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下调了中国经济增长预测,从5%调至4.8%。这次下调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担忧消费复苏不及预期”。
其实,从国庆前一周至今,官方出台了相当多的政策惠及房地产、股市、企业,也包括居民消费。“刺激消费”一度成为媒体报道提及频率最高的词汇。
中国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这是老生常谈了。光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也几乎成了各方共识。然而,尽管专家大力呼吁,政府也出台了不少刺激消费的政策措施,消费还是不够强劲。原因何在?
从根本上说,消费是人的自然需要,也是收入的自然结果,消费低迷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收入问题。那么,消费是可以被“刺激”的吗?或者说,要想促进消费,除了“刺激”,是否还有其他途径?
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低,影响消费能力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认为,消费者的当期收入可以分为永久性收入和临时性收入两部分,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是由当期收入决定的,而是由可以预计到的长期收入决定的。因此,当政府试图用短期的政策来影响消费时,往往不能奏效,因为人们增加的收入是临时性的,不会立即增加消费,更可能转化为储蓄。
例如,当政府试图用税收政策影响消费时,如果减税或增税是临时性的,消费就不会有大变化,只有永久性税收变动,政策才会有明显的效果。
简单说,一个人的消费取决于他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消费能力是指一个人最多能消费多少,大体上相当于他的可支配收入。消费意愿指一个人愿意将多少收入用于消费,主要取决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非常关键的是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人们对未来的收入的预期越乐观,消费意愿就越强,甚至愿意借钱消费;反之就会将更多的收入存起来。
让我们再回到居民的消费能力。居民的消费能力,依赖于国民收入在部门间的分配状况。也就是说,个体层面上的消费能力,在宏观层面上是由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决定的。
根据殷剑峰等人的研究,从2001到2020的二十年间,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平均61%,美国为76%;同一时期,中国居民消费倾向是63%,而美国是92%。那么,要提高中国的居民消费率,有三个途径:
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二是提高居民消费倾向,
三是同时提高两者。
自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峰以后,在居民消费倾向趋于上升的同时(直到新冠疫情期间被打断),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基本没有变化,2019年的数据甚至低于2012年。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不低,即便是人均GDP,也距高收入国家水平仅一步之遥,那为什么会出现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严重偏低的情况呢?
原因是,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以投资为主导的,其中又是以建设投资为主导。统计显示,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建筑投资与设备投资之间的比值,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5上升到了2017年的3.9。
这种投资结构也反映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土地谋发展”的结果这个事实,相应的,作为土地出让者的政府,财政收入也不断提高。在土地越卖越少或房地产市场冷却下来之后,不少地方政府仍可以通过举债获得建设投资所需的资金,即便出现暴雷等问题,也往往通过超发货币解决,实际上再度把国民收入从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转移到了政府部门。
国民收入集中到政府手中后,投资决策由政府做出,会改变经济运行的信息基础,即从分散的、私人投资,转变为集中的公共投资,这也是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向往政府、事业单位和国企等体制内工作的一个原因。
但这种集中投资,往往效率不高,且可能挤压了企业家得以涌现和成长的空间。
与其刺激消费,不如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收入和经营收入大体相当于劳动报酬;财产性收入包括利息、红利、租金等。财产性收入和劳动报酬一起构成了初次分配的收入。转移支付收入则是指政府通过再分配途径给予居民的收入。
殷剑峰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国居民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不算太低,因此要提高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需要增加的是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
众所周知,中国居民的财产结构并不是非常合理的,一方面实物资产占比过高,另一方面金融资产中存款类资产占比过高。现在,很多人仍然将更多的资金从权益类资产转为存款,如将理财、股票投资转为存款。
许多人观察到,60后、70后和80后,相比95后、00后,对未来还要更乐观一些。有些95后、00后,显得很“佛系”,不如他们父辈的70后、80后那么有叛逆性、独立性和奋斗精神。这其实与这几代人对财产的直接感受不同有关。
许多出身普通家庭甚至贫穷家庭的70后、80后,虽然面对迅速变化的世界也有迷茫和焦虑,但仍有激情,相信通过自己努力和奋斗,可以拥有一定的财产,包括在大城市置业买车之类。他们知道自己的财产的难得和可贵,知道财产权利的价值和重要性,因此也更愿意投资,对获得财产性收入很有信心。
相比之下,有些95后、00后,对财产权利没有这种直接感受,似乎很早就打算接受整个世界了。他们一方面更向往有稳定的工资收入的“铁饭碗”,另一方面刚开始上班就考虑退休后的生活,于是很早就开始存钱。
有人呼吁,要刺激消费,就要让居民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上文已阐明,影响消费的主要是长期可预期的永久性收入,因此最重要的是让居民获得更高、更稳定的财产性收入。
(以上内容部分引用了殷剑峰先生的文章“为什么中国人不消费?”)
