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修例风波引发的混乱与动荡中，多维新闻和香港01呼吁多年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终于得到关注。 9月3日港澳办记者会上，发言人就香港局势提出三点意见，其中第三点明确表示 “这次风波折射出香港社会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已经到了必须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的时候”，“一般市民特别是年轻人常常抱怨的住房难、贫富差距大、向上流动难等社会问题，是长期积累形成的，成因复杂，需要找准症结，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新华社9月4日刊发的《香港修例风波背后的一些社会深层根源》，也直指“修例风波的背后有着一些香港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认为“这些经济民生方面的矛盾成因复杂、长期未能解决，积累成巨大的社会问题”。林郑也在9月4日宣布撤回修例时表示，将“邀请社会领袖、专家和学者对社会深层次问题进行独立研究和检讨，希望能为社会带来改变。”
这或许说明中国中央政府（以下简称中央）已经对香港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不再只是像以往一样，将重心放到与反对派和外部势力的斗争上，而是从香港施政的内在不足寻找答案。
解决香港问题，需从深层次矛盾入手。（新华社）
这是关键的改变，虽然在令人痛心的反修例风波之后才发生，但亡羊补牢，为时不晚，而且真的抓住了牛鼻子。要知道，分析香港问题，如果不能对香港内部的深层矛盾有清晰的认识，只是简单将所有问题归咎于仅为外因的外部势力或作为表象的港独，则香港问题很难解决。即使通过各种努力，香港的骚乱一时能够平息，但只要根本矛盾不解决，未来它仍免不了“春风吹又生”，这也是从占中、旺角骚乱到反修例风波带来的教训。
正视过度自由资本主义结出的“恶果”
“小政府，大市场”一直是香港社会运行的基本圭臬，香港人也以自己的自由经济体系为荣。作为自由港，香港连续25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自由资本主义带给香港的好处和荣誉很多，这一点毋庸置疑。但硬币总有两面，自由资本主义在带给香港“善果”的同时，也由于不受约束地走向极致、畸形，给香港带来很多“恶果”。只有正视这些恶果，才能体察香港社会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并在此基础上寻求解决香港问题的良方。
香港前立法会主席曾钰成在接受台湾《中央社》采访时表示，年轻人不满有两大源头，就是普选无望以及社会不公。社会不公即是过度自由资本主义带给香港的恶果，主要指香港社会分配不均，房屋问题尤其突出，年轻人看不到改善生活、向上流动的机会。
概括来说，这种恶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最突出、最直接的住房问题。几乎可以肯定，香港是所有发达经济体中住房条件最差最恶劣的地方。虽然2018年香港人均GDP高达4.8万美元，排在世界第16位，高于德英法日等老牌发达国家，但据港府统计，其自有住房率不到一半，人均住房面积只有15平方米，平均家庭住房面积只有40平方米，高达82.2%的家庭住户面积在20平米至70平米之间。而与香港条件类似的新加坡，其人均住房面积（使用面积）超过30平方米，政府提供的组屋平均使用面积达87平方米，住房条件比香港好很多。
香港人的住房面积狭小，与当地全球第一的高房价密切相关。据如是金融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7月香港中心城区房价超过20万元人民币/平方米，超过伦敦的12万元/平方米，新加坡的11.5万元/平方米，高居世界第一。据美国国际公共政策顾问机构Demographia一年一度的《2019年全球住房可负担性调查报告》显示，香港的房价收入比（房价中位数除以家庭年收入中位数）为20.9，也就是说一个香港家庭要不吃不喝21年才能买一套不大的房子。高房价不仅造就无数“鸟笼”式的香港住宅，严重恶化香港的住房环境，更碾碎了无数香港年轻人的希望，让他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焦虑和不安。据了解，香港还有20万人居住在生活条件恶劣、极度逼仄的?房内，他们的人均住房面积只有几平米，比香港的监狱囚室还要狭小。住房如此差，房价如此高，香港人对社会现状有不满情绪，很难避免。
香港贫富悬殊，住房问题十分严重。（Reuters）
