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自拍》第427个口述故事 “来新单啦”。王计兵骑在电瓶车上读诗,总被这样的提醒声打断。 2002年初到昆山时,为了节省房租,他用旧木板在吴淞江上搭起了一间木屋,一家人挤在这个风雨飘摇的小屋勉力维生。每当暴风雨的天气,附近居民楼上总有人担心他们的安危,手电筒的光穿过密集的雨点,落在木屋上。“可能就是这样短短的一瞬间,会在别人心里留下永恒的印记。” 这星星点点的光也照进了王计兵的生命里。17年后,一家人已在昆山有了安定的生活,为了补贴家用,王计兵做起了外卖小哥。在一站和下一站的间隙,他用文字“拾荒”,把清洁工、绿化工人、农民工和自己都写在诗里。在他的笔下,绿化工人有着美丽的名字,张桃花,赵梨花,王桂花。“清晨,一个站在露水中心的人/在点名。每喊一声/一朵花就应声开了/点名人一声一声地喊/一会儿,就把一大片花朵/喊满了秋天”。 “外卖诗人”声名鹊起之后,王计兵相继出版了《赶时间的人》《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低处飞行》三本诗集。他半辈子泡在“吃苦耐劳”里,也乐于呈现身边这些再普通不过的角色,让他们像“小花小草”一样在笔下开放。可能没有那么璀璨,但就像是风雨夜中的那束灯光,让普通人能相互取暖,惺惺相惜。 以下是王计兵的自述: 我是王计兵,大家认识我,是因为“外卖诗人”。 12月28日,我发布了一条视频,总结我的2023。过去一年,我的生活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出版了自己的诗集,被央视新闻报道,做客很多个节目,获得了第五届徐州诗人节年度诗人奖,也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的一员。这些于我而言都是十分新鲜的体验。 我的诗集《赶时间的人》出版,2023年8月在成都举办新书分享会。 2023年10月25日,我受邀参加中美民间对话,与美国大卡车司机、畅销书作者Finn Murphy对谈。 我喜欢写东西。几十年来,这从来不是一件需要费力气才能去完成的事情。每当感到紧张、焦虑或者痛苦的时候,我就是想把它写出来,只有把它写出来,我才会觉得舒服。就像是有人抽了一辈子烟,有人喝了一辈子酒,写作于我而言是一样的,以前不过是一种不用花钱的爱好。 01 《父子》 我伸手抚摸坟地的荒草 模拟着父亲抚摸麦苗 这就是生活 有时学会一个动作 却要耗尽另一个人,一生的等待 1969年,我出生在江苏省邳州市官湖的大王庄村,上边有两个哥哥。我家很贫困,连吃饭都是问题。 2024年2月21号,我在我的老家邳州官湖大王庄村自拍。 父亲年轻时候出过一次严重的车祸,家里所有有营养的精粮都要留给我父亲。母亲和我们兄弟三个就是吃粗粮,有时候粗粮都不够吃,要在里边掺一些野菜的叶子。 我吃过最香的一顿饭,是在三年级。我生病发烧吃不下饭,下午出门时,母亲给我带了煎饼,我走在路上咬了一口,感觉这块煎饼怎么这么香,打开一看,原来母亲在红薯煎饼里边,竟然给我卷了一张小麦煎饼——那是体弱的父亲的“特供”。 因为营养不良,我的个子很小,身体一直很弱。小学时别人欺负我,长我三岁的二哥总会替我去“报仇”。等上了初中,二哥已经辍学了,我就失去了“保护伞”。一次放学,雪刚化,水沟里满是泥泞,一个调皮的孩子就欺负我,强迫我在沟里一直走不能上岸。当天晚上,我满身泥巴回到了家里。 十五岁时,别人家的小伙子已经能当一个成年的劳力,干比较重的体力活了,但母亲安排我去麦场上撵鸡。这让我很脸红,因为它是几岁的小孩子干的事情。般般件件被父亲看在眼里,他说“你这样到时候长大了肯定也不行”。 2018年,我重返故乡,拍下了村里的旧貌。 一次父亲在广播里听到一个武校的招生广告,声称“文武兼修”,一边上学一边学武术。父亲很多重活儿都干不了,他不希望我像他一样,决定把我送到那里。我到了才知道,那儿只小学有文化课,初中生就是每天跑步,跟着教练学6个小时武术。 我给父亲写信说明了情况。几天后,他火急火燎地来了。我从一年级起就是三好学生,他是指望我考大学的,这样肯定不行。但不清楚校长和教练是怎么说服了父亲,头天晚上三人一起去吃饭,第二天父亲就悄悄回家了,走的时候都没告诉我。 重返故乡,这是故乡如今的家。 一次武术指导柯受良来我们学校参观,之后我想,这未必不是一条出路。我的身体确实在这一段时间得到了锻炼。校长有时还唆使我们出去打架,认为是习武之人嘛,用这种方式来检验成果。 17岁那年,我最后一次去学校,但家里实在拿不出学费。当时我二哥已经开始做一些小买卖,卖两分钱、五分钱的冰棍,攒了十几块钱。父亲硬是从他口袋里把钱掏出来,最后统统给我,二哥没忍住哭了。 2018年10月,永失吾父,痛彻心扉。 当年冬天回来,二哥已经谈婚论嫁了。娶媳妇要建房子,听说打工一年能挣2000块钱,可能对二哥有一些补偿心理,再加上家里情况确实困难,我就突然插话,说不行我和二哥一起去打工,多赚一点。