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媳关系是家庭结构的纵轴，是家庭关系的晴雨表。从京山农村调查来看，婆媳关系至少经历了五个理想“回合”，每个“回合”，婆婆与媳妇的关系、角色，和在家庭结构中的位置都有较大差异。总体的趋势是媳妇在家庭中的地位逐步提高，角色越来越重要，最终取得家庭的掌控权；婆婆从最初的对媳妇颐指气使，到如今的百般讨好，婆媳矛盾回落。这里将婆媳关系主体，限定为不同时期五六十岁的婆婆与二三十岁的媳妇。
一
在京山农村，就婆媳关系而言，“解放”和“土改”是很重要的时间分界线，前后两个时期的婆媳关系有着质的区别。解放前的农村家庭，无论富贵贫穷，婆婆较媳妇而言都是“尊贵”的，媳妇乃下等人，低人一等。“接个媳妇不能对她好是真的”，这个尊卑长幼之分的秩序，得到了家族和村落的支持。媳妇在婆婆面前永远是“小媳妇”，受婆婆的使唤。年纪大的受访者称，那个时候几乎没有对媳妇好的婆婆，媳妇每天一大早第一个起来，要收拾好家务，到厨房烧茶做饭，然后端茶到婆婆房间里给老人家“请安”。“请安”极具象征性，是婆婆地位和权威的体现。九房村流传这样一个“请安”的故事，从中可以窥探历史上的婆媳秩序：
解放前夕九房村两大富户联姻，女方的嫁妆有一千多床棉被，自以为阔气。而男方说，你这一千多床棉被还不够我每个客人盖。接回媳妇，婆婆就要考验媳妇的才能，头天晚上婆婆将厨房里的柴火全部挪开，不留一根，看媳妇次日清晨如何烧茶。媳妇次日一大早起来，看见厨房不见一根柴火甚是着急，然急中生智，将陪嫁过来的衣服撕碎，与同为嫁妆的油搅拌在一起，生了火。婆婆对此十分满意。
平常的家庭琐事皆由媳妇负责完成，婆婆即便闲着也不会搭帮手，而是摇着扇子监督媳妇干活，稍微干不好就要大吼大叫。那时只有媳妇受气的份。媳妇尽管受气，但也不敢生气，更不敢顶婆婆的嘴，婆婆说什么就是什么，媳妇只能将气憋着。70多岁的屈老师这么形容当时的婆媳关系：“解放前，封建礼节，婆婆是婆婆，媳妇是媳妇，太阳是圆的，婆婆说是扁的，媳妇就得说太阳是扁的。”
有这么一个故事：
媳妇在家扫地，姿势不正确，把屁股翘得老高，婆婆看不惯，遂指责媳妇说，“你的屁股翘到半空中去了”。媳妇不敢争辩。某日，一群妇女在谈论天空有多高，媳妇接过话说，“天空有两个屁股高”，众人不解，媳妇说，一个屁股半空中，两个屁股一天空。
可见婆婆对媳妇有说一不二的权威。媳妇受了婆婆的气不能当面发泄出来，只能在背地里发发牢骚，婆婆背地里也经常数落媳妇的不是，所以就有了“媳妇背里背个锣，背着说婆婆；婆婆背里背个鼓，背着说媳妇”一说。媳妇之所以能够憋气，一是不敢发气，二是还有个盼头，若干年之后，自己的婆婆死了，年轻的儿媳娶回来了，自己熬到头了，就可以用婆婆规训自己那一套来规训自己的媳妇。家庭秩序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地传递和再生产。
二
由于江汉平原多水患，村庄更替比较快，社区记忆相对薄弱，各种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传统观念也不坚固。因此当经历革命和现代国家建构时，脆弱的传统就很容易受到冲击，往往不堪一击。京山的婆媳关系就是如此，当新政权一进来，就立马发生改变。“土改”至1965年左右为婆媳关系的一个新阶段，这一段时间婆婆被国家定义为“恶婆婆”，是要被打倒的对象。此时，媳妇敢于顶嘴，但仍不占上风。
京山农村解放比较早，土改时间也较早。土改后，京山农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土改的第一要务是争取革命群众，打倒反动派和反抗派。婆婆是当时要打倒的旧式权威的象征之一，一开始就是被批斗的对象。当时的口号是要将妇女从夫权、父权和旧式婆婆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明确提出反对旧式婆婆的架子，对一些典型的“恶婆婆”要拿出来批斗，直到她们交出家庭的权力，向媳妇低头认罪为止。
另一方面，农会还开展媳妇学习班，教导她们要有反抗旧式婆婆的革命精神，让她们诉苦，控告婆婆的累累罪行，要敢于同压迫自己的婆婆做斗争。媳妇学习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果然有不少的妇女开始理直气壮地顶撞婆婆，并将恶婆婆报告到农会予以批斗。在强大政权的压力下，婆婆也感受到了威胁。这时的婆婆如果明目张胆地摆旧式的架子，就会被新政权捉住把柄，闹不好还会被批斗。所以，婆婆尽管对媳妇的“顶撞”很不习惯，很受气，也已不能像解放前那样任意摆布媳妇了。
然而婆婆的气还是能够出的，毕竟媳妇还生活在家庭里。在这个空间，男子的权威虽然也是受到了冲击，但没有彻底的动摇。因此，如果男子站在自己的母亲一边，媳妇就无法在家庭里获得足够支持，其权力就无法超越婆婆。更何况，整个村庄舆论也没有完全扭转过来，人们慢慢接受媳妇的“顶撞”，但还不习惯接受媳妇的飞扬跋扈，多数还是站在婆婆的立场。1959年结婚的屈老师这样描述当时自己家里的婆媳关系：
