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书咱们说到外蒙古沦为韩国底层男性性娱乐“后花园”的惨状（点击此处查看上期文章），由于外蒙从政府到民间普遍存在的反华行为由来已久，对此有所了解的读者朋友们显然对该国都没什么好感，以至于评论区都因此遭到了关闭。
当然，说外蒙的反华倾向是“众所周知”，但也有不少朋友反映，对此并不太了解。今天乌鸦就给大家详细讲讲。
1
自100多年前被沙俄作为“缓冲区”从中国分割出去以来，外蒙一直处于极为尴尬和矛盾的状态之中，难以摆脱这种困境。
1921年7月10日，外蒙古在苏俄的支持下，八世哲布尊丹巴于库伦“登基”，这也标志着外蒙的正式“独立”，以及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
同年10月，苏赫巴托所率领的“蒙古人民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随后在11月与苏联签订了“友好关系协定书”。至1922年，苏联已全面掌控外蒙，并向其军政各部门派遣政委与顾问，以推动改组与相关的“教育”工作。
由此外蒙古开始彻底执行对苏联的完全一边倒+社会制度的100%复制粘贴，在这个过程当中苏蒙双方都完全无视蒙古的具体国情。
比如在1920年代晚期，在外蒙古清理“富农/富牧阶级”的进程中，完全照搬苏联标准。在苏联，家中拥有八九头牛或几十头羊，便会被认为“富农”。但是你外蒙是传统畜牧地区啊，你也直接一字不差地复制粘贴苏联标准认定那就出大事了！
在当时，一个普通外蒙古牧民家庭要想维持基本生存，至少需要有25—30头羊，若在更荒凉的戈壁地区，这一标准还得提升。若以5口之家计，需要有200—300只羊，才能维持基本温饱。如果遇到雪灾、瘟疫等情况，即便是“封建主”家庭，也会一夜返贫。
换句话说，就是，外蒙古牧民谁家还没有个几十只羊了？
按照当时的物价，一头母羊的平均价大致在50图格里克左右，但蒙古当局规定了只要家产超过3000蒙图那就是“富牧”阶层。
外蒙这次政策照搬，堪称一个“抄答案连姓名都抄过来了”的奇葩操作。
结果就是“达标”的牧民占比极高，结果，大量 “富牧”遭到残酷镇压，而更多的牧民怕被划分到“富牧”，于是大量宰杀自家牲畜，短短数年，外蒙古损失了超过三分之一的牲畜。
见此情景，大量牧民不堪忍受，选择南下逃往中国，仅在1932年就有超过7000户约三万名外蒙牧民（彼时外蒙总人口不足100万）不顾生死，试图逃离“集体牧场”越境中国，而许多之前反中的贵族及喇嘛们后悔不已，不少人纷纷写信给国民政府，希望中国政府能派兵“救万民于水火，驱逐苏蒙傀儡”。
而这些举动立刻引起了外蒙及苏联的强烈警惕，于是，在1933年苏联开展“大清洗”后，外蒙立刻跟进，开始有样学样，并起名“大镇压”。
从1937年9月到1939年4月，外蒙当局仅非常委员会（即最高军事法院）处理的政治案件就高达25785起，20099人遭极刑。
然而这是真的在“镇压反革命”吗？也许一个现象能有所启示，那就是这次清洗中，“少数族裔”的遭遇尤其惨重，哈萨克族遭受了惨重的损失，2.1万人中约有2000人被枪毙，塔塔尔族更为惨重，原140人的族群仅剩下4人幸存。
由此不难看出外蒙当局以“镇反”为名的行动，其中凸显的“防人之心”。
对人数其实根本构不成威胁的少数族裔尚且如此，蒙古国内对中国尚存感情的群体，在镇压中更也是被屠戮殆尽了。同时，“倒向苏联”对外蒙来说也就更加没有阻碍了。
极其离谱的是，外蒙古为了全面向苏联靠拢，甚至不惜自灭其史，将蒙古民族信奉崇拜的成吉思汗彻底否定。
为了更好地贯彻这一点，在苏联的授意下，外蒙政府中但凡有一点“心怀成吉思汗”或者“心念民族主义”的反动分子，都会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更有甚者，外蒙古民间的大量成吉思汗画像也被统一收缴销毁。
到了1920年代后，苏联就开始推动废除成吉思汗创立的回鹘字母蒙文。
一开始外蒙当局敲定了拉丁字母，但在苏联的压力下，最后改为西里尔字母拼写的新蒙文，和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及其他自治共和国完全趋同。