父亲沉默了一会儿,也就默许了。 在沈阳的工地,我保持着武校的习惯,每天一早出去跑步。一起打工的都是三十多岁的人,他们晚上就聚在一起打牌。我性格内向,也不喜欢那些东西,觉得融不进去,晚上就一个人跑去公园玩。 公园树林旁边正好有个租书的摊。我不舍得花钱,就每天在摊子上看。看了很多杂志上的故事和小说,看了一部分古龙和金庸。经常遇到的情况是,看到一半,第二天再来书就被借走了。像《七剑下天山》有好几本,我最终在旧书摊上四处搜罗,花了7年时间才全看完。 三十多年后,我成为“书香邳州”推广大使。 故事没看完,总有一种恋恋不舍,心里会一直挂念。一次看一个西班牙作家写的武侠小说,恶人正要欺负一对母女,没来得及继续,第二天书被借走了。我就想象了后面的剧情,“草帽大侠从后背抽出双剑”,使了白鹤亮翅、海底捞月几个动作打败恶人。等我再次看这本书的时候,发现竟然和我写的差不多!这大大激发了我对故事、对文学的兴趣。 次年我回到家乡,和父亲一起捞沙。一车河沙3块钱,每天能捞3车,就是9块。身体上是很疲累的,因为长时间泡在河里,手脚都会渗血,一天下来就想躺着不动。但我的精神很自由。一个月去一次县城,每次去的时候我就拿9块钱和一个尿素袋,这样就能背回来满满一袋子的旧书。 2001年,我在家乡的邳州大桥前的留影。 长期沉浸在一袋又一袋的文字里边,我萌发出一种冲动,我也可以写。1991年,我开始寄出自己写的故事,都是两三千字的微型小说,到了第二年,很快就发表了十多篇小说。最长的一篇是以我父亲为原型,文章共5000多字。 我一心想着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甚至幻想过因为小说发表一夜成名的场景。打着帮父亲看桃树林的借口,捞沙之余,我就躲在棚屋里创作长篇小说。那是我一个人的世界,我几乎全身心投入到里边去,时常不自觉地大喊大叫。最严重的时候,因为营养不良,我一天之内晕倒三次,家人反复把我送进医院。 虚拟和现实在我眼里几乎没有界限。笔下的人物丧亲,为了体验他的心境,我一袭白衣出现在了村子里。父母尚在,我竟然“披麻戴孝”,这彻底激怒了父亲。等我返回桃林时,发现遮身的棚屋不见了,二十万字的手稿也不见踪影。我问父亲,他只说不知,直到在新鲜的土堆下看到了被焚烧的稿件残骸。 我为此和父亲冷战了两个月,我觉得既然你连我说话的权力都剥夺了,那我索性就不说话。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无法原谅他。 02 《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 邻居送来的旧沙发 让妻子兴高采烈 她一面手舞足蹈地计划着 给沙发搭配一个恰当的茶几 一面用一本一本的书垫住 一条断掉的沙发腿 虽然和父亲闹僵,但我还是保持读书的习惯,每天在沂河捞沙时,会带一本书放在船头,休息的时候,就看看书。然后,我的爱人出现了。 这个春天,今日头条推出了《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系列微纪录片,我参与了拍摄。纪录片与我的诗同名。 某种程度上,是我的爱人带我走出了那一场阴霾。在我的生命中,她是一个拯救者的角色,让你感觉世界上所有的阴云一扫而光,阳光普照,整个世界都亮堂了起来。对于当时尚年轻的我来说,遇到爱情,实在是整个人生中最精彩的事情。 让妻子兴高采烈的就是这套红色沙发,我们用了很多年。 她就住在河的对岸,每天要过到河这边干活。我摇着船在河上捞沙,帮忙把他们渡过河,这比他们绕行坐摆渡船要方便很多。一来二去,他们每次都走到我的方位,我也就每次都帮忙渡他们过河。 坐船时,我爱人常翻我的书,后来开始借书看,看完了就换下一本。突然有一天,我在她还的书里发现一张纸条,其实就是她手抄了书里的内容。但我当时会错意了,觉得她肯定是对我有好感,一定是要借此表达什么。等再借她书的时候,我也在书里夹了纸条。之后每次借书还书,我们都要先找纸条,交换次数多了,纸条里的用词也越来越大胆。 有一次她过来赶集,折返时天黑了,所有的船都停了,冬天的水面还结了一层薄薄的冰。船上没留船槁没办法划,我就让她坐上船,自己则淌在河里,一面破冰,一面把船推到了对岸。河水极冷,连带着漂浮的碎冰抵达我的下巴,但追女孩子嘛,总要拼一把。 93年的春天,我们借了一个老家哥哥的旧房子,在那里结婚。和父母分家,只领了80斤小麦。我爱人之前说,别人都是过日子,她都是熬日子,这话一点不假。 “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爱着爱我的人”。妻子已经听我读过很多遍这首写给她的诗,但还是忍不住掉下眼泪。 听说新疆挖甘草挣钱,我们就去了新疆,相依为命。甘草只能挖一段时间,之后甘草园会关闭。我俩就分头行动,她在黄田农场给葡萄园钉葡萄箱,我去哈密的工地上抬木头,工友来自五湖四海,一般就住那里。中秋节晚上下工后,老板说这个节日对我们外地人来说很重要,放我们回家一晚。 