我们结过婚半年，她（媳妇）就开始跟婆婆吵，两个人经常斗嘴，我两边都劝，要老的忍耐，年轻的也要忍耐，只有忍耐才能避免矛盾。那时候儿子还是帮母亲的多。我结婚那时还是婆婆赢。总不是婆婆赢？媳妇顶几句，自己就强迫自己认输，社会习惯这样。社会上还是说媳妇的“拐”，做好媳妇有自尊心。强迫自己输了算了，太顶狠了，人家和婆婆都会说“把个媳妇，太狠了”，要维护婆婆自己的尊严。那时，媳妇还是难得做，还没有转变过来。
然而，社会的整个形势发展是不利于婆婆的。随着媳妇参与村庄活动、政治生活、国家建设增多，其作为村庄的一个壮劳力越来越显现其力量和权力，在社会上开始能顶半边天。在村庄里，壮年妇女与男子一样参加生产和政治活动，而老年妇女是被排斥的。所以年轻媳妇不断地被国家和村庄塑造，其身影逐渐拔高，慢慢脱离家庭事务束缚。年轻妇女在家庭里说话越来越有底气，也有勇气参与家庭决策。
与此同时，婆婆的角色则开始萎缩。婆婆发现媳妇越来越难以管教，自己在家庭里说话慢慢地不起作用，自己的儿子似乎对这个外来女人开始容忍，有时甚至言听计从。婆婆感到很不舒服，希望维持之前的状态，对媳妇的言行越来越不耐烦，越来越反感，加大了对媳妇的攻势和管教。媳妇面对婆婆的架子，也愈发难以容忍，觉得自己在与婆婆的关系中的地位与自己新的身份不相符合，所以反抗的欲望也愈发激烈。婆媳矛盾不可避免地白热化。这种状况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
三
20世纪60年代中期，是京山农村婆媳关系最恶劣的时期。这段时间，婆婆和媳妇的力量对比相当，双方陷入僵持，展开了拉锯战。根据当时的大队干部讲，这一时期的家庭纠纷特别多，大队干部几乎刚解决一家的矛盾，就要上另一家去解决同样的问题。整天除了忙生产外，还要处理这些事情，主要是婆媳“讲口”（争吵）。
为了应对如此剧烈的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紧张，国家开始在京山同时开设了媳妇学习班和婆婆学习班：以50岁为分界线，小于50岁的列进媳妇学习班，大于50岁的归入婆婆学习班，已婚妇女全员参与。这两类学习班整整持续了四年时间，授课内容主要是教育妇女如何做媳妇和如何做婆婆，既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还学习好人好事，评选“五好社员”（爱公社、爱集体、爱家庭、爱劳动和助人为乐），让获奖者现场讲授，情真意切。婆婆学习班教老人“树新风，改恶习”，媳妇学习班则教媳妇如何做好媳妇，如何孝敬老人，要学会忍耐，处理好婆媳关系。
学习班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当时婆媳之间的紧张关系。它让婆婆逐渐放弃对原有权力的追求和维护，婆婆学习班的学习内容首先是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思想，也就是要求婆婆站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与媳妇对话，和谐共处。学习班让很多婆婆乖乖地放弃了“臭架子”，摆出一副礼让媳妇的高姿态，实为承认自己衰弱的角色和地位。国家在这里扮演了安定人心的角色。
尽管学习班让媳妇收敛性格，但媳妇在家庭中的实际地位却获得了很大的提高，从此超过了婆婆，在婆媳关系首次占上风。
196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中期，在家庭权力结构中，媳妇开始处在上风，婆婆开始强迫自己听从媳妇的安排。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最终婆婆对自己的角色和地位认命，媳妇取得家庭权力争夺战中的胜利。
这一时期，婆婆并没有完全认命。在媳妇权力和地位增长过程中，婆婆开始了反抗，即婆婆不满社会对其角色和地位的安排，试图扭转乾坤。婆媳关系仍然紧张。媳妇处在上风，常找婆婆的茬，若婆婆不能忍受，便会开始反抗。正如屈老师所描述的那样：
到“文革”以后，就开始转变了，倒过来了，媳妇成了婆婆，婆婆成了媳妇，只有婆婆强迫自己认输，“一把手”转弯。这时媳妇就被婆婆们叫成“媳虎”了。
媳妇要婆婆带孙子，但公婆也要在生产队里做工，婆婆带孩子的机会因此减少，媳妇就会埋怨。婆婆肯定难为情，“我只能做一件事情，我也劳动，我也要搞事，不可能把孩子背到背上做事”。如此，婆媳矛盾就不可避免。使情况更复杂的是，一般家庭有数个儿子，每个儿子都有小孩，帮一个儿子带了孙子却没有帮其他的带，就会发生争吵：“我的是姑娘，他的是儿。给吃的，给我的少些，他的多些。”有的婆婆确实重男轻女，一个粑粑掰成两半，一大一小，大的给孙子，小的给了孙女。每每碰到这种事情，婆婆也难以还口，只能认输。老人的儿子越多，越难以周全，受气的机会也就越多。
