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光灯下的石家庄，自防疫措施放松起已过去四天。
这座常驻人口1123万、距离北京300公里的城市，在封控静默10多天后，防控措施骤然放松，取消全员核酸，复工复产复课。
四天里，石家庄的疫情神奇趋缓。据官方公布的数字，石家庄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从541人下降至323人，新增确诊人数从3人变为0人。
像是从一个极端摇摆到另一个极端，突变令居民们措手不及。在乐观与恐慌交织间，人们犹豫不决——不愿吃第一只螃蟹的人躲在家里，另一些人则踏出家门试图重拾正常生活。
15日，小红书上的一条高赞视频里，石家庄育才街两旁的梧桐满树金黄，枝条低垂，交错掩映。被树木庇护的马路也恢复往日的热闹，骑行者络绎不绝，铃声叮叮，行人穿着厚袄，戴紧口罩，在街头漫步。
目睹此景的网友在评论区纷纷感慨，羡慕不已，说这才是生活原本的样子。也有人许愿道：“接自由”，“接恢复正常”。
逐渐回暖的城市图景背后，也涌动着不安。
一位家住石家庄的医疗从业者发来的照片里，公交、地铁里还是空空荡荡。他抱怨大批核酸点被撤，几千人在仅剩的检测点排队几小时测核酸，医院的自费核酸点也人满为患。
11月15日，石家庄市民在采样亭前排队参与核酸检测。 图片来自人民视觉。
学校要求复课，家长找各种理由帮孩子请假；莲花清瘟抢购一空；连广场里晒太阳的老头老太，也前所未有不约而同地戴好了口罩。
无所适从的石家庄人
14日清晨，石家庄紧邻城区的某村村民丁兆峰（化名）从睡梦中醒来，发现村口事先布置的防控网神不知鬼不觉地被“撤回”了——各种挡板、升降架设置的路障被迅速清除，门岗撤掉，防疫人员就地解散。
前一晚，防疫红线才刚刚收紧。大型升降架开始占据村口道路，车辆不被允许进出，大量穿着白色防护服的疫情管控人员出现在村口和道路上。
种种肃穆和紧张的迹象似乎都在表明，这座小村落又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如同一场即兴演出，一夜之间，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早早起床的村民们看着空荡荡的村口和街道发愣，难道昨晚亲眼所见的防疫措施，只是一场梦？”
没过多久，大家从网上了解到石家庄“放松管控”的传闻，有人急匆匆在微信群里询问村支书实情。良久，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在犹豫和谨慎中，试探着出门的人们发现，“放松”的迹象已经显现。
与此同时，社会面的核酸检测点位大幅减少，村里也不再进行全员核酸检测，医院、银行等少数场所除外。想要去银行办理业务的丁兆峰，不得不前往医院进行核酸检测，“大半夜的，天寒地冻，医院门口排着老长的队。”
“外松内紧”，丁兆峰用这个词来形容石家庄农村地区在“放松”后的状态。
同在石家庄某县城的大三学生罗宇，“放松”后也感到很不适应。“遵守了三年的定期核酸、到每个公共场合都要求扫码突然取消了，非常不习惯。”
周一，罗宇家小区外面的核酸检测点已经撤掉。周二，即使不要求72小时的核酸，罗宇还是骑上车，出门寻找其他检测点。
他发现，县城里平日门可罗雀的检测点，人群已排队绕小广场转了两圈，至少有一百多人。
“视觉上特别震撼，平时不会有这么多人做核酸的。大家主动去做，有些超乎寻常。”罗宇平时不喜欢出门的奶奶，也选择在当日做核酸。
不愿排队的罗宇，最后到医院自费3.4元，做了混检。
对罗宇来说，三年的核酸已成为生活必需品。尽管有诸多麻烦，也曾吐槽无数次，但绿码通行证营造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为他的自由出行赋予了正当性。