我坐上最后一班到黄田农场的车,抵达的站台在一个荒僻的十字路口,离我们住的村子还很远。夜已经很深了,我远远看有一个朦胧的黑影在那里晃,心里咯噔一下,心想不会是她吧,胆子这么大万一出事了怎么办?下车之后,果然是她等在那里。那时候又没有电话,我就问你怎么知道我会回来?她说“我知道你肯定会回来”。 1993年,和妻子在新疆哈密。 那一刻就感觉到,命里的这个人真的是最最重要的一个人,是哪怕是付出生命,也不能丢失的一个人。 但我们唯一一次激烈的吵架也是发生在新疆,差点吵到要离婚。那段时间我做苦力打砖坯,打一个五分钱,我花了十块钱给她买了一个好看的发卡,想讨她高兴。但她却十分生气,觉得我十分败家。在她看来,一个发卡只值五毛钱或一块钱,不敢想象一个十块钱的发卡。她也会换算,为买这一个发卡我要打多少砖坯,挖多少甘草。 我妻子是个很实际的人。即便到了今天,如果她的生日我送她一束鲜花,那我们肯定会吵架。她也爱网购,去年家里经济状况有所好转后,她也没有给自己买衣服化妆品之类的,买的都是粮油、鸡鸭这些。 2022年,和妻子在江苏昆山森林公园。 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她对于我写作的态度。我会把写的东西念给她听,最初这是伴侣之间的一点小情趣。但当它日复一日、十分频繁发生时,她就生出了一丝反感。一次她正要端盆洗衣服,我说“读一篇文章给你听”,她就直接把盆扔在了地上,声音很响,盆在原地旋了几转。 后来我在山东跑翻斗车,跟着车队拉土方,还是把所思所想写在纸上、烟盒上。以至于后来每次伙夫生火都要过来问我拿纸——对他们来说只是纸。我自己写了之后,情绪排解了,也就随手扔掉了。有一天,我突然在挂历本的一页看到自己写的关于男孩女孩教育的小故事,署的是别人的名字。 现在,我也会在在超市里看店的间隙,记录下自己的灵感。 我和两个工友说,这篇故事是我写的。一个工友满脸鄙夷,说“那是不可能的吧?”。另一个工友则侧过头去,微微撇嘴笑了一下。我本身就是很敏感的人,他们的反应让我的自尊心受到挑战,我进一步走向了封闭,不再愿意和身边任何人分享我写的东西。 2020年,我的作品出现在了日历上,这次署的是我的名字。 但我还是一直写。从武校出来之后,我身上是有一些戾气的,写作让我变得从容。我觉得每一次写作,就像是照一次镜子,是我和自己的一次对话、审视,是它不断地修正我的过失,让我变成了一个好人。 文学让我变成一个好人。 03 《我的诗》 如果说送外卖的生活是苦的 是日子里喝下的药 毫无疑问,我的诗 就是药后吃下的那颗糖 拉土方期间,我两次目睹车队的工友因事故去世。其中一次就在我眼前,等把工友救出来的时候,他的脑袋被挤压得很软,像一个果冻。我意识到,这个工作没办法让我安身立命,决定另谋出路。 2002年,我们一家人带着500块钱去了江苏昆山。我花50块钱买了一辆二手三轮车,30块买了一块铺地摊的塑料布,剩下就批发了一些便宜的手套、袜子。妻子摆地摊,我就骑三轮车载着女儿出去捡破烂。女儿还小,她觉得捡一个瓶子一毛钱,是非常开心的事情。 2003年,我和孩子在自家路边摊前合影,路边摊长2.6米,宽1米。 但在我眼中完全不是这样。游乐场附近总有和她同龄的小孩,别的孩子有父母宠着,有玩的玩具,连坐的地方都干干净净的;但我自己的孩子脏兮兮,在里边东奔西跑,捡空瓶子拽废纸箱。女儿越是开心,我就越是难过,觉得自己很失败。它很强烈地打击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心里承受不住,我就不敢再带她出去捡破烂。 为了省租房钱,我在吴淞江上用废旧的木板钉了一个小屋,一家人就挤在里边。屋子里通了电,但仅限于照明,那段日子是如何度过的,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只记得每当暴风雨来的时候,附近的楼上总是有人打着手电筒,照一照我们住的房子,确认我们的小屋没事。我不知道这束光背后是谁,因为总是一盏灭了,不一会儿又有其他的光会打过来。 一个人一次不经意的举动,可能会在别人心里留下永恒的印记。我去过很多地方,但就是这些手电筒的光,让我觉得昆山特别美好,也让我们决心留在这里。 我们摆地摊、捡破烂、做早点铺,开小超市,2017年终于在昆山贷款买了房子,真正在这个城市落了脚。在经历这些的时候,确实会有不容易,想的总是我们接下来要怎么活,但我没有感觉到辛苦,而是认为就像是大多数普通人的日子。只是这两年我接受采访不断回忆,这些内容被不断报道和复制,被贴上了“辛苦”这个标签。比如让我回忆住在木屋的日子,夏天有多晒?我全然忘了。 我们一家五口在自家小超市前的合影。 2009年,我买了第一台电脑。说来很好笑,因为打字太慢,我才和诗歌结了缘。我在QQ空间里写日记,只能笨拙地用两个手指去打字,但要看店没那么多时间,我就尽量把我的文章浓缩、精简。后来被别人看到了,说这就是诗歌。 现在很多人觉得,生活要么是眼前的苟且,要么是诗和远方,我不喜欢这种绝对。