这样一种媳妇强势、婆婆受委屈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前期。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媳妇都占上风，仍有不少厉害的婆婆出现，她们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培养的厉害媳妇，等到她们当婆婆掌权的时候，正值中年，还身强体壮，当然不会甘心屈服于二三十岁的媳妇，架子比传统婆婆的还大。但此时的年轻媳妇更加桀骜不驯，所以形成双强对垒的局面。这种局面造成的后果有两种，一是这些婆婆最终屈服于整个社会的趋势，接受媳妇对家庭的统治，学会在新时期做新式婆婆，即“学会做老人”。二是婆婆不愿意服输，斗争到底，并给媳妇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一面是自己的权力似乎增长到了很高的位置，另一面则仍要受制于婆婆，从而无法实现自己的统治目的，构成张力。这样，在1989年代初期，集体解散，国家不再管家庭内部事务后，有些媳妇走向了绝境，喝药自杀。
农村年轻妇女自杀在1980年代初期较为普遍。九房村的九例妇女自杀中，除两例是因夫妻矛盾导致的，其余七例皆出于婆媳关系。京山地区的奇特之处，是妇女在其地位接近最高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自杀潮，这源于两代强势妇女的社会个性。
四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0年左右，是京山农村婆媳关系的又一显著阶段。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婆媳关系趋于平静，婆婆接受现有秩序安排，媳妇也多数时候不理不骂，双方吵架次数减少。但是，儿子、媳妇开始不养老，并将老人赶入绝境，因绝望自杀的老年人增多。
访谈中，农民这样形容这一阶段的婆媳关系：
社会逐渐转化，人的素质提高了，不再斤斤计较了，就少讲口（吵架）。可讲的也不讲了，非讲不可的才讲。以前讲谁狠一些，现在能忍的就忍。一讲（口），都没有什么好处，讲口不是什么光彩的事。社会思想素质提高了些，以前讲口讲狠，逞能，无所谓，现在不光彩了。
讲口之所以不光彩，是因为改革开放后，社会分化加剧，农民都卷入了村庄的社会性竞争，人们不再逞口舌之快，而是要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创造和积累财富上面。因此那些只知争吵的人，就会落后，赶不上形势，被人家瞧不起。
这一时期，家庭核心化是主要趋势。农村分家越来越明晰，越来越全面，不仅要全分老人的家产，而且将老人本人也分了。兄弟一旦分家，就将权利义务也割裂了。最早分家的占了家庭的便宜，家庭有能力为其建房子，结婚分家之后也不需负担其他兄弟成家的费用。从这一时期开始，最小的儿子结婚后跟老人住一两年左右时间便分家，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几乎一结婚就分家。独子分家十分普遍。所以，老人无论多大年纪，都是单过。
单过，即儿子有儿子的家庭，老人自己一个家庭，各种各的地，各吃各的饭。如此，婆婆与媳妇就很难上搭腔了，争吵机会就少了。有少量争吵也是因为婆婆给儿子们带孩子的不“公正”引发的。有时是帮儿子家做事不公平，给这个儿子做得多些，给那个少些。还有的媳妇、儿子埋怨老人对家产分配不公。
到了1990年代，媳妇越来越“厉害”，基本上一进门就敢跟公婆吵。没有分家，小夫妻俩赚的钱也只装进自己的腰包，家庭开支一毛不拔，完全“啃老”。媳妇有什么事要办、有什么东西要买，就向公公要钱，公公成了银行。如果给的少，或者没给，媳妇就要吵闹。为此，公婆自己也开始打算分家，分家自由，自己赚的自己吃，想吃什么弄什么，不受儿女的气。
60多岁的张大叔，其独子结婚后接跟媳妇打工去了，孙子在自己身边七八年，生活费、学费、医疗费，儿子没有给过一分钱。前年儿子积累三万块钱回家做房子，还差一万多，老人将自己一辈子的积蓄都拿了出来，供儿子建房。一家人在新房里住了两年，期间家庭的一切开支都由老人出，媳妇隔三差五还向老人要钱。将老人“榨干”之后，媳妇就开始吵闹，专门找公婆的茬。老人觉得这样实在维系不下去，就跟儿子分了家，老两口搬到离新房一两里路外的土砖房里去了。分家之后，就没有了媳妇要钱的骚扰——“不是一家，不好意思要”。张大叔现在种三四亩口粮，再到河里打黄鳝卖，除了基本生活开支外，一年尚能节余几百上千。老人说要将钱存起来，以备防老。
家庭的核心化到1990年代已经彻底完成，其表现是核心家庭为了小团体利益、为了小团体在社会性竞争中不至于失败，宁可牺牲老人。老人的地位此时一落千丈，被彻底甩出村庄社会。许多七八十岁的老人要下地干活才有饭吃。儿子在老人能动的时候是坚决不给粮不给钱的。动不得的老人则由儿子赡养。有扯皮的兄弟就根本不赡养，都指望其他兄弟完全赡养老人。老人不能自己动手做饭后，就由儿子送饭，即使在一个屋子住，老人也不上桌。
