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勇检察长：
你好，我是徐凯律师，我代理了一起未成年人被侵犯人格权、受教育权的诉讼，从启动诉讼到现在三年多了，硬是没有立上案，急需检察机关的介入。最高检推广的热播剧《九部的检察官》里面，无论是秦岚还是张译，派给我一个这样的检察官，相信这个案子的问题很快就能迎刃而解。
这起案件的基础事实是：2019年12月，当时在北京市经贸高级技术学校上学的小胡，在学校举办的一次活动上，上台演讲，和同学们说，希望大家不要歧视同性恋。就因为这句话，学校居然就把他强行劝退了。据小胡说，他妈妈跪下来求系主任，都没能挽回学校的决定。这一年，小胡才17岁，是个未成年人。
《大众报业》对这个案子做过一期视频报道，余华尊记者采访了北京12345，得到了学校的官方回复是:
这期视频报道全部内容如下：
这本来是一起简单的案件。或者说，是一起当时就很容易解决的案件。但没想到，这起案件中的违法者，从学校变成了法院和检察院。
2021年4月，我的两位前同事，王永梅律师和刘明珂律师，给小胡提供法律援助，分别以一般人格权纠纷和受教育权纠纷，向房山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法院居然既不受理，也不出具不予受理的裁定。此后，两位律师和小胡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渠道：请求上级法院关注或受理，请求检察院民事监督都没有获得救济。官方不是总是说，要走法律规定的渠道吗？这还是在北京啊，为什么法律规定的渠道，都走不通。
2023年5月，我也加入进来，帮助小胡立案。我们去和房山立案庭的几位法官多次沟通，配合房山法官诉前调解工作，提出方案，还给房山法院院长写了信，还是没有推动哪怕一点点，反而是作为律师的我们挨了几次警告。
今年4月，我们又去了房山检察院申请监督，在房山检察院服务大厅提交了书面申请书和案件材料，仍然对于检察监督抱有期待。后面几个月，我一直尝试联系当时接待我们的李姓检察官，都没有联系上。这个月，我终于联系上他们，却被告知：我们提交的申请材料，早就寄回来给我们了。且不说，我们从来没有收到过寄回来的材料，房山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如此明确应当受理的案件，为什么把材料寄回来给当事人？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同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程序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三）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和受理条件，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房山检察院本来应当向房山法院发出检察建议，要求法院依法立案，却居然说把材料给我们寄了回来。就算不支持，也要发《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给我们，把材料寄回来是什么意思？
我给该检察院的工作人员说，如果寄给了我们，请查下邮寄单号，我核对一下。结果他们至今拿不出来。我合理地怀疑，不是寄了回来，而是把申请材料丢了吧。什么叫做视如草芥。
在我看来，就当年的情况，侵权责任确实在学校。然而，自2021年4月到今天，三年多以来，小胡仍然在持续遭受侵害。这侵害，并非来自学校，而是来自违法不立案的法院工作人员，违法不监督的检察院工作人员。
应勇检察长，你领导下的检察机关负有法律上的义务，实施民事监督，为我和我的当事人立案。我记得，在我的前同事李微敖记者报道的马树山案件中，最高检察院对基层检察院违法行为积极地纠正。我希望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案件中，也能看到最高检察院的积极作为。《九部的检察官》们，正在电视里做着这样的工作。
毕竟，虽然案件小小不言，但对当事人小胡来说，却是沉重而持续的伤害。作为法律援助律师，我们和法院、检察院的工作人员一样，都希望案结事了，小胡尽快从这个事件的阴霾中走出去。但案结事了的前提，绝不是对我们合法权利的持续剥夺，而是司法机关的依法履职！
以上请求，请予以紧急关注。
徐凯律师
2024年8月24日（自启动立案已过去1235天）
PS：为了立案，我与房山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人员，有过多次沟通，以上信中内容，我均有录音。
希望房山这些工作人员不要再动歪心思，想解决律师而不想着解决问题。否则的话，我会把录音全部公布出来。如果不信，可以看看这篇《二零二三行香港记》，我对自己十几年来工作的一些总结，就知道我不会在这种事上开玩笑。