其次，香港的贫富悬殊极端严重，是发达经济体中资源分配最不平等的地方。据统计，2016年香港显示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为0.539，大大超过危险警戒线的0.4。而欧洲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在0.24-0.36之间，财富分配比较平均。2018年新加坡的基尼系数也只有0.401，东亚的日本、韩国、台湾等地的基尼系数更在0.4以下。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香港前十大亿万富翁的净资产总和约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GDP）的35%，为全球最高。排名第二的瑞典，这一比率也只有25%。港府扶贫委员会的数据还显示，2016年全港贫穷人口高达135.2万，贫穷率19.9%，即每5个港人中就有1人活于贫穷。
其三，与高房价对应，香港的经济被房地产绑架，其他科技创新产业失去发展空间。众所周知，香港的房地产富豪众多，据福布斯香港富豪榜显示，香港前十大富豪中有6个与房地产有关，足见房地产对香港经济的巨大影响。高房价、高地价，因地产利益集团的排挤效益，香港错失了2000年以来的互联网信息科技产业的高速发展，没有转型为科技创新之都，而香港房价却从2004年至2018年涨了4.4倍。被房地产绑架，香港产业转型可谓失败。现在香港的支柱产业只有金融和房地产，但这两个行业门槛高、就业机会有限，无法为香港年轻人提供上升发展、创业发展的空间，一定程度上堵死了社会阶层流动的通路，更加剧了贫富分化。
中央积极介入才能成功改革
中共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一直信奉社会主义道路，本应对香港自由资本主义的弊端有深刻的认识，对香港社会存在的问题有精辟的了解和判断。事实上，面对近些年内地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的一些贫富分化问题而引发的“国家资本主义”质疑，中共最高层还予以驳斥，并推动政治经济社会改革朝向社会主义初心。但现实是，香港回归22年，中央不知道是否因为要彰显“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成功实践，避免造成香港社会被内地社会主义同化的担忧，所以非但似乎没有认识到香港社会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没有引导香港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结构性变革，反而默许港府一直延续自殖民时代就已形成的治理结构和方式，甚至夸奖香港的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称号。
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走在内地发展前列的特区，中央在对其特殊对待的同时，也应该有“一国”框架下的总体考量。“一国两制”是伟大的构想，它创造性解决了香港与内地两种制度并存的问题，值得中央坚守与维护它顺畅的运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中央在面对香港时，确应在这一原则下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但与此同时，香港不仅是港人的香港，也是中国的香港，是中央直接管辖的一个地方特区，中央有责任深切、全面地认识香港，了解它的优势，找出它的不足，为其长远的发展出谋划策，这样才能让香港“一国两制”始终展现生机活力。毕竟，让香港变得更好，让“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不是中央无为就可以做到的，香港的繁荣稳定更不是毫无作为可以保持的，这既是香港政府的责任，更是中央政府的责任，包括责成香港政府有效作为的责任。正所谓，扫帚不扫，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幸福是奋斗出来的。面对香港深层的社会矛盾和复杂的利益格局，中央更应该积极作为，准备好“打一场硬仗”，如此才有可能推动香港深刻变革。
香港要持续繁荣稳定，需进行深刻变革。（VCG）
今次港澳办、新华社和特首林郑都指出了香港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但能否真正解决问题，港人大多还有疑虑。尤其是港澳办发言人提到“我们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和管治团队继续通过有关对话平台与社会各界人士和青年展开交流，共同探讨有关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及后来林郑宣布“邀请社会领袖、专家及学者研究社会深层次问题”，虽然话说的不错，但挡不住许多港人更是怀有疑虑，无法看到改革的到来。为什么大家对港府宣称的改革有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怀疑？原因概括而言有以下三点。
