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媒《求是》刊载习近平讲话稿。文稿称习近平1月7日已指示防控疫情，引发外界质疑。新冠病毒肆虐，在中国国内感染超过7.8万人，人道悲剧在湖北地区不断上演。疫情近期蔓延至临近中国的韩国和日本，甚至扩散到欧洲的意大利，以及伊朗等中东地区。
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在一次17万人电话会议上称，“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凖确的，各项工作部署是及时的，採取的举措是有力有效的。”并未承认疫情爆发前的掩盖与延误。
上百名国际知名学者近日公开呼吁，归还言论自由于人民，对习近平敲响新一轮警钟。多名学者对BBC中文说，疫情蔓延凸显出中共在处理信息上的弊病，不仅危害自身国民，也对其他国家影响深远。
言论自由成焦点
图片版权DR LI WENLIANGImage caption
李文亮亦因感染新冠肺炎病毒而病逝。中国医生李文亮早期发病前，曾通过微博告诫周围朋友，“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沙士（SARS）患者”，但被当地警方以“发布不实言论”而训诫。后来疫情在全国蔓延，李文亮亦因感染新冠肺炎病毒而病逝，民众愤而觉醒，称李文亮为“疫情吹哨人”而致以悼念。
然而网络上持续有人遭到删帖，不论谣言与否而遭到禁声，甚至封号。普通民众因害怕被指造谣而讲话谨慎，中国再度集体禁声。类似“吹哨人”被训诫之事件恐重复上演，令灾难在全球蔓延。
面对中国集体禁声，2月22日，美国汉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授林培瑞和法国赛尔奇•蓬多瓦兹大学教授张伦等人在学界发起联署公开信，呼吁中国兑现《宪法》所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
公开信的作者称，李文亮事件反映出中国言论自由丧失，进而导致疾病预警机制瘫痪，令新冠病毒“如入无人之境，肆意荼毒生灵，造成惨烈灾害”。与此同时，中国当局延续自去年年底开始的打压中国维权律师及公民运动人士的行动，公民活动家、北京大学法学博士许志永在广州被警方带走，许志永被捕令言论自由状况“雪上加霜”。
撰写者还引述习近平2012年上任之初所强调的“依宪治国”和《宪法》规定的中国公民享有言论自由，以及对国家机关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公开信将矛头直指习近平，称“动用国家强制机器压制批评、压制言论自由，有违中国宪法，有损政府和您的尊严”。
根据最初发布公开信的网站China Change，截至25日已有108人签署。签署人遍布国际各大名校，有长期研究中国议题的学者，包括法国汉学家白夏、澳大利亚汉学家白杰明、专注中国人权问题的美国著名中国法律专家孔杰荣、专注中国政经研究的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等。
公开信的发起人之一林培瑞对BBC中文说，并不期待习近平本人会看到公开信，但希望公众看到后，“长远能起到好效果”。林培瑞称是收到了中国朋友的求助，于是将他们一起发来的中文信件翻译成英文，以“名义上的发起人”身份公开表示支持。
林培瑞引述艾未未说，“西方世界看到病毒，心里慌。但实际上应该慌的，是共产党处理信息的制度。长远来看，这个问题比病毒严重得多，可怕得多。病毒一来可能揭发更深的问题，让西方世界醒过来。我也希望，民众能够看到共产党的本质的问题。”
历史的机遇目前病毒在全球肆虐之地，多与中国联系紧密，如与中国建立儒教-伊斯兰教联盟国的伊朗，以及第一个加入“一带一路”投资项目的发达国家意大利。令外界质疑，中共钳制本国人民言论自由的行为已经危害到其他国家。
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夏明对BBC中文说，“对外界来说，因为没有信息公开、透明，不管中国现在说什么，都没法建立信任关係。因此非常令人担忧。”他也签署了公开信。
最近两年，在中共高压控制言论的情况下，依然有国际影响力的事件出现，对中共政权构成一定挑战。去年，由“反送中”事件引发的香港抗议运动持续半年之久，令不少本地居民惊觉两地融合带来的法制危机。在台湾，民进党顺应民意继续执政，令两岸关係再现僵持。另外还有新疆“再教育营”事件不断披露，引发国际关注。
夏明认为，30年来，中共对言论的高压手段令民众反抗无门，而现在“历史正在打开机会的窗口”。
“几股历史力量正在合流，是非常好的机会，是‘六四’以来最好的让中共做出改变的机会。”他说。
图片版权GETTY IMAGES
中国司法宿疾之病症除了压制公民维权，近年来中国对全球学术自由也产生不少负面影响。林培瑞、黎安友等知名学者被禁止访问中国大陆，失去研究、交流的机会。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的学者陈玉洁认为，打压学术是中国政府钳制言论的一种手段。但仍有许多学者不愿意“配合”这种中国式审查。“如果有更多学者拒绝自我审查，这种手段就不太可能成功。”她是少数联署的年轻学者之一。
陈玉洁专注中国的人权问题，她认为，新冠疫情不仅是公共健康议题，“也凸显出许多人权问题，尤其是中国司法制度之沉痾”。
她总结道，“此次处罚吹哨人的案件、打压追踪疫情的学者和独立记者、以及对一般民众不当执法等例子，反映出的是中国公安机关处罚权力不受监督制约、普遍滥用行政拘留以及其他羁押手段等流弊。”
陈玉洁认为，当局抓捕律师及公民运动人士的行动看似与疫情不同，“实则息息相关，均为中国司法宿疾之病徵”。她提醒，“司法体制背后弊端如果没有结构性的改变，这些人权问题就会在不同事件中不断重演”。
中共党媒《求是》刊载习近平讲话稿。文稿称习近平1月7日已指示防控疫情，引发外界质疑。新冠病毒肆虐，在中国国内感染超过7.8万人，人道悲剧在湖北地区不断上演。疫情近期蔓延至临近中国的韩国和日本，甚至扩散到欧洲的意大利，以及伊朗等中东地区。