一家老太太接了媳妇，又接了孙媳妇。老太太八九十岁了，跟儿子住在新屋。老太太住新屋的后屋。病了、瘫痪了，孙媳妇来了一年多，还不知道有这么个老太太，因为老太太从来没有上桌吃过饭，每天都是由儿子或媳妇端着剩饭剩菜到柴房里，倒在老太太的碗里，就不管了。别人家吃剩的最后给猫子、狗子吃，她家吃剩的就给老人吃。一日老太太的儿子、媳妇都走人家去了，孙媳妇在家烧火，去柴房捡柴，听有人在里头哼哼，吓了一跳。老太太说，我是你奶奶嘞。孙媳妇一看那个碗，已经几年没有洗过了，长满了霉。孙媳妇人好，把碗拿走，又将自己结婚时的新碗拿来给奶奶吃饭。儿子、媳妇回来一看，碗没有了，问孙媳妇怎么把碗拿走了。孙媳妇说，我得把它存起来，以后给你们吃饭用。听后，这对儿子、媳妇才把老太太接出来，上桌了。
老人得不到儿子们的赡养，也没有任何社会救济，在1990年代有许多老人因此绝望地自杀。九房村老人绝望型自杀共九例，皆因子女没有给予基本的生活保障，或者被打骂。另有三例老人自杀也与子女不孝顺有关系。许多五六十岁的老人认为，自杀是自己以后要走的一条路，且大部分老人都要走。57岁的王国雄在谈到一例老人自杀时说：
我认为他必然去死，非走（自杀）这条路不可。今后的老人，无非都要走这条路，（因为）经济条件不允许，大多数人是做农活，活到七八十岁，干脆死了算了，早进天堂。非走这条路，（因为）对人生（绝望），没有价值了，老伴一死，天天洗衣服，还要烧火，一个人吃饭没有意思。
老人内心其实是期待下一辈能够对自己多付出一些，能给吃给喝，更希望不定时来看望一下自己。一位86岁的老太太埋怨说：“哪个叫你吃一下，哪个叫你喝一下，哪个去瞧你一下？”但是在年轻人那里，老人单过，自己种田自己吃已经成了美德，用来解释该地区老人的勤劳。这说明老年人的绝望处境已经在该地区被普遍接受。九房村会计向我们这样炫耀：“老人搞些轻松的劳动，自己劳动自己吃，很少让儿子、姑娘养。他们种田，叫别人帮忙，不增加儿子、媳妇的负担。老年人都不要儿子给粮食，基本上都有点口粮田，动不了了，叫人来帮忙一下，不要儿子出钱。我们这还有90岁的种口粮田呢！”
五
2000年以后，形成了新型婆媳关系：婆婆为媳妇着想，媳妇也对婆婆有好感，相互体谅。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结婚成家的子辈，进入新世纪至今陆续做了公婆，他们吸取了父辈的教训、总结自己的经验，在情感上极力“讨好”子辈，特别表现为婆婆竞相讨好媳妇。他们这一代人的优势，一是在年轻的时候有一定的积蓄，不仅能为子女娶上媳妇，而且还鼎力资助儿子谋划发展，建房或买房（在村里或县城、镇上），做公婆之后仍能为子女效劳；二是这一代人生育很少，一般一个儿子，因此不存在偏心与否，也不存在照顾不过来的现象，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独子。所以他们“讨好”子辈既有经济基础，又不至于顾此失彼，也就很容易讨得儿子、媳妇的欢心。情感往往是相互的，子辈亦能在情感上对父辈有所回应，我们看到现在20多岁的媳妇与婆婆的关系确如母女，亲密无间。
九房五组最近接的几个媳妇，都怀孕了，婆婆比着招待媳妇，媳妇待在屋里打牌，婆婆在房里烧火（做饭），搞好的给她们吃。比着招待媳妇，婆婆之间在一起就会比。你今天杀个鸡，我明天宰头猪，你对媳妇好，我比你还好，看谁更好，都攀比。你搞得起来，我们搞不起？越有越好，现在生怕人家说穷，现在比着有，你有我比你还富态。以前要媳妇搞来，现在不让媳妇干活，把媳妇当祖宗一样供着。婆婆对媳妇好，媳妇会对婆婆不好？人都是有感情的。婆媳蛮亲热的，想说啥就说啥。现在都是婆婆说媳妇的好，媳妇说婆婆的好，都是自己亲生的一样，比亲生女儿还亲一些。现在婆婆还敢骂媳妇？没有一个骂媳妇的，现在都是“媳虎”了，老虎的虎，不敢骂。
虽然现在的婆婆和老人认为，“以前当媳妇好难，现在当婆婆好难”，但事实上，“婆婆对媳妇那么好，媳妇对婆婆反正比以前好，有感情”。当然，也有的媳妇认为，“我来了（你们家），就要对我好”，不领婆婆的那份情，这是媳妇不会做媳妇的表现。同时如果婆婆也不会做婆婆，彼此都认为对方不好，矛盾就闹起来了。
在公婆对子女有感情寄托、希望讨好他们的情况下，年轻夫妻就很轻松了。
“现在的媳妇，生了小孩，（小孩）都不与自己睡，与婆婆睡，要喂奶时，就抱着喂一口。年轻婆子耐得何（吃得消），身体好，现在不要媳妇做。儿子与媳妇在一起，都不搞事，年轻人打工去，孩子给公公婆婆引（带）。”
这一代婆婆都愿意吃亏，认为都是自己的儿子、媳妇，吃亏高兴。儿子接媳妇，自己吃亏，儿子舒服，心疼的是儿子、媳妇。上一代都这样，穿差一点，吃差一点，吃苦受累，也要让儿子、媳妇吃好，穿好，做父母的乐意。
父母在解释为什么要讨好子女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生少了，这个疼，那个爱，父母都愿意给他们搞事。原先吃亏，给大的搞完事，还要给小的帮忙，疼不过来。现在只要一个，舒服些，不重男轻女，只有一个。”
因为只有一个儿子，且儿子、媳妇在生完小孩八九个月之后就出去打工了，回来长住的时间较少，小孩由公婆带着，父母又极力“讨好”儿子、媳妇，所以也就无所谓分不分家。这或许是一种新型的家庭结构，代际关系也呈现出新的模式，婆媳关系也因婆婆的“讨好”而有了感情连接，相处得很融洽。
从婆媳关系变迁的历史脉络当中，我们看到在这对关系乃至整个家庭结构中，价值因素在逐渐退却，情感因素慢慢填补进来，并最终取代价值成为家庭的黏结剂。
