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四大才子”中的最后一位蔡澜也离世了，网上不少人都在写悼念和追忆的文章，与其说是追忆蔡澜，不如说是在追忆自己的青年时代，或者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个我们的文化青春期。
余生也晚，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港台文化热，我只模模糊糊的记了个尾巴。对于金庸、倪匡、黄霑、蔡澜这“香港四大才子”编的剧、写的歌，没有父辈、兄辈那么深的感情和同年回忆，实实在在的讲，这大约就是我与六神磊磊兄最大的差距所在，别看他只比我年长不到十岁。
但这十年，在我们各自的童年时代，错过的是全体中国人有共同回忆的文化青春期，在我们成年后，错过的又是公众号高速发展的黄金期。里外里就差出了不老少，所以他能够带着自己回忆和感动、入情入理的写金庸并受欢迎，我则不能，一代人果真有一代人的命运。
但我是学历史出身的，用历史学工具纯理性的去分析上世纪末香港的文化繁荣期和对大陆文化市场的席卷，我觉得香港的文化繁荣和我们各自的命运一样，也首先是一个“赶上好时代”的问题。
上世纪下半叶，无论大陆还是我国台湾，都经历过相当长时期的“特殊年代”，这些特殊年代对文化人是痛苦的，海峡两岸都有着无数多的创作和言说禁忌不能触碰，文化市场不能繁荣，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也就没有应有的地位，两岸的文化同时陷入了凋敝。
而恰在同一时期，香港因为它当时的特殊身份，中文文化创作上可以说是百无禁忌，于是吸引了大量的文化人“润”到那里去搞文化创作，金庸、倪匡、黄霑、蔡澜这所谓的“香港四大才子”，其实真细究起来没有一个是香港本地人，都是父辈或者自己在很浅近的时代因为不同缘由来到这座城市的。
中国的香港在那个时代，有点像文艺复兴时欧洲的佛罗伦萨，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们不是因为这座城市有多么“人杰地灵”才幸运的出生于此城，而是因为当地在欧洲独一的自由创作空气才跑到这个城市里讨生活——毕竟在欧洲当时的其他地方，敢把圣像画创新性的画成他们那个样子，不仅缺乏买家、生活难以为继，甚至是有被愚夫愚妇们推上火刑柱的风险的。
于是中国香港的文化在那个时代爆发，金庸、倪匡、黄霑、蔡澜这些文化人，在写报纸评论、杂文之余，给电影公司写写剧本、歌词讨生活，并意外的凭此走红、致富。再然后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陆开放。
其实我国改革开放之初，至少在文化上，所谓的开放依然是存在不少禁忌和壁垒的，美国、欧洲乃至日本的很多文化思想和文化元素与当时的大陆国人隔阂太久且不互通，说多了还怕被人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对，这种词当时就有）。
与之相比，香港是当时离大陆不仅地理上，也在文化上最近的一个区域。像金庸、倪匡这些“才子”甚至本来就是大陆人，乡音都还没怎么改，他们笔下写的小说，填的词曲，无论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还是“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再或是蔡澜点评的那些川菜鲁菜，跟我们是那样的近，所以想作文化引进，一步就跨过去了。
更兼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也爱看香港电影，引进几部港片在政治上也绝对安全。于是才有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文化热。“四大才子”走出了香港，在整个华语文化圈扬名。
但是，不可否认，香港的文化繁荣在盛名之下其实也始终是一种有问题的繁荣。直言不讳的说，香港文化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的肤浅和通俗，就像刚刚去世的蔡澜先生一样，见识广博，琴棋书画、酒色财气、吃喝嫖赌、文学电影，什么都作、什么都懂、什么都写。但你说他的笔锋有多么深刻、思想有多么卓绝么？恐怕未必，作者自己游戏文字，读者们读个乐、看个乐，也就仅此而已罢了。
