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中秋 |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导读】对比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和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中国的时代精神、国民心态发生了显著变化。那么，过去14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中国人的心态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
姚中秋将这一现象放在世界体系动态演变的框架中考察，指出：两场奥运会之间，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生结构性转折，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发生巨变，中国人对自我、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认知也随之巨变。中国人今天普遍认识到，中国已站在世界舞台中央，并具有不惧霸主的综合力量。同时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也发生巨变：由于中国复兴撼动其支配性结构，为维护垄断利益，西方转而坚定遏制中国，中国则被迫自我保护。双方据此采取部分脱钩、内部整合动员、分别构建体系等一系列行动，体系化斗争的态势已趋明朗。
姚中秋认为，随着中美且行且远，单一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崩塌裂变为两个体系：一个是中国引领的“发展的世界体系”，另一个是美国主导的、大幅度收缩后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体系。他认为，体系分裂、中美斗争的根源不是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也不完全是意识形态之争，更为重要的是发展权与垄断权之争。可以预料，在接下来的后奥运-后疫情时代，两个体系将展开激烈、长期的斗争。他认为，中国内部整合的成效优于美国，中国应举“平等”与“发展”大旗，为“发展的世界体系”探索建立必要的组织与合作机制，如此才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2年第2期（即将发行），原题为《从垄断压制转向共同发展：双奥十四年的世界体系之变》，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从垄断压制转向共同发展：
双奥十四年的世界体系之变
先后举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和2022年冬季奥运会，显示了北京独特的地理优势；相隔14年，由张艺谋在同一场馆导演的两组开闭幕仪式，审美取向和精神气质却有很大不同：饱满充实之美与急迫兴奋之情，一变而为雍容淡雅之美与从容大度气质。再参考会前会中的种种事态，我们可以看到，世界格局与中国的时代精神、国民心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14年前，西方利用奥运会作为筹码对中国施加各种压力，中国人则焦虑地为自己辩解；到了这次冬奥会，西方政客、媒体无计可施，面对某些恶意添堵，中国人一笑了之。
过去14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中国人的心态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本文拟将之置于世界体系动态演变的框架中进行考察：在两场奥运会之间，中国在体系中的位置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人的自我认知、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认知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反过来，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双方据此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推动该体系发生结构性变化，体系化斗争的态势已趋明朗——中国已经为此做好了内部准备，世界历史的新阶段已经开始。
▍2008年：一个历史关键节点
本文的分析框架是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它有两个渊源：首先，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阐明了西欧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于支配性的大西洋体系中；其次，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著作中发展了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理论，其中蕴含着一个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其基本命题是：体系内存在支配性结构，利益相互冲突的多元政治主体展开多种性质和形态的斗争，斗争推动体系动态演变，每个民族、国家的位置与得失随之浮沉。体系也就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的基本视角。
两个世纪以来，世界体系已有多次结构性变化。从奥运会的视角略作考察，可以发现，从北京夏季奥运会到冬季奥运会的14年间是一个重大的体系转折期：
第一阶段，英国初步完成工业化，建立起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巨大技术、军事优势。其他欧美国家面临竞争压力，实行赶超战略，也陆续具备了工业化军事能力，将全世界几乎所有民族、国家纳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进行系统压迫和剥削。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由此呈现出一派现代、繁荣景象，殖民地、半殖民地则逐渐外围化、去工业化、去结构化，结果是绝对贫困化——中国属于后一种情况。
