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评论认为，如果北京要对台动武，不会把它视为一场低强度冲突来进行规划，而是要面对一场可能美、日都会涉入的全面性战争。因此，《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的实施并非针对台湾。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6月15日起施行的《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是针对台湾吗？台湾《新新闻》发表评论《新航舰“福建号”停对面！“非战争军事行动”冲著台湾？》，作者顾尔德认为，非战争军事行动是因应低强度军事冲突，如果北京要对台动武，不会把它视为一场低强度冲突来进行规划，而是要面对一场可能美、日都会涉入全面性战争。就外部因素而言，中国想藉一带一路扩张其全球势力范围，它也必须有能力保卫中国在这些地区的侨民与投资。此外，对像南海中美军机擦撞、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抢救人质等问题如何具体因应、行动，这些“低强度冲突”或“稳定与支援行动”，应该也是《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更关注的重点。
那么《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和台湾没有关系吗？作者认为是有关系的。例如，解放军如果要攻台，之前会利用渔船、海上民兵侦察，之后得征调私人船舶进行跨海投送，这些作业准则都需要更明确规范。但是，这个《纲要》不会是主要为台湾制定的。虽然《纲要》详细内容未公布，但基本上这是为军事行动指挥统合用的，不是为了“师出有名”对外正当化用的。如果中国要正当化对台动武，它已经有《反分裂国家法》等法律，不需要靠一个位阶较低的行动纲要。
通过性别平等解决结构性暴力
作者说，对唐山打人案而言，揭开其中的性别维度的目的，并非挑起男女对立，而是为了对基于性别文化的伤害进行具体分析，确定相关行动者担当的责任，揭示出导致这些伤害的结构性因素，进行矫正。消除性别矛盾，调节紧张的社会关系的方法，不是捂住女性主义者的嘴，而是变革隐藏于社会各个方面的、不公的制度安排，打破现有社会中性别暴力的合法性。新加坡“端传媒”发表文章《性别暴力的中国式治理难题：父权制催生的“黑恶势力”，无法被父权本身所清除》，作者侯奇江讨论唐山暴力事件时认为，技术不但为人所用，更为权力所用。2017年红黄蓝幼儿园虐童案中消失的监控记录说明了技术并不总是可靠。哪怕仅仅从防疫的角度来看，数字社会治理也面临诸多挑战。何况性别暴力的防治纠正，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技术的问题，而更是一个政治意识的问题。
作者认为，除了追究犯罪分子的责任，建立性别平等的社会需要建立长期有效的法治制度，改善包括警察在内的系统，而不是用打地鼠的方式进行一次次休克式的舆情管理。公共警力和公权力应该合理分配资源、有效监督。不论是发达的监控还是高效的管理技术，都应该用来打击真正的违法犯罪，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而不是成为强化压迫和权威的放大器。只有解决了社会结构中性别关系的不正义，变革结构性暴力的制度安排，我们才能真正迈向性别和解，修复伤害带来的裂痕，把人们从对立的状态中解放出来，重建平等的性别关系。
奥密克戎与异议之路
《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奥密克戎打破“中国梦”》，作者Connie Mei Pickart写道：在宣传的灌输下——在一个所有举措都正确的政府领导下，国家变得越来越强大——大多数中国人已经学会了与生活中不那么吸引人的方面妥协：审查制度、越来越多的监控和经济放缓，后者令越来越多刚开始找工作的人感到不安。但封锁放大了这些问题。由于新冠病毒追踪措施，监控越来越深入人们的生活，经济瘫痪了两个月——有多少企业无法恢复？这加剧了对就业的担忧。
作者说，上海全市封锁结束了，但我们走出困境了吗？中共今年将召开一次敏感的会议，预计习近平将在会上扩大对权力的控制。控制新冠对于确保一切按计划进行至关重要。它被描述为一场必须赢得的战争。上海的一些社区已经被迫重新封锁。
作者认为，信仰受损的年轻一代可能会走上异议之路，就像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那样。这在今天的中国不太可能。党的控制是绝对的；封锁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努力忘记并继续生活会更容易。许多人只得用脚投票。有些人已经逃到国外，有些人正在加快出国留学计划，或者依靠在国外的亲戚朋友脱身。令人惊讶的是，机会之地如此之快地就陷入类似文化大革命的黑暗时期，当时毛泽东将激进的政治和他的议程置于人民之上，使中国陷入混乱。