取消核酸后，安全感瞬间被打破。即便大规模核酸检测有假阴假阳、滞后性等风险，但是当这张脆弱的“防护网”消失时，人们无法彼此确认。马路上、商店里，周遭原本透明的陌生人，一下子变得模糊、灰暗。
“你无法知道身边的人是不是阳性，自己会不会被感染”，一位环生医疗的从业者章明志（化名）告诉八点健闻，“社会面没有清零，核酸又不做了，真实的情况谁都不清楚。”
疫情中长期倚赖政府“兜底”的市民，首次开始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也是11月12日，石家庄市政府发布《致全体市民的一封信》中所呼吁的。
在又一次突袭的不确定性中，人们徒劳地捕捉着确定性。排队做核酸，确认自己没被感染；抢购感冒药，以保证感染后有药可治。
居住在石家庄下辖县城的李爽（化名）告诉八点健闻，在村里开大药房的同学发朋友圈通知莲花清瘟少量到货后，母亲早晨八点去抢购，药店已经堵得水泄不通。原本24粒十元一盒的药，涨到了14元一盒。
“尽管如此，大家还是好几盒好几盒得买。而且药店总断货，别的村没有大药房，村民都跑到我们村来买药。”
章明志则略带欣慰地向八点健闻发来一张照片。照片中，他左手里足足拿了十二盒莲花清瘟颗粒。“所有的药店都卖断货了，只能通过朋友的渠道拿到。”
罗宇和章明志都认为，恐慌是暂时的，大家只是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
“人家怎么弄，我们就怎么习惯。人家怎么领导，我们就怎么听。”罗宇说。
政策摇摆，走两步退一步
关停仅一天后，石家庄部分免费核酸点又重新恢复。
据媒体报道，卫生热线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已在原有的基础上，在长安区、新华区、裕华区、桥西区增设了不少于30个免费核酸采样点。”
张小笠（化名）也于15日收到了小区关于开放采样点的紧急通知。工作人员在群里提醒，重新采核酸可能造成扫码系统不定时卡顿、速度变慢，为防止冀石通发生故障，一定带上身份证。
得知消息的张小笠松了口气，她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小区重设了免费的核酸点，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再也不用排俩小时去医院采了。”
有网友回复称，长安区也增设了核酸点，物业和居委会没有提前通知，询问了大白，她们回答可以做核酸，其他并不清楚。
像是弹簧，收紧—放松—再收紧，石家庄的政策反复摇摆，居民被动等待通知。
在丁兆峰居住地的隔壁村，气氛则重新凝固。
一位老人刚刚过世，乡亲们前去帮忙料理丧事。原本大家想着既然“放开”了，借此机会聚一聚似乎也无大碍。然而第二天（15日），村委会的工作人员突然在群里连发了两条通知：
第一条，要求所有在过世老人家聚集过的村民主动上报。
三分钟之后，第二条消息弹了出来——“所有村民居家3天，不准出门！不准出门！不准出门！”这条消息被连发了三次，传递出屏幕另一边打字者的语气迫切和情绪紧张。
村民们感到无奈。丁兆峰认为，村民并不害怕被感染，让大家丧失安全感的，是反复无常的疫情防控措施。
“在放松这件事上，石家庄似乎没想好要怎么做。”一位石家庄退休的医院管理者如此评价。
过去的十四天里，她一直待在家陪小学二年级的小外孙上网课。
11月13日晚，老师在群里通知第二天返校，家长们非常担心，找各种理由帮孩子请假。全班51名学生，共请假43名。老师随后发来一份调查表，询问是否愿意上网课，家长都表示同意。
于是，原本复课的计划又泡汤了。
因为上网课不用早起，坐在书桌前就可以见到老师，小外孙很高兴。但他控制不住自己贪玩的心思，开课后便拿起玩具，想认真听课，还是需要大人监管。
