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在北京，等待上火车的中国孩子。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非典灾难本应将中国带入一个公开和负责的新时期。17年前，中国政府掩盖传播情况，导致该病毒席卷世界。随着疫情范围扩大，在中国的新闻记者、知识分子和其他批评人士的责备下，北京被迫将该问题公开。
“非典成了我们国家的9·11，”许知远在2003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他当时还是一名年轻的报纸专栏作家，也是政府处理非典方式的严厉批评者。“它迫使我们关注全球化的真正含义。”
今天，中国正面临着另一种神秘疾病——冠状病毒的传播，目前已导致至少17人死亡，570多人受到感染。虽然北京的反应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善，但在其他方面却出现了倒退。它对批评进行审查。拘留传播所谓“谣言”的人。压制它认为会令人惊慌的信息。
尽管中国的审查者忙于清理互联网，但网上仍有对北京处理这种新病毒的方式感到失望和忧虑的言论。自12月以来，这种病毒已经从武汉扩散到其他国家，甚至传到了美国。
“觉得SARS迫使中国重新思考自己的治理模式，”现为视频脱口秀节目主持人的许知远周二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并贴出了2003年时报引用他的话的截图。 “我太天真了。”
自非典疫情以来，中国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好。它的经济增长了八倍。建造的摩天大楼、地铁和高铁比任何国家都多。它的科技公司可以与硅谷的巨头抗衡。响应速度更快的官僚机构可以为更多人提供医疗保健、社会服务，甚至生活质量的改善，比如公园。
在处理疾病方面，公共卫生系统已大为改善。武汉是疫情爆发的中心，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流行病研究实验室所在地之一。
这些改进是付出了代价的。政府加强了对互联网、媒体和公民社会的控制。它拥有更雄厚的财力和更强的控制信息全国流动的能力。
结果，许多在2003年将责任归咎于政府的新闻媒体、倡导团体、活动人士及其他人遭到了压制或排挤。
许多人以为非典能让人幡然醒悟。2003年，一名中国医务工作者为去往中国武汉的乘客检查体温。 Reuters
“这个系统最成功之处，就是摧毁了正直的人、值得信赖的机构，以及一个社会自我叙事的能力，”许知远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只剩下一个傲慢的权力以及一堆杂乱的信息与脆弱、孤独而愤怒的个体。”
就在这种新病毒在武汉蔓延之时，政府也在硬着头皮撑门面。
首个病例是12月8日报告的。随着疾病的传播，武汉官员坚持认为它是可防可控。警方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有关该病毒帖子的八个人进行了传唤，称他们散布“谣言”。
上周六，也就是武汉向世界公布疫情严重程度的两天前，它举办了一场有超过四万个家庭参加的万家宴，这样它就可以为此申请在一个活动中提供最多菜品的世界纪录。在向世界公布消息的当天，它还宣布将在本周六开始的农历新年假期期间，向民众发放20万张节日活动的免费门票。
中央政府支持武汉的官员。1月10日，政府的著名呼吸系统专家王广发告诉国有媒体中央电视台，武汉市的肺炎“处于可控状态”，而且大多是“轻度病情”。11天后，他向中国媒体证实他自己可能在考察武汉期间感染了该病毒。
对疫情爆发的识别需要时间，而中国也并不是第一个因一种疾病而措手不及的政府。
但是政府官员作出的选择影响着一个重要的商业和交通枢纽。武汉是一个有1100万人口的城市，其中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近100万大学生。等到疫情严重性公开的时候，为期40天的春运已经开始，在此期间中国大约会有30亿人次的出行。
如果网站和媒体报道能说明这种加剧的担忧，人们可能会做出不同的决定。相反，他们出行了。周二，北京所有确诊的5宗病例都是曾在1月前往武汉出差、学习或游玩的人。
周三，医务人员将一名据信是香港首例武汉冠状病毒肺炎患者送至医院。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直到一周前，中国还有人称之为“爱国病毒”。香港、泰国、越南、日本和亚洲其他地方都出现了病例。在中国，除了武汉，没有其他城市通报感染病例。直到香港新闻媒体周末报道在中国其他城市发现了这种病毒，各地的官员才出面。
一些批评人士认为这与非典类似。2003年，广州报纸《南方都市报》首次报道了非典的爆发。军医蒋彦永站出来公开他掌握的情况。直到那时官员才采取行动。
“这种病毒进入公众视野的方式与17年前的非典相同，”新闻学助理教授闾丘露薇表示。她曾作为香港凤凰卫视记者报道过非典。
