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fter close review of recent Tweets from the @realDonaldTrump account and the context around them we have permanently suspended the account due to the risk of further incitement of violence.https://t.co/CBpE1I6j8Y
互联网早期时代是一个异常乐观和理想主义的时代。互联网先驱们对他们所创造的东西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它的”基本开放性”（fundamental openness）。作为一个”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互联网不是为任何特定用途而设计的。互联网的共同创造者瑟夫（Vint Cerf）在2009年一篇题为《开放的互联网》（The open Internet: 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的文章表示，”互联网的设计将网络的权力和功能置于其边缘，掌握在终端用户手中”。网络应用的用户和生产者决定如何使用它们，而不是网络本身，网络对其传输的内容漠不关心。
专注于消费技术伦理的非营利组织”人文技术中心”（Center for Humane Technology）负责人哈里斯（Tristan Harris）称这个现象是”将共享的意义制造环境和共同关注撕碎成一系列微观现实——30亿个《真人Show》(The Truman Show，两岸译作《楚门的世界》)”。他在80000hours播音中指出，如今全球有38亿活跃的社交媒体用户，让社交媒体公司的影响力相当于教宗的两倍（目前世界上约有13亿天主教徒）。
The @SocialDilemma_ predicts a future that doesn't have to be true.
In order to avoid more events like January 6th’s attack on the Capitol, we must collectively wake up from the digital spell cast by 10+ years of social media’s warping of our minds. Full stmt from @HumaneTech_: https://t.co/AJpgcshFf3
在过去的两年里，Google、Facebook、苹果、微软和Twitter已经同意合作开展一个由上述技术驱动的”数据传输项目”（Data Transfer Project）。这个开源项目的目的是让数据从一个平台转移到另一个平台变得更容易，而如果这一项目最终实现，将使新的中间软件公司能够提供更好共享和保护用户数据的方式，从而重新平衡目前个人和科技巨头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情况。
在文章中，他们宣称：”在第一修正案设想的思想市场（marketplace of ideas）中，是竞争，而不是监管， 保护公共话语权。然而，在大型平台放大、压制和锁定政治信息的世界里，这个市场就会崩溃了。中间软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它可以将这种权力从技术平台上夺走，而不是交给单一的政府监管机构，而是交给一群新的竞争性公司，让用户可以订制自己的在线体验。这种方法不会阻止仇恨言论或阴谋论的流传，但会以一种更符合第一修正案初衷的方式限制其范围。”
在美国科技巨头关闭了美国总统的社交媒体账户后，特朗普发布声明表示，他将”研究在不久的将来建立我们自己的平台的可能性”。鉴于目前美国对网络平台的规管，被封杀的特朗普确实有可能干脆建立自己的平台，继续传播自己的理念。
与其再次为言论自由而争吵，美国人应该关注当前更大的问题：为什么只有大型科技公司和像特朗普这样有钱有势的人士才能从互联网的传播力量中获益？如何才能让权力回到普通网民手中？
在美国国会山庄的骚乱之后的一周内，Facebook和Instagram宣布会暂停特朗普的账户，而Twitch、Snapchat和Twitter则更进一步严厉，直接关闭了特朗普的账户，剥夺了总统与数千万粉丝的交流。于此之前，许多保守派用户已经认为这些公司对特朗普有偏见，而决定转而迁移到Parler，另一个因其极少的内容节制而闻名的另类社交平台。然而，1月10日，苹果、亚马逊和Google也采取措施，将该社交媒体应用和网站从其数字平台上踢出，迫使其暂停关闭，寻找替代服务。
最近的这些举动不仅激怒了那些谴责攻击言论自由的保守派声音，也表明了当今的互联网已经离其最初的自由和开放的理想有多远。