家长康康也遭遇了一次“乌龙”。通知复课后，她的孩子周一上午前往学校，发现班里同学太少，老师便要求下午回家听网课。周二，孩子又返回学校，同学多了起来，课后的延时服务则恢复正常。
我们距离疫情前的生活还有多远？
香港大学病毒学专家金冬雁认为，石家庄在做正确的事，但配套措施没能跟上。
“此前新冠被妖魔化了，居民需要被更多宣教，才能不再恐慌。”
十一回到老家后，李爽一直在家带2岁的孩子，把村里的大门锁上，只允许孩子在院子里边儿玩。遇到从县城回来的人，他们基本上就离得远远的，担心市区里容易有感染。
“封了5天做全员，各种封村拉走隔离，第6天突然不做核酸了，跟没有疫情时一样。”李爽表达了一种石家庄式的担忧，政策调整没有让大家更安心，反而让大家更害怕了，“有点儿太放开了，哪怕七天一检、三四天一检也好”。
循序渐进，小步快走的“放开”样本应该是怎样的？一河之隔的香港，或许是一扇不错的窥探窗口。
早在50多天前，香港便开始实施0+3政策，即来港旅客无需酒店隔离，甚至不再需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但三天内仍然不许进入餐馆、酒吧等指定场所。该政策也被视作防疫放开的一种尝试。
这段时间，香港虽然入境人数增多，输入病例增加，但并未造成疫情暴发。
8月底，李书（化名）从北京搬到香港短住，亲身体验了两地防疫措施差异。
此前，这个在被内地防控手段“保护”起来的女孩，也担忧过感染新冠的问题。当真正踏上香港的土地后，她发现身边的好多人都已经感染过了，大家几乎都是一致的卧床休息一周，开头两三天难受一些，但只要持续休息便能痊愈。
这些具体而微的细节帮助李书缓解了对新冠病毒的忧虑，接下来需要操心的就是香港的“疫苗护照”问题了。
在香港，想要进出某些公共场所需要使用“电子针卡”扫码，但是这个扫码是为了确认进出者是否已经完成了特定剂次的新冠疫苗接种。
在距离李书接种完成第二剂次新冠疫苗5个月的第一天，她的电子针卡突然失效了，这是在提醒她，需要尽快接种第三剂次新冠疫苗。李书就近找了一个社区进行接种，不需要预约，没有人排队，接种完成后她的“电子针卡”迅速更新为了可使用的状态。
在北京的生活，想要从一个地方前往另一个地方，要经历重重关卡。生活被一道道严格的防控措施从中切断，充斥着节点，分裂成了片段。你需要掌握每个点的防控要求，才能保证这趟旅程不会半途而废。
像是进入了一个新世界。香港的疫情防控人员非常少，没有门口监督扫码的保安，没有普通人组成的志愿者小队，更没有监督你是否戴好口罩的管理人员。
在香港，个人出行一切都是流畅自然的，从出门到地铁站再到商场，什么都不用中断。如果真的有什么限制，那也只是需要扫码并出示自己的电子针卡——这是唯一需要被查看的东西，也不再是必选项。
李书发现，虽然香港受到疫情防控的影响变小了，但也并没有完全回到正常生活，比如在进入酒吧之前，需要在门口进行抗原检测快筛；提供餐饮服务的机构不能开到晚上10点以后；大酒店开始在街上兜售自己制作的快餐盒饭；曾彻夜灯火通明的香港商场只营业到晚上八点半……
适应了香港的松快气氛，李书偶尔也会被一些特殊的时刻点醒。有一天，她在街头看到，一个操场被设置成了核酸检测点，大家正在排着队做核酸检测。
李书忽然觉得，一种北京的既视感扑面而来，“在北京四处都是这种场景，但是这个场景放在香港，我觉得格外突出和显眼，好像我在这一刻又回到了内地。”
金冬雁曾告诉八点健闻，香港可能很快将向“0+0”迈进，“只要保证不把病毒散播到社区，‘0+0’是完全可行的。”
6月，金冬雁参加了一场100多人的会议，吃了两顿饭。茶歇环节也有人摘下口罩去吃东西，事后发现有一位打过三针疫苗的同事感染，但包括他在内的参会者作为密接测了好几轮抗原再加一轮核酸，最终一个人都没感染。
“我们每天有5000例感染，但又怎样呢？抗原检测阴性后，就可以来学校上课，我们一切都是正常的。”金冬雁说。
（田为对本文亦有贡献。）