当时欧美社会各界普遍形成种族主义的文明等级论观念，通过举办万国博览会等大型跨国庆典活动，昭示欧美相对于其他地区的文明。现代奥运会创始于19世纪末，也是这一筹划的组成部分。处于被支配地位、被划入半野蛮状态的晚清精英以“军国民主义”理念引入现代体育，既揭示了西方现代体育与军国主义的联系，又表达了中国人通过强健身体实现国家富强的强烈期望，这种认知塑造了中国人看待奥运会的基本取向。这种认识直到这次冬奥会才有所淡化。
第二阶段，美国、德国两大工业化赶超者与先发者发生利益冲突，引发帝国主义战争。列宁另辟蹊径，组建、领导先锋队政党，在帝国主义薄弱环节夺取革命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又领导建立共产国际，构建了一个革命的世界体系，全面反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国共产党成立于其中，秉有反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基因。国民党一度也投身这一事业，但1927年背叛革命，再度进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刘长春于1936年一人参加奥运会，空无所获，说明的正是中国的依附性地位。
第三阶段，两次大战瓦解了欧美各国的殖民帝国，众多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政党抓住机会，摆脱殖民统治，独立建国，寻求自主发展；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则利用先发优势遏制其自主发展。对于通过反帝取得革命胜利、以社会主义建国的新中国，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全面封锁，中国运动员无权参加西方控制的奥运会。但是，身处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中国走上了另一种现代化道路，作为其组成部分，创造了群众体育运动和国家竞技体育体系。
第四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决裂，80年代中国进行改革开放，2001年加入WTO。相应地，中国于1979年恢复了国际奥委会席位，开始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经济此时远远落后于西方，国民普遍缺乏文化、政治自信，国家对于参赛寄予极高政治期望，以奖牌振奋国民精神——正是这种意图驱动中国申办2008年奥运会。
第五阶段始于2008年。2008年的中国发展已有小成，开幕式以强烈饱满的视觉冲击展示中国的文明底蕴和发展成就，显示出中国人急于通过奥运会实现自我肯定、赢得他人尊重。另一方面，就在奥运会召开前后，华尔街爆发金融危机，整个世界对自由主义价值、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怀疑。不过，奥巴马以黑人身份当选为总统，为美式价值观挽回了一些面子。
奥运会之后，中国经济进入腾飞阶段，2010年，制造业总产值超过美国，GDP总值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2012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国民的政治与文化自信日益增强。另一方面，借助于日益紧密的全球分工关系，中国经济仍保持增长，中美“两枝独秀”，其他国家已望尘莫及。但是，美式增长来自金融和高科技的日益全球化、虚拟化，与美国中下阶层民众日益脱节，增长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
可见，北京夏季奥运会以来，中美的国家运势、国民心态呈现出反向而行态势。中国人今天已经普遍认识到，中国已经站在世界舞台中央，并具有不惧霸主的综合力量。
▍双奥之间中美的战略调整
双奥之间十四年的中国和世界历史，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三个阶段：夏季奥运会之后若干年，中国人还是普遍相信“世界是平的”，抱有“与国际接轨”、得到欧美承认、“融入国际社会”的强烈期待。然而，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从来就不是平的。由于中国的复兴撼动了其支配性结构，为维护垄断利益，西方转而坚定而野蛮地遏制、扰乱中国。中国被迫采取自我保护措施，这样，以合作分工为主的中美关系逐渐演变为“大国竞争”。对于这一变化，中国各界一度颇为震惊。随之中国全面调整国策，并取得了巨大成效。我们简单梳理一下中美两国的调整。
第一，部分脱钩。
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之时采取“一边倒”政策，与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脱钩，与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挂钩。但由于苏联压制中国的自主性，两党于20世纪60年代决裂，中国转身与资本主义体系重新挂钩。美国接纳中国，既有诱导中国皈依美式价值、制度的用意，也是为资本主义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内在逻辑所驱动。但是，中国共产党保持了国家的高度自主性，中国积极对外开放，却未沦为外围资本主义，而是自主推进工业化，并取得了成功。经济上的富强构建了文化与政治上的自信，十八大以来，中国明确而坚定地拒绝了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道路。美国政治与文化精英因此而失望甚至于绝望，乃与中国转向大国竞争，采取脱钩战略。中国转而制定双循环战略。这样，中美经济事实上已经局部脱钩。
