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外界称为中国新冠病毒“吹哨人”的李文亮医生去世一个月后，国内外的公民团体和维权人士要求中国政府公布对李文亮医生所遭受不公正对待进行调查的结果。
但是，许多人悲观地表示，他们的希望不会得到实现，他们怀疑政府可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非盈利组织公民力量敦促中国当局尽快公布调查结果。该组织认为这项调查不应该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公民力量在声明中说：“中国卫健委追授李文亮医生等34名因疫情去世的医务工作者‘防疫先进称号’，但并未就其受迫害的事做出任何说明，也就是说，李文亮医生作为‘在网络上发布不实信息的造谣者’的罪名并未撤销”。
问题等待答案
公民力量表示期待当局能够回答五个民众普遍关心的问题：
1. 李文亮医生在微信同学群披露疫情信息是否属实？
2. 武汉警方训诫李文亮医生等8名披露疫情的吹哨人，是否有足够的法理和事实依据，是否侵犯了他们的言论权？若是，谁为此负责。
3. 警方是如何获知李文亮等发出的信息的？获取手段是否合法？微信在这起事件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4. 政府当时是否掌握疫情信息？
5. 中央电视台1月2日的“8名散布谣言者被查处”的节目是如何出炉的，谁为此负责？
美国之音给中国国家监察委员会发去的要求就此事做出评论的电邮没有得到回复。
今年34岁的武汉眼科医生李文亮是受到当地警方训诫的八名吹哨人之一。他们在去年12月新冠病毒爆发之初向周围朋友和亲人发出了警示。
公众的愤怒
李文亮于今年2月7日去世，他的死触发了民众的愤怒和悲伤，激起了人们对中国官员隐瞒疫情的怒火。
就在这一天，中国政府急忙宣布要派调查组前往武汉了解有关情况，此举显然是要缓解民众的愤怒。
从那以后，李文亮戴口罩的照片就成为中国压制言论自由的一个象征，人们呼吁当局尊重言论自由。
大赦国际的中国研究员潘嘉伟说，中国还在继续压制像李文亮这样的人，比如公民记者陈秋实和方斌，他们前往武汉疫情防控第一线报道那里发生的事情，并反映人们对中国当局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提出的批评。
口惠而实不至
潘嘉伟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会对这份调查报告抱有过高的期望。
潘嘉伟认为，北京不过是说说而已，调查的目的不过是平息李医生去世引发的民众的愤怒情绪罢了。
潘嘉伟说：“非常不幸。但是，毫无疑问，这是中国政府试图分散人们对这个案子的关注，也是为了平息公众对中国政府对疫情处置不当的怒火。”
这位香港维权人士表示，中国政府如果真的要对这个案子进行彻底调查就应该请第三方参加，进行独立调查。
曾经担任香港卫生官员的陈秉中还表示，他对这样的调查不抱任何期望，因为监察机构不会有人敢于讲真话。
一个谎言接着一个谎言
陈秉中表示，如果调查人员发现了李文亮的冤情和受到的言论压制情况的真相，共产党上级机关的失误就会暴露出来，因为武汉警方是奉上级之命抓捕李文亮的，李文亮揭露了官方在疫情初期掩盖实情的行为。
陈秉中说，北京现在是进退两难，可能已经后悔说要对李文亮一案进行调查。
陈秉中敦促北京不要拿出一个用谎言堆起的装饰性的报告，从而再次触发公众的愤怒。
陈秉中说：“现在民众还是要发起追究责任，向做出这个决定的党中央的领导人，你要给答案呀！你要不给答案，你就是欺骗、再欺骗。”
还在等待
中国社交媒体上还可以听到要求公布调查结果的呼声。
在中国类似推特的社交媒体微博上面，有一些用户写道：“我们还在等待”。
在留言中，一名用户说：“（当局）以为有人忘了”，另一个用户讥讽道：“百年悬案”
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维权律师说，他估计监察委会尽量推迟公布调查结果，因为它根本就没有打算对这个案子进行彻底调查。
这位律师说，即使内部已经有了一份报告，监察委也会再搞一份轻描淡写的报告公布出来，以避免危及那些掌权者