聚光灯下的石家庄，自防疫措施放松起已过去四天。
这座常驻人口1123万、距离北京300公里的城市，在封控静默10多天后，防控措施骤然放松，取消全员核酸，复工复产复课。
四天里，石家庄的疫情神奇趋缓。据官方公布的数字，石家庄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从541人下降至323人，新增确诊人数从3人变为0人。
像是从一个极端摇摆到另一个极端，突变令居民们措手不及。在乐观与恐慌交织间，人们犹豫不决——不愿吃第一只螃蟹的人躲在家里，另一些人则踏出家门试图重拾正常生活。
15日，小红书上的一条高赞视频里，石家庄育才街两旁的梧桐满树金黄，枝条低垂，交错掩映。被树木庇护的马路也恢复往日的热闹，骑行者络绎不绝，铃声叮叮，行人穿着厚袄，戴紧口罩，在街头漫步。
目睹此景的网友在评论区纷纷感慨，羡慕不已，说这才是生活原本的样子。也有人许愿道：“接自由”，“接恢复正常”。
逐渐回暖的城市图景背后，也涌动着不安。
一位家住石家庄的医疗从业者发来的照片里，公交、地铁里还是空空荡荡。他抱怨大批核酸点被撤，几千人在仅剩的检测点排队几小时测核酸，医院的自费核酸点也人满为患。
11月15日，石家庄市民在采样亭前排队参与核酸检测。 图片来自人民视觉。
学校要求复课，家长找各种理由帮孩子请假；莲花清瘟抢购一空；连广场里晒太阳的老头老太，也前所未有不约而同地戴好了口罩。
无所适从的石家庄人
14日清晨，石家庄紧邻城区的某村村民丁兆峰（化名）从睡梦中醒来，发现村口事先布置的防控网神不知鬼不觉地被“撤回”了——各种挡板、升降架设置的路障被迅速清除，门岗撤掉，防疫人员就地解散。
前一晚，防疫红线才刚刚收紧。大型升降架开始占据村口道路，车辆不被允许进出，大量穿着白色防护服的疫情管控人员出现在村口和道路上。
种种肃穆和紧张的迹象似乎都在表明，这座小村落又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如同一场即兴演出，一夜之间，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早早起床的村民们看着空荡荡的村口和街道发愣，难道昨晚亲眼所见的防疫措施，只是一场梦？”
没过多久，大家从网上了解到石家庄“放松管控”的传闻，有人急匆匆在微信群里询问村支书实情。良久，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在犹豫和谨慎中，试探着出门的人们发现，“放松”的迹象已经显现。
与此同时，社会面的核酸检测点位大幅减少，村里也不再进行全员核酸检测，医院、银行等少数场所除外。想要去银行办理业务的丁兆峰，不得不前往医院进行核酸检测，“大半夜的，天寒地冻，医院门口排着老长的队。”
“外松内紧”，丁兆峰用这个词来形容石家庄农村地区在“放松”后的状态。
同在石家庄某县城的大三学生罗宇，“放松”后也感到很不适应。“遵守了三年的定期核酸、到每个公共场合都要求扫码突然取消了，非常不习惯。”
周一，罗宇家小区外面的核酸检测点已经撤掉。周二，即使不要求72小时的核酸，罗宇还是骑上车，出门寻找其他检测点。
他发现，县城里平日门可罗雀的检测点，人群已排队绕小广场转了两圈，至少有一百多人。
“视觉上特别震撼，平时不会有这么多人做核酸的。大家主动去做，有些超乎寻常。”罗宇平时不喜欢出门的奶奶，也选择在当日做核酸。
不愿排队的罗宇，最后到医院自费3.4元，做了混检。
对罗宇来说，三年的核酸已成为生活必需品。尽管有诸多麻烦，也曾吐槽无数次，但绿码通行证营造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为他的自由出行赋予了正当性。