互联网的理想主义
互联网早期时代是一个异常乐观和理想主义的时代。互联网先驱们对他们所创造的东西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它的”基本开放性”（fundamental openness）。作为一个”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互联网不是为任何特定用途而设计的。互联网的共同创造者瑟夫（Vint Cerf）在2009年一篇题为《开放的互联网》（The open Internet: 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的文章表示，”互联网的设计将网络的权力和功能置于其边缘，掌握在终端用户手中”。网络应用的用户和生产者决定如何使用它们，而不是网络本身，网络对其传输的内容漠不关心。
确保网民在网上的自由是美国早期互联网立法的动力。一部有25年历史的名为《第230条》的立法被称为”创造互联网的二十六个字”，因为它是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候通过的，它使互联网公司能够为所有新用户提供平台，而不用担心对他们发布的信息内容承担法律责任。
然而今天，这个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争议。政治右翼和左翼的声音都批评第230条让像Facebook这样的大型科技公司逃避了对其引起仇恨言论、虚假信息和政治极化的责任。在总统任期的最后几个月，因特朗普觉得被大科技公司避开了，撤销第230条成为他的一个重点；同时，在报道显示国会山骚乱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组织后，许多民主党立法者呼吁重写该条法律。
这样的两党协议在今天的美国是罕见的，这也说明美国式的”自律互联网”的失败有多严重。早期的互联网创始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发明的”开放互联网”会被用来侵害用户的利益。尤其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社交媒体公司令人上瘾的商业模式会导致网民共享现实的崩溃。
共同现实的崩溃
伴随着通过互联网把人们连接起来的能力，收集他们数据的能力也随之而来，而且这些数据让社交媒体平台对社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利用他们的数据向广告商和政客出其售影响力。然而，依靠收集尽可能多的数据和销售尽可能多的广告的商业模式，产生了重大的意外后果。
首先，为了让人们在平台上花费更多时间，社交媒体公司学会了鼓励那些能引发最强烈情绪反应的信息，即使这些信息是像仇恨或愤怒这样的负面情绪。
其次，海量的数据使得互联网公司可以通过其算法——考虑到用户的浏览习惯、喜欢和不喜欢的东西、朋友和其他社交互动——来订制单个用户看到的信息。这导致了”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的现象：每个用户都会看到自己在线的现实，而这个现实可以与下一个用户完全不同。
专注于消费技术伦理的非营利组织”人文技术中心”（Center for Humane Technology）负责人哈里斯（Tristan Harris）称这个现象是”将共享的意义制造环境和共同关注撕碎成一系列微观现实——30亿个《真人Show》(The Truman Show，两岸译作《楚门的世界》)”。他在80000hours播音中指出，如今全球有38亿活跃的社交媒体用户，让社交媒体公司的影响力相当于教宗的两倍（目前世界上约有13亿天主教徒）。
从这个大趋势来看，特朗普的社交被关掉并不仅仅是左右之间的政治斗争，更是政客们越来越能够颠倒黑白、指鹿为马，而这种现象最早是由社交媒体公司的新商业模式促成的。
只要这些平台有动力为其用户订制不同的”过滤气泡”，封杀特朗普只能是暂时的解决方案：它无法阻止撕裂美国的共同现实的崩溃。 根据美国前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破碎共同现实已经成了”美国民主的最大威胁”。在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2020年11月16日刊发的报道中，奥巴马表示：”如果我们失去了分辨信息真假的能力，那么根据定义，政治辩论失灵了，民主也失灵了。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我们正在陷入一场危机。”
