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把“党内右派分子”的帽子戴到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办公室副处长朱镕基的头上，确实是中共政权给自己人制造的无数“冤假错案”之一。用当时的亲历者之一的话说：“他真的是被冤枉的。” 1957年春，中共中央提出开门整风，让党外人士对党提意见；也号召党内人士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 在此期间，当时国家计委党组也召开座谈会，高岗倒台后由毛泽东亲自任命的国家计委主任兼党组书记李富春亲自到会动员，请大家畅所欲言。朱镕基最初没有发言，但是为了避免冷场，有关领导再三让朱镕基发言，说：你是国家计委党组成员的秘书，你不给党组提意见谁提啊？一定要他提。于是，当时29岁的朱镕基站起来讲了3分钟。 在这个“给领导提意见”的三分钟发言里，朱镕基甚至连“官僚主义”四个字都没有使用，只是用“主观主义”形容国家计委和地方省市计委的一些领导在编制计划、预算时，往往不做认真的调查研究…….，其中“最不中听”的一句，也不过是“这种主观主义现象正在滋长蔓延，对国家计委的工作有害无利。” 但是，朱镕基的这个发言之后，“整风”变成“反右”。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等人要求加强清查右派份子的压力下，国家计委对“帮党整风”中的发言作了排队……。按照官方媒体的说法：排来排去，发现朱镕基的发言可以被视为“右派”言论。加上朱镕基性格耿直，平时说话没有顾忌，有棱有角，甚至锋芒毕露，得罪了不少领导。到了1958年1月，朱镕基被划成“右派份子”。 朱镕基当年在国家计委的同事、后任中国某协会领导的一位老人回忆说：“他是被错划的，本来是不应该有他的，但那时划右派有任务，定指标，找不到那么多人，就把他拉上了。” 总部在北京的多维新闻网曾发表专题文章介绍说：1958年4月，国家计委正式宣布朱镕基被划为“右派分子”，并开除了他的中共党员党籍。朱镕基就这样在即将踏入而立之年的时候，从一个年轻有为的干部变为政治贱民。朱镕基百感交集，表示自己没有反党。 该文章中还说：当时的右派生涯漫长而痛苦，知名人士李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打成右派就意味着被打入另册，全党共诛之。很多右派被打，被拘禁，被押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被残害致死”。1998年3月，在朱镕基作为总理的首场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起他的“右派”经历。他表示，不愿意回忆那段历史。 而就是这段“被错划右派”的经历，恰恰是他本人就任上海市长时，在上海市人代会上借“就职演说”之机主动介绍出来的。 一九八八年三月，表面职务是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朱镕基即以上海市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中共第八届全国人大。如果说，八七年十月的中共十三大上因为朱镕基仅仅当了个中央候补委员，所以其日后动向还很难被人猜中的话，那么到此时只要稍微知道一点中共政权组织运作常识的人即已经明白，朱镕基马上就会正式被“选举”为上海市长。 三月三十日，在大会秘书处安排的一次向全国作实况转播的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第一次以上海市负责人的身份在荧屏上亮相。虽然此时人们都已经知道他已被内定为上海市市长，但当时的台湾《人权论坛》杂志社社长周幼非先生在提问时说了一句，“听说你将出任上海市副市长，这消息可靠吗?”，朱镕基立刻回答说：“我需要纠正你的是，国务院派我到上海去工作，是去当市长，而不是副市长。” 众所周知，在中共政权的政治词典里，所谓“党管干部”与“党指挥枪”是同等重要。在此前提下，中共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完全是“橡皮图章”，“人民代表”们的所谓“表决”权实际上只能行使一半，即只能行使“表示”权，而不能行使“决定”权。说的更准确一点，应该是上级党的组织行使了“决定”权之后，人民代表才能够行使拥护上级“决定”的“表示”权。 