灭口？李文亮同事朱和平去世 武汉中心医院疫情中痛失四位医生
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医师朱和平因感染新冠肺炎在当地时间周一上午经抢救无效，不幸逝世。朱和平系该院退休返聘医师，生前曾是被称为此次疫情“吹哨人”之一的李文亮医生的同事，随着前者的过世，武汉中心医院自此有四位医生在这场疫情中逝世。
据武汉市中心医院官网介绍，朱和平，眼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眼底病诊断治疗，眼前后节激光治疗。该院一名外科医生告诉澎湃新闻称，朱和平是退休被医院返聘到眼科工作的。他于2月中旬入院治疗，9日上午抢救无效，不幸离世。据介绍，朱和平今年在67岁左右，此前一直在南京路眼科门诊工作。对于他的死讯，这名同事沉痛表示，朱和平是一个极其安静的老实人：“安静地给人看病，安静地跟人谈话，安静地戴上老花镜，安静地交给患者处方。安静地感染上病毒，安静地在家隔离，安静地因为病情加重来到急诊，安静地住进重症监护室，最后今天安静地离开了人世。”另一名他生前的同事也在朋友圈追忆称，“朱和平主任，一直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兢兢业业。作为返聘专家，挑起眼科的造影和激光的重任。”
该知情人士补充道，“我们拿不准的，都会跑去门诊向他（朱和平）请教，每次找他加检查，他都说没事。这么大的年纪，他还一直坚守岗位，明明就是该在家享清福的年龄。‘好人’‘老实’是他的标签，他低调得让人心疼！”还有的医护人员在朋友圈中追忆朱和平称，“老黄牛是他公认的标签。无论何时碰见他，我喊他一声朱主任，他就赶紧弯下腰，笑盈盈的回应。无论何时找他加造影，加激光，他从不拒绝。我碰到疑难的眼底病例总喜欢带着病人去找他，他来者不拒；下午有空时我总喜欢晃到造影室,跟他一起看片子，讨论，向他学习。临走时，我跟他说朱主任我走了，他还跟我说一声，你辛苦了!科室业务学习，他作为退休的老主任总是积极参加。分发盒饭，他从不主动来拿，总怕年轻人不够，经常是我们拿给他，他坐在他的机器前默默地吃.……心乱如麻。”
对于朱和平的去世，他的同事写道，“长歌当哭，送别敬爱的朱主任！您一路走好！天堂里再也没有病痛！”此前，除同为眼科医生的李文亮于2月6日晚因感染新冠肺炎不幸去世外，该院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医师江学庆亦因感染新冠肺炎于3月1日不幸去世，眼科副主任梅仲明也因感染新冠肺炎于3月3日与世长辞。本周一，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司司长陈越良会上介绍指，截至3月8日，全国城乡社区工作者已有53位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因公殉职。其中，党员占92.5%。值得一提的是，针对此次疫情在中国爆发及演变的问题，财新网上周日披露武汉市与湖北省卫生部门官员被指隐匿武汉肺炎病毒可人传人，经追问才吐露院内爆发1病患疑似传染14医护的疫情。对此，撰写武汉封城日记的当地作家方方说，真是让人震惊。
方方：引咎辞职，从中心医院的书记和院长开始
昨晚的雨下得还不小，今天继续。感觉春雨的神韵本当是细小无声的，它却居然下得哗哗啦啦，屋里全天都得开灯。
收到医生朋友发来信息，从字面便能看到乐观情绪。新增确诊病例进入低位运行期三天，而且持续下降；新增疑似病例一直都处在低位运行中。省市换帅后，确有一系列铁腕手段，使疫情得到迅猛控制。在武汉病人多的时候，曾计划要建19家方舱医院，现在显然不必了。医生朋友说，已休舱11家方舱医院，剩下的3家也将在今明两天休舱。现在武汉的抗疫战，已经处于收尾阶段，类似在打扫战场吧。重症病人持续减少。当然，人数减少来自两个原因，一是治好了，二是去世了。现在的重症病人尚有四千七百多人。这仍是不小的数字。医护人员也正以最好的方案进行救治，期待他们能坚持下去，尽快好起来。
