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 编者按：本文由曾担任学民思潮发言人和香港众志副秘书长的周庭发表于自己的 Instagram，原文并无标题。
很久没见了。大家这几年过得好吗，有继续努力生活、坚持善良吗。
这数年，我想我跟你们一样，都经历了很多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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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23日，我因警总案开始还押，随后被判入狱。判刑仅仅是十个月，以现今的标准来说，是“相当的短”。纵使如此，监禁期间，我一直很害怕自己无法出狱，因为自己在那年8月因国安法被捕，若在服刑期间被起诉，就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重获自由了。直至出狱前最后一晚，我仍然被“无法出狱”的想像和恐怖重重包围，也总是想起国安搜屋、判刑、被锁上手扣、脱光衣服被惩教检查等情景，这一切，也是我失去自由的证明。
幸运地，我能在2021年6月离开监狱。心中的恐惧和不安，却丝毫没有消失。
出狱后，我仍需遵守国安法的担保条件，需要定期报到，护照亦一直被没收，不能出境。按照国安法的程序，每三个月，国安都会要求我签署一份“扣留旅游证件通知书”，通知我护照会被多扣留三个月，三个月又三个月，三个月又三个月。每次报到，我也担心会随时再被拘捕，即使回到家，也总是想像著，国安会否在某个清晨，就如上次般，敲打著我家的门，试图把锁撬烂，破门而入，再次用某个罪名把我带走。每天，这些想像也会在我的脑海里涌现，而我除了大哭、崩溃、颤抖，又或者和朋友诉说我的恐惧，我什麽也做不了，什麽也做不了。
后来，随著症状愈来愈多，情况愈来愈来严重，经过医生诊断，我知道了，原来这些东西名为焦虑症、惊恐症、创伤后压力症，以及抑鬱症。几个情绪病的混杂，令我的身心处于非常不稳定的状态，而我也知道，自己无处可逃。
时间慢慢过去，出狱几年，我没有作任何公开活动，没有参与政治，也没有再和从前的朋友联络，只能在寂静中等待。但我仍然没有获得出境的权利，护照未有发还，有时候国安还会在报到时“关心”我的状况——收入、工作、家庭、人际关係，就像每隔一段时间也会有人提醒著你：你并没有重获自由，仍然受到监察，不要试图做些什麽事情（当然我也没有，只敢战战兢兢地生活）。定期报到见国安、部分自由被剥夺、情绪不稳、（前）民主派政治人物的身份为生活带来的种种限制，再加上无止境的等待，我的心理状况每况愈下，2023年，是我的情绪、身体最差的一年。
与此同时，面对如此複杂的环境，今年我亦作出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报读硕士课程。这数年，固然也有不少新的经验，但还是自觉浪费了青春，就算机会不大，还是想试试申请到海外留学，总比无了期的等待，或坐以待毙来得好。决定仓卒，急急写了portfolio和CV，最后有幸得到加拿大一所大学取录。然后我便拿著大学的conditional offer，向国安提交了申请。申请过程中，国安要求我提交大学、学科、时间表、宿舍、过数纪录等资料，又面见查问我报读课程的原因。他们更要求我写下“悔过书”，指自己对过往的政治参与感到后悔，今后不会再参与，也不会与相关的人士，包括学民和众志的成员联络。（在国安面前，若不愿意作出一些妥协（或曰不愿意与警方合作），轻则失去读书的机会，重则不能离开差馆，当时的我只希望，可以安全离港升学。）
经过多重关卡，今年七月初，国安告知，如果我想到加拿大升学，还有一个条件：“跟我哋返一次大陆”（即是由香港警务处国安处人员“陪同”和“保护”到中国大陆）。国安会安排和我一起申请回乡证，然后一同到深圳一日，完成行程后他们便会把护照交还给我，我只需在大学假期时回港报到就可以。
我知道，在国安面前，其实我没有拒绝的权利；同时，万一有什么事情，我就是“主动送中”了，那段时期，心中一直非常恐惧，生怕所有事情都会是自己的“最后”。
八月某天，我便在五名香港国安人员的“陪同”下，到了中国大陆。
那天我们一大早便出发，我拿着刚申请到的回乡证过境，一直梦寐以求的出境竟然是到中国大陆，而若果能顺利回港，国安会否履行承诺交还护照也是未知之数，心情很复杂。当天，除了某些吃喝玩乐的行程，我还被安排参观“改革开放展览”，了解中国及共产党的发展，以及历代领导人的“辉煌成就”；之后我也被安排到腾讯总部，了解“祖国的科技发展”。坦白说，我从不否定中国的经济发展，但一个如此强大的国家，要将争取民主的人送入监牢、限制出入境自由，还要求以进入中国大陆参观爱国展览作为取回护照的交换条件，这何尝不是一种脆弱呢。