婆媳关系是家庭结构的纵轴，是家庭关系的晴雨表。从京山农村调查来看，婆媳关系至少经历了五个理想“回合”，每个“回合”，婆婆与媳妇的关系、角色，和在家庭结构中的位置都有较大差异。总体的趋势是媳妇在家庭中的地位逐步提高，角色越来越重要，最终取得家庭的掌控权；婆婆从最初的对媳妇颐指气使，到如今的百般讨好，婆媳矛盾回落。这里将婆媳关系主体，限定为不同时期五六十岁的婆婆与二三十岁的媳妇。
一
在京山农村，就婆媳关系而言，“解放”和“土改”是很重要的时间分界线，前后两个时期的婆媳关系有着质的区别。解放前的农村家庭，无论富贵贫穷，婆婆较媳妇而言都是“尊贵”的，媳妇乃下等人，低人一等。“接个媳妇不能对她好是真的”，这个尊卑长幼之分的秩序，得到了家族和村落的支持。媳妇在婆婆面前永远是“小媳妇”，受婆婆的使唤。年纪大的受访者称，那个时候几乎没有对媳妇好的婆婆，媳妇每天一大早第一个起来，要收拾好家务，到厨房烧茶做饭，然后端茶到婆婆房间里给老人家“请安”。“请安”极具象征性，是婆婆地位和权威的体现。九房村流传这样一个“请安”的故事，从中可以窥探历史上的婆媳秩序：
解放前夕九房村两大富户联姻，女方的嫁妆有一千多床棉被，自以为阔气。而男方说，你这一千多床棉被还不够我每个客人盖。接回媳妇，婆婆就要考验媳妇的才能，头天晚上婆婆将厨房里的柴火全部挪开，不留一根，看媳妇次日清晨如何烧茶。媳妇次日一大早起来，看见厨房不见一根柴火甚是着急，然急中生智，将陪嫁过来的衣服撕碎，与同为嫁妆的油搅拌在一起，生了火。婆婆对此十分满意。
平常的家庭琐事皆由媳妇负责完成，婆婆即便闲着也不会搭帮手，而是摇着扇子监督媳妇干活，稍微干不好就要大吼大叫。那时只有媳妇受气的份。媳妇尽管受气，但也不敢生气，更不敢顶婆婆的嘴，婆婆说什么就是什么，媳妇只能将气憋着。70多岁的屈老师这么形容当时的婆媳关系：“解放前，封建礼节，婆婆是婆婆，媳妇是媳妇，太阳是圆的，婆婆说是扁的，媳妇就得说太阳是扁的。”
有这么一个故事：
媳妇在家扫地，姿势不正确，把屁股翘得老高，婆婆看不惯，遂指责媳妇说，“你的屁股翘到半空中去了”。媳妇不敢争辩。某日，一群妇女在谈论天空有多高，媳妇接过话说，“天空有两个屁股高”，众人不解，媳妇说，一个屁股半空中，两个屁股一天空。
可见婆婆对媳妇有说一不二的权威。媳妇受了婆婆的气不能当面发泄出来，只能在背地里发发牢骚，婆婆背地里也经常数落媳妇的不是，所以就有了“媳妇背里背个锣，背着说婆婆；婆婆背里背个鼓，背着说媳妇”一说。媳妇之所以能够憋气，一是不敢发气，二是还有个盼头，若干年之后，自己的婆婆死了，年轻的儿媳娶回来了，自己熬到头了，就可以用婆婆规训自己那一套来规训自己的媳妇。家庭秩序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地传递和再生产。
二
由于江汉平原多水患，村庄更替比较快，社区记忆相对薄弱，各种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传统观念也不坚固。因此当经历革命和现代国家建构时，脆弱的传统就很容易受到冲击，往往不堪一击。京山的婆媳关系就是如此，当新政权一进来，就立马发生改变。“土改”至1965年左右为婆媳关系的一个新阶段，这一段时间婆婆被国家定义为“恶婆婆”，是要被打倒的对象。此时，媳妇敢于顶嘴，但仍不占上风。
京山农村解放比较早，土改时间也较早。土改后，京山农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土改的第一要务是争取革命群众，打倒反动派和反抗派。婆婆是当时要打倒的旧式权威的象征之一，一开始就是被批斗的对象。当时的口号是要将妇女从夫权、父权和旧式婆婆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明确提出反对旧式婆婆的架子，对一些典型的“恶婆婆”要拿出来批斗，直到她们交出家庭的权力，向媳妇低头认罪为止。
另一方面，农会还开展媳妇学习班，教导她们要有反抗旧式婆婆的革命精神，让她们诉苦，控告婆婆的累累罪行，要敢于同压迫自己的婆婆做斗争。媳妇学习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果然有不少的妇女开始理直气壮地顶撞婆婆，并将恶婆婆报告到农会予以批斗。在强大政权的压力下，婆婆也感受到了威胁。这时的婆婆如果明目张胆地摆旧式的架子，就会被新政权捉住把柄，闹不好还会被批斗。所以，婆婆尽管对媳妇的“顶撞”很不习惯，很受气，也已不能像解放前那样任意摆布媳妇了。
然而婆婆的气还是能够出的，毕竟媳妇还生活在家庭里。在这个空间，男子的权威虽然也是受到了冲击，但没有彻底的动摇。因此，如果男子站在自己的母亲一边，媳妇就无法在家庭里获得足够支持，其权力就无法超越婆婆。更何况，整个村庄舆论也没有完全扭转过来，人们慢慢接受媳妇的“顶撞”，但还不习惯接受媳妇的飞扬跋扈，多数还是站在婆婆的立场。1959年结婚的屈老师这样描述当时自己家里的婆媳关系：
