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天价彩礼，提振婚育率，国家动真格了，力度越来越大。近日发布的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里，在推进农村移风易俗部分，重点强调了“推进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传递出很不寻常的信号：
高额彩礼治理，首次被放在“移风易俗”问题的第一位，“打击婚托婚骗”也首次写入一号文件
这已经是中央连续五年来在一号文件中点名“高价彩礼”“高额彩礼”，可见重视程度，表述上调门越来越重，位置也越来越靠前：
2021年一号文件强调“加大高价彩礼、人情攀比、厚葬薄养、铺张浪费、封建迷信等不良风气治理”；
2022年提出“推进农村婚俗改革试点和殡葬习俗改革，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2023年提出“党员、干部带头示范，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2024年再次明确要求“持续推进高额彩礼、大操大办、散埋乱葬等突出问题综合治理”；
2025年明确“推进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加大对婚托婚骗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为什么“天价彩礼”闹得民间沸腾，上升到如此高度治理，却依然屡禁不止？
国家出手的背后有何深意，各地“组合拳”出击之下，“天价彩礼”是否会成为历史？
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中国，巨变正在连续发生，“天价彩礼”整治，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1
这几年，存在感薄弱的江西，却因为彩礼问题彻底出了圈，相关段子满天飞。
——你知道世界三大名表么？——理查德米勒，688万8；百达翡丽，88万8；江西老表，38万8。
——江西丈母娘收了彩礼，为什么要回赠三床棉被？——这样晚上躲在被子里哭就听不到了。
江西甚至有银行推出过“娶媳妇分期付款”，年利率最低4.9%，最高可贷30万，一时热议沸腾。
不过，江西彩礼虽然不低，但彩礼高的地区不只有江西。
比如说甘肃庆阳。2022年就有网友在领导留言板反映，被女方父母要了28.8万元，远超自己自己所在县的12万多。当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才1万出头，28.8万大致相当于25年收入。
再比如安徽淮南，除了二三十万的彩礼现金，还要支付县城房子的首付，加上相应的酒席三金等婚庆开支，少说也要五六十万，结婚就是脱一层皮。
在山东、河南的一些县区，彩礼则是“万紫千红一片绿”再加上“一动不动”：
万紫，是指一万张5元人民币，千红是一千张100元，再加上一堆50元的人民币，总额在18到20万之间；
“一动”则指小轿车一辆，“不动”指在城区有一套房子；
图片来源：安远新闻
这样的配置要求，很多男方不禁高呼“结不起”。巨大的彩礼压力下，“多子多福”越来越少人提了，变成了“生两个儿子就哭一场”。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龚为纲2024年的调查显示，全国平均的彩礼金额约为14万元。西安交大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靳小怡在2018年在全国11省开展的百村抽样调查中则发现，农村男性的婚姻成本均值是当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6倍，八成以上的已婚男性有因婚借贷的经历。
然而，如此天价的彩礼，也没有换来想象中的幸福。
婚前约定的高额彩礼，造成了不少农村男性婚后经济贫困。为了偿还彩礼带来的债务，农村男性普遍成为外出务工人员，夫妻间的两地长期分居，又可能成为婚外情的诱因。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李永萍2018年驻长春某村调研时发现，全村平均每8户人家就有一户离婚，而夫妻一方或双方有婚外情的现象严峻，而外出务工是婚外情的一大诱因。出轨对象，一般都在在离村子十里地的范围之内。
在西南贵州，2022年玉屏侗族自治县农村离婚占该县离婚总数的95%；在云南富源县，2020年的农村离婚登记人数占比60%；上文提到的甘肃庆阳，2018年时，农村女性平均离婚年龄已逐年递减至35.7岁，此前7年间，由女方先提出离婚的占比超8成。
沉重的彩礼负担，压垮的还有一些农村的老年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和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华就在调查农村老年人自杀的过程中就发现，不少非正常死亡的案例背后都有“天价彩礼”的影子。
事实上，女性也不一定是天价彩礼的受益者。2023年四川普格县16岁少女“逃婚”事件中，女方家人收了26万彩礼，就要把其许给当地一个男子结婚。因高额彩礼导致分手的情侣，更是不计其数。
一句话总结，天下苦天价彩礼久矣。
天价彩礼的系统中，没有一方是赢家。国家出手整治天价彩礼，已经呼声极高。
2