其实不仅是蔡澜，包括金庸在内的四大才子以及香港黄金时代的电影群星，所以能积累财富和盛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赶上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电影热潮，尤其是跟邵氏电影公司搭上了关系，入其堂奥，担任编剧、导演、演员或其他创作者的身份。
但是，你如果了解一下邵氏电影公司这个曾经在香港电影业内一家独大的存在，以及邵逸夫本人的电影知趣，你会发现——说好听些——邵老板是一个非常“以市场为导向”的人，他对拍个流芳百世的传世之作这件事是一点兴趣都没有，什么电影香港本地观众爱看，能立刻收回成本，甚至一本万利，邵氏电影就拍什么。所以情色片、猛鬼片、乃至后来的武侠电影才会成为邵氏电影的主流。并给了四大才子们以走红、表达自己思想的机会。
香港武侠电影，最早灵感借鉴了日本影坛同时代流行的“剑戟片”，但因为受到当时“大逃港”所带来的移民潮的影响，这类血腥暴力题材在香港本土化改造的过程中融入了浓重的民族主义叙事情绪，早期的香港武侠电影很多情节都非常粗制滥造，总之就是最后一定要让某个清末民初的大侠，找个由头把洋人大力士或者日本武士打的跪在地上叫“中国爷爷饶命”就可以了。
来到香港的观众们一路迁播流离、家财散尽、来到异地白手起家、生活不易之中还要接受英国殖民者的管制和印度红头阿三的嘴脸，他们无心也无力反思这一生的辛苦到底是怎么来的，看个电影，血腥暴力一点，获得一点感官的刺激、情绪的发泄，外加民族主义情绪的提振，已经很满足。
在这一种粗制滥造的小说、电影脚本的烘托、映衬下，你才能理解金庸写出《射雕英雄传》那种故事是多么卓绝——金庸在这个最初赖以成名的故事里，写的也是大侠、也是民族主义、刀枪剑戟、快意恩仇，但相比于一众同侪，毕竟深沉含蓄、并有思想了许多。还喊出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样的口号，给思想上了高度。已经非常难得了。
可如果不体谅作者的生存实景，单以世界文学殿堂对文学作品的严格标准进行考察。其实金庸武侠却很难说得上有多高明，抛开武侠毕竟是通俗小说这个老黄历不谈，单从故事架构的道德逻辑上，还是考察《射雕英雄传》，你会发现，郭靖最终选择“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叛离养育、器重他的蒙古大汗，为大宋镇守襄阳城的选择是十分悲壮。但却让这个人物的道德逻辑无法自恰。
郭靖是什么人？他父亲是被金宋两家合伙杀死的，下令的虽然是大金赵王完颜洪烈，可下手的却是宋朝本地的官员段天德和他手下恶吏们。
郭靖母子二人是在南宋被迫害的实在活不下去，才被迫逃难去蒙古草原去讨生活的。论杀父逼母的仇人，金朝作为敌国固然是，宋朝怕也不遑多让。那郭靖最终为大宋守襄阳，要是他不那么“傻”的话，会不会想这么一个问题，他苦心孤诣、鞠躬尽瘁扶保的这个大宋，其实还在不断地迫害和制造他和他母亲这样的孤儿寡母？
南宋末年可是贾似道那样的奸相横行的时代，绝对权力巧取豪夺之下也是民不聊生。那他离开蒙古保大宋这个“侠之大者”，固然是“为国”，但真的能说的上是“为民”么？
当然若要这样问，金庸先生的赞同者们肯定会说，对面那可是蒙古——比大宋的贪官污吏更野蛮、更残忍，襄阳要是万一城破，算无遗类、老幼屠尽的。
当然话说到这个份上，也算是把郭靖的道德逻辑勉强说圆了。民族主义叙事完成自洽的最管用方式，就是在外部创造一个十恶不赦、杀人不眨眼的凶恶敌人。你在襄阳城里是受大宋官府的欺压、迫害，但万一蒙古人打进来，全城屠干净的——这样无论郭靖、还是百姓，就都不用纠结选择的问题了。
但，也许，未必驻扎在城外的人永远都是蛮不讲理、杀人如麻的蒙古铁骑……
当然，这个问题，对金庸先生们所能做的讨论，就明显超纲了。
总之，香港这座城市的体量和金庸、蔡澜这些写一篇稿子挣一篇钱、要在这座“洛阳米贵”的城市艰难立足的码字者的生存状态决定了，香港的文化繁荣，注定只能是一种浅层、通俗、缺乏深度反思的文化繁荣。鱼缸里养不了鲸鱼，鸟笼里管不住雄鹰。香港诞育了不少“才子”，但其实没有真正的“大师”。
同时代的西方乃至全世界仍在文化思想上突飞猛进，哈耶克、托马斯·索维尔、汉娜·阿伦特、米兰·昆德拉、瓦茨拉夫·哈维尔，人文思想的天空依然群星璀璨，但香港其实始终没有诞生类似重量级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学者，有“才子”而无“大师”，始终是香港文化的悲哀。