我们结过婚半年，她（媳妇）就开始跟婆婆吵，两个人经常斗嘴，我两边都劝，要老的忍耐，年轻的也要忍耐，只有忍耐才能避免矛盾。那时候儿子还是帮母亲的多。我结婚那时还是婆婆赢。总不是婆婆赢？媳妇顶几句，自己就强迫自己认输，社会习惯这样。社会上还是说媳妇的“拐”，做好媳妇有自尊心。强迫自己输了算了，太顶狠了，人家和婆婆都会说“把个媳妇，太狠了”，要维护婆婆自己的尊严。那时，媳妇还是难得做，还没有转变过来。
然而，社会的整个形势发展是不利于婆婆的。随着媳妇参与村庄活动、政治生活、国家建设增多，其作为村庄的一个壮劳力越来越显现其力量和权力，在社会上开始能顶半边天。在村庄里，壮年妇女与男子一样参加生产和政治活动，而老年妇女是被排斥的。所以年轻媳妇不断地被国家和村庄塑造，其身影逐渐拔高，慢慢脱离家庭事务束缚。年轻妇女在家庭里说话越来越有底气，也有勇气参与家庭决策。
与此同时，婆婆的角色则开始萎缩。婆婆发现媳妇越来越难以管教，自己在家庭里说话慢慢地不起作用，自己的儿子似乎对这个外来女人开始容忍，有时甚至言听计从。婆婆感到很不舒服，希望维持之前的状态，对媳妇的言行越来越不耐烦，越来越反感，加大了对媳妇的攻势和管教。媳妇面对婆婆的架子，也愈发难以容忍，觉得自己在与婆婆的关系中的地位与自己新的身份不相符合，所以反抗的欲望也愈发激烈。婆媳矛盾不可避免地白热化。这种状况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
三
20世纪60年代中期，是京山农村婆媳关系最恶劣的时期。这段时间，婆婆和媳妇的力量对比相当，双方陷入僵持，展开了拉锯战。根据当时的大队干部讲，这一时期的家庭纠纷特别多，大队干部几乎刚解决一家的矛盾，就要上另一家去解决同样的问题。整天除了忙生产外，还要处理这些事情，主要是婆媳“讲口”（争吵）。
为了应对如此剧烈的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紧张，国家开始在京山同时开设了媳妇学习班和婆婆学习班：以50岁为分界线，小于50岁的列进媳妇学习班，大于50岁的归入婆婆学习班，已婚妇女全员参与。这两类学习班整整持续了四年时间，授课内容主要是教育妇女如何做媳妇和如何做婆婆，既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还学习好人好事，评选“五好社员”（爱公社、爱集体、爱家庭、爱劳动和助人为乐），让获奖者现场讲授，情真意切。婆婆学习班教老人“树新风，改恶习”，媳妇学习班则教媳妇如何做好媳妇，如何孝敬老人，要学会忍耐，处理好婆媳关系。
学习班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当时婆媳之间的紧张关系。它让婆婆逐渐放弃对原有权力的追求和维护，婆婆学习班的学习内容首先是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思想，也就是要求婆婆站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与媳妇对话，和谐共处。学习班让很多婆婆乖乖地放弃了“臭架子”，摆出一副礼让媳妇的高姿态，实为承认自己衰弱的角色和地位。国家在这里扮演了安定人心的角色。
尽管学习班让媳妇收敛性格，但媳妇在家庭中的实际地位却获得了很大的提高，从此超过了婆婆，在婆媳关系首次占上风。
196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中期，在家庭权力结构中，媳妇开始处在上风，婆婆开始强迫自己听从媳妇的安排。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最终婆婆对自己的角色和地位认命，媳妇取得家庭权力争夺战中的胜利。
这一时期，婆婆并没有完全认命。在媳妇权力和地位增长过程中，婆婆开始了反抗，即婆婆不满社会对其角色和地位的安排，试图扭转乾坤。婆媳关系仍然紧张。媳妇处在上风，常找婆婆的茬，若婆婆不能忍受，便会开始反抗。正如屈老师所描述的那样：
到“文革”以后，就开始转变了，倒过来了，媳妇成了婆婆，婆婆成了媳妇，只有婆婆强迫自己认输，“一把手”转弯。这时媳妇就被婆婆们叫成“媳虎”了。
媳妇要婆婆带孙子，但公婆也要在生产队里做工，婆婆带孩子的机会因此减少，媳妇就会埋怨。婆婆肯定难为情，“我只能做一件事情，我也劳动，我也要搞事，不可能把孩子背到背上做事”。如此，婆媳矛盾就不可避免。使情况更复杂的是，一般家庭有数个儿子，每个儿子都有小孩，帮一个儿子带了孙子却没有帮其他的带，就会发生争吵：“我的是姑娘，他的是儿。给吃的，给我的少些，他的多些。”有的婆婆确实重男轻女，一个粑粑掰成两半，一大一小，大的给孙子，小的给了孙女。每每碰到这种事情，婆婆也难以还口，只能认输。老人的儿子越多，越难以周全，受气的机会也就越多。