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几十年来我一直都在低头捡拾六便士,生活的间隙,我也可以抬头看看月亮,二者不是那么非此即彼,它们完全可以兼容。 在现实中无人分享,我就逛诗歌的论坛,把自己的诗贴上去。写作者都希望有读者,希望有知音,我也希望能在论坛上找到知音。论坛氛围很友好,针对我的诗,大家会给出很诚恳的评价和指导,我把他们统称为老师。所以我一直说,在写诗这件事情上,我是被百家饭喂养大的。 2019年博鳌国际诗歌节,我和我的“老师”们。 《特区文学》的《十面埋伏》栏目,十位老师针对我的作品撰写评论。在诗歌创作中,很多老师都给予过我帮助。 2017年,邳州市作协的杨华老师看到了我写的诗,想发展我成为会员。我给文学期刊投稿,顺利获得发表。接到杨华老师电话,得知我被邳州市作协正式录取时,我恰好在老家,父亲就在旁边。挂了电话之后,他说“没想到我耽误了你这么多年”。 父亲很在乎他的权威,一辈子不低头,那是唯一一句向我“低头”的话。我一瞬间抑制不住想哭,立刻起身从他身边走开,花很长时间平复情绪。当了父亲之后我明白,孩子的痛苦在父母那里肯定是双倍的。当时的他作为一个父亲,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焚稿,将这个在精神崩溃边缘的孩子拉回了真实的日常生活,但却让自己几十年处在压力和后悔之下。 多年以后,我和父亲终于互相理解。 2020年,我和家人的合影,可惜二女儿和小外孙没在照片里。 他不知道的是,他和母亲也常是我诗歌的主题。他们是很矛盾的一代人。他们一辈子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生活上,承受的贫穷也好,争吵和家暴也好,疾病也好,他们认为那都是命。但他们在承受如此命运的时候,又坚韧得出奇。 我的母亲,她的名字叫包成珍。 我写过一首诗《遗嘱》,“母亲卧床之后/曾一次次设想/葬礼的场面/和葬礼之后的杯盘狼藉/一遍遍叮嘱我们/ 应该注意的事项/应该防备的人/叮嘱我们/那些空纸箱,空瓶子/一定要及时收纳/母亲说,葬礼之后/第二天,必然有人/上门回收”。他们很多普通不过的日常,带给我莫大的冲击。 母亲节当天,我在抖音分享诗歌《我的母亲叫包成珍》。 2019年,在经济压力下,年近半百的我成为了一名外卖员。接单少、等级低时,这份工作做起来很轻松,也很自由。我的诗里总是写到麻雀,因为它虽然普通,但很自由。外卖员这份工作让我觉得自己就是低处飞行的麻雀,只不过它用翅膀,我用电瓶车。 等级上来了,工作变得紧张。这份工作逼迫我每天面对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给我很多新奇的体验。比如有一天晚上,一个订单让我送到郊外的一片荒野树林,没有人来接,收货人只让我把东西放在地上,是一份胡辣汤。几天之后,我心里疑惑,故地重游,发现原来就在墓园的旁边。这样的经历令我产生诸多遐想。 2020年,我在送外卖的路上。因为更高的配送费,我很喜欢在恶劣的天气接单。 我在“低处飞行”时看到了很多同类,灵感迸发时,就边骑车边用语音记录到手机里。 送外卖的路上常常迸发灵感,我停车将它们记录下来。 2024年3月5日,我在给自己的第三本诗集《低处飞行》签书。 我写绿化工人,“清晨,一个站在露水中心的人/在点名/每喊一声/一朵花就应声开了”;我写乞丐,“一个弯曲成问号的老人/手里捧着的大号铁碗/多像是提笔时/不小心滴落的一滴墨/一处书法的误笔在人间行走”;我写农民工,“对于土地/他们个个都是一把好手/现在他们却背负地图/走在别人的田地上”;我也写作为快递员的自己,“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个地名/王庄村也是”。 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 很多人说,能从我的诗中看出悲悯。这与我的自身经历不无关系,我总觉得,作为一个比较幸运的普通人,我有责任去记录我们这些普通人,记录我们这一代的普通人是如何度过一生。从技巧而言,我深知自己和学院派诗人差距甚远,但对于笔下的这些人,我更多是一种朴素的情感,它甚至不需要文学包装。 2023年4月,和余秀华老师对谈。 我们都是在谋生活的普通人,没有那么光鲜和瞩目,但如果能够让这些不被人瞩目的“小花小草”在我的笔下绽放,让别人通过我的诗歌来看到普通人,或者在无力、困难的时候能够从中获得力量,互相取暖,那将是再美好不过的一件事情。 “外卖诗人”这样的极具反差性的标签给了我很多红利,但再过两年,我就达到了外卖员的年龄上限。我希望自己能够保持清醒,保持真实,不被这样的标签所禁锢。我希望自己做一条河流,保持安静,还要流淌。 欢迎打开抖音和今日头条,关注“外卖诗人王计兵”
