罪名从数量上已碾压盗窃罪，成为“刑法第一大罪”，而这些审结案件绝大部分属于醉驾类。
面对这样一个不小的数字，人们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引发诸多探讨。反思论者认为，每年有这么多人打上罪犯的烙印，无论对于国家、社会还是醉驾者，都是巨大的损失；坚持论者认为，醉驾的危害有目共睹，入刑尚且屡禁不止，依靠普通的处罚手段恐怕无济于事，因此应该维持高压状态。
如此针锋相对的态度，有必要让我们在不轻言修法的前提下，思考如何在司法上限定醉驾类危险驾驶罪的适用范围，这样才能既实现刑法应有的震慑效果，也打消路上行人对飞来横祸的担忧。
醉驾入刑影响一生，甚至株连子女
人人都知道，醉驾后果相当严重。保险公司不理赔、吊销驾驶证这些都不值一提；最严重的后果是，行为人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还需要对一系列的附随后果负责。
我国存在前科制度，只要某人曾经因犯罪而受过刑罚处罚，几乎就会终生丧失很多行业的就业资格， 比如从事不了法官、检察官、警察、律师、教师、公证员等职业。
因此，醉驾被判刑的人，会被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公职人员将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特定从业者如律师、医师等，执业资格将被吊销，出租车、货车司机更是面临终生失业的风险。
此外，按照法律规定，被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
很明显，醉驾能够让行为人的一生受到影响，甚至还会“株连”子女。凡是受过刑罚的人，其子女在报考公务员、警校、军校或在安排关键、重要工作岗位时，难以通过政审。这意味着，未来几十年将有不少人的人生故事因此被改写。
有人会说，《刑法》摆在那里，明知有那么严重的后果，还要以身试法，就应当自己承担责任。话虽如此，但从治理效果、国家和社会的角度看，这也许并不是一件好事。
醉驾者大多无前科，缓刑比例却过低
醉驾的缓刑适用比例低，是本罪治理有失均衡的一个体现。
就拿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和交通肇事罪相比，交通肇事罪法定最高刑是3年，但有不少的交通肇事犯宣告缓刑，免罚的也不少。
而醉驾者大多没有造成直接后果，是一种抽象危险犯，法定最高刑是6个月拘役，属于轻罪。但在司法实务中，此类罪犯大多被判处实刑，缓刑比例较低，定罪免刑的情形更少。
而醉驾的行为人，往往是没有犯罪前科的人，一旦入狱与其他前科犯接触，还增加了再犯罪风险。罪犯的增加会导致社会治理难度更大，整个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
今年，有代表建议参考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建立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使醉驾犯罪行为人能真正回归社会、改过自新。这一建议，就是考虑到了上述风险。
在法治社会下，虽然不动辄喊打喊杀，但要求用刑法解决社会问题，仍然是一种惯性思维。因为较之于其他复杂的社会治理措施，将某种行为入罪或者提高其法定刑，能够立竿见影地起到震慑作用，无疑是相对容易的。
但从《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定位来看，它属于法律体系中的第二次法。也就是说，如果民法、行政法能实现有效的干预与规制，就不需要《刑法》的介入；反之，才需考虑刑事归责的可能。
轻罪入刑，可引发另一种犯罪
在十一年前，我国将醉驾入刑，这和当时的舆论压力与从重从快打击犯罪的刑事政策有关。有学者事后指出，《刑法》并不是遏制危险的良药，更不能成为公众情绪的“晴雨表”。
在论及轻罪入刑后引发新的社会矛盾这个议题时，刑法学者往往以醉驾型危险驾驶罪为典型力证。首先，这种轻罪本身没有直接的社会危害后果，行为人对自己行为恶性的主观感知不强；其次，行为人留下犯罪前科，不但失业且难以再就业，或因失业积累下对社会的怨恨而再次犯罪。如果刑事治理，惩处了一种犯罪，却又引发另一种犯罪；这样的治理，既得不偿失，又于事无补。
因此，对于轻罪入刑的不良后果，刑法学界已有清醒认识；随着实证数据的增加，对于醉驾一律入罪的机械执法提出了批评意见。
前述人大代表提出直接取消该罪名，取而代之以行政处罚，略显激进。但在实践中，至少可以考虑把《刑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做好衔接，如驾驶人初次违法，且未造成实际危害，自身态度良好，可由公安机关进行行政处罚，从而减轻“一部刑法治天下”的嫌疑和风险。