多灾多难的中心医院，在今天去世的人员中，又有他们的一位大夫：眼科医生朱和平。而在此前，眼科医生李文亮于2月6日晚上去世；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医师江学庆于3月1日去世；眼科副主任梅仲明于3月3日去世。迄今为止，中心医院已经去世了四位医生，其中有三位在同一科室。据说重症名单中，还有几位中心医院的医生。在如此惨重的伤亡面前，人们不禁追问：中心医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医护人员倒下？医院的主要领导即院长和书记应该怎么解释？仅仅是对新型病毒了解不够？或者用正能量的说法：中心医院的医护人员为武汉人民筑起一道人体防毒墙？这些都说得通吗？想来，这是我们必须质疑的事。今天，已经看到数篇文章对中心医院官方领导的质疑，也看到了知情人的呵责和呼吁。文章中的内幕是真是假，我无法确定。但四位医生的死亡和躺在医院的两百多医护人员，却是确凿无疑的。仅凭这个，我想，中心医院的院长和书记是否还配领导这家医院？而且我相信，没有他们，中心医院其他人，一样可以继续坚持抗疫。所以，在这里，我想说：湖北和武汉的官员引咎辞职，从中心医院的书记和院长开始吧。
其实，引咎辞职，本来就是个常识。你没有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你让你的团队遭受重大伤亡，若有良知，自己就应该立即引咎辞职，并自觉以赎罪之心，进行补救。可实际上，我们很难在中国看到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我们很多很多人，懂得无数宏大概念，却不了解基本常识。那些概念，空空荡荡，抓摸不着。就像我们听官员说话，看下发的文件以及阅读报纸文章，经常折腾半天，却不知道核心内容是什么。即使找到了主题，这个主题也多半是个虚的。而无数个实实在在的小常识，都被那些概念压在了语言的土壤之下，冒个芽来都很难。但是，这些常识，却是人生必备。
昨天我写袁国勇院士讲到 “软情报”三个字。他说科学家应该重视软情报。其实非但科学家，其他人，比如医院管理人员和政府管理人员，同样要对“软情报”持有警惕之心。我本人是18日开始出门戴口罩，并且要求家里阿姨出去买菜要戴口罩。为什么？就是因为听到了民间诸多“软情报”，于是而倍加小心。可惜，我们的政府官员，管辖着几千万人口，却完全没有这样一份警惕。各种大型演出一直持续到元月21日。甚至钟南山先生20日已经说了“人可传人”一言，这种演出仍未停止。我的同事YL告诉我，她的摄影圈内朋友中，有一个团队四个人在元月19日去田汉大剧院拍摄演出节目，团队中三人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如果早点告诉市民，早点取消那些演出，是不是就会少死很多很多的人？为什么我们在民间都会提高警惕，我们的领导者们却如此无知？说起来还是缺乏常识。他们把常识建立在政治概念上，而我们把常识建立在生活经验上。
今天有一篇文章，转得很疯。文章名为：《武汉甩锅大会第四轮开启》。其中提到国家卫健委曾在元月14日召开过防疫部署电话会议。我请朋友上官网查询了一下，果然有这样一则消息。标题是：《部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工作 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我摘录其中两段：
“会议指出，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疫情虽然仍局限在武汉市有限范围，但是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源尚未找到，疫情传播途径尚未完全掌握，人与人间的传播能力仍需严密监控。随着泰国卫生部通报了一例武汉输入性实验室确诊病例，疫情防控形势出现了重要变化，疫情传播扩散可能大幅提升，尤其是随着春运的到来，不排除病例数和疫情发生地增加的可能，不排除境内病例再次输出到境外的可能。要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用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研究制定好辖区疫情防控方案，及时发现、有效处置可能出现的新发疫情。”