当然，从一九九二年以后，中国境内的个别地区陆续出现过几起地方省级人民代表的“表示”，同上级，也就是中央组织部门的“决定”不相吻合(中共政权称此种现象为“选择失控”)的情况。但在一九八八年的时候，这种“不与上级党组织保持一致”的作法，对于各级人民代表来说绝对是一种政治异端。 而当时，绝大多数循规蹈矩的中共官员虽然都和朱镕基一样，明知所谓的“人大选举”或者“人大任命”都是地地道道的“民主过场”，但在这个“民主过场”行使之前，都不会像当时的朱镕基那样，“落落大方”地在公开场合，甚至是在接受境外记者采访的场合，主动说出自己的新任政府负责人职务是党中央任命的。 自己对外宣布了中共中央对自己出任上海市长的任命之后，朱镕基又不忘追加一句“上海市人民代表会议上，我能当选上海市市长的话，我将非常高兴”。这正是朱镕基在共产党内为官的聪明过人之处。即没有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又获得了外部舆论的“开明形象”的好评。 事后，立刻有上海的记者分析说：全国人大只不过是一个表决机器，各地的代表每到开会时不过是应付差事而已。虽然朱镕基也明白这个道理，但他却能恰到好处地利用会议的机会，为自己还没有正式出任的职务主动曝光，然后借此为上海吸引外资大肆造势。他在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的这番表演，既不忘说明自己目前“钦差大臣”(由中央派往上海)的特殊身份之重要，又巧妙地为自己顺利“当选”上海市市长拉取了上海市人大代表们的好感。 当年笔者在撰写《朱镕基大传》一书时，有幸结识了这位当年多次当面采访过朱镕基的上海记者。他说，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中共正式宣布朱镕基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八八年一月二日，朱镕基与江泽民一起陪同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视察上海。上海电视台播出了这则新闻，次日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又刊登了朱镕基站在赵紫阳身边的照片。自此，精明一点的上海普通百姓也都已经明白了，这位朱镕基是中央派来准备接替江泽民上海市长职务的。 在当时举行的上海市党政干部会议上，当江泽民第一次向与会全体介绍朱镕基时，台下掌声了了无几，凸显出江泽民的几巴掌拍得格外地剌耳。而本来就生了一副严肃面容的朱镕基此时就更无法展出笑容了，心里开始暗暗叫苦。 这位当年的上海大报记者评论说：当然，朱镕基骨子里还是共产党。但是，通过他主动利用全国人大会议的记者招待会这一难得的机会为自己造势的举动本身，第一，说明他智商足够，懂得见机行事和见缝插针；第二，说明他多少还有点民主意识，虽然知道共产党政权的各级政府领导人根本不是民选，但还是明白必须争取民意的道理；第三，说明他很有些开放意识，学会了西方政治家在公众场合做秀的本领。 在全国人大的“首秀”即获取境外媒体好评之后，回到上海的朱镕基即在次月召开的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再次展现自己的“与众不同”。 在此之前，朱镕基刚到上海时，他知道自己在上海没有背景，为了服众，不得不在一些场合强调自己是总书记赵紫阳同志派到上海帮助江泽民同志主抓经济工作的。但在上海市的人大会议的场合，他却又不失时机地做出一番尊重民意，接受上海市人民挑选的表现，先讲了一通对江泽民领导的上届市政府的丰功伟绩高度肯定的废话之后，即用“丑媳妇不怕见公婆”来形容自己好比是中央“嫁“到上海来的“媳妇”，口口声声“上海市人民的人大代表们就是专门对我这个‘媳妇’进行品头论足的。” 接下来，即应代表要求介绍自己的经历，从幼年时的穷苦出身，到清华大学的地下党学生会主席；从一九五八的“错划右派”，到文革中“下放”离京……。如此一番表演之后，收到的立竿见影的效果就是，“中央派来的新市长是个老右派”的消息，迅速在全市老百姓和知识分子中传开。 众所周知，由于中共政权截止当时已经在中国大陆四十多年的统治时期内搞了一次又一次、一场比一场惨烈的政治运动，所以在整个大陆老百姓中早已造成强烈的逆反心理。这样一来，“老右派”的出身自然使朱镕基得分不少。但事实却是，在当年的那数十万“右派分子”中，相对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被直接关押或者长期下放劳改，甚至被注销城市户口下放农村由贫下中农监督改造的来说，朱镕基当时的境遇要好得多得多。 