彼时的外蒙古掌握回鹘蒙文的人口仅有2%，其余的都是目不识丁的牧民，但推广还受到了一些抵制，直到大清洗后的1944年，外蒙当局终于让反对者们闭嘴，并于1946年1月颁布正式使用。
不仅如此，到了60年代，外蒙教育局还将俄语作为必修课，要求孩子们从小学四年级就必须学习。
比如外蒙最高学府———蒙古国立大学的某些课程及其所属的综合技术学院的全部课程，都用俄语讲授，甚至学生日常交流都要求尽可能说俄语；为各门课程规定的教材和参考书，也都是苏联俄语原版直接拿来用。
可以说，在苏联的影响下，蒙古国几乎就是“第16个加盟国共和国”。
2
当然，社会和文化的影响是长期工程，直接遥控外蒙古高层，对苏联来说是更高效的方法。
苏联为了培养忠于“苏蒙友谊”和“国际主义”的外蒙古本土人才，吸纳留学生是一个重要手段。外蒙古政府每年都要派出大批留学生到苏联，这些留学生归国后，绝大部分都能进入重要岗位，许多成为高级官吏。1970年前后，外蒙古各省的省委书记，66％是在苏联共产党中央高级党校学习毕业的。
更离谱的是，外蒙还采取了一种类似于中国古代“和亲”相近的政策，挑选赴苏的外蒙青年才俊，并通过组织上安排使其和苏联高官的千金结合，据统计，截至80年代，外蒙中高层领导干部中，有苏联夫人的占比近20%，而这些苏联“夫人”们在嫁给外蒙古官员后仍保留苏联国籍，并需定期前往苏联驻外蒙大使馆进行“汇报”，连外蒙前领导人泽登巴尔都无法例外。
他的夫人费拉托娃是莫斯科卫戍司令费拉托夫中将的女儿费拉托娃，这桩婚恋是在泽登巴尔赴苏学习期间，由苏联高层亲自指定和他婚配的。
婚后，费拉托娃常常陪伴在丈夫身旁，共同出席各类公开活动，在泽登巴尔接任党的第一书记和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的职位之前，费拉托娃便已被委任为外蒙古儿童基金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费拉托娃终其一生都在监视丈夫是否对“苏联忠诚”，甚至在勃列日涅夫访蒙时当面向其汇报自己第一书记丈夫的表现。
而且，费拉托娃始终持有苏联护照，对学习蒙古语始终都是消极不屑的态度，她与丈夫之间的交流始终以俄语为主，甚至在外蒙公开的政治演讲中，她也基本使用俄语，面对不大懂俄语的牧民，则有翻译陪同。
而泽登巴尔一生都对自己的夫人毕恭毕敬，哪怕是在外交场合。
在如此亲苏的环境下，外蒙的对外政策也完全唯苏联马首是瞻。
在19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两国剑拔弩张之际，外蒙自然也追随苏联采取敌对中国的态度，并加大了反华教育宣传。
之后，苏军也大量驻扎在中蒙边境，所谓的“缓冲区”已经完全变成苏联单方面的缓冲区了，对我们来说，则是赤裸裸的威胁。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外蒙古对中国的敌意日渐加剧。六十年代，每当苏联掀起反华浪潮，外蒙古总是紧随其后，响应迅速，致使中蒙关系跌入冰点。外蒙古国内针对中国援建工人和华侨的迫害事件频发，且愈演愈烈，甚至中国驻外蒙大使馆也未能幸免于暴徒的冲击和破坏。
因此，在那段历史时期，外蒙古在中国被形象地称为“苏修走狗蒙修”，这一称谓深刻反映了当时两国关系的紧张态势以及外蒙古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所扮演的敏感角色。
但彼时的外蒙可以说方方面面都被苏联控制，甚至百姓生活都受到巨大影响。中国原驻蒙使馆二等秘书孙一先回忆录《在大漠那边》中记录过这样一段往事。
有一天，中国驻蒙大使馆突然遭到13名苏军士兵翻墙闯入。我和使馆的其他同志闻讯后，迅速前往现场进行阻拦。这些苏军士兵一开始对我们的阻拦毫不理会。
直到他们意识到自己误闯了中国大使馆，才显得惊慌失措。原来，这一切的起因是有几名苏军士兵在乌兰巴托意外失踪，驻蒙苏军司令部因此下令在乌兰巴托展开地毯式搜索。
这里的“地毯式”搜索可是实打实的，士兵们列队前行，遇到围墙也毫不退缩，直接翻墙而过，不料却误入了中国大使馆。
最终，我们将这13名苏军士兵交给了守在大门外的蒙古警察。在中方的坚决要求下，为首的小队长也只好低头道歉。
事后，孙一先不禁感慨：“在中国大使馆他们不敢造次，但在普通的蒙古百姓家会是怎样的鸡飞狗跳呢？苏联真的将蒙古国的主权践踏到了极点。”