“会议要求，武汉的疫情防控工作决定今后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的走向。湖北省和武汉市要采取严格管控措施，重点加强农贸市场管控；加强发热人员管控，筑牢体温监测和发热门诊筛查两道防线；加强人群活动管理，减少大型公众聚集性活动，提醒发热患者不要离开武汉；加强患者救治和密切接触者管理，落实最严格的措施，下决心把疫情控制在当地，尽最大努力避免武汉疫情扩散蔓延。”
元月14日的会议！元月14日！比钟南山说“人可传人”早六天！比封城早九天！写“四轮甩锅”文章的人是个理工男，手段很高。他迅速查明发帖时间，于是写道：“这篇文章是2月份挂上网站的，发布时间在2月21日之前的某一天，最后修改时间是2月21日早8点39分，然后文章的发布时间被调整为1月14日。”这就有意思了。
现在，这份文件是确认无误地存在。也就是说，这个会议的确开过。此文也引发了我的同学群里的讨论。K同学说：“首先，这么大规模的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参加者众，基本内容事后是造不得假的。如无异议，湖北省、武汉市两级卫健委或他们后面的决策者，便毫无悬念地首当其冲了；其次，国家卫健委网站这次特别的“更新”是谁所为？受谁指派？真实的过程是什么？是临时工个人失职的补救？还是官方安排的‘亡羊补帖’？其实，国家卫健委完全可以通过任何方式，把这次非公开报道的会议情况披露出来，以正视听。但这种悄悄的打法，的确不可思议。因为没有人能够指责，由于卫健委网站上漏发一则会议消息，从而导致今天武汉的悲惨局面。会议精神应不应该公开发表？谁决定的会议是内部性质？从而对外保密？”
是啊，太多疑问了。我想，既然是全国性会议，湖北官方想必有人参加。那么，是谁参加了这个电话会议？会后又为何完全没有执行？也未将信息通过媒体向大众公开？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比如筛查发烧人员，停止大型活动，提醒发烧人员不要离汉，控制人群聚会，诸如此类。如果元月14日即公开信息，告知各界人士注意，武汉还会死这么多人吗？还会遭遇这么惨烈的灾难吗？还会造成整个国家如此重大的损失吗？既然都已经知道疫情蔓延，后果严重，为什么不采取手段呢？是人为渎职，还是疏忽大意？更或就是无知？以为拖延几天，自己摆得平？总之，我很想不通这件事。
反思和追责是两位一体的。没有严苛的追责，便不可能有严肃的反思。疫情至此，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现在，人们记忆尚在，时间细节感觉，都还深刻地存在脑子里。这正是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由此，再次希望官方能迅速成立调查小组，彻查疫情究竟是什么原因发展为今天的灾难。同时建议，有写作能力的武汉人，记录下自己元月以来的所见所闻所感。也希望民间写手，组成团队，寻找到那些丧亲者们，帮助他们撰写出自己亲人寻医以及死亡的过程。当然，成立一个网站，分门别类，将这些记录挂上则更为方便。如有可能，出版数本记录文字，也很必要。让我们所有武汉人，为这次的灾难留下一份集体的记忆。我个人愿意为大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今天的医生朋友在他的短信还另写了这样一段话：“困城中的900万武汉人民及100万外地人民，滞留在外有家不能归至今没有统计数字的被歧视的无数武汉人民，驰援湖北及武汉的4万2千多英勇战士，14亿没有恢复正常生活秩序的中国人民，已经精疲力竭，确实承受不起了。”
而另一位医生朋友，则说：“从热线来电关注的问题情况来看，民众担心的主要问题从病毒感染转变为何时复工，以及复工之后的防护。大部分民众目前无法复工，甚至失业，巨大的经济压力产生极大的焦虑感，可能会导致消极情绪甚至心理危机。”
祈盼所有的灾难尽快结束吧。问题情况来看，民众担心的主要问题从病毒感染转变为何时复工，以及复工之后的防护。大部分民众目前无法复工，甚至失业，巨大的经济压力产生极大的焦虑感，可能会导致消极情绪甚至心理危机。”
祈盼所有的灾难尽快结束吧。