官版的介绍朱镕基的文章中说：“1958年至1969年，朱镕基任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这是一所中专学校，他的任务是教老干部们学习数理化，到基层去培训徒工。 “1970年元旦，朱镕基被下放到国家计委设在襄樊的‘五七干校’当英语教师，一干就是5年，直到1975年才回到北京。” 而官宣的朱镕基简历中则说，他“1958年至1969年任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也就是说，到计委下属的干部业余学校执教一段时间后，人就又回到了计委机关里，人都还是一直留在北京城里。 凡是对当年中共反右斗争有过亲历，或者仅仅是对那些“右派分子”们的生活经历有些许了解者，看罢朱镕基的如上这段经历后应该都会感慨，原来朱镕基却是当年的所有“错划右派”中，少之又少的幸运儿。李锐先生本人也有相同经历的那大部分当年的“右派分子”们的悲惨境遇，他朱镕基从未经历过半天。 众所周知，“文革”中被下放到中央和国家机关分设在全国各地的所谓 “五七干校“里从事农业劳动经历，是当时绝大部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机关的大小干部们的共同经历。而就是在这段时间里的朱镕基却还能执教，不但老婆孩子一起都是居住在北京，自己也一直都是北京户口 -- 包括本人在襄樊干校任英语教师的五年时间。足见当年的朱镕基不过是虽然“蒙冤”，却并未“受苦”。 朱镕基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期间同他有过多次接触的那位上海某大报记者感慨地评价说：朱镕基是我接触过的中共高级干部中，最懂得琢磨民众心理的。他是共产党的高官，骨子里还是对共产党政权有着相当的感情。但是当年在还没有民意基础的他，却懂得如何用“卖惨”去表面迎合民众对共产党政权的逆反心理。 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介绍的那位曾经被朱镕基亲自提拔的国务院前副部长，评价曾经被“错划右派”的朱镕基与共产党政权的关系是”棍棒底下出孝子”。但当年落在在朱镕基身上的“棍棒”，应该是没有让他感觉到很疼才是！
当年把“党内右派分子”的帽子戴到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办公室副处长朱镕基的头上，确实是中共政权给自己人制造的无数“冤假错案”之一。用当时的亲历者之一的话说：“他真的是被冤枉的。”
1957年春，中共中央提出开门整风，让党外人士对党提意见；也号召党内人士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
在此期间，当时国家计委党组也召开座谈会，高岗倒台后由毛泽东亲自任命的国家计委主任兼党组书记李富春亲自到会动员，请大家畅所欲言。朱镕基最初没有发言，但是为了避免冷场，有关领导再三让朱镕基发言，说：你是国家计委党组成员的秘书，你不给党组提意见谁提啊？一定要他提。于是，当时29岁的朱镕基站起来讲了3分钟。
在这个“给领导提意见”的三分钟发言里，朱镕基甚至连“官僚主义”四个字都没有使用，只是用“主观主义”形容国家计委和地方省市计委的一些领导在编制计划、预算时，往往不做认真的调查研究…….，其中“最不中听”的一句，也不过是“这种主观主义现象正在滋长蔓延，对国家计委的工作有害无利。”
但是，朱镕基的这个发言之后，“整风”变成“反右”。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等人要求加强清查右派份子的压力下，国家计委对“帮党整风”中的发言作了排队……。按照官方媒体的说法：排来排去，发现朱镕基的发言可以被视为“右派”言论。加上朱镕基性格耿直，平时说话没有顾忌，有棱有角，甚至锋芒毕露，得罪了不少领导。到了1958年1月，朱镕基被划成“右派份子”。
朱镕基当年在国家计委的同事、后任中国某协会领导的一位老人回忆说：“他是被错划的，本来是不应该有他的，但那时划右派有任务，定指标，找不到那么多人，就把他拉上了。”
总部在北京的多维新闻网曾发表专题文章介绍说：1958年4月，国家计委正式宣布朱镕基被划为“右派分子”，并开除了他的中共党员党籍。朱镕基就这样在即将踏入而立之年的时候，从一个年轻有为的干部变为政治贱民。朱镕基百感交集，表示自己没有反党。