就这样，外蒙古长期处于“有限主权”的状态，直至1992年苏联彻底解体后，这一局面才得以改变。
在1992年2月12日这一历史性的日子里，外蒙古通过了新宪法，正式将国名从“蒙古人民共和国”更名为“蒙古国”，并确立了总统领导的议会制度。同时，原大人民呼拉尔也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改组为国家大呼拉尔，即外蒙的议会。
与此同时，外蒙当局宣布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开始实行多党制和总统制民主议会制。
这一转变标志着世界上第二个、同时也是东亚地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走向终结。
3
与其他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和华约国家经历混乱甚至血腥内战相比，外蒙古的体制转型显得相对和平稳定。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外蒙古是苏联的盟友中最后一个“反水”的，但在其剧变之时，苏联实际上已经解体，因此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
独立后的外蒙古第一件事就是放弃“阶级叙述史观”，直接翻转180°，反而向极端民族主义驶去，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重拾成吉思汗”的荣光。
于是乎，外蒙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恢复成吉思汗崇拜”运动，彻底否定了乔巴山、泽登巴尔时期对成吉思汗的批判，但有意思的是，外蒙当局没有将乔巴山等“有限主权”时期的领导人批倒批臭，而是认定其都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无奈之举。
同时，乔巴山、苏赫巴托等人又被赋予了“蒙古民族独立英雄”的称号，他们的画像、雕塑得以完全保留，甚至还新立了一批雕像，算是前苏联阵营国家中的异类。
而成吉思汗的雕像则如雨后春笋般四处树立，比如乌兰巴托的苏赫巴托广场上的成吉思汗坐像。
另外，还在乌兰巴托以东54公里的长金博尔多格，耗费400万美刀和250吨不锈钢竖立了全世界最大的成吉思汗雕像。
传说中的成吉思汗出生地，肯特省所在的温都尔汗市（就是那个中国人熟悉的地方），也改名为“成吉思汗市”。
当然，大额的外蒙货币图格里克上，也自然要有成吉思汗的头像，并将回鹘字母老蒙文居于主体。
在流行文化上也是竭尽全力宣传成吉思汗，让民众时刻怀念“帝国”的荣光，同时加大对外文化输出，而这些对成吉思汗的赞颂同时也糅杂了大量“泛蒙古思潮”。
比如外蒙的胡人乐队（The Hu）在油管订阅人数超过162万。
其中，播放量最多的单曲《不可理喻》（蒙文拉丁音译Yuve Yuve Yu）已经超过1.2亿，这在油管上已经是现象级的存在，外宣能力之强悍确实也应当承认。
从客观角度来看，抛开歌词中蕴含的“泛蒙古”反华思想不谈，这些乐队的曲子和音乐录像的制作确实展现了一定的专业水准。不夸大也不贬低，不论是旋律的编排还是歌词的创作，都很容易激起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群体的热血与激情，让他们仿佛感受到蒙古帝国昔日征伐四方的辉煌与荣耀，肾上腺素瞬间飙升。
当然，国内某些家伙们也很吃这一套。
在这种情绪的刺激下，极右翼新纳粹思潮在外蒙各地泛起。
不过，外蒙这边新纳粹和其他国家新纳粹不一样的是，他们只针对中国人重拳出击。
他们不屑于当喷子，一开始就选择线下真实，他们除了殴打中国工人，打砸中餐厅，骚扰中国游客，定期组织反华游行外，还对跟中国人有亲密关系的外蒙女性施以暴力。
但他们是真的武德充沛吗？倒也未必，碰到一点硬茬就不好使了，换句话说，欠收拾。
就比如说外蒙小有名气的歌手阿玛日满达·苏赫巴特尔，他除了不会篮球外，唱、跳、Rapper可谓样样精通，这货也是个知名的反华新纳粹，他的歌曲充斥着种族主义。
此外，这货还喜好穿着带有纳粹标志的衣服四处招摇过市。