在被外界称为中国新冠病毒“吹哨人”的李文亮医生去世一个月后，国内外的公民团体和维权人士要求中国政府公布对李文亮医生所遭受不公正对待进行调查的结果。
但是，许多人悲观地表示，他们的希望不会得到实现，他们怀疑政府可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非盈利组织公民力量敦促中国当局尽快公布调查结果。该组织认为这项调查不应该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公民力量在声明中说：“中国卫健委追授李文亮医生等34名因疫情去世的医务工作者‘防疫先进称号’，但并未就其受迫害的事做出任何说明，也就是说，李文亮医生作为‘在网络上发布不实信息的造谣者’的罪名并未撤销”。
问题等待答案
公民力量表示期待当局能够回答五个民众普遍关心的问题：
1. 李文亮医生在微信同学群披露疫情信息是否属实？
2. 武汉警方训诫李文亮医生等8名披露疫情的吹哨人，是否有足够的法理和事实依据，是否侵犯了他们的言论权？若是，谁为此负责。
3. 警方是如何获知李文亮等发出的信息的？获取手段是否合法？微信在这起事件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4. 政府当时是否掌握疫情信息？
5. 中央电视台1月2日的“8名散布谣言者被查处”的节目是如何出炉的，谁为此负责？
美国之音给中国国家监察委员会发去的要求就此事做出评论的电邮没有得到回复。
今年34岁的武汉眼科医生李文亮是受到当地警方训诫的八名吹哨人之一。他们在去年12月新冠病毒爆发之初向周围朋友和亲人发出了警示。
公众的愤怒
李文亮于今年2月7日去世，他的死触发了民众的愤怒和悲伤，激起了人们对中国官员隐瞒疫情的怒火。
就在这一天，中国政府急忙宣布要派调查组前往武汉了解有关情况，此举显然是要缓解民众的愤怒。
从那以后，李文亮戴口罩的照片就成为中国压制言论自由的一个象征，人们呼吁当局尊重言论自由。
大赦国际的中国研究员潘嘉伟说，中国还在继续压制像李文亮这样的人，比如公民记者陈秋实和方斌，他们前往武汉疫情防控第一线报道那里发生的事情，并反映人们对中国当局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提出的批评。
口惠而实不至
潘嘉伟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会对这份调查报告抱有过高的期望。
潘嘉伟认为，北京不过是说说而已，调查的目的不过是平息李医生去世引发的民众的愤怒情绪罢了。
潘嘉伟说：“非常不幸。但是，毫无疑问，这是中国政府试图分散人们对这个案子的关注，也是为了平息公众对中国政府对疫情处置不当的怒火。”
这位香港维权人士表示，中国政府如果真的要对这个案子进行彻底调查就应该请第三方参加，进行独立调查。
曾经担任香港卫生官员的陈秉中还表示，他对这样的调查不抱任何期望，因为监察机构不会有人敢于讲真话。
一个谎言接着一个谎言
陈秉中表示，如果调查人员发现了李文亮的冤情和受到的言论压制情况的真相，共产党上级机关的失误就会暴露出来，因为武汉警方是奉上级之命抓捕李文亮的，李文亮揭露了官方在疫情初期掩盖实情的行为。
陈秉中说，北京现在是进退两难，可能已经后悔说要对李文亮一案进行调查。
陈秉中敦促北京不要拿出一个用谎言堆起的装饰性的报告，从而再次触发公众的愤怒。
陈秉中说：“现在民众还是要发起追究责任，向做出这个决定的党中央的领导人，你要给答案呀！你要不给答案，你就是欺骗、再欺骗。”
还在等待
中国社交媒体上还可以听到要求公布调查结果的呼声。
在中国类似推特的社交媒体微博上面，有一些用户写道：“我们还在等待”。
在留言中，一名用户说：“（当局）以为有人忘了”，另一个用户讥讽道：“百年悬案”
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维权律师说，他估计监察委会尽量推迟公布调查结果，因为它根本就没有打算对这个案子进行彻底调查。
这位律师说，即使内部已经有了一份报告，监察委也会再搞一份轻描淡写的报告公布出来，以避免危及那些掌权者
灭口？李文亮同事朱和平去世 武汉中心医院疫情中痛失四位医生