当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作为远东自由港，这座城市的首要气质是务实。大多数人来到这座城市的目的大约只有两个——赚钱，或者逃难。想要安心做学问，或者找个宁静之处安静思考人类或者自己民族命运的人，不会选择这座城市长久的落脚。
金庸、倪匡、黄霑、蔡澜这些所谓的“四大才子”，他们最终选择长居在这里，也是因为他们早已不是纯粹的文化人，而是这座城市的商风钱雨中早已把自己熏陶成了半个商人，多写几篇小说、杂文，讨好一下娱乐化的大众，挣到钱，把自己生活过的舒适一些，足够了。这是他们的此生之愿。
其实你看金庸先生后期的那些小说，也会发现这种倾向。
大部分主角在“大闹一番”之后都没有选择如郭靖一般继续把自己“置身世内”而选择了逃遁和隐逸。
“终南山下，活死人墓，神雕侠侣，绝迹江湖”——这天下今后到底是姓赵、姓耶律、姓孛儿只斤还是姓朱、姓爱新觉罗都与我无关了，我就找个地方安安逸逸的过自己的小日子，佳偶相伴，品品美食美酒、聊聊诗词风月，把江湖是非、立场纷争、万民福祉，我都躲的远远的。
世事不可为，我过好我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隐逸文化，一次又一次成为中国文人思维退行的归宿。
刚刚去世的蔡澜，算是一个比金庸更在现实实践了这个生活方式的人，他杂文写的通透，但点到为止，他美食品的精彩，但却只写美食。但你看他的文字总有一种“盆景”感，美固然美，但难成大器，正如才子有才，但年老了也依然只是才子，不是大师。
当然，这是一种无奈，是体量和时代共同决定的，比如我喜欢写些历史和文化，但多亏了微信这个平台和中文互联网的体量巨大，这样的文字才有人看，有朋友愿意支持、愿意打赏，我才能活下去。
如果我也生活在那个时代的香港，初来乍到、在潮热的酷暑中挤在出租屋里完成邵氏电影催迫如催命的剧本进度，我大约也只能先去写那样的文字，写来写去，把自己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作者，就未可知了。
我还记得有个对话，是许知远采访蔡澜的，许知远说他不信邪，说，他觉得还是能（对社会）有那么一点改变的。
蔡澜笑道，什么都改变不了，以后你就信我了。“不要把包袱弄得太重，没有必要。我要是一个人可以改变的话，我就去洒热血，断头颅。我可以去。我认为有时候我没有这个力量，改变不了。所以我就开始逃避喽，吃吃喝喝也是一种逃避嘛。”
是了，金庸笔下的活死人墓，蔡澜的吃吃喝喝，本质上其实都是一样的。
所以蔡澜、金庸、倪匡们，他们有他们的成就，也有他们的问题、局限与无奈。
没办法，一代人，只能作一代人的事。我们所应尽力的，只是不要让一代又一代文化人，永远只能聊聊吃吃喝喝。
我常常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句名言：我所担心的只有一件事，我们明天的生活，能否对得起我们今日所遭受的苦难。
是的，最幸运的民族，未遭遇深刻的苦难也能创造璀璨的文化与深刻的反思。
其次的民族，未遭苦难也未作反思，就那么默默而幸福的不被历史记载的活着。
再次的民族，遭遇了深刻的苦难，也做了沉痛的反思，留下了深沉感人的思想与文字，苦难与牺牲变得有了标度与意义，比如俄罗斯，它的历史虽然曲折、痛苦，但因为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们，这些苦难换回了价值，记忆的价值。
最不幸的民族，不断地遭遇苦难，却没有反思、没有记忆，更谈不上什么深沉凝重的文字传世。
文化人是无力的，我们做不了太多，也是可怜的，理想之前，我们首先要谋生。但为自己的民族留下足够配得上苦难与牺牲的文化与思想传世，却总该是我们当作、当行的义务。在这份沉甸甸的责任面前，我们真的并不好意思说：仰望林泉、悠游岁月、做个游戏文字、聊博喝彩的“四大才子”就应当是我们生活的全部。
我们什么时候才不再只有“四大才子”，而有陀翁、托翁那样的大师？
这大约就是我对蔡澜、对“香港四大才子”以及那个“港文化黄金时代”的一点不合时宜的观感吧——“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当然，这其中，真论羞愧，该羞愧的，或许也不是竖子们。