但在2016年12月，苏赫巴特尔终于踢到钢板了：当时，他照例身着一件绣着卍字标的红色蒙古袍在乌兰巴托登台演出。
据现场一些人透露，他照例演唱自己的种族主义新歌，在唱到兴头处时他忘乎所以地高喊“希特勒万岁”，结果，台下一名俄罗斯外交官一个箭步冲上舞台对其脸饱以老拳。
在击倒后，俄罗斯外交官还不解气，马上又操起一根铁管继续将其暴打。
离谱的是，在这一过程中，现场那些刚刚还跟着High上天，高喊“成吉思汗荣光万岁”的“狂热”粉丝们竟无一人上前制止，在场的外蒙观众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爱豆”被俄罗斯人暴揍而默不作声，甚至连个上前劝架的都没有，全然没有一点血性，更遑论展现“长生天之怒”了。
最终，打人累出一身汗的俄罗斯外交官扬长而去，苏赫巴特尔已经陷入深度昏迷，之后送往医院经过紧急救治，10天之后方才苏醒。
外蒙古官方对此没有抗议，只是说会进行调查，俄罗斯方面更是理都不理，而苏赫巴特尔本人都不敢亲自站出来喊冤，而是把自己老父亲推到前台，并在记者面前哭诉：“我儿子那不是纳粹标识，这是佛教标志啦，你们打错人了，是不是可以道个歉。”
当然，这套苍白的解释连他们自己都不信吧，毕竟二者的图案傻子都能看出来是两码事。
这货当天穿着的这一身打扮还加这么个袖标，他敢说这是“佛教标识”？
退一万步来说，大喊“希特勒万岁”也能和佛教扯上干系？只能说他平时反华喊惯了，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被俄罗斯人收拾。
可以说，这帮家伙们也明白，除了“反华”，其他方面风险太大了，说他们是全世界最怂最废柴的新纳粹团伙丝毫不为过。
上回书咱们说到外蒙古沦为韩国底层男性性娱乐“后花园”的惨状（点击此处查看上期文章），由于外蒙从政府到民间普遍存在的反华行为由来已久，对此有所了解的读者朋友们显然对该国都没什么好感，以至于评论区都因此遭到了关闭。
当然，说外蒙的反华倾向是“众所周知”，但也有不少朋友反映，对此并不太了解。今天乌鸦就给大家详细讲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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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00多年前被沙俄作为“缓冲区”从中国分割出去以来，外蒙一直处于极为尴尬和矛盾的状态之中，难以摆脱这种困境。
1921年7月10日，外蒙古在苏俄的支持下，八世哲布尊丹巴于库伦“登基”，这也标志着外蒙的正式“独立”，以及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
同年10月，苏赫巴托所率领的“蒙古人民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随后在11月与苏联签订了“友好关系协定书”。至1922年，苏联已全面掌控外蒙，并向其军政各部门派遣政委与顾问，以推动改组与相关的“教育”工作。
由此外蒙古开始彻底执行对苏联的完全一边倒+社会制度的100%复制粘贴，在这个过程当中苏蒙双方都完全无视蒙古的具体国情。
比如在1920年代晚期，在外蒙古清理“富农/富牧阶级”的进程中，完全照搬苏联标准。在苏联，家中拥有八九头牛或几十头羊，便会被认为“富农”。但是你外蒙是传统畜牧地区啊，你也直接一字不差地复制粘贴苏联标准认定那就出大事了！
在当时，一个普通外蒙古牧民家庭要想维持基本生存，至少需要有25—30头羊，若在更荒凉的戈壁地区，这一标准还得提升。若以5口之家计，需要有200—300只羊，才能维持基本温饱。如果遇到雪灾、瘟疫等情况，即便是“封建主”家庭，也会一夜返贫。
换句话说，就是，外蒙古牧民谁家还没有个几十只羊了？
按照当时的物价，一头母羊的平均价大致在50图格里克左右，但蒙古当局规定了只要家产超过3000蒙图那就是“富牧”阶层。
外蒙这次政策照搬，堪称一个“抄答案连姓名都抄过来了”的奇葩操作。
结果就是“达标”的牧民占比极高，结果，大量 “富牧”遭到残酷镇压，而更多的牧民怕被划分到“富牧”，于是大量宰杀自家牲畜，短短数年，外蒙古损失了超过三分之一的牲畜。