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医师朱和平因感染新冠肺炎在当地时间周一上午经抢救无效，不幸逝世。朱和平系该院退休返聘医师，生前曾是被称为此次疫情“吹哨人”之一的李文亮医生的同事，随着前者的过世，武汉中心医院自此有四位医生在这场疫情中逝世。
据武汉市中心医院官网介绍，朱和平，眼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眼底病诊断治疗，眼前后节激光治疗。该院一名外科医生告诉澎湃新闻称，朱和平是退休被医院返聘到眼科工作的。他于2月中旬入院治疗，9日上午抢救无效，不幸离世。据介绍，朱和平今年在67岁左右，此前一直在南京路眼科门诊工作。对于他的死讯，这名同事沉痛表示，朱和平是一个极其安静的老实人：“安静地给人看病，安静地跟人谈话，安静地戴上老花镜，安静地交给患者处方。安静地感染上病毒，安静地在家隔离，安静地因为病情加重来到急诊，安静地住进重症监护室，最后今天安静地离开了人世。”另一名他生前的同事也在朋友圈追忆称，“朱和平主任，一直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兢兢业业。作为返聘专家，挑起眼科的造影和激光的重任。”
该知情人士补充道，“我们拿不准的，都会跑去门诊向他（朱和平）请教，每次找他加检查，他都说没事。这么大的年纪，他还一直坚守岗位，明明就是该在家享清福的年龄。‘好人’‘老实’是他的标签，他低调得让人心疼！”还有的医护人员在朋友圈中追忆朱和平称，“老黄牛是他公认的标签。无论何时碰见他，我喊他一声朱主任，他就赶紧弯下腰，笑盈盈的回应。无论何时找他加造影，加激光，他从不拒绝。我碰到疑难的眼底病例总喜欢带着病人去找他，他来者不拒；下午有空时我总喜欢晃到造影室,跟他一起看片子，讨论，向他学习。临走时，我跟他说朱主任我走了，他还跟我说一声，你辛苦了!科室业务学习，他作为退休的老主任总是积极参加。分发盒饭，他从不主动来拿，总怕年轻人不够，经常是我们拿给他，他坐在他的机器前默默地吃.……心乱如麻。”
对于朱和平的去世，他的同事写道，“长歌当哭，送别敬爱的朱主任！您一路走好！天堂里再也没有病痛！”此前，除同为眼科医生的李文亮于2月6日晚因感染新冠肺炎不幸去世外，该院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医师江学庆亦因感染新冠肺炎于3月1日不幸去世，眼科副主任梅仲明也因感染新冠肺炎于3月3日与世长辞。本周一，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司司长陈越良会上介绍指，截至3月8日，全国城乡社区工作者已有53位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因公殉职。其中，党员占92.5%。值得一提的是，针对此次疫情在中国爆发及演变的问题，财新网上周日披露武汉市与湖北省卫生部门官员被指隐匿武汉肺炎病毒可人传人，经追问才吐露院内爆发1病患疑似传染14医护的疫情。对此，撰写武汉封城日记的当地作家方方说，真是让人震惊。
方方：引咎辞职，从中心医院的书记和院长开始
昨晚的雨下得还不小，今天继续。感觉春雨的神韵本当是细小无声的，它却居然下得哗哗啦啦，屋里全天都得开灯。
收到医生朋友发来信息，从字面便能看到乐观情绪。新增确诊病例进入低位运行期三天，而且持续下降；新增疑似病例一直都处在低位运行中。省市换帅后，确有一系列铁腕手段，使疫情得到迅猛控制。在武汉病人多的时候，曾计划要建19家方舱医院，现在显然不必了。医生朋友说，已休舱11家方舱医院，剩下的3家也将在今明两天休舱。现在武汉的抗疫战，已经处于收尾阶段，类似在打扫战场吧。重症病人持续减少。当然，人数减少来自两个原因，一是治好了，二是去世了。现在的重症病人尚有四千七百多人。这仍是不小的数字。医护人员也正以最好的方案进行救治，期待他们能坚持下去，尽快好起来。