不过，天价彩礼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背后的社会经济文化基础根深蒂固，难以迅速铲除。
在传统观念中，女性是“早晚要嫁出去的人”、“泼出去的水”，一旦结婚，女性就居住在男方家，劳动力也“交割”给了男方。一些观念陈旧的人认为，养女儿成了“亏本”的事情，出嫁索要一笔补偿是自然的。
虽然时代已经变了，但农业时代的思维依然有一定的残留。尤其是在农村，现实中存在一些男女不平等的现象，比如“外嫁女”继承财产就面临不小的阻力。
与此同时，农村又存在明显的性别失衡现象。
2020年七普数据显示，我国总人口性别比为105.07，男性比女性多了3490万，出生人口性别比111.3，20到29岁适婚年龄段性别比超过120，超过了102～107的正常范围。
这样的性别失衡，在农村尤为明显。2024年初，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发布了的《农村大龄男青年婚配状况》调查报告的结果触目惊心：
119个村超4成村庄，存在较为严重的大龄男青年婚配难题。
随着中国进入工业化，随着“招娣、盼娣”们有了通过打工经济独立的机会，大量女性前往城市打工并选择定居，人口流出地的女性数量进一步减少，人口流入的东部挤压了中西部的婚姻机会。
男多女少的后果就是，女性议价权更高，男性不得不提高彩礼来提高竞争力。由此，彩礼更多地体现出支付属性。
武汉大学大数据研究院副教授龚为纲在其研究就指出，出生性别比的失衡程度和女性流动情况的组合，总体上决定了各地婚姻市场的失衡程度和彩礼高低。
不少研究人员都观察到，彩礼金额的暴涨起源于2010年前后。
这恰好是性别比差距最大的85后、90后一代走入婚姻市场，加之房价兴起、外出打工潮兴盛之时。
农业社会思维下“重男轻女”的历史遗留问题，现实中工业化带来的女性独立相结合，导致农村年轻一代需要面对比父母一代更大的婚姻压力。
当人口开始负增长，“一把手”亲自抓生育，整治农村“天价彩礼”就变得刻不容缓。
3
事实上，中国提振生育率的希望就在于小城市和农村，这些地方，恰恰是高额彩礼的重灾区。
根据统计数据，2023年中国15-49岁育龄女性的总和生育率为1.007，其中城市生育率为0.853，镇的生育率为1.034，而乡村的生育率为1.290。
从全球范围来看，城镇化程度高的地区，生育率都相对较低。中泰证劵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也指出，生育意愿与收入水平和城市化率成反向关系，故应该通过提高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来改善生育条件和环境。
未来的生娃蓝图，恐怕还是“农村包围城市”，高额彩礼这只“拦路虎”必须拿下。
事实上，全国各地都已积极行动，打响了围剿高额彩礼的一场场战役。
例如在彩礼大省江西为了整顿彩礼，已经从约束、监督，鼓励等方面打出了一套组合拳。2023年年初，江西省民政厅等14部门印发《关于开展农村婚嫁彩礼专项治理若干措施》，提出将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大约3倍，约6万元作为彩礼限额标准，为彩礼划定了“红线”。
南昌市在2023年共建立2127个红白理事会，做到红白事操办100%登记造册，指导1544个行政村修订村规民约，将彩礼限额、红白事操办标准纳入村规民约，对彩礼进行约束。
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赣州的全南县建立了“喜事管家”服务机制。喜事管家由村支书、妇联主席和群众推举的村里德高望重人士组成，对婚嫁全过程进行规则的制定；对高彩礼现象则进行劝阻。
赣州市安远县则向实行零彩礼、低彩礼的家庭发放优先子女就读、享受果园水肥一体化补贴，享受创业补贴等奖励。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023年年底，安远县平均彩礼水平与2023年一季度相比，降低了8.4万。
类似的措施在全国各地也都在发生：
江苏沭阳县，举办沭阳小大姐新时代文明婚恋倡导活动，倡议未婚女青年拒绝高价彩礼。
宁夏泾源县，明确彩礼最高金额不超过6万，倡导女婿赡养岳父母；
甘肃省定西市，2022年规定婚嫁礼金不超过5万，一年后公布70%的出嫁方彩礼控制在5万以内，比之前下降了10.9%。
……
4
随着国家持续出手，一场声势浩大的整治天价彩礼运动，已经深入到广袤华夏的每一个角落。
从2021年至今，为了遏制高额彩礼，全国成立了32个国家级、小1400个县市级的婚俗改革实验区，从黑龙江到广州，遍布大部分国土，如同涓涓细流推动移风易俗的任务，形成思想转变。
更强有力的支持来自最高法。
2024年2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指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一方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另一方要求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移风易俗从来不易，但为了百年大计，国家的态度已经异常坚决。高额彩礼，必须打下去。