这样一种媳妇强势、婆婆受委屈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前期。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媳妇都占上风，仍有不少厉害的婆婆出现，她们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培养的厉害媳妇，等到她们当婆婆掌权的时候，正值中年，还身强体壮，当然不会甘心屈服于二三十岁的媳妇，架子比传统婆婆的还大。但此时的年轻媳妇更加桀骜不驯，所以形成双强对垒的局面。这种局面造成的后果有两种，一是这些婆婆最终屈服于整个社会的趋势，接受媳妇对家庭的统治，学会在新时期做新式婆婆，即“学会做老人”。二是婆婆不愿意服输，斗争到底，并给媳妇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一面是自己的权力似乎增长到了很高的位置，另一面则仍要受制于婆婆，从而无法实现自己的统治目的，构成张力。这样，在1989年代初期，集体解散，国家不再管家庭内部事务后，有些媳妇走向了绝境，喝药自杀。
农村年轻妇女自杀在1980年代初期较为普遍。九房村的九例妇女自杀中，除两例是因夫妻矛盾导致的，其余七例皆出于婆媳关系。京山地区的奇特之处，是妇女在其地位接近最高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自杀潮，这源于两代强势妇女的社会个性。
四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0年左右，是京山农村婆媳关系的又一显著阶段。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婆媳关系趋于平静，婆婆接受现有秩序安排，媳妇也多数时候不理不骂，双方吵架次数减少。但是，儿子、媳妇开始不养老，并将老人赶入绝境，因绝望自杀的老年人增多。
访谈中，农民这样形容这一阶段的婆媳关系：
社会逐渐转化，人的素质提高了，不再斤斤计较了，就少讲口（吵架）。可讲的也不讲了，非讲不可的才讲。以前讲谁狠一些，现在能忍的就忍。一讲（口），都没有什么好处，讲口不是什么光彩的事。社会思想素质提高了些，以前讲口讲狠，逞能，无所谓，现在不光彩了。
讲口之所以不光彩，是因为改革开放后，社会分化加剧，农民都卷入了村庄的社会性竞争，人们不再逞口舌之快，而是要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创造和积累财富上面。因此那些只知争吵的人，就会落后，赶不上形势，被人家瞧不起。
这一时期，家庭核心化是主要趋势。农村分家越来越明晰，越来越全面，不仅要全分老人的家产，而且将老人本人也分了。兄弟一旦分家，就将权利义务也割裂了。最早分家的占了家庭的便宜，家庭有能力为其建房子，结婚分家之后也不需负担其他兄弟成家的费用。从这一时期开始，最小的儿子结婚后跟老人住一两年左右时间便分家，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几乎一结婚就分家。独子分家十分普遍。所以，老人无论多大年纪，都是单过。
单过，即儿子有儿子的家庭，老人自己一个家庭，各种各的地，各吃各的饭。如此，婆婆与媳妇就很难上搭腔了，争吵机会就少了。有少量争吵也是因为婆婆给儿子们带孩子的不“公正”引发的。有时是帮儿子家做事不公平，给这个儿子做得多些，给那个少些。还有的媳妇、儿子埋怨老人对家产分配不公。
到了1990年代，媳妇越来越“厉害”，基本上一进门就敢跟公婆吵。没有分家，小夫妻俩赚的钱也只装进自己的腰包，家庭开支一毛不拔，完全“啃老”。媳妇有什么事要办、有什么东西要买，就向公公要钱，公公成了银行。如果给的少，或者没给，媳妇就要吵闹。为此，公婆自己也开始打算分家，分家自由，自己赚的自己吃，想吃什么弄什么，不受儿女的气。
60多岁的张大叔，其独子结婚后接跟媳妇打工去了，孙子在自己身边七八年，生活费、学费、医疗费，儿子没有给过一分钱。前年儿子积累三万块钱回家做房子，还差一万多，老人将自己一辈子的积蓄都拿了出来，供儿子建房。一家人在新房里住了两年，期间家庭的一切开支都由老人出，媳妇隔三差五还向老人要钱。将老人“榨干”之后，媳妇就开始吵闹，专门找公婆的茬。老人觉得这样实在维系不下去，就跟儿子分了家，老两口搬到离新房一两里路外的土砖房里去了。分家之后，就没有了媳妇要钱的骚扰——“不是一家，不好意思要”。张大叔现在种三四亩口粮，再到河里打黄鳝卖，除了基本生活开支外，一年尚能节余几百上千。老人说要将钱存起来，以备防老。
家庭的核心化到1990年代已经彻底完成，其表现是核心家庭为了小团体利益、为了小团体在社会性竞争中不至于失败，宁可牺牲老人。老人的地位此时一落千丈，被彻底甩出村庄社会。许多七八十岁的老人要下地干活才有饭吃。儿子在老人能动的时候是坚决不给粮不给钱的。动不得的老人则由儿子赡养。有扯皮的兄弟就根本不赡养，都指望其他兄弟完全赡养老人。老人不能自己动手做饭后，就由儿子送饭，即使在一个屋子住，老人也不上桌。
一家老太太接了媳妇，又接了孙媳妇。老太太八九十岁了，跟儿子住在新屋。老太太住新屋的后屋。病了、瘫痪了，孙媳妇来了一年多，还不知道有这么个老太太，因为老太太从来没有上桌吃过饭，每天都是由儿子或媳妇端着剩饭剩菜到柴房里，倒在老太太的碗里，就不管了。别人家吃剩的最后给猫子、狗子吃，她家吃剩的就给老人吃。一日老太太的儿子、媳妇都走人家去了，孙媳妇在家烧火，去柴房捡柴，听有人在里头哼哼，吓了一跳。老太太说，我是你奶奶嘞。孙媳妇一看那个碗，已经几年没有洗过了，长满了霉。孙媳妇人好，把碗拿走，又将自己结婚时的新碗拿来给奶奶吃饭。儿子、媳妇回来一看，碗没有了，问孙媳妇怎么把碗拿走了。孙媳妇说，我得把它存起来，以后给你们吃饭用。听后，这对儿子、媳妇才把老太太接出来，上桌了。