多灾多难的中心医院，在今天去世的人员中，又有他们的一位大夫：眼科医生朱和平。而在此前，眼科医生李文亮于2月6日晚上去世；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医师江学庆于3月1日去世；眼科副主任梅仲明于3月3日去世。迄今为止，中心医院已经去世了四位医生，其中有三位在同一科室。据说重症名单中，还有几位中心医院的医生。在如此惨重的伤亡面前，人们不禁追问：中心医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医护人员倒下？医院的主要领导即院长和书记应该怎么解释？仅仅是对新型病毒了解不够？或者用正能量的说法：中心医院的医护人员为武汉人民筑起一道人体防毒墙？这些都说得通吗？想来，这是我们必须质疑的事。今天，已经看到数篇文章对中心医院官方领导的质疑，也看到了知情人的呵责和呼吁。文章中的内幕是真是假，我无法确定。但四位医生的死亡和躺在医院的两百多医护人员，却是确凿无疑的。仅凭这个，我想，中心医院的院长和书记是否还配领导这家医院？而且我相信，没有他们，中心医院其他人，一样可以继续坚持抗疫。所以，在这里，我想说：湖北和武汉的官员引咎辞职，从中心医院的书记和院长开始吧。
其实，引咎辞职，本来就是个常识。你没有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你让你的团队遭受重大伤亡，若有良知，自己就应该立即引咎辞职，并自觉以赎罪之心，进行补救。可实际上，我们很难在中国看到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我们很多很多人，懂得无数宏大概念，却不了解基本常识。那些概念，空空荡荡，抓摸不着。就像我们听官员说话，看下发的文件以及阅读报纸文章，经常折腾半天，却不知道核心内容是什么。即使找到了主题，这个主题也多半是个虚的。而无数个实实在在的小常识，都被那些概念压在了语言的土壤之下，冒个芽来都很难。但是，这些常识，却是人生必备。
昨天我写袁国勇院士讲到 “软情报”三个字。他说科学家应该重视软情报。其实非但科学家，其他人，比如医院管理人员和政府管理人员，同样要对“软情报”持有警惕之心。我本人是18日开始出门戴口罩，并且要求家里阿姨出去买菜要戴口罩。为什么？就是因为听到了民间诸多“软情报”，于是而倍加小心。可惜，我们的政府官员，管辖着几千万人口，却完全没有这样一份警惕。各种大型演出一直持续到元月21日。甚至钟南山先生20日已经说了“人可传人”一言，这种演出仍未停止。我的同事YL告诉我，她的摄影圈内朋友中，有一个团队四个人在元月19日去田汉大剧院拍摄演出节目，团队中三人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如果早点告诉市民，早点取消那些演出，是不是就会少死很多很多的人？为什么我们在民间都会提高警惕，我们的领导者们却如此无知？说起来还是缺乏常识。他们把常识建立在政治概念上，而我们把常识建立在生活经验上。
今天有一篇文章，转得很疯。文章名为：《武汉甩锅大会第四轮开启》。其中提到国家卫健委曾在元月14日召开过防疫部署电话会议。我请朋友上官网查询了一下，果然有这样一则消息。标题是：《部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工作 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我摘录其中两段：
“会议指出，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疫情虽然仍局限在武汉市有限范围，但是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源尚未找到，疫情传播途径尚未完全掌握，人与人间的传播能力仍需严密监控。随着泰国卫生部通报了一例武汉输入性实验室确诊病例，疫情防控形势出现了重要变化，疫情传播扩散可能大幅提升，尤其是随着春运的到来，不排除病例数和疫情发生地增加的可能，不排除境内病例再次输出到境外的可能。要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用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研究制定好辖区疫情防控方案，及时发现、有效处置可能出现的新发疫情。”