中国与西方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已局部脱钩。20世纪7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迅速转向西方尤其是美国。美国也基于其清教传统，积极对中国展开意识形态经略。这样，自由主义几乎成为新兴中产群体的主流价值观。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之后，这种局面逐渐得到改观，儒学全面复兴是其重要表征。特朗普的作为去掉了美式价值的光环，新冠疫情又暴露了美国国家治理的失败，自由主义在全球退潮，在中国迅速边缘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以儒家为中心的中华优秀文化逐渐成为意识形态的主体，这就与西式意识形态基本脱钩，学界也已开始建立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第二，积极进行内部整合、动员。
中国方面，政治上，逆转了持续三十多年的党政分开式改革，重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国家根本政治制度，据此完善党的全面领导权，对新兴社会领域进行全面覆盖，对基层社会进行深度穿透。全面脱贫攻坚和抗击疫情表明，政治整合已经达到很高水平。
意识形态方面，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明确了尊重儒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立场，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国民普遍具有了文化自信、爱国精神。
在经济上，重新肯定国有经济的战略意义和政治地位。近几年来，又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逆转经济脱实就虚趋势，重新以制造业为中心布局经济，推动国内产业梯次转移；遏制资本的无序扩张，堵塞资本支配政治权力的通道。
军事上，依托工业化的技术、产业积累，军备快速强化。全面调整军事思想和战略，重心从大陆转向海洋。相应地，进行了军事领导体制、指挥体制改革。
美国方面，经济政策上，奥巴马最早提出“再工业化”战略，特朗普、拜登萧规曹随。在美国历史上，两党、三人、四届行政当局保持经济战略上的连续性，还是非常罕见的，这显示出，至少政治精英已经认识到了美国经济的问题所在，但是去工业化-金融化是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其政治权力又被资本控制、掣肘，因此再工业化努力未见成效，全球化的金融、高科技资本主义与去工业化的中南部铁锈地带的疏离、对抗则日趋严重。
意识形态上，自由主义受到怀疑，清教白人（WASP）种族主义强悍登场。这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对其主体民族确有强大动员力。但这与自由主义直接冲突，与美国的移民国家属性直接冲突，种族冲突加剧必然导致国家离散化。
在政治上，美式价值观和体制长于进攻性国家动员，对外掠夺的共同期待可以产生凝聚作用。但这一次却是防御性整合，将引发利益“内卷”，导致其政治生态劣质化：党争趋于极化，特朗普-拜登权力交接过程中发生大量政治冲突，尤其是2021年1月6日爆发的国会山骚乱事件，标志着美式民主制已走向末路。
军事上，美国虽已明确大国竞争为战略中心，却不愿承担放弃全球操纵的风险，迟迟无法做出战略决断。重建阿富汗失败又仓皇撤出，丧失了插入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重要据点；操纵乌克兰危机，固然可以借机控制西欧、中欧，却必然分散其经营印太战略的力量。去工业化则严重制约其战争能力的更新，相对于竞争对手的军事技术优势正在快速流失。
第三，分别构建体系，体系化斗争态势已经明朗。
中国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生产和实物贸易国，先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球发展倡议，一个新的“发展的世界体系”已经初步成型。奥运会以艺术的形式展现了中国人提供给世界的新价值：所有参赛实体聚合为一朵大雪花，簇拥奥运火炬，体现了平等的价值；各种场所、环节广泛运用新技术，礼赞了发展的成就；闭幕式直接表达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愿景。平等、发展、天下为一家，这就是发展的世界体系的核心理念。
美国方面，“美国第一”纲领的提出和连续实施，标志着其已放弃了全面维护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抱负，转而构建防御性体系，仓促建立的“澳英美联盟”（AUKUS）是其内核，显示出白人基督教种族主义成为美国内外政治的支配性价值，而这将使美国丧失普遍性道德号召力。
▍后奥运-后疫情时代的世界大势
基于以上对近些年来中美战略调整的梳理，我们对于后奥运-后疫情时代的世界体系的走势，尝试提出如下三个判断：
第一，两个世界性大国且行且远，单一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崩塌裂变为两个体系：一个是中国领导的“发展的世界体系”，以平等为价值，以发展为目标；另一个是美国主导的、大幅度收缩之后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体系，以自由的名义竭力维护少数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两者已经在各方面展开斗争，世界历史进入新阶段。
第二，体系分裂、中美斗争的根源不是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也不完全是意识形态之争，更为重要的是发展权与垄断权之争：美国以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体系维护西方的技术、产业垄断权，这是其保持强大军力、高水平生活，维护其所谓自由价值和民主制度的物质基础。相反，中国在经历了半殖民地之后，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初步实现了现代化，已经打破西方的不少垄断。中国要谋求进一步发展，必将打破更多西方垄断。同时，中国自主发展所取得的成功具有重大世界历史意义，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所说：中国“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也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第三世界提供必要的技术、产业支持，正从根本上撼动着西方的世界性垄断权。根本的利益冲突驱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必然把中国视为最大对手。这场斗争不是霸权之争，而是正义对非正义的斗争：美国是反动力量，竭力维护依靠垄断权的旧文明；中国是进步力量，初步创造并将继续拓展普遍平等、自主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三，可以预料，两个体系之间的斗争将是激烈的、全面的。但总体上，中国内部整合的成效明显优于美国。西式自由价值是强者的价值，西式民主制度是垄断者分配外部掠夺而来的“横财”的制度；一旦流失世界垄断权，就会放大集团冲突。而中国的价值、制度成长于反压迫、反霸权、通过内部动员实现自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本身就以组织化、内聚力见长，美国对华施压反而提高了中国的国家整合水平。