老人得不到儿子们的赡养，也没有任何社会救济，在1990年代有许多老人因此绝望地自杀。九房村老人绝望型自杀共九例，皆因子女没有给予基本的生活保障，或者被打骂。另有三例老人自杀也与子女不孝顺有关系。许多五六十岁的老人认为，自杀是自己以后要走的一条路，且大部分老人都要走。57岁的王国雄在谈到一例老人自杀时说：
我认为他必然去死，非走（自杀）这条路不可。今后的老人，无非都要走这条路，（因为）经济条件不允许，大多数人是做农活，活到七八十岁，干脆死了算了，早进天堂。非走这条路，（因为）对人生（绝望），没有价值了，老伴一死，天天洗衣服，还要烧火，一个人吃饭没有意思。
老人内心其实是期待下一辈能够对自己多付出一些，能给吃给喝，更希望不定时来看望一下自己。一位86岁的老太太埋怨说：“哪个叫你吃一下，哪个叫你喝一下，哪个去瞧你一下？”但是在年轻人那里，老人单过，自己种田自己吃已经成了美德，用来解释该地区老人的勤劳。这说明老年人的绝望处境已经在该地区被普遍接受。九房村会计向我们这样炫耀：“老人搞些轻松的劳动，自己劳动自己吃，很少让儿子、姑娘养。他们种田，叫别人帮忙，不增加儿子、媳妇的负担。老年人都不要儿子给粮食，基本上都有点口粮田，动不了了，叫人来帮忙一下，不要儿子出钱。我们这还有90岁的种口粮田呢！”
五
2000年以后，形成了新型婆媳关系：婆婆为媳妇着想，媳妇也对婆婆有好感，相互体谅。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结婚成家的子辈，进入新世纪至今陆续做了公婆，他们吸取了父辈的教训、总结自己的经验，在情感上极力“讨好”子辈，特别表现为婆婆竞相讨好媳妇。他们这一代人的优势，一是在年轻的时候有一定的积蓄，不仅能为子女娶上媳妇，而且还鼎力资助儿子谋划发展，建房或买房（在村里或县城、镇上），做公婆之后仍能为子女效劳；二是这一代人生育很少，一般一个儿子，因此不存在偏心与否，也不存在照顾不过来的现象，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独子。所以他们“讨好”子辈既有经济基础，又不至于顾此失彼，也就很容易讨得儿子、媳妇的欢心。情感往往是相互的，子辈亦能在情感上对父辈有所回应，我们看到现在20多岁的媳妇与婆婆的关系确如母女，亲密无间。
九房五组最近接的几个媳妇，都怀孕了，婆婆比着招待媳妇，媳妇待在屋里打牌，婆婆在房里烧火（做饭），搞好的给她们吃。比着招待媳妇，婆婆之间在一起就会比。你今天杀个鸡，我明天宰头猪，你对媳妇好，我比你还好，看谁更好，都攀比。你搞得起来，我们搞不起？越有越好，现在生怕人家说穷，现在比着有，你有我比你还富态。以前要媳妇搞来，现在不让媳妇干活，把媳妇当祖宗一样供着。婆婆对媳妇好，媳妇会对婆婆不好？人都是有感情的。婆媳蛮亲热的，想说啥就说啥。现在都是婆婆说媳妇的好，媳妇说婆婆的好，都是自己亲生的一样，比亲生女儿还亲一些。现在婆婆还敢骂媳妇？没有一个骂媳妇的，现在都是“媳虎”了，老虎的虎，不敢骂。
虽然现在的婆婆和老人认为，“以前当媳妇好难，现在当婆婆好难”，但事实上，“婆婆对媳妇那么好，媳妇对婆婆反正比以前好，有感情”。当然，也有的媳妇认为，“我来了（你们家），就要对我好”，不领婆婆的那份情，这是媳妇不会做媳妇的表现。同时如果婆婆也不会做婆婆，彼此都认为对方不好，矛盾就闹起来了。
在公婆对子女有感情寄托、希望讨好他们的情况下，年轻夫妻就很轻松了。
“现在的媳妇，生了小孩，（小孩）都不与自己睡，与婆婆睡，要喂奶时，就抱着喂一口。年轻婆子耐得何（吃得消），身体好，现在不要媳妇做。儿子与媳妇在一起，都不搞事，年轻人打工去，孩子给公公婆婆引（带）。”
这一代婆婆都愿意吃亏，认为都是自己的儿子、媳妇，吃亏高兴。儿子接媳妇，自己吃亏，儿子舒服，心疼的是儿子、媳妇。上一代都这样，穿差一点，吃差一点，吃苦受累，也要让儿子、媳妇吃好，穿好，做父母的乐意。
父母在解释为什么要讨好子女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生少了，这个疼，那个爱，父母都愿意给他们搞事。原先吃亏，给大的搞完事，还要给小的帮忙，疼不过来。现在只要一个，舒服些，不重男轻女，只有一个。”
因为只有一个儿子，且儿子、媳妇在生完小孩八九个月之后就出去打工了，回来长住的时间较少，小孩由公婆带着，父母又极力“讨好”儿子、媳妇，所以也就无所谓分不分家。这或许是一种新型的家庭结构，代际关系也呈现出新的模式，婆媳关系也因婆婆的“讨好”而有了感情连接，相处得很融洽。
从婆媳关系变迁的历史脉络当中，我们看到在这对关系乃至整个家庭结构中，价值因素在逐渐退却，情感因素慢慢填补进来，并最终取代价值成为家庭的黏结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