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习近平的“共同富裕”蛋糕如何做大分好?

10月27日，习近平率中共政治局常委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被外界视为向毛左致敬的重要信号。

本次中共二十大会议上，“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部分，再次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中共二十大通过的党章，修改了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党章提出的“社会主义....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主张，提出将“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中国官方新华社在2021年8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以共同富裕为中心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后曾解释说，所谓共同富裕“不是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的富裕，而是全体人民的富裕”，这明显有别于邓小平1992年写入党章的“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消灭贫穷，达到共同富裕”的主张。

“共同富裕”写入中共党章虽然才30年，但它作为政治目标，最早始于1950年代中共刚刚执掌政权之时。

毛泽东让农村人民富裕起来

据中共党史研究人员考证，中共最早提出“共同富裕”概念的领导人是毛泽东。1953年，毛在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提出了“共同富裕”概念；他在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中又曾说：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

从历史背景来看，毛泽东提出农村人民“共同富裕”之时，正值刚刚建立政权不久的中共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高峰时期。

经过中共自1951年至1956年对农业、工业和商业的三大改造，中国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96.3%、超过九成的手工业者加入了合作社、资本主义工商业者通过中共的“和平赎买”政策，使“剥削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写道：这场席卷全中国的改造“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承认“后期出现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简单划一等缺点，遗留了一些问题”。

而这些问题包括：政治上统一管理，罔顾农业中的种植业、林业、渔业等的科学性；对手工业者的控制导致传统手工业萎缩，给生活造成不便；“资本家中有些人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抱头痛哭”。

此后的1958年中共推出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更加极端的经济政策，造成1959年开始持续三年的大饥荒，即中共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

2008年，曾担任新华社高级记者的杨继绳经过十余年调查研究所著的《墓碑》一书中根据多方统计数据得出结论：三年大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高达3600万。

邓小平改革开放与先富起来

邓小平开始中国经济改革，鼓励小部分人先富起来。

1985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大部分地区，然后达到共同富裕。

1992年年初，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到南方考察时发表讲话，表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在这样的背景下，“共同富裕”在1992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四大写入了党章。

世界银行公布的从1990年到2019年的中国基尼系数

在中共的宣传中，追求“共同富裕”是自邓小平以来历届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和现任领导人习近平都高度重视的问题，但国际间多方统计数字都显示中国贫富差距正是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下迅速加大。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的基尼系数自1990年开始一路上升，仅在十年间就超过了贫富差距的警戒线。

作为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一个国家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重要分析指标的基尼系数，在中国多年来居高不下。

基尼系数数值介于0到1之间，越大则意味着收入分配越不平均。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

2021年9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在发布《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新闻发布会上承认，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后，2009年至今呈现波动下降态势，2020年降至0.468”。

路透社对习近平过去十年所做的总结认为：习近平把消除绝对贫困视为中共过去十年的一个重大成就，“但是消除贫富差距证明是一个更加艰巨的难题，特别是城乡收入的差距”，“中国与美国一样，仍然是经济大国中贫富差距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共同富裕”政策影响力

在海外观察人士看来，中国政府近期出台的多项监管政策，对诸多民营企业的整顿和打击都是以促进“共同富裕”之名而展开的。

这些包括教培行业、电子游戏行业、娱乐行业、科技行业，互联网巨头、电子商务，等等。

另一方面，中国多名民营企业家响应共同富裕政策的号召，踊跃慈善捐赠。中国媒体报道称，阿里、腾讯先后宣布了千亿元规模的“共同富裕”基金，字节跳动、拼多多、京东等互联网企业也都纷纷宣布了相应的目标和计划。

总部设在德国的在线统计数据门户Statista公布的中国2004至2020年的基尼指数截图。该机构统计的数字显示中国一直处于贫富差距警戒线以上。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Australia Financial Review)报道认为，中国“先致富”的时代正式结束，“习近平在第三个五年任期继续掌权之日，确认了中国新经济道路的未知性，即从资本主义转向一个更受意识形态驱动的模式。”

澳大利亚前总理、中国问题专家陆克文（Kevin Rudd）最近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Economist）撰文写道：在经济方面，习近平以意识形态为由颠覆了邓小平35年的增长模式。

“共同富裕”为什么对中共重要？

习近平2013年上台至今，曾多次就“共同富裕”问题讲话。

习近平曾表示，中国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他承认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对中共执政合法地位的重要性：“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

“共同富裕”作为一个重大的方针政策多次出现在习近平中共二十大报告中。在报告中，他表示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是分配制度，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