应勇检察长：
你好，我是徐凯律师，我代理了一起未成年人被侵犯人格权、受教育权的诉讼，从启动诉讼到现在三年多了，硬是没有立上案，急需检察机关的介入。最高检推广的热播剧《九部的检察官》里面，无论是秦岚还是张译，派给我一个这样的检察官，相信这个案子的问题很快就能迎刃而解。
这起案件的基础事实是：2019年12月，当时在北京市经贸高级技术学校上学的小胡，在学校举办的一次活动上，上台演讲，和同学们说，希望大家不要歧视同性恋。就因为这句话，学校居然就把他强行劝退了。据小胡说，他妈妈跪下来求系主任，都没能挽回学校的决定。这一年，小胡才17岁，是个未成年人。
《大众报业》对这个案子做过一期视频报道，余华尊记者采访了北京12345，得到了学校的官方回复是:
这期视频报道全部内容如下：
这本来是一起简单的案件。或者说，是一起当时就很容易解决的案件。但没想到，这起案件中的违法者，从学校变成了法院和检察院。
2021年4月，我的两位前同事，王永梅律师和刘明珂律师，给小胡提供法律援助，分别以一般人格权纠纷和受教育权纠纷，向房山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法院居然既不受理，也不出具不予受理的裁定。此后，两位律师和小胡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渠道：请求上级法院关注或受理，请求检察院民事监督都没有获得救济。官方不是总是说，要走法律规定的渠道吗？这还是在北京啊，为什么法律规定的渠道，都走不通。
2023年5月，我也加入进来，帮助小胡立案。我们去和房山立案庭的几位法官多次沟通，配合房山法官诉前调解工作，提出方案，还给房山法院院长写了信，还是没有推动哪怕一点点，反而是作为律师的我们挨了几次警告。
今年4月，我们又去了房山检察院申请监督，在房山检察院服务大厅提交了书面申请书和案件材料，仍然对于检察监督抱有期待。后面几个月，我一直尝试联系当时接待我们的李姓检察官，都没有联系上。这个月，我终于联系上他们，却被告知：我们提交的申请材料，早就寄回来给我们了。且不说，我们从来没有收到过寄回来的材料，房山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如此明确应当受理的案件，为什么把材料寄回来给当事人？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同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程序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三）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和受理条件，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房山检察院本来应当向房山法院发出检察建议，要求法院依法立案，却居然说把材料给我们寄了回来。就算不支持，也要发《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给我们，把材料寄回来是什么意思？
我给该检察院的工作人员说，如果寄给了我们，请查下邮寄单号，我核对一下。结果他们至今拿不出来。我合理地怀疑，不是寄了回来，而是把申请材料丢了吧。什么叫做视如草芥。
在我看来，就当年的情况，侵权责任确实在学校。然而，自2021年4月到今天，三年多以来，小胡仍然在持续遭受侵害。这侵害，并非来自学校，而是来自违法不立案的法院工作人员，违法不监督的检察院工作人员。
应勇检察长，你领导下的检察机关负有法律上的义务，实施民事监督，为我和我的当事人立案。我记得，在我的前同事李微敖记者报道的马树山案件中，最高检察院对基层检察院违法行为积极地纠正。我希望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案件中，也能看到最高检察院的积极作为。《九部的检察官》们，正在电视里做着这样的工作。
毕竟，虽然案件小小不言，但对当事人小胡来说，却是沉重而持续的伤害。作为法律援助律师，我们和法院、检察院的工作人员一样，都希望案结事了，小胡尽快从这个事件的阴霾中走出去。但案结事了的前提，绝不是对我们合法权利的持续剥夺，而是司法机关的依法履职！
以上请求，请予以紧急关注。
徐凯律师
2024年8月24日（自启动立案已过去1235天）
PS：为了立案，我与房山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人员，有过多次沟通，以上信中内容，我均有录音。
希望房山这些工作人员不要再动歪心思，想解决律师而不想着解决问题。否则的话，我会把录音全部公布出来。如果不信，可以看看这篇《二零二三行香港记》，我对自己十几年来工作的一些总结，就知道我不会在这种事上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