“香港四大才子”中的最后一位蔡澜也离世了，网上不少人都在写悼念和追忆的文章，与其说是追忆蔡澜，不如说是在追忆自己的青年时代，或者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个我们的文化青春期。
余生也晚，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港台文化热，我只模模糊糊的记了个尾巴。对于金庸、倪匡、黄霑、蔡澜这“香港四大才子”编的剧、写的歌，没有父辈、兄辈那么深的感情和同年回忆，实实在在的讲，这大约就是我与六神磊磊兄最大的差距所在，别看他只比我年长不到十岁。
但这十年，在我们各自的童年时代，错过的是全体中国人有共同回忆的文化青春期，在我们成年后，错过的又是公众号高速发展的黄金期。里外里就差出了不老少，所以他能够带着自己回忆和感动、入情入理的写金庸并受欢迎，我则不能，一代人果真有一代人的命运。
但我是学历史出身的，用历史学工具纯理性的去分析上世纪末香港的文化繁荣期和对大陆文化市场的席卷，我觉得香港的文化繁荣和我们各自的命运一样，也首先是一个“赶上好时代”的问题。
上世纪下半叶，无论大陆还是我国台湾，都经历过相当长时期的“特殊年代”，这些特殊年代对文化人是痛苦的，海峡两岸都有着无数多的创作和言说禁忌不能触碰，文化市场不能繁荣，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也就没有应有的地位，两岸的文化同时陷入了凋敝。
而恰在同一时期，香港因为它当时的特殊身份，中文文化创作上可以说是百无禁忌，于是吸引了大量的文化人“润”到那里去搞文化创作，金庸、倪匡、黄霑、蔡澜这所谓的“香港四大才子”，其实真细究起来没有一个是香港本地人，都是父辈或者自己在很浅近的时代因为不同缘由来到这座城市的。
中国的香港在那个时代，有点像文艺复兴时欧洲的佛罗伦萨，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们不是因为这座城市有多么“人杰地灵”才幸运的出生于此城，而是因为当地在欧洲独一的自由创作空气才跑到这个城市里讨生活——毕竟在欧洲当时的其他地方，敢把圣像画创新性的画成他们那个样子，不仅缺乏买家、生活难以为继，甚至是有被愚夫愚妇们推上火刑柱的风险的。
于是中国香港的文化在那个时代爆发，金庸、倪匡、黄霑、蔡澜这些文化人，在写报纸评论、杂文之余，给电影公司写写剧本、歌词讨生活，并意外的凭此走红、致富。再然后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陆开放。
其实我国改革开放之初，至少在文化上，所谓的开放依然是存在不少禁忌和壁垒的，美国、欧洲乃至日本的很多文化思想和文化元素与当时的大陆国人隔阂太久且不互通，说多了还怕被人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对，这种词当时就有）。
与之相比，香港是当时离大陆不仅地理上，也在文化上最近的一个区域。像金庸、倪匡这些“才子”甚至本来就是大陆人，乡音都还没怎么改，他们笔下写的小说，填的词曲，无论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还是“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再或是蔡澜点评的那些川菜鲁菜，跟我们是那样的近，所以想作文化引进，一步就跨过去了。
更兼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也爱看香港电影，引进几部港片在政治上也绝对安全。于是才有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文化热。“四大才子”走出了香港，在整个华语文化圈扬名。
但是，不可否认，香港的文化繁荣在盛名之下其实也始终是一种有问题的繁荣。直言不讳的说，香港文化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的肤浅和通俗，就像刚刚去世的蔡澜先生一样，见识广博，琴棋书画、酒色财气、吃喝嫖赌、文学电影，什么都作、什么都懂、什么都写。但你说他的笔锋有多么深刻、思想有多么卓绝么？恐怕未必，作者自己游戏文字，读者们读个乐、看个乐，也就仅此而已罢了。