这是《自拍》第427个口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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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新单啦”。王计兵骑在电瓶车上读诗,总被这样的提醒声打断。
2002年初到昆山时,为了节省房租,他用旧木板在吴淞江上搭起了一间木屋,一家人挤在这个风雨飘摇的小屋勉力维生。每当暴风雨的天气,附近居民楼上总有人担心他们的安危,手电筒的光穿过密集的雨点,落在木屋上。“可能就是这样短短的一瞬间,会在别人心里留下永恒的印记。”
这星星点点的光也照进了王计兵的生命里。17年后,一家人已在昆山有了安定的生活,为了补贴家用,王计兵做起了外卖小哥。在一站和下一站的间隙,他用文字“拾荒”,把清洁工、绿化工人、农民工和自己都写在诗里。在他的笔下,绿化工人有着美丽的名字,张桃花,赵梨花,王桂花。“清晨,一个站在露水中心的人/在点名。每喊一声/一朵花就应声开了/点名人一声一声地喊/一会儿,就把一大片花朵/喊满了秋天”。
“外卖诗人”声名鹊起之后,王计兵相继出版了《赶时间的人》《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低处飞行》三本诗集。他半辈子泡在“吃苦耐劳”里,也乐于呈现身边这些再普通不过的角色,让他们像“小花小草”一样在笔下开放。可能没有那么璀璨,但就像是风雨夜中的那束灯光,让普通人能相互取暖,惺惺相惜。
以下是王计兵的自述:
我是王计兵,大家认识我,是因为“外卖诗人”。
12月28日,我发布了一条视频,总结我的2023。过去一年,我的生活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出版了自己的诗集,被央视新闻报道,做客很多个节目,获得了第五届徐州诗人节年度诗人奖,也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的一员。这些于我而言都是十分新鲜的体验。
我的诗集《赶时间的人》出版,2023年8月在成都举办新书分享会。
2023年10月25日,我受邀参加中美民间对话,与美国大卡车司机、畅销书作者Finn Murphy对谈。
我喜欢写东西。几十年来,这从来不是一件需要费力气才能去完成的事情。每当感到紧张、焦虑或者痛苦的时候,我就是想把它写出来,只有把它写出来,我才会觉得舒服。就像是有人抽了一辈子烟,有人喝了一辈子酒,写作于我而言是一样的,以前不过是一种不用花钱的爱好。
01
《父子》
我伸手抚摸坟地的荒草
模拟着父亲抚摸麦苗
这就是生活
有时学会一个动作
却要耗尽另一个人,一生的等待
1969年,我出生在江苏省邳州市官湖的大王庄村,上边有两个哥哥。我家很贫困,连吃饭都是问题。
2024年2月21号,我在我的老家邳州官湖大王庄村自拍。
父亲年轻时候出过一次严重的车祸,家里所有有营养的精粮都要留给我父亲。母亲和我们兄弟三个就是吃粗粮,有时候粗粮都不够吃,要在里边掺一些野菜的叶子。
我吃过最香的一顿饭,是在三年级。我生病发烧吃不下饭,下午出门时,母亲给我带了煎饼,我走在路上咬了一口,感觉这块煎饼怎么这么香,打开一看,原来母亲在红薯煎饼里边,竟然给我卷了一张小麦煎饼——那是体弱的父亲的“特供”。
因为营养不良,我的个子很小,身体一直很弱。小学时别人欺负我,长我三岁的二哥总会替我去“报仇”。等上了初中,二哥已经辍学了,我就失去了“保护伞”。一次放学,雪刚化,水沟里满是泥泞,一个调皮的孩子就欺负我,强迫我在沟里一直走不能上岸。当天晚上,我满身泥巴回到了家里。
十五岁时,别人家的小伙子已经能当一个成年的劳力,干比较重的体力活了,但母亲安排我去麦场上撵鸡。这让我很脸红,因为它是几岁的小孩子干的事情。般般件件被父亲看在眼里,他说“你这样到时候长大了肯定也不行”。
2018年,我重返故乡,拍下了村里的旧貌。
一次父亲在广播里听到一个武校的招生广告,声称“文武兼修”,一边上学一边学武术。父亲很多重活儿都干不了,他不希望我像他一样,决定把我送到那里。我到了才知道,那儿只小学有文化课,初中生就是每天跑步,跟着教练学6个小时武术。
我给父亲写信说明了情况。几天后,他火急火燎地来了。我从一年级起就是三好学生,他是指望我考大学的,这样肯定不行。但不清楚校长和教练是怎么说服了父亲,头天晚上三人一起去吃饭,第二天父亲就悄悄回家了,走的时候都没告诉我。
重返故乡,这是故乡如今的家。
一次武术指导柯受良来我们学校参观,之后我想,这未必不是一条出路。我的身体确实在这一段时间得到了锻炼。校长有时还唆使我们出去打架,认为是习武之人嘛,用这种方式来检验成果。
17岁那年,我最后一次去学校,但家里实在拿不出学费。当时我二哥已经开始做一些小买卖,卖两分钱、五分钱的冰棍,攒了十几块钱。父亲硬是从他口袋里把钱掏出来,最后统统给我,二哥没忍住哭了。
2018年10月,永失吾父,痛彻心扉。
当年冬天回来,二哥已经谈婚论嫁了。娶媳妇要建房子,听说打工一年能挣2000块钱,可能对二哥有一些补偿心理,再加上家里情况确实困难,我就突然插话,说不行我和二哥一起去打工,多赚一点。父亲沉默了一会儿,也就默许了。