已持续两年多的全球新冠疫情对于世界格局的冲击，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体系遭到重创。相反，中国以卓越的抗疫成绩和增长绩效证明了自己价值、制度的优越性，并通过这次冬季奥运会充分地展示给整个世界。这种力量对比态势之变化，即便是普通中国人也已看出来了，因而面对冬奥会期间西方政客、精英对中国的恶意，国人的心态普遍是自信、从容的，这种心态以艺术的形式生动体现在冬奥会开闭幕式上。这说明，我们的内部整合是成功的。
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是中国开始复兴、世界历史转折的开端，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这个转折期已基本结束，接下来的后奥运-后疫情时代，两个体系之间将展开激烈、长期的斗争。在冬奥会上开闭幕式上，中国殷切地表达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愿景。但是，这个美好前景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惟有通过“伟大斗争”，打破美国的军事政治霸权，打破西方国家维持了两百年的技术、经济垄断，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才能团结更多民族、国家，开辟在世界范围内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坦途。因此，冬季奥运会之后，我们完全可以充分利用我们的战略优势，直道而行，积极有为。冬奥会前，美国人拼凑召开所谓全球民主大会，但冷冷清清，没有掀起世界政治的一丝波澜，显示西式自由和民主价值已经丧失了感召力；在后疫情时代，所有国家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发展，中国理应顺乎天而应乎人，高举起“平等”与“发展”的大旗。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可以考虑定期召开“全球发展大会”，为“发展的世界体系”探索建立必要的领导、组织、合作机制，这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千年大计。
✪ 姚中秋 |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导读】对比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和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中国的时代精神、国民心态发生了显著变化。那么，过去14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中国人的心态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
姚中秋将这一现象放在世界体系动态演变的框架中考察，指出：两场奥运会之间，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生结构性转折，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发生巨变，中国人对自我、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认知也随之巨变。中国人今天普遍认识到，中国已站在世界舞台中央，并具有不惧霸主的综合力量。同时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也发生巨变：由于中国复兴撼动其支配性结构，为维护垄断利益，西方转而坚定遏制中国，中国则被迫自我保护。双方据此采取部分脱钩、内部整合动员、分别构建体系等一系列行动，体系化斗争的态势已趋明朗。
姚中秋认为，随着中美且行且远，单一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崩塌裂变为两个体系：一个是中国引领的“发展的世界体系”，另一个是美国主导的、大幅度收缩后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体系。他认为，体系分裂、中美斗争的根源不是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也不完全是意识形态之争，更为重要的是发展权与垄断权之争。可以预料，在接下来的后奥运-后疫情时代，两个体系将展开激烈、长期的斗争。他认为，中国内部整合的成效优于美国，中国应举“平等”与“发展”大旗，为“发展的世界体系”探索建立必要的组织与合作机制，如此才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2年第2期（即将发行），原题为《从垄断压制转向共同发展：双奥十四年的世界体系之变》，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从垄断压制转向共同发展：
双奥十四年的世界体系之变
先后举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和2022年冬季奥运会，显示了北京独特的地理优势；相隔14年，由张艺谋在同一场馆导演的两组开闭幕仪式，审美取向和精神气质却有很大不同：饱满充实之美与急迫兴奋之情，一变而为雍容淡雅之美与从容大度气质。再参考会前会中的种种事态，我们可以看到，世界格局与中国的时代精神、国民心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14年前，西方利用奥运会作为筹码对中国施加各种压力，中国人则焦虑地为自己辩解；到了这次冬奥会，西方政客、媒体无计可施，面对某些恶意添堵，中国人一笑了之。