见此情景，大量牧民不堪忍受，选择南下逃往中国，仅在1932年就有超过7000户约三万名外蒙牧民（彼时外蒙总人口不足100万）不顾生死，试图逃离“集体牧场”越境中国，而许多之前反中的贵族及喇嘛们后悔不已，不少人纷纷写信给国民政府，希望中国政府能派兵“救万民于水火，驱逐苏蒙傀儡”。
而这些举动立刻引起了外蒙及苏联的强烈警惕，于是，在1933年苏联开展“大清洗”后，外蒙立刻跟进，开始有样学样，并起名“大镇压”。
从1937年9月到1939年4月，外蒙当局仅非常委员会（即最高军事法院）处理的政治案件就高达25785起，20099人遭极刑。
然而这是真的在“镇压反革命”吗？也许一个现象能有所启示，那就是这次清洗中，“少数族裔”的遭遇尤其惨重，哈萨克族遭受了惨重的损失，2.1万人中约有2000人被枪毙，塔塔尔族更为惨重，原140人的族群仅剩下4人幸存。
由此不难看出外蒙当局以“镇反”为名的行动，其中凸显的“防人之心”。
对人数其实根本构不成威胁的少数族裔尚且如此，蒙古国内对中国尚存感情的群体，在镇压中更也是被屠戮殆尽了。同时，“倒向苏联”对外蒙来说也就更加没有阻碍了。
极其离谱的是，外蒙古为了全面向苏联靠拢，甚至不惜自灭其史，将蒙古民族信奉崇拜的成吉思汗彻底否定。
为了更好地贯彻这一点，在苏联的授意下，外蒙政府中但凡有一点“心怀成吉思汗”或者“心念民族主义”的反动分子，都会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更有甚者，外蒙古民间的大量成吉思汗画像也被统一收缴销毁。
到了1920年代后，苏联就开始推动废除成吉思汗创立的回鹘字母蒙文。
一开始外蒙当局敲定了拉丁字母，但在苏联的压力下，最后改为西里尔字母拼写的新蒙文，和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及其他自治共和国完全趋同。
彼时的外蒙古掌握回鹘蒙文的人口仅有2%，其余的都是目不识丁的牧民，但推广还受到了一些抵制，直到大清洗后的1944年，外蒙当局终于让反对者们闭嘴，并于1946年1月颁布正式使用。
不仅如此，到了60年代，外蒙教育局还将俄语作为必修课，要求孩子们从小学四年级就必须学习。
比如外蒙最高学府———蒙古国立大学的某些课程及其所属的综合技术学院的全部课程，都用俄语讲授，甚至学生日常交流都要求尽可能说俄语；为各门课程规定的教材和参考书，也都是苏联俄语原版直接拿来用。
可以说，在苏联的影响下，蒙古国几乎就是“第16个加盟国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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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社会和文化的影响是长期工程，直接遥控外蒙古高层，对苏联来说是更高效的方法。
苏联为了培养忠于“苏蒙友谊”和“国际主义”的外蒙古本土人才，吸纳留学生是一个重要手段。外蒙古政府每年都要派出大批留学生到苏联，这些留学生归国后，绝大部分都能进入重要岗位，许多成为高级官吏。1970年前后，外蒙古各省的省委书记，66％是在苏联共产党中央高级党校学习毕业的。
更离谱的是，外蒙还采取了一种类似于中国古代“和亲”相近的政策，挑选赴苏的外蒙青年才俊，并通过组织上安排使其和苏联高官的千金结合，据统计，截至80年代，外蒙中高层领导干部中，有苏联夫人的占比近20%，而这些苏联“夫人”们在嫁给外蒙古官员后仍保留苏联国籍，并需定期前往苏联驻外蒙大使馆进行“汇报”，连外蒙前领导人泽登巴尔都无法例外。
他的夫人费拉托娃是莫斯科卫戍司令费拉托夫中将的女儿费拉托娃，这桩婚恋是在泽登巴尔赴苏学习期间，由苏联高层亲自指定和他婚配的。
婚后，费拉托娃常常陪伴在丈夫身旁，共同出席各类公开活动，在泽登巴尔接任党的第一书记和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的职位之前，费拉托娃便已被委任为外蒙古儿童基金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费拉托娃终其一生都在监视丈夫是否对“苏联忠诚”，甚至在勃列日涅夫访蒙时当面向其汇报自己第一书记丈夫的表现。