该文章中还说：当时的右派生涯漫长而痛苦，知名人士李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打成右派就意味着被打入另册，全党共诛之。很多右派被打，被拘禁，被押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被残害致死”。1998年3月，在朱镕基作为总理的首场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起他的“右派”经历。他表示，不愿意回忆那段历史。
而就是这段“被错划右派”的经历，恰恰是他本人就任上海市长时，在上海市人代会上借“就职演说”之机主动介绍出来的。
一九八八年三月，表面职务是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朱镕基即以上海市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中共第八届全国人大。如果说，八七年十月的中共十三大上因为朱镕基仅仅当了个中央候补委员，所以其日后动向还很难被人猜中的话，那么到此时只要稍微知道一点中共政权组织运作常识的人即已经明白，朱镕基马上就会正式被“选举”为上海市长。
三月三十日，在大会秘书处安排的一次向全国作实况转播的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第一次以上海市负责人的身份在荧屏上亮相。虽然此时人们都已经知道他已被内定为上海市市长，但当时的台湾《人权论坛》杂志社社长周幼非先生在提问时说了一句，“听说你将出任上海市副市长，这消息可靠吗?”，朱镕基立刻回答说：“我需要纠正你的是，国务院派我到上海去工作，是去当市长，而不是副市长。”
众所周知，在中共政权的政治词典里，所谓“党管干部”与“党指挥枪”是同等重要。在此前提下，中共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完全是“橡皮图章”，“人民代表”们的所谓“表决”权实际上只能行使一半，即只能行使“表示”权，而不能行使“决定”权。说的更准确一点，应该是上级党的组织行使了“决定”权之后，人民代表才能够行使拥护上级“决定”的“表示”权。
当然，从一九九二年以后，中国境内的个别地区陆续出现过几起地方省级人民代表的“表示”，同上级，也就是中央组织部门的“决定”不相吻合(中共政权称此种现象为“选择失控”)的情况。但在一九八八年的时候，这种“不与上级党组织保持一致”的作法，对于各级人民代表来说绝对是一种政治异端。
而当时，绝大多数循规蹈矩的中共官员虽然都和朱镕基一样，明知所谓的“人大选举”或者“人大任命”都是地地道道的“民主过场”，但在这个“民主过场”行使之前，都不会像当时的朱镕基那样，“落落大方”地在公开场合，甚至是在接受境外记者采访的场合，主动说出自己的新任政府负责人职务是党中央任命的。
自己对外宣布了中共中央对自己出任上海市长的任命之后，朱镕基又不忘追加一句“上海市人民代表会议上，我能当选上海市市长的话，我将非常高兴”。这正是朱镕基在共产党内为官的聪明过人之处。即没有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又获得了外部舆论的“开明形象”的好评。
事后，立刻有上海的记者分析说：全国人大只不过是一个表决机器，各地的代表每到开会时不过是应付差事而已。虽然朱镕基也明白这个道理，但他却能恰到好处地利用会议的机会，为自己还没有正式出任的职务主动曝光，然后借此为上海吸引外资大肆造势。他在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的这番表演，既不忘说明自己目前“钦差大臣”(由中央派往上海)的特殊身份之重要，又巧妙地为自己顺利“当选”上海市市长拉取了上海市人大代表们的好感。
当年笔者在撰写《朱镕基大传》一书时，有幸结识了这位当年多次当面采访过朱镕基的上海记者。他说，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中共正式宣布朱镕基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八八年一月二日，朱镕基与江泽民一起陪同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视察上海。上海电视台播出了这则新闻，次日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又刊登了朱镕基站在赵紫阳身边的照片。自此，精明一点的上海普通百姓也都已经明白了，这位朱镕基是中央派来准备接替江泽民上海市长职务的。