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在一次17万人电话会议上称，“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凖确的，各项工作部署是及时的，採取的举措是有力有效的。”并未承认疫情爆发前的掩盖与延误。
上百名国际知名学者近日公开呼吁，归还言论自由于人民，对习近平敲响新一轮警钟。多名学者对BBC中文说，疫情蔓延凸显出中共在处理信息上的弊病，不仅危害自身国民，也对其他国家影响深远。
言论自由成焦点
图片版权DR LI WENLIANGImage caption
李文亮亦因感染新冠肺炎病毒而病逝。中国医生李文亮早期发病前，曾通过微博告诫周围朋友，“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沙士（SARS）患者”，但被当地警方以“发布不实言论”而训诫。后来疫情在全国蔓延，李文亮亦因感染新冠肺炎病毒而病逝，民众愤而觉醒，称李文亮为“疫情吹哨人”而致以悼念。
然而网络上持续有人遭到删帖，不论谣言与否而遭到禁声，甚至封号。普通民众因害怕被指造谣而讲话谨慎，中国再度集体禁声。类似“吹哨人”被训诫之事件恐重复上演，令灾难在全球蔓延。
面对中国集体禁声，2月22日，美国汉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授林培瑞和法国赛尔奇•蓬多瓦兹大学教授张伦等人在学界发起联署公开信，呼吁中国兑现《宪法》所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
公开信的作者称，李文亮事件反映出中国言论自由丧失，进而导致疾病预警机制瘫痪，令新冠病毒“如入无人之境，肆意荼毒生灵，造成惨烈灾害”。与此同时，中国当局延续自去年年底开始的打压中国维权律师及公民运动人士的行动，公民活动家、北京大学法学博士许志永在广州被警方带走，许志永被捕令言论自由状况“雪上加霜”。
撰写者还引述习近平2012年上任之初所强调的“依宪治国”和《宪法》规定的中国公民享有言论自由，以及对国家机关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公开信将矛头直指习近平，称“动用国家强制机器压制批评、压制言论自由，有违中国宪法，有损政府和您的尊严”。
根据最初发布公开信的网站China Change，截至25日已有108人签署。签署人遍布国际各大名校，有长期研究中国议题的学者，包括法国汉学家白夏、澳大利亚汉学家白杰明、专注中国人权问题的美国著名中国法律专家孔杰荣、专注中国政经研究的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等。
公开信的发起人之一林培瑞对BBC中文说，并不期待习近平本人会看到公开信，但希望公众看到后，“长远能起到好效果”。林培瑞称是收到了中国朋友的求助，于是将他们一起发来的中文信件翻译成英文，以“名义上的发起人”身份公开表示支持。
林培瑞引述艾未未说，“西方世界看到病毒，心里慌。但实际上应该慌的，是共产党处理信息的制度。长远来看，这个问题比病毒严重得多，可怕得多。病毒一来可能揭发更深的问题，让西方世界醒过来。我也希望，民众能够看到共产党的本质的问题。”
历史的机遇目前病毒在全球肆虐之地，多与中国联系紧密，如与中国建立儒教-伊斯兰教联盟国的伊朗，以及第一个加入“一带一路”投资项目的发达国家意大利。令外界质疑，中共钳制本国人民言论自由的行为已经危害到其他国家。
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夏明对BBC中文说，“对外界来说，因为没有信息公开、透明，不管中国现在说什么，都没法建立信任关係。因此非常令人担忧。”他也签署了公开信。
最近两年，在中共高压控制言论的情况下，依然有国际影响力的事件出现，对中共政权构成一定挑战。去年，由“反送中”事件引发的香港抗议运动持续半年之久，令不少本地居民惊觉两地融合带来的法制危机。在台湾，民进党顺应民意继续执政，令两岸关係再现僵持。另外还有新疆“再教育营”事件不断披露，引发国际关注。
夏明认为，30年来，中共对言论的高压手段令民众反抗无门，而现在“历史正在打开机会的窗口”。
“几股历史力量正在合流，是非常好的机会，是‘六四’以来最好的让中共做出改变的机会。”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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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司法宿疾之病症除了压制公民维权，近年来中国对全球学术自由也产生不少负面影响。林培瑞、黎安友等知名学者被禁止访问中国大陆，失去研究、交流的机会。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的学者陈玉洁认为，打压学术是中国政府钳制言论的一种手段。但仍有许多学者不愿意“配合”这种中国式审查。“如果有更多学者拒绝自我审查，这种手段就不太可能成功。”她是少数联署的年轻学者之一。
陈玉洁专注中国的人权问题，她认为，新冠疫情不仅是公共健康议题，“也凸显出许多人权问题，尤其是中国司法制度之沉痾”。
她总结道，“此次处罚吹哨人的案件、打压追踪疫情的学者和独立记者、以及对一般民众不当执法等例子，反映出的是中国公安机关处罚权力不受监督制约、普遍滥用行政拘留以及其他羁押手段等流弊。”
陈玉洁认为，当局抓捕律师及公民运动人士的行动看似与疫情不同，“实则息息相关，均为中国司法宿疾之病徵”。她提醒，“司法体制背后弊端如果没有结构性的改变，这些人权问题就会在不同事件中不断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