取消核酸后，安全感瞬间被打破。即便大规模核酸检测有假阴假阳、滞后性等风险，但是当这张脆弱的“防护网”消失时，人们无法彼此确认。马路上、商店里，周遭原本透明的陌生人，一下子变得模糊、灰暗。
“你无法知道身边的人是不是阳性，自己会不会被感染”，一位环生医疗的从业者章明志（化名）告诉八点健闻，“社会面没有清零，核酸又不做了，真实的情况谁都不清楚。”
疫情中长期倚赖政府“兜底”的市民，首次开始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也是11月12日，石家庄市政府发布《致全体市民的一封信》中所呼吁的。
在又一次突袭的不确定性中，人们徒劳地捕捉着确定性。排队做核酸，确认自己没被感染；抢购感冒药，以保证感染后有药可治。
居住在石家庄下辖县城的李爽（化名）告诉八点健闻，在村里开大药房的同学发朋友圈通知莲花清瘟少量到货后，母亲早晨八点去抢购，药店已经堵得水泄不通。原本24粒十元一盒的药，涨到了14元一盒。
“尽管如此，大家还是好几盒好几盒得买。而且药店总断货，别的村没有大药房，村民都跑到我们村来买药。”
章明志则略带欣慰地向八点健闻发来一张照片。照片中，他左手里足足拿了十二盒莲花清瘟颗粒。“所有的药店都卖断货了，只能通过朋友的渠道拿到。”
罗宇和章明志都认为，恐慌是暂时的，大家只是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
“人家怎么弄，我们就怎么习惯。人家怎么领导，我们就怎么听。”罗宇说。
政策摇摆，走两步退一步
关停仅一天后，石家庄部分免费核酸点又重新恢复。
据媒体报道，卫生热线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已在原有的基础上，在长安区、新华区、裕华区、桥西区增设了不少于30个免费核酸采样点。”
张小笠（化名）也于15日收到了小区关于开放采样点的紧急通知。工作人员在群里提醒，重新采核酸可能造成扫码系统不定时卡顿、速度变慢，为防止冀石通发生故障，一定带上身份证。
得知消息的张小笠松了口气，她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小区重设了免费的核酸点，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再也不用排俩小时去医院采了。”
有网友回复称，长安区也增设了核酸点，物业和居委会没有提前通知，询问了大白，她们回答可以做核酸，其他并不清楚。
像是弹簧，收紧—放松—再收紧，石家庄的政策反复摇摆，居民被动等待通知。
在丁兆峰居住地的隔壁村，气氛则重新凝固。
一位老人刚刚过世，乡亲们前去帮忙料理丧事。原本大家想着既然“放开”了，借此机会聚一聚似乎也无大碍。然而第二天（15日），村委会的工作人员突然在群里连发了两条通知：
第一条，要求所有在过世老人家聚集过的村民主动上报。
三分钟之后，第二条消息弹了出来——“所有村民居家3天，不准出门！不准出门！不准出门！”这条消息被连发了三次，传递出屏幕另一边打字者的语气迫切和情绪紧张。
村民们感到无奈。丁兆峰认为，村民并不害怕被感染，让大家丧失安全感的，是反复无常的疫情防控措施。
“在放松这件事上，石家庄似乎没想好要怎么做。”一位石家庄退休的医院管理者如此评价。
过去的十四天里，她一直待在家陪小学二年级的小外孙上网课。
11月13日晚，老师在群里通知第二天返校，家长们非常担心，找各种理由帮孩子请假。全班51名学生，共请假43名。老师随后发来一份调查表，询问是否愿意上网课，家长都表示同意。
于是，原本复课的计划又泡汤了。
因为上网课不用早起，坐在书桌前就可以见到老师，小外孙很高兴。但他控制不住自己贪玩的心思，开课后便拿起玩具，想认真听课，还是需要大人监管。
家长康康也遭遇了一次“乌龙”。通知复课后，她的孩子周一上午前往学校，发现班里同学太少，老师便要求下午回家听网课。周二，孩子又返回学校，同学多了起来，课后的延时服务则恢复正常。