“会议要求，武汉的疫情防控工作决定今后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的走向。湖北省和武汉市要采取严格管控措施，重点加强农贸市场管控；加强发热人员管控，筑牢体温监测和发热门诊筛查两道防线；加强人群活动管理，减少大型公众聚集性活动，提醒发热患者不要离开武汉；加强患者救治和密切接触者管理，落实最严格的措施，下决心把疫情控制在当地，尽最大努力避免武汉疫情扩散蔓延。”
元月14日的会议！元月14日！比钟南山说“人可传人”早六天！比封城早九天！写“四轮甩锅”文章的人是个理工男，手段很高。他迅速查明发帖时间，于是写道：“这篇文章是2月份挂上网站的，发布时间在2月21日之前的某一天，最后修改时间是2月21日早8点39分，然后文章的发布时间被调整为1月14日。”这就有意思了。
现在，这份文件是确认无误地存在。也就是说，这个会议的确开过。此文也引发了我的同学群里的讨论。K同学说：“首先，这么大规模的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参加者众，基本内容事后是造不得假的。如无异议，湖北省、武汉市两级卫健委或他们后面的决策者，便毫无悬念地首当其冲了；其次，国家卫健委网站这次特别的“更新”是谁所为？受谁指派？真实的过程是什么？是临时工个人失职的补救？还是官方安排的‘亡羊补帖’？其实，国家卫健委完全可以通过任何方式，把这次非公开报道的会议情况披露出来，以正视听。但这种悄悄的打法，的确不可思议。因为没有人能够指责，由于卫健委网站上漏发一则会议消息，从而导致今天武汉的悲惨局面。会议精神应不应该公开发表？谁决定的会议是内部性质？从而对外保密？”
是啊，太多疑问了。我想，既然是全国性会议，湖北官方想必有人参加。那么，是谁参加了这个电话会议？会后又为何完全没有执行？也未将信息通过媒体向大众公开？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比如筛查发烧人员，停止大型活动，提醒发烧人员不要离汉，控制人群聚会，诸如此类。如果元月14日即公开信息，告知各界人士注意，武汉还会死这么多人吗？还会遭遇这么惨烈的灾难吗？还会造成整个国家如此重大的损失吗？既然都已经知道疫情蔓延，后果严重，为什么不采取手段呢？是人为渎职，还是疏忽大意？更或就是无知？以为拖延几天，自己摆得平？总之，我很想不通这件事。
反思和追责是两位一体的。没有严苛的追责，便不可能有严肃的反思。疫情至此，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现在，人们记忆尚在，时间细节感觉，都还深刻地存在脑子里。这正是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由此，再次希望官方能迅速成立调查小组，彻查疫情究竟是什么原因发展为今天的灾难。同时建议，有写作能力的武汉人，记录下自己元月以来的所见所闻所感。也希望民间写手，组成团队，寻找到那些丧亲者们，帮助他们撰写出自己亲人寻医以及死亡的过程。当然，成立一个网站，分门别类，将这些记录挂上则更为方便。如有可能，出版数本记录文字，也很必要。让我们所有武汉人，为这次的灾难留下一份集体的记忆。我个人愿意为大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今天的医生朋友在他的短信还另写了这样一段话：“困城中的900万武汉人民及100万外地人民，滞留在外有家不能归至今没有统计数字的被歧视的无数武汉人民，驰援湖北及武汉的4万2千多英勇战士，14亿没有恢复正常生活秩序的中国人民，已经精疲力竭，确实承受不起了。”
而另一位医生朋友，则说：“从热线来电关注的问题情况来看，民众担心的主要问题从病毒感染转变为何时复工，以及复工之后的防护。大部分民众目前无法复工，甚至失业，巨大的经济压力产生极大的焦虑感，可能会导致消极情绪甚至心理危机。”
祈盼所有的灾难尽快结束吧。问题情况来看，民众担心的主要问题从病毒感染转变为何时复工，以及复工之后的防护。大部分民众目前无法复工，甚至失业，巨大的经济压力产生极大的焦虑感，可能会导致消极情绪甚至心理危机。”
祈盼所有的灾难尽快结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