其实不仅是蔡澜，包括金庸在内的四大才子以及香港黄金时代的电影群星，所以能积累财富和盛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赶上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电影热潮，尤其是跟邵氏电影公司搭上了关系，入其堂奥，担任编剧、导演、演员或其他创作者的身份。
但是，你如果了解一下邵氏电影公司这个曾经在香港电影业内一家独大的存在，以及邵逸夫本人的电影知趣，你会发现——说好听些——邵老板是一个非常“以市场为导向”的人，他对拍个流芳百世的传世之作这件事是一点兴趣都没有，什么电影香港本地观众爱看，能立刻收回成本，甚至一本万利，邵氏电影就拍什么。所以情色片、猛鬼片、乃至后来的武侠电影才会成为邵氏电影的主流。并给了四大才子们以走红、表达自己思想的机会。
香港武侠电影，最早灵感借鉴了日本影坛同时代流行的“剑戟片”，但因为受到当时“大逃港”所带来的移民潮的影响，这类血腥暴力题材在香港本土化改造的过程中融入了浓重的民族主义叙事情绪，早期的香港武侠电影很多情节都非常粗制滥造，总之就是最后一定要让某个清末民初的大侠，找个由头把洋人大力士或者日本武士打的跪在地上叫“中国爷爷饶命”就可以了。
来到香港的观众们一路迁播流离、家财散尽、来到异地白手起家、生活不易之中还要接受英国殖民者的管制和印度红头阿三的嘴脸，他们无心也无力反思这一生的辛苦到底是怎么来的，看个电影，血腥暴力一点，获得一点感官的刺激、情绪的发泄，外加民族主义情绪的提振，已经很满足。
在这一种粗制滥造的小说、电影脚本的烘托、映衬下，你才能理解金庸写出《射雕英雄传》那种故事是多么卓绝——金庸在这个最初赖以成名的故事里，写的也是大侠、也是民族主义、刀枪剑戟、快意恩仇，但相比于一众同侪，毕竟深沉含蓄、并有思想了许多。还喊出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样的口号，给思想上了高度。已经非常难得了。
可如果不体谅作者的生存实景，单以世界文学殿堂对文学作品的严格标准进行考察。其实金庸武侠却很难说得上有多高明，抛开武侠毕竟是通俗小说这个老黄历不谈，单从故事架构的道德逻辑上，还是考察《射雕英雄传》，你会发现，郭靖最终选择“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叛离养育、器重他的蒙古大汗，为大宋镇守襄阳城的选择是十分悲壮。但却让这个人物的道德逻辑无法自恰。
郭靖是什么人？他父亲是被金宋两家合伙杀死的，下令的虽然是大金赵王完颜洪烈，可下手的却是宋朝本地的官员段天德和他手下恶吏们。
郭靖母子二人是在南宋被迫害的实在活不下去，才被迫逃难去蒙古草原去讨生活的。论杀父逼母的仇人，金朝作为敌国固然是，宋朝怕也不遑多让。那郭靖最终为大宋守襄阳，要是他不那么“傻”的话，会不会想这么一个问题，他苦心孤诣、鞠躬尽瘁扶保的这个大宋，其实还在不断地迫害和制造他和他母亲这样的孤儿寡母？
南宋末年可是贾似道那样的奸相横行的时代，绝对权力巧取豪夺之下也是民不聊生。那他离开蒙古保大宋这个“侠之大者”，固然是“为国”，但真的能说的上是“为民”么？
当然若要这样问，金庸先生的赞同者们肯定会说，对面那可是蒙古——比大宋的贪官污吏更野蛮、更残忍，襄阳要是万一城破，算无遗类、老幼屠尽的。
当然话说到这个份上，也算是把郭靖的道德逻辑勉强说圆了。民族主义叙事完成自洽的最管用方式，就是在外部创造一个十恶不赦、杀人不眨眼的凶恶敌人。你在襄阳城里是受大宋官府的欺压、迫害，但万一蒙古人打进来，全城屠干净的——这样无论郭靖、还是百姓，就都不用纠结选择的问题了。
但，也许，未必驻扎在城外的人永远都是蛮不讲理、杀人如麻的蒙古铁骑……
当然，这个问题，对金庸先生们所能做的讨论，就明显超纲了。
总之，香港这座城市的体量和金庸、蔡澜这些写一篇稿子挣一篇钱、要在这座“洛阳米贵”的城市艰难立足的码字者的生存状态决定了，香港的文化繁荣，注定只能是一种浅层、通俗、缺乏深度反思的文化繁荣。鱼缸里养不了鲸鱼，鸟笼里管不住雄鹰。香港诞育了不少“才子”，但其实没有真正的“大师”。
同时代的西方乃至全世界仍在文化思想上突飞猛进，哈耶克、托马斯·索维尔、汉娜·阿伦特、米兰·昆德拉、瓦茨拉夫·哈维尔，人文思想的天空依然群星璀璨，但香港其实始终没有诞生类似重量级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学者，有“才子”而无“大师”，始终是香港文化的悲哀。