过去14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中国人的心态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本文拟将之置于世界体系动态演变的框架中进行考察：在两场奥运会之间，中国在体系中的位置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人的自我认知、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认知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反过来，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双方据此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推动该体系发生结构性变化，体系化斗争的态势已趋明朗——中国已经为此做好了内部准备，世界历史的新阶段已经开始。
▍2008年：一个历史关键节点
本文的分析框架是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它有两个渊源：首先，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阐明了西欧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于支配性的大西洋体系中；其次，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著作中发展了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理论，其中蕴含着一个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其基本命题是：体系内存在支配性结构，利益相互冲突的多元政治主体展开多种性质和形态的斗争，斗争推动体系动态演变，每个民族、国家的位置与得失随之浮沉。体系也就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的基本视角。
两个世纪以来，世界体系已有多次结构性变化。从奥运会的视角略作考察，可以发现，从北京夏季奥运会到冬季奥运会的14年间是一个重大的体系转折期：
第一阶段，英国初步完成工业化，建立起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巨大技术、军事优势。其他欧美国家面临竞争压力，实行赶超战略，也陆续具备了工业化军事能力，将全世界几乎所有民族、国家纳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进行系统压迫和剥削。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由此呈现出一派现代、繁荣景象，殖民地、半殖民地则逐渐外围化、去工业化、去结构化，结果是绝对贫困化——中国属于后一种情况。
当时欧美社会各界普遍形成种族主义的文明等级论观念，通过举办万国博览会等大型跨国庆典活动，昭示欧美相对于其他地区的文明。现代奥运会创始于19世纪末，也是这一筹划的组成部分。处于被支配地位、被划入半野蛮状态的晚清精英以“军国民主义”理念引入现代体育，既揭示了西方现代体育与军国主义的联系，又表达了中国人通过强健身体实现国家富强的强烈期望，这种认知塑造了中国人看待奥运会的基本取向。这种认识直到这次冬奥会才有所淡化。
第二阶段，美国、德国两大工业化赶超者与先发者发生利益冲突，引发帝国主义战争。列宁另辟蹊径，组建、领导先锋队政党，在帝国主义薄弱环节夺取革命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又领导建立共产国际，构建了一个革命的世界体系，全面反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国共产党成立于其中，秉有反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基因。国民党一度也投身这一事业，但1927年背叛革命，再度进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刘长春于1936年一人参加奥运会，空无所获，说明的正是中国的依附性地位。
第三阶段，两次大战瓦解了欧美各国的殖民帝国，众多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政党抓住机会，摆脱殖民统治，独立建国，寻求自主发展；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则利用先发优势遏制其自主发展。对于通过反帝取得革命胜利、以社会主义建国的新中国，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全面封锁，中国运动员无权参加西方控制的奥运会。但是，身处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中国走上了另一种现代化道路，作为其组成部分，创造了群众体育运动和国家竞技体育体系。
第四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决裂，80年代中国进行改革开放，2001年加入WTO。相应地，中国于1979年恢复了国际奥委会席位，开始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经济此时远远落后于西方，国民普遍缺乏文化、政治自信，国家对于参赛寄予极高政治期望，以奖牌振奋国民精神——正是这种意图驱动中国申办2008年奥运会。
第五阶段始于2008年。2008年的中国发展已有小成，开幕式以强烈饱满的视觉冲击展示中国的文明底蕴和发展成就，显示出中国人急于通过奥运会实现自我肯定、赢得他人尊重。另一方面，就在奥运会召开前后，华尔街爆发金融危机，整个世界对自由主义价值、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怀疑。不过，奥巴马以黑人身份当选为总统，为美式价值观挽回了一些面子。