问题是，美国对这个危机能做什么？显然，让社交平台擅自决定什么要发布、什么要下架是不够的——他们的基本商业模式就是造成现实分裂问题的首要原因。不过来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些互联网的第一批创始人并没有放弃，他们一直在研究新的工具，来对抗科技巨头的力量和解决美国陷入的真相危机。
“TECH”是一个关于技术和社会的系列报道，在历史、社会、经济、政治的背景下解释科技新闻。从人工智能到纳米药物，从人类的基因改造到工作的未来模式，01国际TECH系列探讨科技创新如何被善用、商业化、规管、滥用和再利用——不仅解释科技是如何改变世界，也分析世界是如何塑造科技。
互联网理想主义来拯救美国？
社交媒体平台显然需要改革，目前互联网的权力集中在最有影响力的人和大型科技公司手中。然而，与欧洲的监管者不同，美国传统上对言论自由的重视和对政府监督的怀疑，使得政治人士很难推动更严厉的科技立法。
然而, 出人意料的是，互联网早期的理想主义或许仍能为美国提供走出这一僵局的途径。有些人认为，透过鼓励互联网更加开放、自由，就有可能抵消大科技公司的过度影响。
“万维网之父”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认为，太多个人数据集中在科技巨头手中，不但没有鼓励网上的自由讨论和创意，反而使他们成为监视平台和创新的”守门人”。他提出，互联网的问题不能归咎于一个政府或一个公司，相反，互联网需要的是更多的创新和自由。
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pods”。Pods是个人在线数据库，任何人都可以在自己的pod存储自己的个人数据，比如浏览历史、购买的产品、听过的音乐等等。而且用户可以通过安全的链接，决定与哪些公司或政府服务机构分享他们的数据，以及分享哪些特定的数据。譬如，这个连结可以用来处理银行贷款或传递个性化的广告。
伯纳斯-李的愿景是将个人数据重新回到生产和拥有这些数据的人手中。这将为一个新的”中间软件”（middleware）市场提供空间，这种软件位于用户和社交媒体平台之间，允许用户选择他们想要从社交平台上接收和分享哪些信息。这将取消社交媒体对舆论的过大影响。
这种形式的数据处理方式明显与大科技公司目前的”收割和囤积”模式背道而驰，但在社会的齐心推动和施压之下，大公司们仍然可能会对此让步。
在过去的两年里，Google、Facebook、苹果、微软和Twitter已经同意合作开展一个由上述技术驱动的”数据传输项目”（Data Transfer Project）。这个开源项目的目的是让数据从一个平台转移到另一个平台变得更容易，而如果这一项目最终实现，将使新的中间软件公司能够提供更好共享和保护用户数据的方式，从而重新平衡目前个人和科技巨头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情况。
随着最近对美国国会的攻击，伯纳斯-李的愿景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美国《外交》双月刊2021年1、2月号的文章中，美国政治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美国杜克大学法学教授里奇曼（Barak Richman）等学者表示了他们对这一想法的支持，特别是由于它尊重美国人对刻在第一修正案中的言论自由的重视。
在文章中，他们宣称：”在第一修正案设想的思想市场（marketplace of ideas）中，是竞争，而不是监管， 保护公共话语权。然而，在大型平台放大、压制和锁定政治信息的世界里，这个市场就会崩溃了。中间软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它可以将这种权力从技术平台上夺走，而不是交给单一的政府监管机构，而是交给一群新的竞争性公司，让用户可以订制自己的在线体验。这种方法不会阻止仇恨言论或阴谋论的流传，但会以一种更符合第一修正案初衷的方式限制其范围。”
当美国在为自己的科技巨头对社会和政治的左右而苦恼时，其言论自由和利伯维尔场传统能否提供一条出路？美国政治模式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要么成功重塑自己，要么因自己的过激行为跪倒在地。
而这远远已不仅是美国的问题。全球各地，人们都已经愈发意识到科技企业强大而不受限制的病态现况，意识到需要对其加以限制和监督。终了，最近所发生的事正在打破很多人的旧有认知，也即”公权力需要受到舆论的监督”。事实上，需要受到监督和限制的并非公权力，而是”过大的权力”。如今在西方世界，在诸多特定问题上，这”过大的权力”已经并非公权力，而是掌控数据和信息渠道的平台和媒体。
如何令所有人更清晰地认清事态本质，如何意识到改进的方向，如何为正确的改进方式争取社会支持，都已经到了等无可等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