其一，香港今天的精英政治人物，包括特首林郑月娥，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包括林郑等香港政治精英都深陷对自由资本主义的迷思，缺乏对问题的透彻认识。因香港是在自由资本主义市场机制下发展至今，所以大多数香港精英都深信自由市场理念，前特首梁振英及现任特首林郑月娥等，都曾公开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要“拥抱自由市场机制”。今年1月香港连续25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时，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也说，该成绩再次肯定了香港特区政府多年来对维护自由市场原则的坚持。另一方面是，香港政治精英都是公务员出身，他们或许有很高的业务能力，但却缺乏政治家的认知深度、改革手腕和魄力，难以推动历史性的伟大变革。这两方面的局限性，都让人们对林郑提出的改革产生疑虑。
其二，在既得利益者的引导下，香港社会问题被扭曲失焦。如上所言，深刻影响港人生活的“社会不公”无疑是今天香港面临的核心问题，但令人失望的是，香港社会从上层精英到普通市民，好像都对此缺乏基本的认识和变革诉求。必须承认，香港的地产资本家、精英群体等既得利益者十分狡猾，他们利用自身的政治和经济能量，以及治港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失误，有意无意将香港民生问题引导成为政治问题。好像香港的社会不公等问题都是因政改不顺而起，只要政改完成了，香港的民生不公问题也就解决了。但事实完全不是如此，将民生问题扭曲为政治问题，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遮蔽对问题的认识和讨论，只会让问题持续恶化，最后获利的仍然是今天的既得利益者。
其三，香港无论政府还是商界精英都深陷固有利益结构之中，缺乏改革的动机和动力。众所周知，香港是土地财政的祖师爷。港府不仅是香港最大的地主，也是房地产行业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以2016-2017年度来看，包括物业税、一般差饷、政府的“物业及投资”、印花税和地价收入等与房地产有关的财政收入达2,447亿元（1港元约合0.1276美元），占当年港府全部收入5,731亿元的43%左右。若加上其他与房地产有些关联的税种，如利得税等，香港政府收入的大概一半以上来自房地产行业。说港府严重依赖房地产行业，并不为过。其他商界精英如四大房地产家族，李嘉诚、李兆基、郭氏家族、郑氏家族等，他们更是高房价、房地产业的受益者，长期位居香港十大富豪之列。显然，港府和香港大地产商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结成利益共同体，他们都是香港现有经济格局的受益者，让他们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真正解决香港的房地产困局，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以上三点原因已经充分说明，光靠香港自我革命是不行的，中央必须介入，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找到那个最适当的切入点。
或许有些人认为，香港必须自己走出这个困局，中央不应该插手，否则违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是狭隘看待“一国两制”，亦是消极“一国两制”的典型认识。中央政府不应该“干预”香港，但并不是“视而不见”，更不是“见死不救”。如果中央意识到香港问题发展到社会撕裂的地步却依然袖手旁观，那是不负责任，可以说连港英殖民地政府都不如，这又如何说明它还是“一国”。须知，纵使是港英殖民政府，都知道以改善民生来争取民心。当年香港六七暴动后，港英政府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推出系列改革。尤其是港督麦理浩，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有效解决房屋、教育、公共交通和反腐倡廉等市民关心的四大热点问题，化被动为主动，收获了大量人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港英殖民政府尚能如此争取人心，那么中央政府更应该考虑以反修例事件为契机，推动香港全面改革。
毕竟，反修例事件虽是危机，但反过来也是实现香港民心回归的巨大历史性机遇。如在中央的帮助下，香港社会长期存在的深层问题：贫富悬殊，买房难、住房条件差，产业单一化等问题都能逐渐得到明显缓解，香港市民的生活因此大为改善，则中央自然容易赢得香港民心。再配合在教育和文化领域坚定推动去殖民化，一步一个脚印地完成国民教育，慢慢塑造港人内心深处的中国人认同，则双方因价值观不同而产生的离心力，或许也会在社会公正的实现中慢慢变成向心力。危机中既有危险也有“机遇”，中央没有理由不把握这个历史性机遇，从根本上实现香港民心回归。这既是“一国两制”框架下中央对香港的责任，又是享有全面管治权的中央治理好香港的义务。