打击天价彩礼，提振婚育率，国家动真格了，力度越来越大。近日发布的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里，在推进农村移风易俗部分，重点强调了“推进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传递出很不寻常的信号：
高额彩礼治理，首次被放在“移风易俗”问题的第一位，“打击婚托婚骗”也首次写入一号文件
这已经是中央连续五年来在一号文件中点名“高价彩礼”“高额彩礼”，可见重视程度，表述上调门越来越重，位置也越来越靠前：
2021年一号文件强调“加大高价彩礼、人情攀比、厚葬薄养、铺张浪费、封建迷信等不良风气治理”；
2022年提出“推进农村婚俗改革试点和殡葬习俗改革，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2023年提出“党员、干部带头示范，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2024年再次明确要求“持续推进高额彩礼、大操大办、散埋乱葬等突出问题综合治理”；
2025年明确“推进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加大对婚托婚骗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为什么“天价彩礼”闹得民间沸腾，上升到如此高度治理，却依然屡禁不止？
国家出手的背后有何深意，各地“组合拳”出击之下，“天价彩礼”是否会成为历史？
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中国，巨变正在连续发生，“天价彩礼”整治，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1
这几年，存在感薄弱的江西，却因为彩礼问题彻底出了圈，相关段子满天飞。
——你知道世界三大名表么？——理查德米勒，688万8；百达翡丽，88万8；江西老表，38万8。
——江西丈母娘收了彩礼，为什么要回赠三床棉被？——这样晚上躲在被子里哭就听不到了。
江西甚至有银行推出过“娶媳妇分期付款”，年利率最低4.9%，最高可贷30万，一时热议沸腾。
不过，江西彩礼虽然不低，但彩礼高的地区不只有江西。
比如说甘肃庆阳。2022年就有网友在领导留言板反映，被女方父母要了28.8万元，远超自己自己所在县的12万多。当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才1万出头，28.8万大致相当于25年收入。
再比如安徽淮南，除了二三十万的彩礼现金，还要支付县城房子的首付，加上相应的酒席三金等婚庆开支，少说也要五六十万，结婚就是脱一层皮。
在山东、河南的一些县区，彩礼则是“万紫千红一片绿”再加上“一动不动”：
万紫，是指一万张5元人民币，千红是一千张100元，再加上一堆50元的人民币，总额在18到20万之间；
“一动”则指小轿车一辆，“不动”指在城区有一套房子；
图片来源：安远新闻
这样的配置要求，很多男方不禁高呼“结不起”。巨大的彩礼压力下，“多子多福”越来越少人提了，变成了“生两个儿子就哭一场”。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龚为纲2024年的调查显示，全国平均的彩礼金额约为14万元。西安交大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靳小怡在2018年在全国11省开展的百村抽样调查中则发现，农村男性的婚姻成本均值是当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6倍，八成以上的已婚男性有因婚借贷的经历。
然而，如此天价的彩礼，也没有换来想象中的幸福。
婚前约定的高额彩礼，造成了不少农村男性婚后经济贫困。为了偿还彩礼带来的债务，农村男性普遍成为外出务工人员，夫妻间的两地长期分居，又可能成为婚外情的诱因。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李永萍2018年驻长春某村调研时发现，全村平均每8户人家就有一户离婚，而夫妻一方或双方有婚外情的现象严峻，而外出务工是婚外情的一大诱因。出轨对象，一般都在在离村子十里地的范围之内。
在西南贵州，2022年玉屏侗族自治县农村离婚占该县离婚总数的95%；在云南富源县，2020年的农村离婚登记人数占比60%；上文提到的甘肃庆阳，2018年时，农村女性平均离婚年龄已逐年递减至35.7岁，此前7年间，由女方先提出离婚的占比超8成。
沉重的彩礼负担，压垮的还有一些农村的老年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和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华就在调查农村老年人自杀的过程中就发现，不少非正常死亡的案例背后都有“天价彩礼”的影子。
事实上，女性也不一定是天价彩礼的受益者。2023年四川普格县16岁少女“逃婚”事件中，女方家人收了26万彩礼，就要把其许给当地一个男子结婚。因高额彩礼导致分手的情侣，更是不计其数。
一句话总结，天下苦天价彩礼久矣。
天价彩礼的系统中，没有一方是赢家。国家出手整治天价彩礼，已经呼声极高。
2
不过，天价彩礼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背后的社会经济文化基础根深蒂固，难以迅速铲除。