而且，费拉托娃始终持有苏联护照，对学习蒙古语始终都是消极不屑的态度，她与丈夫之间的交流始终以俄语为主，甚至在外蒙公开的政治演讲中，她也基本使用俄语，面对不大懂俄语的牧民，则有翻译陪同。
而泽登巴尔一生都对自己的夫人毕恭毕敬，哪怕是在外交场合。
在如此亲苏的环境下，外蒙的对外政策也完全唯苏联马首是瞻。
在19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两国剑拔弩张之际，外蒙自然也追随苏联采取敌对中国的态度，并加大了反华教育宣传。
之后，苏军也大量驻扎在中蒙边境，所谓的“缓冲区”已经完全变成苏联单方面的缓冲区了，对我们来说，则是赤裸裸的威胁。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外蒙古对中国的敌意日渐加剧。六十年代，每当苏联掀起反华浪潮，外蒙古总是紧随其后，响应迅速，致使中蒙关系跌入冰点。外蒙古国内针对中国援建工人和华侨的迫害事件频发，且愈演愈烈，甚至中国驻外蒙大使馆也未能幸免于暴徒的冲击和破坏。
因此，在那段历史时期，外蒙古在中国被形象地称为“苏修走狗蒙修”，这一称谓深刻反映了当时两国关系的紧张态势以及外蒙古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所扮演的敏感角色。
但彼时的外蒙可以说方方面面都被苏联控制，甚至百姓生活都受到巨大影响。中国原驻蒙使馆二等秘书孙一先回忆录《在大漠那边》中记录过这样一段往事。
有一天，中国驻蒙大使馆突然遭到13名苏军士兵翻墙闯入。我和使馆的其他同志闻讯后，迅速前往现场进行阻拦。这些苏军士兵一开始对我们的阻拦毫不理会。
直到他们意识到自己误闯了中国大使馆，才显得惊慌失措。原来，这一切的起因是有几名苏军士兵在乌兰巴托意外失踪，驻蒙苏军司令部因此下令在乌兰巴托展开地毯式搜索。
这里的“地毯式”搜索可是实打实的，士兵们列队前行，遇到围墙也毫不退缩，直接翻墙而过，不料却误入了中国大使馆。
最终，我们将这13名苏军士兵交给了守在大门外的蒙古警察。在中方的坚决要求下，为首的小队长也只好低头道歉。
事后，孙一先不禁感慨：“在中国大使馆他们不敢造次，但在普通的蒙古百姓家会是怎样的鸡飞狗跳呢？苏联真的将蒙古国的主权践踏到了极点。”
就这样，外蒙古长期处于“有限主权”的状态，直至1992年苏联彻底解体后，这一局面才得以改变。
在1992年2月12日这一历史性的日子里，外蒙古通过了新宪法，正式将国名从“蒙古人民共和国”更名为“蒙古国”，并确立了总统领导的议会制度。同时，原大人民呼拉尔也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改组为国家大呼拉尔，即外蒙的议会。
与此同时，外蒙当局宣布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开始实行多党制和总统制民主议会制。
这一转变标志着世界上第二个、同时也是东亚地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走向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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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和华约国家经历混乱甚至血腥内战相比，外蒙古的体制转型显得相对和平稳定。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外蒙古是苏联的盟友中最后一个“反水”的，但在其剧变之时，苏联实际上已经解体，因此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
独立后的外蒙古第一件事就是放弃“阶级叙述史观”，直接翻转180°，反而向极端民族主义驶去，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重拾成吉思汗”的荣光。