总之，不少法律学者认为，《刑法》如果保持克制，行政法能够起到应有的缓冲作用，普通民众才更能感受到法律的温度。
告别机械执法，让刑罚亦有温度
近年来，对于醉驾入刑中的机械执法问题，有关司法机关也已有所认识，并开始在司法实践中进行某种程度的“纠偏”。
比如，综合考虑被告人的醉酒程度、行驶道路、行车速度、是否造成实际损害以及认罪悔罪等情况，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举例来说，张三宿醉，代驾回家。第二天睡到下午才开车上班，仍发现其血液酒精含量超过醉驾标准。这样的情节，是否可以成为从轻减轻、定罪免刑或者不起诉的辩护理由？
还有些醉驾行为，可能并不具有实质的危险性，或者危险性很小；对这些行为，如果依然采取刑罚处罚，难以获得社会观念的接受和认同。例如，张三醉酒后代驾回家，代驾离开后，他将代驾没有停好的车辆进行挪动，或者将代驾停错车位的车辆进行挪动，是否也属于刑法评价的醉驾行为？
立法上醉驾入刑所预设的，是针对公共安全的抽象危险；如果这一危险几乎不存在，也有可能成为司法中对其出罪 （有罪判为无罪或重罪判为轻罪） 的一种考虑。
总之，醉驾入刑旨在通过严格立法控制醉驾行为，减少醉驾导致的伤害和死亡事故发生，保护公共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刑法对司机赋予特殊的法律义务，体现出“司法为民”的目标；但是，入刑并不算有效地解决醉驾问题，每年醉驾的人数逼近30万，这不是成果，而是对立法着眼点的提醒。
不过，今后的立法着眼点，可能不是废除本罪。 因为法律不会轻言修改，除非存在巨大缺陷；但是，仍可以通过相关司法解释和适用，进行自身生命力的完善。
在此罪的司法适用上，法律工作者可以努力的空间还很大：一方面，提高醉驾的定罪门槛，让罪轻者有机会回头；另一方面，《刑法》作为“守夜人”，要对真正造成抽象危险的醉驾行为保持严惩。
陈碧，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
作者｜陈 碧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提出，建议取消醉驾型危险驾驶罪。该提案随即引发关注，“取消醉驾入刑”的话题一度热搜排名第一。
根据2020年、2021年最高法院工作报告披露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醉驾等危险驾驶犯罪案件31.9万件；2020年，全国法院审结醉驾等危险驾驶犯罪案件28.9万件。这一罪名从数量上已碾压盗窃罪，成为“刑法第一大罪”，而这些审结案件绝大部分属于醉驾类。
面对这样一个不小的数字，人们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引发诸多探讨。反思论者认为，每年有这么多人打上罪犯的烙印，无论对于国家、社会还是醉驾者，都是巨大的损失；坚持论者认为，醉驾的危害有目共睹，入刑尚且屡禁不止，依靠普通的处罚手段恐怕无济于事，因此应该维持高压状态。
如此针锋相对的态度，有必要让我们在不轻言修法的前提下，思考如何在司法上限定醉驾类危险驾驶罪的适用范围，这样才能既实现刑法应有的震慑效果，也打消路上行人对飞来横祸的担忧。
醉驾入刑影响一生，甚至株连子女
人人都知道，醉驾后果相当严重。保险公司不理赔、吊销驾驶证这些都不值一提；最严重的后果是，行为人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还需要对一系列的附随后果负责。
我国存在前科制度，只要某人曾经因犯罪而受过刑罚处罚，几乎就会终生丧失很多行业的就业资格， 比如从事不了法官、检察官、警察、律师、教师、公证员等职业。
因此，醉驾被判刑的人，会被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公职人员将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特定从业者如律师、医师等，执业资格将被吊销，出租车、货车司机更是面临终生失业的风险。
此外，按照法律规定，被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
很明显，醉驾能够让行为人的一生受到影响，甚至还会“株连”子女。凡是受过刑罚的人，其子女在报考公务员、警校、军校或在安排关键、重要工作岗位时，难以通过政审。这意味着，未来几十年将有不少人的人生故事因此被改写。
有人会说，《刑法》摆在那里，明知有那么严重的后果，还要以身试法，就应当自己承担责任。话虽如此，但从治理效果、国家和社会的角度看，这也许并不是一件好事。
醉驾者大多无前科，缓刑比例却过低