当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作为远东自由港，这座城市的首要气质是务实。大多数人来到这座城市的目的大约只有两个——赚钱，或者逃难。想要安心做学问，或者找个宁静之处安静思考人类或者自己民族命运的人，不会选择这座城市长久的落脚。
金庸、倪匡、黄霑、蔡澜这些所谓的“四大才子”，他们最终选择长居在这里，也是因为他们早已不是纯粹的文化人，而是这座城市的商风钱雨中早已把自己熏陶成了半个商人，多写几篇小说、杂文，讨好一下娱乐化的大众，挣到钱，把自己生活过的舒适一些，足够了。这是他们的此生之愿。
其实你看金庸先生后期的那些小说，也会发现这种倾向。
大部分主角在“大闹一番”之后都没有选择如郭靖一般继续把自己“置身世内”而选择了逃遁和隐逸。
“终南山下，活死人墓，神雕侠侣，绝迹江湖”——这天下今后到底是姓赵、姓耶律、姓孛儿只斤还是姓朱、姓爱新觉罗都与我无关了，我就找个地方安安逸逸的过自己的小日子，佳偶相伴，品品美食美酒、聊聊诗词风月，把江湖是非、立场纷争、万民福祉，我都躲的远远的。
世事不可为，我过好我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隐逸文化，一次又一次成为中国文人思维退行的归宿。
刚刚去世的蔡澜，算是一个比金庸更在现实实践了这个生活方式的人，他杂文写的通透，但点到为止，他美食品的精彩，但却只写美食。但你看他的文字总有一种“盆景”感，美固然美，但难成大器，正如才子有才，但年老了也依然只是才子，不是大师。
当然，这是一种无奈，是体量和时代共同决定的，比如我喜欢写些历史和文化，但多亏了微信这个平台和中文互联网的体量巨大，这样的文字才有人看，有朋友愿意支持、愿意打赏，我才能活下去。
如果我也生活在那个时代的香港，初来乍到、在潮热的酷暑中挤在出租屋里完成邵氏电影催迫如催命的剧本进度，我大约也只能先去写那样的文字，写来写去，把自己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作者，就未可知了。
我还记得有个对话，是许知远采访蔡澜的，许知远说他不信邪，说，他觉得还是能（对社会）有那么一点改变的。
蔡澜笑道，什么都改变不了，以后你就信我了。“不要把包袱弄得太重，没有必要。我要是一个人可以改变的话，我就去洒热血，断头颅。我可以去。我认为有时候我没有这个力量，改变不了。所以我就开始逃避喽，吃吃喝喝也是一种逃避嘛。”
是了，金庸笔下的活死人墓，蔡澜的吃吃喝喝，本质上其实都是一样的。
所以蔡澜、金庸、倪匡们，他们有他们的成就，也有他们的问题、局限与无奈。
没办法，一代人，只能作一代人的事。我们所应尽力的，只是不要让一代又一代文化人，永远只能聊聊吃吃喝喝。
我常常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句名言：我所担心的只有一件事，我们明天的生活，能否对得起我们今日所遭受的苦难。
是的，最幸运的民族，未遭遇深刻的苦难也能创造璀璨的文化与深刻的反思。
其次的民族，未遭苦难也未作反思，就那么默默而幸福的不被历史记载的活着。
再次的民族，遭遇了深刻的苦难，也做了沉痛的反思，留下了深沉感人的思想与文字，苦难与牺牲变得有了标度与意义，比如俄罗斯，它的历史虽然曲折、痛苦，但因为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们，这些苦难换回了价值，记忆的价值。
最不幸的民族，不断地遭遇苦难，却没有反思、没有记忆，更谈不上什么深沉凝重的文字传世。
文化人是无力的，我们做不了太多，也是可怜的，理想之前，我们首先要谋生。但为自己的民族留下足够配得上苦难与牺牲的文化与思想传世，却总该是我们当作、当行的义务。在这份沉甸甸的责任面前，我们真的并不好意思说：仰望林泉、悠游岁月、做个游戏文字、聊博喝彩的“四大才子”就应当是我们生活的全部。
我们什么时候才不再只有“四大才子”，而有陀翁、托翁那样的大师？
这大约就是我对蔡澜、对“香港四大才子”以及那个“港文化黄金时代”的一点不合时宜的观感吧——“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当然，这其中，真论羞愧，该羞愧的，或许也不是竖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