奥运会之后，中国经济进入腾飞阶段，2010年，制造业总产值超过美国，GDP总值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2012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国民的政治与文化自信日益增强。另一方面，借助于日益紧密的全球分工关系，中国经济仍保持增长，中美“两枝独秀”，其他国家已望尘莫及。但是，美式增长来自金融和高科技的日益全球化、虚拟化，与美国中下阶层民众日益脱节，增长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
可见，北京夏季奥运会以来，中美的国家运势、国民心态呈现出反向而行态势。中国人今天已经普遍认识到，中国已经站在世界舞台中央，并具有不惧霸主的综合力量。
▍双奥之间中美的战略调整
双奥之间十四年的中国和世界历史，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三个阶段：夏季奥运会之后若干年，中国人还是普遍相信“世界是平的”，抱有“与国际接轨”、得到欧美承认、“融入国际社会”的强烈期待。然而，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从来就不是平的。由于中国的复兴撼动了其支配性结构，为维护垄断利益，西方转而坚定而野蛮地遏制、扰乱中国。中国被迫采取自我保护措施，这样，以合作分工为主的中美关系逐渐演变为“大国竞争”。对于这一变化，中国各界一度颇为震惊。随之中国全面调整国策，并取得了巨大成效。我们简单梳理一下中美两国的调整。
第一，部分脱钩。
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之时采取“一边倒”政策，与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脱钩，与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挂钩。但由于苏联压制中国的自主性，两党于20世纪60年代决裂，中国转身与资本主义体系重新挂钩。美国接纳中国，既有诱导中国皈依美式价值、制度的用意，也是为资本主义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内在逻辑所驱动。但是，中国共产党保持了国家的高度自主性，中国积极对外开放，却未沦为外围资本主义，而是自主推进工业化，并取得了成功。经济上的富强构建了文化与政治上的自信，十八大以来，中国明确而坚定地拒绝了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道路。美国政治与文化精英因此而失望甚至于绝望，乃与中国转向大国竞争，采取脱钩战略。中国转而制定双循环战略。这样，中美经济事实上已经局部脱钩。
中国与西方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已局部脱钩。20世纪7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迅速转向西方尤其是美国。美国也基于其清教传统，积极对中国展开意识形态经略。这样，自由主义几乎成为新兴中产群体的主流价值观。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之后，这种局面逐渐得到改观，儒学全面复兴是其重要表征。特朗普的作为去掉了美式价值的光环，新冠疫情又暴露了美国国家治理的失败，自由主义在全球退潮，在中国迅速边缘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以儒家为中心的中华优秀文化逐渐成为意识形态的主体，这就与西式意识形态基本脱钩，学界也已开始建立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第二，积极进行内部整合、动员。
中国方面，政治上，逆转了持续三十多年的党政分开式改革，重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国家根本政治制度，据此完善党的全面领导权，对新兴社会领域进行全面覆盖，对基层社会进行深度穿透。全面脱贫攻坚和抗击疫情表明，政治整合已经达到很高水平。
意识形态方面，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明确了尊重儒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立场，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国民普遍具有了文化自信、爱国精神。
在经济上，重新肯定国有经济的战略意义和政治地位。近几年来，又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逆转经济脱实就虚趋势，重新以制造业为中心布局经济，推动国内产业梯次转移；遏制资本的无序扩张，堵塞资本支配政治权力的通道。
军事上，依托工业化的技术、产业积累，军备快速强化。全面调整军事思想和战略，重心从大陆转向海洋。相应地，进行了军事领导体制、指挥体制改革。
美国方面，经济政策上，奥巴马最早提出“再工业化”战略，特朗普、拜登萧规曹随。在美国历史上，两党、三人、四届行政当局保持经济战略上的连续性，还是非常罕见的，这显示出，至少政治精英已经认识到了美国经济的问题所在，但是去工业化-金融化是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其政治权力又被资本控制、掣肘，因此再工业化努力未见成效，全球化的金融、高科技资本主义与去工业化的中南部铁锈地带的疏离、对抗则日趋严重。
意识形态上，自由主义受到怀疑，清教白人（WASP）种族主义强悍登场。这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对其主体民族确有强大动员力。但这与自由主义直接冲突，与美国的移民国家属性直接冲突，种族冲突加剧必然导致国家离散化。
在政治上，美式价值观和体制长于进攻性国家动员，对外掠夺的共同期待可以产生凝聚作用。但这一次却是防御性整合，将引发利益“内卷”，导致其政治生态劣质化：党争趋于极化，特朗普-拜登权力交接过程中发生大量政治冲突，尤其是2021年1月6日爆发的国会山骚乱事件，标志着美式民主制已走向末路。
军事上，美国虽已明确大国竞争为战略中心，却不愿承担放弃全球操纵的风险，迟迟无法做出战略决断。重建阿富汗失败又仓皇撤出，丧失了插入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重要据点；操纵乌克兰危机，固然可以借机控制西欧、中欧，却必然分散其经营印太战略的力量。去工业化则严重制约其战争能力的更新，相对于竞争对手的军事技术优势正在快速流失。