许多2003年的勇敢的声音消失了。和中国几乎所有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活跃过的媒体一样，《南方都市报》也失去了向北京或当地政府问责的报道自由。仅有几家大陆新闻媒体批评性地报道了当前的危机，并且也只是以一种分析的语气。
2003年，凤凰卫视致电当时的明星记者闾丘露薇，当时她从伊拉克回来，在北京报道非典。在一周的时间里，她紧紧跟随新任北京市长王岐山，报道政府如何应对危机。王岐山后来成了中国副主席。
这种开放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上周，当一群香港记者去了武汉收治了大多数冠状病毒患者的医院时，警方将他们扣留了几个小时。他们被要求删除录像画面，并交出手机和相机进行检查。
周二，闾丘露薇为腾讯新闻撰写了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香港政府为应对这种病毒所采取的措施。10小时后，该文章被删除。
在2003年披露疫情的军医蒋彦永被定期软禁，并被禁止访问美国以领取颁发给他的人权奖。他还被塑造成坏榜样。2017年，一所备考学校就蒋彦永的决定出了一道选择题。正确答案是B：这是错误的，因为它损害了国家、社会和社区的利益，应受到法律制裁。
周三，一名工作人员在武汉汉口火车站喷洒消毒液。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自非典爆发以来，中国的信息披露已在许多方面得到了改善。政府更快地承认了问题。北京官员已经表示决心要更加透明。一个中共高层委员会周二表示不会容忍任何瞒报。
该委员会在微信上说：“谁为了一己之利，刻意迟报瞒报，谁就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该帖后来被删除。
但是，当政府是唯一的信息来源时，明智的建议和宝贵的线索可能会丢失。中国东部山东省的一个警察局周三在新浪微博上发布消息称拘留了四名居民，理由是散布谣言称该地区有一名疑似冠状病毒患者。在那种环境下，其他人都不敢出声。
“有关方面无不在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事关疫情，只有官方可以说话，”《南方都市报》前记者于平在他的个人博客上写道。“其他人一律闭嘴。”
“那就不叫信息公开，”于平补充说。“而是赤裸裸的信息垄断。”
周二在北京，等待上火车的中国孩子。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非典灾难本应将中国带入一个公开和负责的新时期。17年前，中国政府掩盖传播情况，导致该病毒席卷世界。随着疫情范围扩大，在中国的新闻记者、知识分子和其他批评人士的责备下，北京被迫将该问题公开。
“非典成了我们国家的9·11，”许知远在2003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他当时还是一名年轻的报纸专栏作家，也是政府处理非典方式的严厉批评者。“它迫使我们关注全球化的真正含义。”
今天，中国正面临着另一种神秘疾病——冠状病毒的传播，目前已导致至少17人死亡，570多人受到感染。虽然北京的反应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善，但在其他方面却出现了倒退。它对批评进行审查。拘留传播所谓“谣言”的人。压制它认为会令人惊慌的信息。
尽管中国的审查者忙于清理互联网，但网上仍有对北京处理这种新病毒的方式感到失望和忧虑的言论。自12月以来，这种病毒已经从武汉扩散到其他国家，甚至传到了美国。
“觉得SARS迫使中国重新思考自己的治理模式，”现为视频脱口秀节目主持人的许知远周二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并贴出了2003年时报引用他的话的截图。 “我太天真了。”
自非典疫情以来，中国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好。它的经济增长了八倍。建造的摩天大楼、地铁和高铁比任何国家都多。它的科技公司可以与硅谷的巨头抗衡。响应速度更快的官僚机构可以为更多人提供医疗保健、社会服务，甚至生活质量的改善，比如公园。
在处理疾病方面，公共卫生系统已大为改善。武汉是疫情爆发的中心，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流行病研究实验室所在地之一。
这些改进是付出了代价的。政府加强了对互联网、媒体和公民社会的控制。它拥有更雄厚的财力和更强的控制信息全国流动的能力。
结果，许多在2003年将责任归咎于政府的新闻媒体、倡导团体、活动人士及其他人遭到了压制或排挤。
许多人以为非典能让人幡然醒悟。2003年，一名中国医务工作者为去往中国武汉的乘客检查体温。 Reuters