在反修例风波引发的混乱与动荡中，多维新闻和香港01呼吁多年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终于得到关注。 9月3日港澳办记者会上，发言人就香港局势提出三点意见，其中第三点明确表示 “这次风波折射出香港社会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已经到了必须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的时候”，“一般市民特别是年轻人常常抱怨的住房难、贫富差距大、向上流动难等社会问题，是长期积累形成的，成因复杂，需要找准症结，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新华社9月4日刊发的《香港修例风波背后的一些社会深层根源》，也直指“修例风波的背后有着一些香港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认为“这些经济民生方面的矛盾成因复杂、长期未能解决，积累成巨大的社会问题”。林郑也在9月4日宣布撤回修例时表示，将“邀请社会领袖、专家和学者对社会深层次问题进行独立研究和检讨，希望能为社会带来改变。”
这或许说明中国中央政府（以下简称中央）已经对香港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不再只是像以往一样，将重心放到与反对派和外部势力的斗争上，而是从香港施政的内在不足寻找答案。
解决香港问题，需从深层次矛盾入手。（新华社）
这是关键的改变，虽然在令人痛心的反修例风波之后才发生，但亡羊补牢，为时不晚，而且真的抓住了牛鼻子。要知道，分析香港问题，如果不能对香港内部的深层矛盾有清晰的认识，只是简单将所有问题归咎于仅为外因的外部势力或作为表象的港独，则香港问题很难解决。即使通过各种努力，香港的骚乱一时能够平息，但只要根本矛盾不解决，未来它仍免不了“春风吹又生”，这也是从占中、旺角骚乱到反修例风波带来的教训。
正视过度自由资本主义结出的“恶果”
“小政府，大市场”一直是香港社会运行的基本圭臬，香港人也以自己的自由经济体系为荣。作为自由港，香港连续25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自由资本主义带给香港的好处和荣誉很多，这一点毋庸置疑。但硬币总有两面，自由资本主义在带给香港“善果”的同时，也由于不受约束地走向极致、畸形，给香港带来很多“恶果”。只有正视这些恶果，才能体察香港社会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并在此基础上寻求解决香港问题的良方。
香港前立法会主席曾钰成在接受台湾《中央社》采访时表示，年轻人不满有两大源头，就是普选无望以及社会不公。社会不公即是过度自由资本主义带给香港的恶果，主要指香港社会分配不均，房屋问题尤其突出，年轻人看不到改善生活、向上流动的机会。
概括来说，这种恶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最突出、最直接的住房问题。几乎可以肯定，香港是所有发达经济体中住房条件最差最恶劣的地方。虽然2018年香港人均GDP高达4.8万美元，排在世界第16位，高于德英法日等老牌发达国家，但据港府统计，其自有住房率不到一半，人均住房面积只有15平方米，平均家庭住房面积只有40平方米，高达82.2%的家庭住户面积在20平米至70平米之间。而与香港条件类似的新加坡，其人均住房面积（使用面积）超过30平方米，政府提供的组屋平均使用面积达87平方米，住房条件比香港好很多。
香港人的住房面积狭小，与当地全球第一的高房价密切相关。据如是金融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7月香港中心城区房价超过20万元人民币/平方米，超过伦敦的12万元/平方米，新加坡的11.5万元/平方米，高居世界第一。据美国国际公共政策顾问机构Demographia一年一度的《2019年全球住房可负担性调查报告》显示，香港的房价收入比（房价中位数除以家庭年收入中位数）为20.9，也就是说一个香港家庭要不吃不喝21年才能买一套不大的房子。高房价不仅造就无数“鸟笼”式的香港住宅，严重恶化香港的住房环境，更碾碎了无数香港年轻人的希望，让他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焦虑和不安。据了解，香港还有20万人居住在生活条件恶劣、极度逼仄的?房内，他们的人均住房面积只有几平米，比香港的监狱囚室还要狭小。住房如此差，房价如此高，香港人对社会现状有不满情绪，很难避免。
香港贫富悬殊，住房问题十分严重。（Reuters）