有评论认为，如果北京要对台动武，不会把它视为一场低强度冲突来进行规划，而是要面对一场可能美、日都会涉入的全面性战争。因此，《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的实施并非针对台湾。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6月15日起施行的《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是针对台湾吗？台湾《新新闻》发表评论《新航舰“福建号”停对面！“非战争军事行动”冲著台湾？》，作者顾尔德认为，非战争军事行动是因应低强度军事冲突，如果北京要对台动武，不会把它视为一场低强度冲突来进行规划，而是要面对一场可能美、日都会涉入全面性战争。就外部因素而言，中国想藉一带一路扩张其全球势力范围，它也必须有能力保卫中国在这些地区的侨民与投资。此外，对像南海中美军机擦撞、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抢救人质等问题如何具体因应、行动，这些“低强度冲突”或“稳定与支援行动”，应该也是《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更关注的重点。
那么《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和台湾没有关系吗？作者认为是有关系的。例如，解放军如果要攻台，之前会利用渔船、海上民兵侦察，之后得征调私人船舶进行跨海投送，这些作业准则都需要更明确规范。但是，这个《纲要》不会是主要为台湾制定的。虽然《纲要》详细内容未公布，但基本上这是为军事行动指挥统合用的，不是为了“师出有名”对外正当化用的。如果中国要正当化对台动武，它已经有《反分裂国家法》等法律，不需要靠一个位阶较低的行动纲要。
通过性别平等解决结构性暴力
作者说，对唐山打人案而言，揭开其中的性别维度的目的，并非挑起男女对立，而是为了对基于性别文化的伤害进行具体分析，确定相关行动者担当的责任，揭示出导致这些伤害的结构性因素，进行矫正。消除性别矛盾，调节紧张的社会关系的方法，不是捂住女性主义者的嘴，而是变革隐藏于社会各个方面的、不公的制度安排，打破现有社会中性别暴力的合法性。新加坡“端传媒”发表文章《性别暴力的中国式治理难题：父权制催生的“黑恶势力”，无法被父权本身所清除》，作者侯奇江讨论唐山暴力事件时认为，技术不但为人所用，更为权力所用。2017年红黄蓝幼儿园虐童案中消失的监控记录说明了技术并不总是可靠。哪怕仅仅从防疫的角度来看，数字社会治理也面临诸多挑战。何况性别暴力的防治纠正，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技术的问题，而更是一个政治意识的问题。
作者认为，除了追究犯罪分子的责任，建立性别平等的社会需要建立长期有效的法治制度，改善包括警察在内的系统，而不是用打地鼠的方式进行一次次休克式的舆情管理。公共警力和公权力应该合理分配资源、有效监督。不论是发达的监控还是高效的管理技术，都应该用来打击真正的违法犯罪，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而不是成为强化压迫和权威的放大器。只有解决了社会结构中性别关系的不正义，变革结构性暴力的制度安排，我们才能真正迈向性别和解，修复伤害带来的裂痕，把人们从对立的状态中解放出来，重建平等的性别关系。
奥密克戎与异议之路
《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奥密克戎打破“中国梦”》，作者Connie Mei Pickart写道：在宣传的灌输下——在一个所有举措都正确的政府领导下，国家变得越来越强大——大多数中国人已经学会了与生活中不那么吸引人的方面妥协：审查制度、越来越多的监控和经济放缓，后者令越来越多刚开始找工作的人感到不安。但封锁放大了这些问题。由于新冠病毒追踪措施，监控越来越深入人们的生活，经济瘫痪了两个月——有多少企业无法恢复？这加剧了对就业的担忧。
作者说，上海全市封锁结束了，但我们走出困境了吗？中共今年将召开一次敏感的会议，预计习近平将在会上扩大对权力的控制。控制新冠对于确保一切按计划进行至关重要。它被描述为一场必须赢得的战争。上海的一些社区已经被迫重新封锁。
作者认为，信仰受损的年轻一代可能会走上异议之路，就像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那样。这在今天的中国不太可能。党的控制是绝对的；封锁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努力忘记并继续生活会更容易。许多人只得用脚投票。有些人已经逃到国外，有些人正在加快出国留学计划，或者依靠在国外的亲戚朋友脱身。令人惊讶的是，机会之地如此之快地就陷入类似文化大革命的黑暗时期，当时毛泽东将激进的政治和他的议程置于人民之上，使中国陷入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