第三，分别构建体系，体系化斗争态势已经明朗。
中国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生产和实物贸易国，先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球发展倡议，一个新的“发展的世界体系”已经初步成型。奥运会以艺术的形式展现了中国人提供给世界的新价值：所有参赛实体聚合为一朵大雪花，簇拥奥运火炬，体现了平等的价值；各种场所、环节广泛运用新技术，礼赞了发展的成就；闭幕式直接表达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愿景。平等、发展、天下为一家，这就是发展的世界体系的核心理念。
美国方面，“美国第一”纲领的提出和连续实施，标志着其已放弃了全面维护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抱负，转而构建防御性体系，仓促建立的“澳英美联盟”（AUKUS）是其内核，显示出白人基督教种族主义成为美国内外政治的支配性价值，而这将使美国丧失普遍性道德号召力。
▍后奥运-后疫情时代的世界大势
基于以上对近些年来中美战略调整的梳理，我们对于后奥运-后疫情时代的世界体系的走势，尝试提出如下三个判断：
第一，两个世界性大国且行且远，单一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崩塌裂变为两个体系：一个是中国领导的“发展的世界体系”，以平等为价值，以发展为目标；另一个是美国主导的、大幅度收缩之后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体系，以自由的名义竭力维护少数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两者已经在各方面展开斗争，世界历史进入新阶段。
第二，体系分裂、中美斗争的根源不是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也不完全是意识形态之争，更为重要的是发展权与垄断权之争：美国以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体系维护西方的技术、产业垄断权，这是其保持强大军力、高水平生活，维护其所谓自由价值和民主制度的物质基础。相反，中国在经历了半殖民地之后，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初步实现了现代化，已经打破西方的不少垄断。中国要谋求进一步发展，必将打破更多西方垄断。同时，中国自主发展所取得的成功具有重大世界历史意义，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所说：中国“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也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第三世界提供必要的技术、产业支持，正从根本上撼动着西方的世界性垄断权。根本的利益冲突驱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必然把中国视为最大对手。这场斗争不是霸权之争，而是正义对非正义的斗争：美国是反动力量，竭力维护依靠垄断权的旧文明；中国是进步力量，初步创造并将继续拓展普遍平等、自主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三，可以预料，两个体系之间的斗争将是激烈的、全面的。但总体上，中国内部整合的成效明显优于美国。西式自由价值是强者的价值，西式民主制度是垄断者分配外部掠夺而来的“横财”的制度；一旦流失世界垄断权，就会放大集团冲突。而中国的价值、制度成长于反压迫、反霸权、通过内部动员实现自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本身就以组织化、内聚力见长，美国对华施压反而提高了中国的国家整合水平。
已持续两年多的全球新冠疫情对于世界格局的冲击，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体系遭到重创。相反，中国以卓越的抗疫成绩和增长绩效证明了自己价值、制度的优越性，并通过这次冬季奥运会充分地展示给整个世界。这种力量对比态势之变化，即便是普通中国人也已看出来了，因而面对冬奥会期间西方政客、精英对中国的恶意，国人的心态普遍是自信、从容的，这种心态以艺术的形式生动体现在冬奥会开闭幕式上。这说明，我们的内部整合是成功的。
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是中国开始复兴、世界历史转折的开端，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这个转折期已基本结束，接下来的后奥运-后疫情时代，两个体系之间将展开激烈、长期的斗争。在冬奥会上开闭幕式上，中国殷切地表达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愿景。但是，这个美好前景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惟有通过“伟大斗争”，打破美国的军事政治霸权，打破西方国家维持了两百年的技术、经济垄断，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才能团结更多民族、国家，开辟在世界范围内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坦途。因此，冬季奥运会之后，我们完全可以充分利用我们的战略优势，直道而行，积极有为。冬奥会前，美国人拼凑召开所谓全球民主大会，但冷冷清清，没有掀起世界政治的一丝波澜，显示西式自由和民主价值已经丧失了感召力；在后疫情时代，所有国家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发展，中国理应顺乎天而应乎人，高举起“平等”与“发展”的大旗。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可以考虑定期召开“全球发展大会”，为“发展的世界体系”探索建立必要的领导、组织、合作机制，这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千年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