在沈阳的工地,我保持着武校的习惯,每天一早出去跑步。一起打工的都是三十多岁的人,他们晚上就聚在一起打牌。我性格内向,也不喜欢那些东西,觉得融不进去,晚上就一个人跑去公园玩。
公园树林旁边正好有个租书的摊。我不舍得花钱,就每天在摊子上看。看了很多杂志上的故事和小说,看了一部分古龙和金庸。经常遇到的情况是,看到一半,第二天再来书就被借走了。像《七剑下天山》有好几本,我最终在旧书摊上四处搜罗,花了7年时间才全看完。
三十多年后,我成为“书香邳州”推广大使。
故事没看完,总有一种恋恋不舍,心里会一直挂念。一次看一个西班牙作家写的武侠小说,恶人正要欺负一对母女,没来得及继续,第二天书被借走了。我就想象了后面的剧情,“草帽大侠从后背抽出双剑”,使了白鹤亮翅、海底捞月几个动作打败恶人。等我再次看这本书的时候,发现竟然和我写的差不多!这大大激发了我对故事、对文学的兴趣。
次年我回到家乡,和父亲一起捞沙。一车河沙3块钱,每天能捞3车,就是9块。身体上是很疲累的,因为长时间泡在河里,手脚都会渗血,一天下来就想躺着不动。但我的精神很自由。一个月去一次县城,每次去的时候我就拿9块钱和一个尿素袋,这样就能背回来满满一袋子的旧书。
2001年,我在家乡的邳州大桥前的留影。
长期沉浸在一袋又一袋的文字里边,我萌发出一种冲动,我也可以写。1991年,我开始寄出自己写的故事,都是两三千字的微型小说,到了第二年,很快就发表了十多篇小说。最长的一篇是以我父亲为原型,文章共5000多字。
我一心想着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甚至幻想过因为小说发表一夜成名的场景。打着帮父亲看桃树林的借口,捞沙之余,我就躲在棚屋里创作长篇小说。那是我一个人的世界,我几乎全身心投入到里边去,时常不自觉地大喊大叫。最严重的时候,因为营养不良,我一天之内晕倒三次,家人反复把我送进医院。
虚拟和现实在我眼里几乎没有界限。笔下的人物丧亲,为了体验他的心境,我一袭白衣出现在了村子里。父母尚在,我竟然“披麻戴孝”,这彻底激怒了父亲。等我返回桃林时,发现遮身的棚屋不见了,二十万字的手稿也不见踪影。我问父亲,他只说不知,直到在新鲜的土堆下看到了被焚烧的稿件残骸。
我为此和父亲冷战了两个月,我觉得既然你连我说话的权力都剥夺了,那我索性就不说话。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无法原谅他。
02
《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
邻居送来的旧沙发
让妻子兴高采烈
她一面手舞足蹈地计划着
给沙发搭配一个恰当的茶几
一面用一本一本的书垫住
一条断掉的沙发腿
虽然和父亲闹僵,但我还是保持读书的习惯,每天在沂河捞沙时,会带一本书放在船头,休息的时候,就看看书。然后,我的爱人出现了。
这个春天,今日头条推出了《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系列微纪录片,我参与了拍摄。纪录片与我的诗同名。
某种程度上,是我的爱人带我走出了那一场阴霾。在我的生命中,她是一个拯救者的角色,让你感觉世界上所有的阴云一扫而光,阳光普照,整个世界都亮堂了起来。对于当时尚年轻的我来说,遇到爱情,实在是整个人生中最精彩的事情。
让妻子兴高采烈的就是这套红色沙发,我们用了很多年。
她就住在河的对岸,每天要过到河这边干活。我摇着船在河上捞沙,帮忙把他们渡过河,这比他们绕行坐摆渡船要方便很多。一来二去,他们每次都走到我的方位,我也就每次都帮忙渡他们过河。
坐船时,我爱人常翻我的书,后来开始借书看,看完了就换下一本。突然有一天,我在她还的书里发现一张纸条,其实就是她手抄了书里的内容。但我当时会错意了,觉得她肯定是对我有好感,一定是要借此表达什么。等再借她书的时候,我也在书里夹了纸条。之后每次借书还书,我们都要先找纸条,交换次数多了,纸条里的用词也越来越大胆。
有一次她过来赶集,折返时天黑了,所有的船都停了,冬天的水面还结了一层薄薄的冰。船上没留船槁没办法划,我就让她坐上船,自己则淌在河里,一面破冰,一面把船推到了对岸。河水极冷,连带着漂浮的碎冰抵达我的下巴,但追女孩子嘛,总要拼一把。
93年的春天,我们借了一个老家哥哥的旧房子,在那里结婚。和父母分家,只领了80斤小麦。我爱人之前说,别人都是过日子,她都是熬日子,这话一点不假。
“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爱着爱我的人”。妻子已经听我读过很多遍这首写给她的诗,但还是忍不住掉下眼泪。
听说新疆挖甘草挣钱,我们就去了新疆,相依为命。甘草只能挖一段时间,之后甘草园会关闭。我俩就分头行动,她在黄田农场给葡萄园钉葡萄箱,我去哈密的工地上抬木头,工友来自五湖四海,一般就住那里。中秋节晚上下工后,老板说这个节日对我们外地人来说很重要,放我们回家一晚。