为共同富裕构建分配制度，被有些评论称为是中共要走“劫富济贫”的道路，为此中共官员多次公开否认。

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ASPI）今年曾刊登中国政治高级研究员吴国光的分析报告，认为习近平力推“共同富裕”政策有三个方面的目的:

消除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因为这些是中国要实现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目标，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大难题 ;共同富裕有重大政治意义，实际上是一个民粹主义战略，要振兴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根基，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和习近平的个人权威；促进中国社会主义专制制度在话语、道德、物质和制度上相对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优势，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国模式"。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何瑞恩（Ryan Hass）对习近平力推“共同富裕”政策的目的分析认为：随着习近平反腐工作最初引发的震惊逐渐消退，他通过向富人课重税等诸如此类倡导社会更加平等的动作，为自己提供了一个与人民结盟、反对权贵的新机会。这种努力还有一个必然的好处，那就是限制中国的新寡头们不要挑战他或中国共产党掌控中国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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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也认为，习近平的“共同富裕”运动有政治目的，即加强公众对习近平领导地位的支持，同时鼓吹中国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比西方制度优越。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在《经济学家》杂志发表的文章认为，习近平主推了一个以振兴国有企业和大规模工业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新发展理念”；对私营行业实行新限制，对科技、房地产和教培行业发起政治攻击，并把 “共同富裕”作为工作重点。这些与中国在商业活动中的国际经济政策相匹配。这是以习近平的“双循环经济”理论为基础，即中国有必要自给自足和重新确保中国自己的全球供应线，以应对习近平认定的美国从系统上与中国的脱钩战略。

“共同富裕”的可行性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曾经就中国的共同富裕是否能刺激经济双循环撰文，认为中国政府提出的共同富裕“不是通过提高工资的方式，而是将它认为企业和富人的超额利润以财政转移支付和企业及富人捐赠的形式转让给中国的中产阶级和工人家庭。通过这种方式，中国政府可以保持国内工资的竞争力，同时通过有效地向工人和中产阶级提供更多的商业利润，提高整体家庭收入水平。”

佩蒂斯认为，这么做有三点需要特别谨慎：

首先，中国的企业和富人所捐赠的数额只占国内生产总值GDP非常小的份额，在2017年仅为GDP的0.2%，因此中国想通过第三次分配的方式共同富裕，“不仅需要大量增加私人捐款，更重要的是，需要对捐款形式进行重大调整。”

第二，通过迫使私营部门承担中国收入分配再平衡的主要调整成本，倡导共同富裕有可能破坏中国经济的活力。

第三，也是佩蒂斯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经济结构与西方不同。

“在西方，家庭收入通常占GDP的70-80%，主要的收入扭曲体现在富人和非富人之间增长利益的不平等分配。然而，在中国，家庭保留的份额要小得多，大约占GDP的55%。虽然收入不平等肯定是中国的一个问题，但中国的低消费率主要不是由家庭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造成的。它主要是由家庭收入在GDP中的低份额造成的”。

因此，佩蒂斯认为，中国政府只有通过直接或以社会福利等间接方式把收入从地方政府转向家庭，这样才可能推动中国家庭的消费使其在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中发挥更正常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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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之前就已经表示，“促进共同富裕，不能搞福利主义那一套”。习近平还说，共同富裕就是要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分配制度把蛋糕切好分好。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学院的高级研究员威廉·H·欧威霍特（William H Overholt)在《国际经济》杂志（International Economy）上刊登文章认为，习近平要实现共同富裕政策所承诺的收入公平，需要征收大量的财产税、高度累进的所得税、停止对农村人口向城市移民的控制、大幅放宽农村土地权利以及改变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税收权力平衡。

但习近平迄今为止所出台的诸如要求大公司和富人捐款等措施并没有效果，而真正能发挥作用的税务政策，如就财产税所展开的讨论至今没有下文。

他认为，习近平最终像拜登一样都无力改变国家的严重贫富差距问题。

在他看来，习近平的共同富裕所描绘的是“一份鼓舞人心的愿望清单，正像一个世纪前的社会主义承诺一样是鼓舞人心的。而且，中国实际的政策正在完成许多西方民主制度目前似乎无法实施的事情，例如在绿色能源方面取得了异常迅速的进展。”

但是他又说，习近平的共同富裕“也是一种既要吃掉蛋糕、又要留着蛋糕的不可能愿望。”

在欧威霍特看来，外国公司和国家将拒绝这样一种制度，中国吸引外国公司进入，因为他们掌握着技术，但到头来，中国却不让他们来分享国内市场的大蛋糕，就像中国自己要求西方做到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