于是乎，外蒙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恢复成吉思汗崇拜”运动，彻底否定了乔巴山、泽登巴尔时期对成吉思汗的批判，但有意思的是，外蒙当局没有将乔巴山等“有限主权”时期的领导人批倒批臭，而是认定其都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无奈之举。
同时，乔巴山、苏赫巴托等人又被赋予了“蒙古民族独立英雄”的称号，他们的画像、雕塑得以完全保留，甚至还新立了一批雕像，算是前苏联阵营国家中的异类。
而成吉思汗的雕像则如雨后春笋般四处树立，比如乌兰巴托的苏赫巴托广场上的成吉思汗坐像。
另外，还在乌兰巴托以东54公里的长金博尔多格，耗费400万美刀和250吨不锈钢竖立了全世界最大的成吉思汗雕像。
传说中的成吉思汗出生地，肯特省所在的温都尔汗市（就是那个中国人熟悉的地方），也改名为“成吉思汗市”。
当然，大额的外蒙货币图格里克上，也自然要有成吉思汗的头像，并将回鹘字母老蒙文居于主体。
在流行文化上也是竭尽全力宣传成吉思汗，让民众时刻怀念“帝国”的荣光，同时加大对外文化输出，而这些对成吉思汗的赞颂同时也糅杂了大量“泛蒙古思潮”。
比如外蒙的胡人乐队（The Hu）在油管订阅人数超过162万。
其中，播放量最多的单曲《不可理喻》（蒙文拉丁音译Yuve Yuve Yu）已经超过1.2亿，这在油管上已经是现象级的存在，外宣能力之强悍确实也应当承认。
从客观角度来看，抛开歌词中蕴含的“泛蒙古”反华思想不谈，这些乐队的曲子和音乐录像的制作确实展现了一定的专业水准。不夸大也不贬低，不论是旋律的编排还是歌词的创作，都很容易激起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群体的热血与激情，让他们仿佛感受到蒙古帝国昔日征伐四方的辉煌与荣耀，肾上腺素瞬间飙升。
当然，国内某些家伙们也很吃这一套。
在这种情绪的刺激下，极右翼新纳粹思潮在外蒙各地泛起。
不过，外蒙这边新纳粹和其他国家新纳粹不一样的是，他们只针对中国人重拳出击。
他们不屑于当喷子，一开始就选择线下真实，他们除了殴打中国工人，打砸中餐厅，骚扰中国游客，定期组织反华游行外，还对跟中国人有亲密关系的外蒙女性施以暴力。
但他们是真的武德充沛吗？倒也未必，碰到一点硬茬就不好使了，换句话说，欠收拾。
就比如说外蒙小有名气的歌手阿玛日满达·苏赫巴特尔，他除了不会篮球外，唱、跳、Rapper可谓样样精通，这货也是个知名的反华新纳粹，他的歌曲充斥着种族主义。
此外，这货还喜好穿着带有纳粹标志的衣服四处招摇过市。
但在2016年12月，苏赫巴特尔终于踢到钢板了：当时，他照例身着一件绣着卍字标的红色蒙古袍在乌兰巴托登台演出。
据现场一些人透露，他照例演唱自己的种族主义新歌，在唱到兴头处时他忘乎所以地高喊“希特勒万岁”，结果，台下一名俄罗斯外交官一个箭步冲上舞台对其脸饱以老拳。
在击倒后，俄罗斯外交官还不解气，马上又操起一根铁管继续将其暴打。
离谱的是，在这一过程中，现场那些刚刚还跟着High上天，高喊“成吉思汗荣光万岁”的“狂热”粉丝们竟无一人上前制止，在场的外蒙观众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爱豆”被俄罗斯人暴揍而默不作声，甚至连个上前劝架的都没有，全然没有一点血性，更遑论展现“长生天之怒”了。
最终，打人累出一身汗的俄罗斯外交官扬长而去，苏赫巴特尔已经陷入深度昏迷，之后送往医院经过紧急救治，10天之后方才苏醒。
外蒙古官方对此没有抗议，只是说会进行调查，俄罗斯方面更是理都不理，而苏赫巴特尔本人都不敢亲自站出来喊冤，而是把自己老父亲推到前台，并在记者面前哭诉：“我儿子那不是纳粹标识，这是佛教标志啦，你们打错人了，是不是可以道个歉。”
当然，这套苍白的解释连他们自己都不信吧，毕竟二者的图案傻子都能看出来是两码事。
这货当天穿着的这一身打扮还加这么个袖标，他敢说这是“佛教标识”？
退一万步来说，大喊“希特勒万岁”也能和佛教扯上干系？只能说他平时反华喊惯了，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被俄罗斯人收拾。
可以说，这帮家伙们也明白，除了“反华”，其他方面风险太大了，说他们是全世界最怂最废柴的新纳粹团伙丝毫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