我坐上最后一班到黄田农场的车,抵达的站台在一个荒僻的十字路口,离我们住的村子还很远。夜已经很深了,我远远看有一个朦胧的黑影在那里晃,心里咯噔一下,心想不会是她吧,胆子这么大万一出事了怎么办?下车之后,果然是她等在那里。那时候又没有电话,我就问你怎么知道我会回来?她说“我知道你肯定会回来”。
1993年,和妻子在新疆哈密。
那一刻就感觉到,命里的这个人真的是最最重要的一个人,是哪怕是付出生命,也不能丢失的一个人。
但我们唯一一次激烈的吵架也是发生在新疆,差点吵到要离婚。那段时间我做苦力打砖坯,打一个五分钱,我花了十块钱给她买了一个好看的发卡,想讨她高兴。但她却十分生气,觉得我十分败家。在她看来,一个发卡只值五毛钱或一块钱,不敢想象一个十块钱的发卡。她也会换算,为买这一个发卡我要打多少砖坯,挖多少甘草。
我妻子是个很实际的人。即便到了今天,如果她的生日我送她一束鲜花,那我们肯定会吵架。她也爱网购,去年家里经济状况有所好转后,她也没有给自己买衣服化妆品之类的,买的都是粮油、鸡鸭这些。
2022年,和妻子在江苏昆山森林公园。
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她对于我写作的态度。我会把写的东西念给她听,最初这是伴侣之间的一点小情趣。但当它日复一日、十分频繁发生时,她就生出了一丝反感。一次她正要端盆洗衣服,我说“读一篇文章给你听”,她就直接把盆扔在了地上,声音很响,盆在原地旋了几转。
后来我在山东跑翻斗车,跟着车队拉土方,还是把所思所想写在纸上、烟盒上。以至于后来每次伙夫生火都要过来问我拿纸——对他们来说只是纸。我自己写了之后,情绪排解了,也就随手扔掉了。有一天,我突然在挂历本的一页看到自己写的关于男孩女孩教育的小故事,署的是别人的名字。
现在,我也会在在超市里看店的间隙,记录下自己的灵感。
我和两个工友说,这篇故事是我写的。一个工友满脸鄙夷,说“那是不可能的吧?”。另一个工友则侧过头去,微微撇嘴笑了一下。我本身就是很敏感的人,他们的反应让我的自尊心受到挑战,我进一步走向了封闭,不再愿意和身边任何人分享我写的东西。
2020年,我的作品出现在了日历上,这次署的是我的名字。
但我还是一直写。从武校出来之后,我身上是有一些戾气的,写作让我变得从容。我觉得每一次写作,就像是照一次镜子,是我和自己的一次对话、审视,是它不断地修正我的过失,让我变成了一个好人。
文学让我变成一个好人。
03
《我的诗》
如果说送外卖的生活是苦的
是日子里喝下的药
毫无疑问,我的诗
就是药后吃下的那颗糖
拉土方期间,我两次目睹车队的工友因事故去世。其中一次就在我眼前,等把工友救出来的时候,他的脑袋被挤压得很软,像一个果冻。我意识到,这个工作没办法让我安身立命,决定另谋出路。
2002年,我们一家人带着500块钱去了江苏昆山。我花50块钱买了一辆二手三轮车,30块买了一块铺地摊的塑料布,剩下就批发了一些便宜的手套、袜子。妻子摆地摊,我就骑三轮车载着女儿出去捡破烂。女儿还小,她觉得捡一个瓶子一毛钱,是非常开心的事情。
2003年,我和孩子在自家路边摊前合影,路边摊长2.6米,宽1米。
但在我眼中完全不是这样。游乐场附近总有和她同龄的小孩,别的孩子有父母宠着,有玩的玩具,连坐的地方都干干净净的;但我自己的孩子脏兮兮,在里边东奔西跑,捡空瓶子拽废纸箱。女儿越是开心,我就越是难过,觉得自己很失败。它很强烈地打击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心里承受不住,我就不敢再带她出去捡破烂。
为了省租房钱,我在吴淞江上用废旧的木板钉了一个小屋,一家人就挤在里边。屋子里通了电,但仅限于照明,那段日子是如何度过的,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只记得每当暴风雨来的时候,附近的楼上总是有人打着手电筒,照一照我们住的房子,确认我们的小屋没事。我不知道这束光背后是谁,因为总是一盏灭了,不一会儿又有其他的光会打过来。
一个人一次不经意的举动,可能会在别人心里留下永恒的印记。我去过很多地方,但就是这些手电筒的光,让我觉得昆山特别美好,也让我们决心留在这里。
我们摆地摊、捡破烂、做早点铺,开小超市,2017年终于在昆山贷款买了房子,真正在这个城市落了脚。在经历这些的时候,确实会有不容易,想的总是我们接下来要怎么活,但我没有感觉到辛苦,而是认为就像是大多数普通人的日子。只是这两年我接受采访不断回忆,这些内容被不断报道和复制,被贴上了“辛苦”这个标签。比如让我回忆住在木屋的日子,夏天有多晒?我全然忘了。
我们一家五口在自家小超市前的合影。
2009年,我买了第一台电脑。说来很好笑,因为打字太慢,我才和诗歌结了缘。我在QQ空间里写日记,只能笨拙地用两个手指去打字,但要看店没那么多时间,我就尽量把我的文章浓缩、精简。后来被别人看到了,说这就是诗歌。