在当时举行的上海市党政干部会议上，当江泽民第一次向与会全体介绍朱镕基时，台下掌声了了无几，凸显出江泽民的几巴掌拍得格外地剌耳。而本来就生了一副严肃面容的朱镕基此时就更无法展出笑容了，心里开始暗暗叫苦。
这位当年的上海大报记者评论说：当然，朱镕基骨子里还是共产党。但是，通过他主动利用全国人大会议的记者招待会这一难得的机会为自己造势的举动本身，第一，说明他智商足够，懂得见机行事和见缝插针；第二，说明他多少还有点民主意识，虽然知道共产党政权的各级政府领导人根本不是民选，但还是明白必须争取民意的道理；第三，说明他很有些开放意识，学会了西方政治家在公众场合做秀的本领。
在全国人大的“首秀”即获取境外媒体好评之后，回到上海的朱镕基即在次月召开的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再次展现自己的“与众不同”。
在此之前，朱镕基刚到上海时，他知道自己在上海没有背景，为了服众，不得不在一些场合强调自己是总书记赵紫阳同志派到上海帮助江泽民同志主抓经济工作的。但在上海市的人大会议的场合，他却又不失时机地做出一番尊重民意，接受上海市人民挑选的表现，先讲了一通对江泽民领导的上届市政府的丰功伟绩高度肯定的废话之后，即用“丑媳妇不怕见公婆”来形容自己好比是中央“嫁“到上海来的“媳妇”，口口声声“上海市人民的人大代表们就是专门对我这个‘媳妇’进行品头论足的。”
接下来，即应代表要求介绍自己的经历，从幼年时的穷苦出身，到清华大学的地下党学生会主席；从一九五八的“错划右派”，到文革中“下放”离京……。如此一番表演之后，收到的立竿见影的效果就是，“中央派来的新市长是个老右派”的消息，迅速在全市老百姓和知识分子中传开。
众所周知，由于中共政权截止当时已经在中国大陆四十多年的统治时期内搞了一次又一次、一场比一场惨烈的政治运动，所以在整个大陆老百姓中早已造成强烈的逆反心理。这样一来，“老右派”的出身自然使朱镕基得分不少。但事实却是，在当年的那数十万“右派分子”中，相对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被直接关押或者长期下放劳改，甚至被注销城市户口下放农村由贫下中农监督改造的来说，朱镕基当时的境遇要好得多得多。
官版的介绍朱镕基的文章中说：“1958年至1969年，朱镕基任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这是一所中专学校，他的任务是教老干部们学习数理化，到基层去培训徒工。
“1970年元旦，朱镕基被下放到国家计委设在襄樊的‘五七干校’当英语教师，一干就是5年，直到1975年才回到北京。”
而官宣的朱镕基简历中则说，他“1958年至1969年任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也就是说，到计委下属的干部业余学校执教一段时间后，人就又回到了计委机关里，人都还是一直留在北京城里。
凡是对当年中共反右斗争有过亲历，或者仅仅是对那些“右派分子”们的生活经历有些许了解者，看罢朱镕基的如上这段经历后应该都会感慨，原来朱镕基却是当年的所有“错划右派”中，少之又少的幸运儿。李锐先生本人也有相同经历的那大部分当年的“右派分子”们的悲惨境遇，他朱镕基从未经历过半天。
众所周知，“文革”中被下放到中央和国家机关分设在全国各地的所谓 “五七干校“里从事农业劳动经历，是当时绝大部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机关的大小干部们的共同经历。而就是在这段时间里的朱镕基却还能执教，不但老婆孩子一起都是居住在北京，自己也一直都是北京户口 -- 包括本人在襄樊干校任英语教师的五年时间。足见当年的朱镕基不过是虽然“蒙冤”，却并未“受苦”。
朱镕基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期间同他有过多次接触的那位上海某大报记者感慨地评价说：朱镕基是我接触过的中共高级干部中，最懂得琢磨民众心理的。他是共产党的高官，骨子里还是对共产党政权有着相当的感情。但是当年在还没有民意基础的他，却懂得如何用“卖惨”去表面迎合民众对共产党政权的逆反心理。
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介绍的那位曾经被朱镕基亲自提拔的国务院前副部长，评价曾经被“错划右派”的朱镕基与共产党政权的关系是”棍棒底下出孝子”。但当年落在在朱镕基身上的“棍棒”，应该是没有让他感觉到很疼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