醉驾的缓刑适用比例低，是本罪治理有失均衡的一个体现。
就拿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和交通肇事罪相比，交通肇事罪法定最高刑是3年，但有不少的交通肇事犯宣告缓刑，免罚的也不少。
而醉驾者大多没有造成直接后果，是一种抽象危险犯，法定最高刑是6个月拘役，属于轻罪。但在司法实务中，此类罪犯大多被判处实刑，缓刑比例较低，定罪免刑的情形更少。
而醉驾的行为人，往往是没有犯罪前科的人，一旦入狱与其他前科犯接触，还增加了再犯罪风险。罪犯的增加会导致社会治理难度更大，整个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
今年，有代表建议参考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建立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使醉驾犯罪行为人能真正回归社会、改过自新。这一建议，就是考虑到了上述风险。
在法治社会下，虽然不动辄喊打喊杀，但要求用刑法解决社会问题，仍然是一种惯性思维。因为较之于其他复杂的社会治理措施，将某种行为入罪或者提高其法定刑，能够立竿见影地起到震慑作用，无疑是相对容易的。
但从《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定位来看，它属于法律体系中的第二次法。也就是说，如果民法、行政法能实现有效的干预与规制，就不需要《刑法》的介入；反之，才需考虑刑事归责的可能。
轻罪入刑，可引发另一种犯罪
在十一年前，我国将醉驾入刑，这和当时的舆论压力与从重从快打击犯罪的刑事政策有关。有学者事后指出，《刑法》并不是遏制危险的良药，更不能成为公众情绪的“晴雨表”。
在论及轻罪入刑后引发新的社会矛盾这个议题时，刑法学者往往以醉驾型危险驾驶罪为典型力证。首先，这种轻罪本身没有直接的社会危害后果，行为人对自己行为恶性的主观感知不强；其次，行为人留下犯罪前科，不但失业且难以再就业，或因失业积累下对社会的怨恨而再次犯罪。如果刑事治理，惩处了一种犯罪，却又引发另一种犯罪；这样的治理，既得不偿失，又于事无补。
因此，对于轻罪入刑的不良后果，刑法学界已有清醒认识；随着实证数据的增加，对于醉驾一律入罪的机械执法提出了批评意见。
前述人大代表提出直接取消该罪名，取而代之以行政处罚，略显激进。但在实践中，至少可以考虑把《刑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做好衔接，如驾驶人初次违法，且未造成实际危害，自身态度良好，可由公安机关进行行政处罚，从而减轻“一部刑法治天下”的嫌疑和风险。
总之，不少法律学者认为，《刑法》如果保持克制，行政法能够起到应有的缓冲作用，普通民众才更能感受到法律的温度。
告别机械执法，让刑罚亦有温度
近年来，对于醉驾入刑中的机械执法问题，有关司法机关也已有所认识，并开始在司法实践中进行某种程度的“纠偏”。
比如，综合考虑被告人的醉酒程度、行驶道路、行车速度、是否造成实际损害以及认罪悔罪等情况，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举例来说，张三宿醉，代驾回家。第二天睡到下午才开车上班，仍发现其血液酒精含量超过醉驾标准。这样的情节，是否可以成为从轻减轻、定罪免刑或者不起诉的辩护理由？
还有些醉驾行为，可能并不具有实质的危险性，或者危险性很小；对这些行为，如果依然采取刑罚处罚，难以获得社会观念的接受和认同。例如，张三醉酒后代驾回家，代驾离开后，他将代驾没有停好的车辆进行挪动，或者将代驾停错车位的车辆进行挪动，是否也属于刑法评价的醉驾行为？
立法上醉驾入刑所预设的，是针对公共安全的抽象危险；如果这一危险几乎不存在，也有可能成为司法中对其出罪 （有罪判为无罪或重罪判为轻罪） 的一种考虑。
总之，醉驾入刑旨在通过严格立法控制醉驾行为，减少醉驾导致的伤害和死亡事故发生，保护公共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刑法对司机赋予特殊的法律义务，体现出“司法为民”的目标；但是，入刑并不算有效地解决醉驾问题，每年醉驾的人数逼近30万，这不是成果，而是对立法着眼点的提醒。
不过，今后的立法着眼点，可能不是废除本罪。 因为法律不会轻言修改，除非存在巨大缺陷；但是，仍可以通过相关司法解释和适用，进行自身生命力的完善。
在此罪的司法适用上，法律工作者可以努力的空间还很大：一方面，提高醉驾的定罪门槛，让罪轻者有机会回头；另一方面，《刑法》作为“守夜人”，要对真正造成抽象危险的醉驾行为保持严惩。
陈碧，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