在传统观念中，女性是“早晚要嫁出去的人”、“泼出去的水”，一旦结婚，女性就居住在男方家，劳动力也“交割”给了男方。一些观念陈旧的人认为，养女儿成了“亏本”的事情，出嫁索要一笔补偿是自然的。
虽然时代已经变了，但农业时代的思维依然有一定的残留。尤其是在农村，现实中存在一些男女不平等的现象，比如“外嫁女”继承财产就面临不小的阻力。
与此同时，农村又存在明显的性别失衡现象。
2020年七普数据显示，我国总人口性别比为105.07，男性比女性多了3490万，出生人口性别比111.3，20到29岁适婚年龄段性别比超过120，超过了102～107的正常范围。
这样的性别失衡，在农村尤为明显。2024年初，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发布了的《农村大龄男青年婚配状况》调查报告的结果触目惊心：
119个村超4成村庄，存在较为严重的大龄男青年婚配难题。
随着中国进入工业化，随着“招娣、盼娣”们有了通过打工经济独立的机会，大量女性前往城市打工并选择定居，人口流出地的女性数量进一步减少，人口流入的东部挤压了中西部的婚姻机会。
男多女少的后果就是，女性议价权更高，男性不得不提高彩礼来提高竞争力。由此，彩礼更多地体现出支付属性。
武汉大学大数据研究院副教授龚为纲在其研究就指出，出生性别比的失衡程度和女性流动情况的组合，总体上决定了各地婚姻市场的失衡程度和彩礼高低。
不少研究人员都观察到，彩礼金额的暴涨起源于2010年前后。
这恰好是性别比差距最大的85后、90后一代走入婚姻市场，加之房价兴起、外出打工潮兴盛之时。
农业社会思维下“重男轻女”的历史遗留问题，现实中工业化带来的女性独立相结合，导致农村年轻一代需要面对比父母一代更大的婚姻压力。
当人口开始负增长，“一把手”亲自抓生育，整治农村“天价彩礼”就变得刻不容缓。
3
事实上，中国提振生育率的希望就在于小城市和农村，这些地方，恰恰是高额彩礼的重灾区。
根据统计数据，2023年中国15-49岁育龄女性的总和生育率为1.007，其中城市生育率为0.853，镇的生育率为1.034，而乡村的生育率为1.290。
从全球范围来看，城镇化程度高的地区，生育率都相对较低。中泰证劵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也指出，生育意愿与收入水平和城市化率成反向关系，故应该通过提高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来改善生育条件和环境。
未来的生娃蓝图，恐怕还是“农村包围城市”，高额彩礼这只“拦路虎”必须拿下。
事实上，全国各地都已积极行动，打响了围剿高额彩礼的一场场战役。
例如在彩礼大省江西为了整顿彩礼，已经从约束、监督，鼓励等方面打出了一套组合拳。2023年年初，江西省民政厅等14部门印发《关于开展农村婚嫁彩礼专项治理若干措施》，提出将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大约3倍，约6万元作为彩礼限额标准，为彩礼划定了“红线”。
南昌市在2023年共建立2127个红白理事会，做到红白事操办100%登记造册，指导1544个行政村修订村规民约，将彩礼限额、红白事操办标准纳入村规民约，对彩礼进行约束。
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赣州的全南县建立了“喜事管家”服务机制。喜事管家由村支书、妇联主席和群众推举的村里德高望重人士组成，对婚嫁全过程进行规则的制定；对高彩礼现象则进行劝阻。
赣州市安远县则向实行零彩礼、低彩礼的家庭发放优先子女就读、享受果园水肥一体化补贴，享受创业补贴等奖励。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023年年底，安远县平均彩礼水平与2023年一季度相比，降低了8.4万。
图片来源：安远新闻
类似的措施在全国各地也都在发生：
江苏沭阳县，举办沭阳小大姐新时代文明婚恋倡导活动，倡议未婚女青年拒绝高价彩礼。
宁夏泾源县，明确彩礼最高金额不超过6万，倡导女婿赡养岳父母；
甘肃省定西市，2022年规定婚嫁礼金不超过5万，一年后公布70%的出嫁方彩礼控制在5万以内，比之前下降了1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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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持续出手，一场声势浩大的整治天价彩礼运动，已经深入到广袤华夏的每一个角落。
从2021年至今，为了遏制高额彩礼，全国成立了32个国家级、小1400个县市级的婚俗改革实验区，从黑龙江到广州，遍布大部分国土，如同涓涓细流推动移风易俗的任务，形成思想转变。
更强有力的支持来自最高法。
2024年2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指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一方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另一方要求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移风易俗从来不易，但为了百年大计，国家的态度已经异常坚决。高额彩礼，必须打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