“这个系统最成功之处，就是摧毁了正直的人、值得信赖的机构，以及一个社会自我叙事的能力，”许知远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只剩下一个傲慢的权力以及一堆杂乱的信息与脆弱、孤独而愤怒的个体。”
就在这种新病毒在武汉蔓延之时，政府也在硬着头皮撑门面。
首个病例是12月8日报告的。随着疾病的传播，武汉官员坚持认为它是可防可控。警方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有关该病毒帖子的八个人进行了传唤，称他们散布“谣言”。
上周六，也就是武汉向世界公布疫情严重程度的两天前，它举办了一场有超过四万个家庭参加的万家宴，这样它就可以为此申请在一个活动中提供最多菜品的世界纪录。在向世界公布消息的当天，它还宣布将在本周六开始的农历新年假期期间，向民众发放20万张节日活动的免费门票。
中央政府支持武汉的官员。1月10日，政府的著名呼吸系统专家王广发告诉国有媒体中央电视台，武汉市的肺炎“处于可控状态”，而且大多是“轻度病情”。11天后，他向中国媒体证实他自己可能在考察武汉期间感染了该病毒。
对疫情爆发的识别需要时间，而中国也并不是第一个因一种疾病而措手不及的政府。
但是政府官员作出的选择影响着一个重要的商业和交通枢纽。武汉是一个有1100万人口的城市，其中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近100万大学生。等到疫情严重性公开的时候，为期40天的春运已经开始，在此期间中国大约会有30亿人次的出行。
如果网站和媒体报道能说明这种加剧的担忧，人们可能会做出不同的决定。相反，他们出行了。周二，北京所有确诊的5宗病例都是曾在1月前往武汉出差、学习或游玩的人。
周三，医务人员将一名据信是香港首例武汉冠状病毒肺炎患者送至医院。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直到一周前，中国还有人称之为“爱国病毒”。香港、泰国、越南、日本和亚洲其他地方都出现了病例。在中国，除了武汉，没有其他城市通报感染病例。直到香港新闻媒体周末报道在中国其他城市发现了这种病毒，各地的官员才出面。
一些批评人士认为这与非典类似。2003年，广州报纸《南方都市报》首次报道了非典的爆发。军医蒋彦永站出来公开他掌握的情况。直到那时官员才采取行动。
“这种病毒进入公众视野的方式与17年前的非典相同，”新闻学助理教授闾丘露薇表示。她曾作为香港凤凰卫视记者报道过非典。
许多2003年的勇敢的声音消失了。和中国几乎所有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活跃过的媒体一样，《南方都市报》也失去了向北京或当地政府问责的报道自由。仅有几家大陆新闻媒体批评性地报道了当前的危机，并且也只是以一种分析的语气。
2003年，凤凰卫视致电当时的明星记者闾丘露薇，当时她从伊拉克回来，在北京报道非典。在一周的时间里，她紧紧跟随新任北京市长王岐山，报道政府如何应对危机。王岐山后来成了中国副主席。
这种开放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上周，当一群香港记者去了武汉收治了大多数冠状病毒患者的医院时，警方将他们扣留了几个小时。他们被要求删除录像画面，并交出手机和相机进行检查。
周二，闾丘露薇为腾讯新闻撰写了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香港政府为应对这种病毒所采取的措施。10小时后，该文章被删除。
在2003年披露疫情的军医蒋彦永被定期软禁，并被禁止访问美国以领取颁发给他的人权奖。他还被塑造成坏榜样。2017年，一所备考学校就蒋彦永的决定出了一道选择题。正确答案是B：这是错误的，因为它损害了国家、社会和社区的利益，应受到法律制裁。
周三，一名工作人员在武汉汉口火车站喷洒消毒液。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自非典爆发以来，中国的信息披露已在许多方面得到了改善。政府更快地承认了问题。北京官员已经表示决心要更加透明。一个中共高层委员会周二表示不会容忍任何瞒报。
该委员会在微信上说：“谁为了一己之利，刻意迟报瞒报，谁就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该帖后来被删除。
但是，当政府是唯一的信息来源时，明智的建议和宝贵的线索可能会丢失。中国东部山东省的一个警察局周三在新浪微博上发布消息称拘留了四名居民，理由是散布谣言称该地区有一名疑似冠状病毒患者。在那种环境下，其他人都不敢出声。
“有关方面无不在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事关疫情，只有官方可以说话，”《南方都市报》前记者于平在他的个人博客上写道。“其他人一律闭嘴。”
“那就不叫信息公开，”于平补充说。“而是赤裸裸的信息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