整趟行程中，虽然没有安排面见任何官员党员，也没有接受公安部盘问，但我感觉到自己全程是一直被监视的——“陪同”我的国安处人员，曾经和当地的对口单位交头接耳；在参观改革开放展览和腾讯总部这些“重点行程”时，我亦有被要求和展览的灯箱/logo打卡合照，随行的深圳人司机也不断拍下我的照片。若我一直保持沉默，那些照片或许会有天成为我“爱国”的证据——那种恐惧就是如此有形的。不少香港人会北上娱乐消费，而我却是被迫到中国大陆以换取出境读书的机会，只让我感到非常讽刺。
回到香港，我再次被国安要求写下“感谢警方安排，使我能了解祖国的伟大发展”的信件，这类亲笔信件，我想那数月来我写过好几封了。最后，我在九月中顺利离开香港到加拿大多伦多升学，而护照，是在出发前一天才收到的。不知不觉间，我已经来了差不多三个月，第一学期也快将要完结了。
／
而我想告诉大家，原定我要于十二月底回到香港，就国安法向警方报到，经过深思熟虑，包括考虑到香港的形势、自身安全、我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我决定，不回去报到了，也大概一辈子不会回去了。主要的原因是，如果我回去报到，国安即使不拘捕或收回护照，也很有可能会像之前那样，提出一些条件或进行问话，而我需要满足他们才能回到加拿大。即使十二月底他们不这样做，下年我再回港时，随着香港形势变得更严峻，他们也随时可以再以调查为由禁止我出境。我不想再被迫做不想做的事情，也不想再被迫到中国大陆了。这样下去，即使我人安全，身体和心灵也会崩溃。
我并不是最初便有这样的打算的。还在香港时，我完全没有思考过会否回港的问题，在连自己能否顺利出境也不清楚的情况下，我根本没有心思思考再之后的事情，可以到外国留学，已经很不容易了。来到加拿大安顿下来后，我才慢慢开始思考十二月的事，在得出答案前，我还买了十二月回港的机票。所以如果有人要说我处心积虑欺骗国安，那绝对是错误的陈述。
这数年切身感受到，免于恐惧的自由，是多么可贵的东西。将来还有很多未知，但可以知道的是，我终于不用再为会否被捕而担忧，也可以说想说的话、做想做的事了。在加拿大学习和疗伤的同时，也希望能重拾过去因情绪病和种种压力而放下了的兴趣，好好建立属于自己的节奏。自由来得不易，在担惊受怕的日常中，更加珍惜所有没有遗忘自己，关心自己、爱自己的人。愿我们能在不久的将来重聚，好好拥抱彼此。
庭
写于廿六岁的最后
多伦多
CDT 编者按：本文由曾担任学民思潮发言人和香港众志副秘书长的周庭发表于自己的 Instagram，原文并无标题。
很久没见了。大家这几年过得好吗，有继续努力生活、坚持善良吗。
这数年，我想我跟你们一样，都经历了很多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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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23日，我因警总案开始还押，随后被判入狱。判刑仅仅是十个月，以现今的标准来说，是“相当的短”。纵使如此，监禁期间，我一直很害怕自己无法出狱，因为自己在那年8月因国安法被捕，若在服刑期间被起诉，就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重获自由了。直至出狱前最后一晚，我仍然被“无法出狱”的想像和恐怖重重包围，也总是想起国安搜屋、判刑、被锁上手扣、脱光衣服被惩教检查等情景，这一切，也是我失去自由的证明。
幸运地，我能在2021年6月离开监狱。心中的恐惧和不安，却丝毫没有消失。
出狱后，我仍需遵守国安法的担保条件，需要定期报到，护照亦一直被没收，不能出境。按照国安法的程序，每三个月，国安都会要求我签署一份“扣留旅游证件通知书”，通知我护照会被多扣留三个月，三个月又三个月，三个月又三个月。每次报到，我也担心会随时再被拘捕，即使回到家，也总是想像著，国安会否在某个清晨，就如上次般，敲打著我家的门，试图把锁撬烂，破门而入，再次用某个罪名把我带走。每天，这些想像也会在我的脑海里涌现，而我除了大哭、崩溃、颤抖，又或者和朋友诉说我的恐惧，我什麽也做不了，什麽也做不了。
后来，随著症状愈来愈多，情况愈来愈来严重，经过医生诊断，我知道了，原来这些东西名为焦虑症、惊恐症、创伤后压力症，以及抑鬱症。几个情绪病的混杂，令我的身心处于非常不稳定的状态，而我也知道，自己无处可逃。