其次，香港的贫富悬殊极端严重，是发达经济体中资源分配最不平等的地方。据统计，2016年香港显示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为0.539，大大超过危险警戒线的0.4。而欧洲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在0.24-0.36之间，财富分配比较平均。2018年新加坡的基尼系数也只有0.401，东亚的日本、韩国、台湾等地的基尼系数更在0.4以下。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香港前十大亿万富翁的净资产总和约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GDP）的35%，为全球最高。排名第二的瑞典，这一比率也只有25%。港府扶贫委员会的数据还显示，2016年全港贫穷人口高达135.2万，贫穷率19.9%，即每5个港人中就有1人活于贫穷。
其三，与高房价对应，香港的经济被房地产绑架，其他科技创新产业失去发展空间。众所周知，香港的房地产富豪众多，据福布斯香港富豪榜显示，香港前十大富豪中有6个与房地产有关，足见房地产对香港经济的巨大影响。高房价、高地价，因地产利益集团的排挤效益，香港错失了2000年以来的互联网信息科技产业的高速发展，没有转型为科技创新之都，而香港房价却从2004年至2018年涨了4.4倍。被房地产绑架，香港产业转型可谓失败。现在香港的支柱产业只有金融和房地产，但这两个行业门槛高、就业机会有限，无法为香港年轻人提供上升发展、创业发展的空间，一定程度上堵死了社会阶层流动的通路，更加剧了贫富分化。
中央积极介入才能成功改革
中共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一直信奉社会主义道路，本应对香港自由资本主义的弊端有深刻的认识，对香港社会存在的问题有精辟的了解和判断。事实上，面对近些年内地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的一些贫富分化问题而引发的“国家资本主义”质疑，中共最高层还予以驳斥，并推动政治经济社会改革朝向社会主义初心。但现实是，香港回归22年，中央不知道是否因为要彰显“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成功实践，避免造成香港社会被内地社会主义同化的担忧，所以非但似乎没有认识到香港社会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没有引导香港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结构性变革，反而默许港府一直延续自殖民时代就已形成的治理结构和方式，甚至夸奖香港的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称号。
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走在内地发展前列的特区，中央在对其特殊对待的同时，也应该有“一国”框架下的总体考量。“一国两制”是伟大的构想，它创造性解决了香港与内地两种制度并存的问题，值得中央坚守与维护它顺畅的运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中央在面对香港时，确应在这一原则下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但与此同时，香港不仅是港人的香港，也是中国的香港，是中央直接管辖的一个地方特区，中央有责任深切、全面地认识香港，了解它的优势，找出它的不足，为其长远的发展出谋划策，这样才能让香港“一国两制”始终展现生机活力。毕竟，让香港变得更好，让“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不是中央无为就可以做到的，香港的繁荣稳定更不是毫无作为可以保持的，这既是香港政府的责任，更是中央政府的责任，包括责成香港政府有效作为的责任。正所谓，扫帚不扫，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幸福是奋斗出来的。面对香港深层的社会矛盾和复杂的利益格局，中央更应该积极作为，准备好“打一场硬仗”，如此才有可能推动香港深刻变革。
香港要持续繁荣稳定，需进行深刻变革。（VCG）
今次港澳办、新华社和特首林郑都指出了香港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但能否真正解决问题，港人大多还有疑虑。尤其是港澳办发言人提到“我们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和管治团队继续通过有关对话平台与社会各界人士和青年展开交流，共同探讨有关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及后来林郑宣布“邀请社会领袖、专家及学者研究社会深层次问题”，虽然话说的不错，但挡不住许多港人更是怀有疑虑，无法看到改革的到来。为什么大家对港府宣称的改革有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怀疑？原因概括而言有以下三点。