10月2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下调了中国经济增长预测,从5%调至4.8%。这次下调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担忧消费复苏不及预期”。
其实,从国庆前一周至今,官方出台了相当多的政策惠及房地产、股市、企业,也包括居民消费。“刺激消费”一度成为媒体报道提及频率最高的词汇。
中国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这是老生常谈了。光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也几乎成了各方共识。然而,尽管专家大力呼吁,政府也出台了不少刺激消费的政策措施,消费还是不够强劲。原因何在?
从根本上说,消费是人的自然需要,也是收入的自然结果,消费低迷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收入问题。那么,消费是可以被“刺激”的吗?或者说,要想促进消费,除了“刺激”,是否还有其他途径?
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低,影响消费能力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认为,消费者的当期收入可以分为永久性收入和临时性收入两部分,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是由当期收入决定的,而是由可以预计到的长期收入决定的。因此,当政府试图用短期的政策来影响消费时,往往不能奏效,因为人们增加的收入是临时性的,不会立即增加消费,更可能转化为储蓄。
例如,当政府试图用税收政策影响消费时,如果减税或增税是临时性的,消费就不会有大变化,只有永久性税收变动,政策才会有明显的效果。
简单说,一个人的消费取决于他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消费能力是指一个人最多能消费多少,大体上相当于他的可支配收入。消费意愿指一个人愿意将多少收入用于消费,主要取决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非常关键的是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人们对未来的收入的预期越乐观,消费意愿就越强,甚至愿意借钱消费;反之就会将更多的收入存起来。
让我们再回到居民的消费能力。居民的消费能力,依赖于国民收入在部门间的分配状况。也就是说,个体层面上的消费能力,在宏观层面上是由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决定的。
根据殷剑峰等人的研究,从2001到2020的二十年间,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平均61%,美国为76%;同一时期,中国居民消费倾向是63%,而美国是92%。那么,要提高中国的居民消费率,有三个途径:
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二是提高居民消费倾向,
三是同时提高两者。
自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峰以后,在居民消费倾向趋于上升的同时(直到新冠疫情期间被打断),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基本没有变化,2019年的数据甚至低于2012年。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不低,即便是人均GDP,也距高收入国家水平仅一步之遥,那为什么会出现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严重偏低的情况呢?
原因是,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以投资为主导的,其中又是以建设投资为主导。统计显示,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建筑投资与设备投资之间的比值,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5上升到了2017年的3.9。
这种投资结构也反映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土地谋发展”的结果这个事实,相应的,作为土地出让者的政府,财政收入也不断提高。在土地越卖越少或房地产市场冷却下来之后,不少地方政府仍可以通过举债获得建设投资所需的资金,即便出现暴雷等问题,也往往通过超发货币解决,实际上再度把国民收入从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转移到了政府部门。
国民收入集中到政府手中后,投资决策由政府做出,会改变经济运行的信息基础,即从分散的、私人投资,转变为集中的公共投资,这也是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向往政府、事业单位和国企等体制内工作的一个原因。
但这种集中投资,往往效率不高,且可能挤压了企业家得以涌现和成长的空间。
与其刺激消费,不如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收入和经营收入大体相当于劳动报酬;财产性收入包括利息、红利、租金等。财产性收入和劳动报酬一起构成了初次分配的收入。转移支付收入则是指政府通过再分配途径给予居民的收入。
殷剑峰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国居民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不算太低,因此要提高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需要增加的是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
众所周知,中国居民的财产结构并不是非常合理的,一方面实物资产占比过高,另一方面金融资产中存款类资产占比过高。现在,很多人仍然将更多的资金从权益类资产转为存款,如将理财、股票投资转为存款。
许多人观察到,60后、70后和80后,相比95后、00后,对未来还要更乐观一些。有些95后、00后,显得很“佛系”,不如他们父辈的70后、80后那么有叛逆性、独立性和奋斗精神。这其实与这几代人对财产的直接感受不同有关。
许多出身普通家庭甚至贫穷家庭的70后、80后,虽然面对迅速变化的世界也有迷茫和焦虑,但仍有激情,相信通过自己努力和奋斗,可以拥有一定的财产,包括在大城市置业买车之类。他们知道自己的财产的难得和可贵,知道财产权利的价值和重要性,因此也更愿意投资,对获得财产性收入很有信心。
相比之下,有些95后、00后,对财产权利没有这种直接感受,似乎很早就打算接受整个世界了。他们一方面更向往有稳定的工资收入的“铁饭碗”,另一方面刚开始上班就考虑退休后的生活,于是很早就开始存钱。
有人呼吁,要刺激消费,就要让居民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上文已阐明,影响消费的主要是长期可预期的永久性收入,因此最重要的是让居民获得更高、更稳定的财产性收入。
(以上内容部分引用了殷剑峰先生的文章“为什么中国人不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