时间慢慢过去，出狱几年，我没有作任何公开活动，没有参与政治，也没有再和从前的朋友联络，只能在寂静中等待。但我仍然没有获得出境的权利，护照未有发还，有时候国安还会在报到时“关心”我的状况——收入、工作、家庭、人际关係，就像每隔一段时间也会有人提醒著你：你并没有重获自由，仍然受到监察，不要试图做些什麽事情（当然我也没有，只敢战战兢兢地生活）。定期报到见国安、部分自由被剥夺、情绪不稳、（前）民主派政治人物的身份为生活带来的种种限制，再加上无止境的等待，我的心理状况每况愈下，2023年，是我的情绪、身体最差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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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面对如此複杂的环境，今年我亦作出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报读硕士课程。这数年，固然也有不少新的经验，但还是自觉浪费了青春，就算机会不大，还是想试试申请到海外留学，总比无了期的等待，或坐以待毙来得好。决定仓卒，急急写了portfolio和CV，最后有幸得到加拿大一所大学取录。然后我便拿著大学的conditional offer，向国安提交了申请。申请过程中，国安要求我提交大学、学科、时间表、宿舍、过数纪录等资料，又面见查问我报读课程的原因。他们更要求我写下“悔过书”，指自己对过往的政治参与感到后悔，今后不会再参与，也不会与相关的人士，包括学民和众志的成员联络。（在国安面前，若不愿意作出一些妥协（或曰不愿意与警方合作），轻则失去读书的机会，重则不能离开差馆，当时的我只希望，可以安全离港升学。）
经过多重关卡，今年七月初，国安告知，如果我想到加拿大升学，还有一个条件：“跟我哋返一次大陆”（即是由香港警务处国安处人员“陪同”和“保护”到中国大陆）。国安会安排和我一起申请回乡证，然后一同到深圳一日，完成行程后他们便会把护照交还给我，我只需在大学假期时回港报到就可以。
我知道，在国安面前，其实我没有拒绝的权利；同时，万一有什么事情，我就是“主动送中”了，那段时期，心中一直非常恐惧，生怕所有事情都会是自己的“最后”。
八月某天，我便在五名香港国安人员的“陪同”下，到了中国大陆。
那天我们一大早便出发，我拿着刚申请到的回乡证过境，一直梦寐以求的出境竟然是到中国大陆，而若果能顺利回港，国安会否履行承诺交还护照也是未知之数，心情很复杂。当天，除了某些吃喝玩乐的行程，我还被安排参观“改革开放展览”，了解中国及共产党的发展，以及历代领导人的“辉煌成就”；之后我也被安排到腾讯总部，了解“祖国的科技发展”。坦白说，我从不否定中国的经济发展，但一个如此强大的国家，要将争取民主的人送入监牢、限制出入境自由，还要求以进入中国大陆参观爱国展览作为取回护照的交换条件，这何尝不是一种脆弱呢。
整趟行程中，虽然没有安排面见任何官员党员，也没有接受公安部盘问，但我感觉到自己全程是一直被监视的——“陪同”我的国安处人员，曾经和当地的对口单位交头接耳；在参观改革开放展览和腾讯总部这些“重点行程”时，我亦有被要求和展览的灯箱/logo打卡合照，随行的深圳人司机也不断拍下我的照片。若我一直保持沉默，那些照片或许会有天成为我“爱国”的证据——那种恐惧就是如此有形的。不少香港人会北上娱乐消费，而我却是被迫到中国大陆以换取出境读书的机会，只让我感到非常讽刺。
回到香港，我再次被国安要求写下“感谢警方安排，使我能了解祖国的伟大发展”的信件，这类亲笔信件，我想那数月来我写过好几封了。最后，我在九月中顺利离开香港到加拿大多伦多升学，而护照，是在出发前一天才收到的。不知不觉间，我已经来了差不多三个月，第一学期也快将要完结了。
／
而我想告诉大家，原定我要于十二月底回到香港，就国安法向警方报到，经过深思熟虑，包括考虑到香港的形势、自身安全、我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我决定，不回去报到了，也大概一辈子不会回去了。主要的原因是，如果我回去报到，国安即使不拘捕或收回护照，也很有可能会像之前那样，提出一些条件或进行问话，而我需要满足他们才能回到加拿大。即使十二月底他们不这样做，下年我再回港时，随着香港形势变得更严峻，他们也随时可以再以调查为由禁止我出境。我不想再被迫做不想做的事情，也不想再被迫到中国大陆了。这样下去，即使我人安全，身体和心灵也会崩溃。
我并不是最初便有这样的打算的。还在香港时，我完全没有思考过会否回港的问题，在连自己能否顺利出境也不清楚的情况下，我根本没有心思思考再之后的事情，可以到外国留学，已经很不容易了。来到加拿大安顿下来后，我才慢慢开始思考十二月的事，在得出答案前，我还买了十二月回港的机票。所以如果有人要说我处心积虑欺骗国安，那绝对是错误的陈述。
这数年切身感受到，免于恐惧的自由，是多么可贵的东西。将来还有很多未知，但可以知道的是，我终于不用再为会否被捕而担忧，也可以说想说的话、做想做的事了。在加拿大学习和疗伤的同时，也希望能重拾过去因情绪病和种种压力而放下了的兴趣，好好建立属于自己的节奏。自由来得不易，在担惊受怕的日常中，更加珍惜所有没有遗忘自己，关心自己、爱自己的人。愿我们能在不久的将来重聚，好好拥抱彼此。
庭
写于廿六岁的最后
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