我们距离疫情前的生活还有多远？
香港大学病毒学专家金冬雁认为，石家庄在做正确的事，但配套措施没能跟上。
“此前新冠被妖魔化了，居民需要被更多宣教，才能不再恐慌。”
十一回到老家后，李爽一直在家带2岁的孩子，把村里的大门锁上，只允许孩子在院子里边儿玩。遇到从县城回来的人，他们基本上就离得远远的，担心市区里容易有感染。
“封了5天做全员，各种封村拉走隔离，第6天突然不做核酸了，跟没有疫情时一样。”李爽表达了一种石家庄式的担忧，政策调整没有让大家更安心，反而让大家更害怕了，“有点儿太放开了，哪怕七天一检、三四天一检也好”。
循序渐进，小步快走的“放开”样本应该是怎样的？一河之隔的香港，或许是一扇不错的窥探窗口。
早在50多天前，香港便开始实施0+3政策，即来港旅客无需酒店隔离，甚至不再需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但三天内仍然不许进入餐馆、酒吧等指定场所。该政策也被视作防疫放开的一种尝试。
这段时间，香港虽然入境人数增多，输入病例增加，但并未造成疫情暴发。
8月底，李书（化名）从北京搬到香港短住，亲身体验了两地防疫措施差异。
此前，这个在被内地防控手段“保护”起来的女孩，也担忧过感染新冠的问题。当真正踏上香港的土地后，她发现身边的好多人都已经感染过了，大家几乎都是一致的卧床休息一周，开头两三天难受一些，但只要持续休息便能痊愈。
这些具体而微的细节帮助李书缓解了对新冠病毒的忧虑，接下来需要操心的就是香港的“疫苗护照”问题了。
在香港，想要进出某些公共场所需要使用“电子针卡”扫码，但是这个扫码是为了确认进出者是否已经完成了特定剂次的新冠疫苗接种。
在距离李书接种完成第二剂次新冠疫苗5个月的第一天，她的电子针卡突然失效了，这是在提醒她，需要尽快接种第三剂次新冠疫苗。李书就近找了一个社区进行接种，不需要预约，没有人排队，接种完成后她的“电子针卡”迅速更新为了可使用的状态。
在北京的生活，想要从一个地方前往另一个地方，要经历重重关卡。生活被一道道严格的防控措施从中切断，充斥着节点，分裂成了片段。你需要掌握每个点的防控要求，才能保证这趟旅程不会半途而废。
像是进入了一个新世界。香港的疫情防控人员非常少，没有门口监督扫码的保安，没有普通人组成的志愿者小队，更没有监督你是否戴好口罩的管理人员。
在香港，个人出行一切都是流畅自然的，从出门到地铁站再到商场，什么都不用中断。如果真的有什么限制，那也只是需要扫码并出示自己的电子针卡——这是唯一需要被查看的东西，也不再是必选项。
李书发现，虽然香港受到疫情防控的影响变小了，但也并没有完全回到正常生活，比如在进入酒吧之前，需要在门口进行抗原检测快筛；提供餐饮服务的机构不能开到晚上10点以后；大酒店开始在街上兜售自己制作的快餐盒饭；曾彻夜灯火通明的香港商场只营业到晚上八点半……
适应了香港的松快气氛，李书偶尔也会被一些特殊的时刻点醒。有一天，她在街头看到，一个操场被设置成了核酸检测点，大家正在排着队做核酸检测。
李书忽然觉得，一种北京的既视感扑面而来，“在北京四处都是这种场景，但是这个场景放在香港，我觉得格外突出和显眼，好像我在这一刻又回到了内地。”
金冬雁曾告诉八点健闻，香港可能很快将向“0+0”迈进，“只要保证不把病毒散播到社区，‘0+0’是完全可行的。”
6月，金冬雁参加了一场100多人的会议，吃了两顿饭。茶歇环节也有人摘下口罩去吃东西，事后发现有一位打过三针疫苗的同事感染，但包括他在内的参会者作为密接测了好几轮抗原再加一轮核酸，最终一个人都没感染。
“我们每天有5000例感染，但又怎样呢？抗原检测阴性后，就可以来学校上课，我们一切都是正常的。”金冬雁说。
（田为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