现在很多人觉得,生活要么是眼前的苟且,要么是诗和远方,我不喜欢这种绝对。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几十年来我一直都在低头捡拾六便士,生活的间隙,我也可以抬头看看月亮,二者不是那么非此即彼,它们完全可以兼容。
在现实中无人分享,我就逛诗歌的论坛,把自己的诗贴上去。写作者都希望有读者,希望有知音,我也希望能在论坛上找到知音。论坛氛围很友好,针对我的诗,大家会给出很诚恳的评价和指导,我把他们统称为老师。所以我一直说,在写诗这件事情上,我是被百家饭喂养大的。
2019年博鳌国际诗歌节,我和我的“老师”们。
《特区文学》的《十面埋伏》栏目,十位老师针对我的作品撰写评论。在诗歌创作中,很多老师都给予过我帮助。
2017年,邳州市作协的杨华老师看到了我写的诗,想发展我成为会员。我给文学期刊投稿,顺利获得发表。接到杨华老师电话,得知我被邳州市作协正式录取时,我恰好在老家,父亲就在旁边。挂了电话之后,他说“没想到我耽误了你这么多年”。
父亲很在乎他的权威,一辈子不低头,那是唯一一句向我“低头”的话。我一瞬间抑制不住想哭,立刻起身从他身边走开,花很长时间平复情绪。当了父亲之后我明白,孩子的痛苦在父母那里肯定是双倍的。当时的他作为一个父亲,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焚稿,将这个在精神崩溃边缘的孩子拉回了真实的日常生活,但却让自己几十年处在压力和后悔之下。
多年以后,我和父亲终于互相理解。
2020年,我和家人的合影,可惜二女儿和小外孙没在照片里。
他不知道的是,他和母亲也常是我诗歌的主题。他们是很矛盾的一代人。他们一辈子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生活上,承受的贫穷也好,争吵和家暴也好,疾病也好,他们认为那都是命。但他们在承受如此命运的时候,又坚韧得出奇。
我的母亲,她的名字叫包成珍。
我写过一首诗《遗嘱》,“母亲卧床之后/曾一次次设想/葬礼的场面/和葬礼之后的杯盘狼藉/一遍遍叮嘱我们/ 应该注意的事项/应该防备的人/叮嘱我们/那些空纸箱,空瓶子/一定要及时收纳/母亲说,葬礼之后/第二天,必然有人/上门回收”。他们很多普通不过的日常,带给我莫大的冲击。
母亲节当天,我在抖音分享诗歌《我的母亲叫包成珍》。
2019年,在经济压力下,年近半百的我成为了一名外卖员。接单少、等级低时,这份工作做起来很轻松,也很自由。我的诗里总是写到麻雀,因为它虽然普通,但很自由。外卖员这份工作让我觉得自己就是低处飞行的麻雀,只不过它用翅膀,我用电瓶车。
等级上来了,工作变得紧张。这份工作逼迫我每天面对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给我很多新奇的体验。比如有一天晚上,一个订单让我送到郊外的一片荒野树林,没有人来接,收货人只让我把东西放在地上,是一份胡辣汤。几天之后,我心里疑惑,故地重游,发现原来就在墓园的旁边。这样的经历令我产生诸多遐想。
2020年,我在送外卖的路上。因为更高的配送费,我很喜欢在恶劣的天气接单。
我在“低处飞行”时看到了很多同类,灵感迸发时,就边骑车边用语音记录到手机里。
送外卖的路上常常迸发灵感,我停车将它们记录下来。
2024年3月5日,我在给自己的第三本诗集《低处飞行》签书。
我写绿化工人,“清晨,一个站在露水中心的人/在点名/每喊一声/一朵花就应声开了”;我写乞丐,“一个弯曲成问号的老人/手里捧着的大号铁碗/多像是提笔时/不小心滴落的一滴墨/一处书法的误笔在人间行走”;我写农民工,“对于土地/他们个个都是一把好手/现在他们却背负地图/走在别人的田地上”;我也写作为快递员的自己,“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个地名/王庄村也是”。
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
很多人说,能从我的诗中看出悲悯。这与我的自身经历不无关系,我总觉得,作为一个比较幸运的普通人,我有责任去记录我们这些普通人,记录我们这一代的普通人是如何度过一生。从技巧而言,我深知自己和学院派诗人差距甚远,但对于笔下的这些人,我更多是一种朴素的情感,它甚至不需要文学包装。
2023年4月,和余秀华老师对谈。
我们都是在谋生活的普通人,没有那么光鲜和瞩目,但如果能够让这些不被人瞩目的“小花小草”在我的笔下绽放,让别人通过我的诗歌来看到普通人,或者在无力、困难的时候能够从中获得力量,互相取暖,那将是再美好不过的一件事情。
“外卖诗人”这样的极具反差性的标签给了我很多红利,但再过两年,我就达到了外卖员的年龄上限。我希望自己能够保持清醒,保持真实,不被这样的标签所禁锢。我希望自己做一条河流,保持安静,还要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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