其一，香港今天的精英政治人物，包括特首林郑月娥，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包括林郑等香港政治精英都深陷对自由资本主义的迷思，缺乏对问题的透彻认识。因香港是在自由资本主义市场机制下发展至今，所以大多数香港精英都深信自由市场理念，前特首梁振英及现任特首林郑月娥等，都曾公开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要“拥抱自由市场机制”。今年1月香港连续25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时，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也说，该成绩再次肯定了香港特区政府多年来对维护自由市场原则的坚持。另一方面是，香港政治精英都是公务员出身，他们或许有很高的业务能力，但却缺乏政治家的认知深度、改革手腕和魄力，难以推动历史性的伟大变革。这两方面的局限性，都让人们对林郑提出的改革产生疑虑。
其二，在既得利益者的引导下，香港社会问题被扭曲失焦。如上所言，深刻影响港人生活的“社会不公”无疑是今天香港面临的核心问题，但令人失望的是，香港社会从上层精英到普通市民，好像都对此缺乏基本的认识和变革诉求。必须承认，香港的地产资本家、精英群体等既得利益者十分狡猾，他们利用自身的政治和经济能量，以及治港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失误，有意无意将香港民生问题引导成为政治问题。好像香港的社会不公等问题都是因政改不顺而起，只要政改完成了，香港的民生不公问题也就解决了。但事实完全不是如此，将民生问题扭曲为政治问题，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遮蔽对问题的认识和讨论，只会让问题持续恶化，最后获利的仍然是今天的既得利益者。
其三，香港无论政府还是商界精英都深陷固有利益结构之中，缺乏改革的动机和动力。众所周知，香港是土地财政的祖师爷。港府不仅是香港最大的地主，也是房地产行业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以2016-2017年度来看，包括物业税、一般差饷、政府的“物业及投资”、印花税和地价收入等与房地产有关的财政收入达2,447亿元（1港元约合0.1276美元），占当年港府全部收入5,731亿元的43%左右。若加上其他与房地产有些关联的税种，如利得税等，香港政府收入的大概一半以上来自房地产行业。说港府严重依赖房地产行业，并不为过。其他商界精英如四大房地产家族，李嘉诚、李兆基、郭氏家族、郑氏家族等，他们更是高房价、房地产业的受益者，长期位居香港十大富豪之列。显然，港府和香港大地产商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结成利益共同体，他们都是香港现有经济格局的受益者，让他们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真正解决香港的房地产困局，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以上三点原因已经充分说明，光靠香港自我革命是不行的，中央必须介入，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找到那个最适当的切入点。
或许有些人认为，香港必须自己走出这个困局，中央不应该插手，否则违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是狭隘看待“一国两制”，亦是消极“一国两制”的典型认识。中央政府不应该“干预”香港，但并不是“视而不见”，更不是“见死不救”。如果中央意识到香港问题发展到社会撕裂的地步却依然袖手旁观，那是不负责任，可以说连港英殖民地政府都不如，这又如何说明它还是“一国”。须知，纵使是港英殖民政府，都知道以改善民生来争取民心。当年香港六七暴动后，港英政府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推出系列改革。尤其是港督麦理浩，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有效解决房屋、教育、公共交通和反腐倡廉等市民关心的四大热点问题，化被动为主动，收获了大量人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港英殖民政府尚能如此争取人心，那么中央政府更应该考虑以反修例事件为契机，推动香港全面改革。
毕竟，反修例事件虽是危机，但反过来也是实现香港民心回归的巨大历史性机遇。如在中央的帮助下，香港社会长期存在的深层问题：贫富悬殊，买房难、住房条件差，产业单一化等问题都能逐渐得到明显缓解，香港市民的生活因此大为改善，则中央自然容易赢得香港民心。再配合在教育和文化领域坚定推动去殖民化，一步一个脚印地完成国民教育，慢慢塑造港人内心深处的中国人认同，则双方因价值观不同而产生的离心力，或许也会在社会公正的实现中慢慢变成向心力。危机中既有危险也有“机遇”，中央没有理由不把握这个历史性机遇，从根本上实现香港民心回归。这既是“一国两制”框架下中央对香港的责任，又是享有全面管治权的中央治理好香港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