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抹黑中国的防疫政策，一些西方媒体已经连最起码的人类文明底线都不要了。
近日，《纽约时报》记者袁莉撰写了一篇极为恶毒、甚至让不少外国网民都惊呼“疯狂”的文章。
她将支持中国防疫政策的中国人，比作了支持纳粹大屠杀的德国人。
但在介绍袁莉那篇疯狂的文章前，耿直哥想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西方媒体最近一段时间攻击中国防疫政策的大背景。
虽然目前像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已经因为失败的防疫政策害死了80多万条人命，但为了在中国面前维护西方价值观的“优越感”，西方媒体连日来一直在用中国西安的封城大做文章，想用当地封城期间发生的一些不幸事件——比如引起中国舆论和媒体广泛关注的产妇流产事件，外加对中国“动态清零”防疫政策的歪曲解读（比如偷换概念说这是“零感染”，或是宣称这是冬奥会的“面子工程”），来“全盘否定”中国严格的防疫政策。
可令西方媒体尴尬的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买他们的账。虽然大家都在关注西安那些不幸的事件，并为此感到痛心，但我们也十分清楚，这些问题并不是严格的防疫措施的“锅”，而是当地防控工作缺乏统筹、保障不到位、防控工作存在不严不实所致。中国的领导层亦批判了当地的这一问题，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我们更清楚的是，在新冠毒株不断变异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这种严格的防疫措施，如果我们像美国和西方那样“佛系”防疫，不仅西安会有更多人遭遇不幸，整个中国的14亿人都会遭遇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因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国家，中国的医疗资源是根本无法应对疫情失控的恐怖冲击的，作为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我们更不可能接受西方那种“死麻了”的局面。我们对西安的那些不幸案例关注和批评，亦是希望我们严格的防疫措施能够得到更妥善的落实，去更好地保护我们，而不是“因噎废食”去推翻它。
更何况，中国知名防疫专家张文宏近日公开表示，绝不可将奥密克戎当成“大号流感”，从而疏于防范，没有很好的医疗资源，奥密克戎这种变异株“会咬人”。
他还在一则帖文中透露，疫苗针对奥密克戎的保护力出现了下降，尽管可以通过加强针维持对严重新冠的保护作用。可即便疫苗可以让我们不再像武汉初期那样死人，在变种毒株的冲击下，大量的中轻症患者和免疫力低下的老人，还是会令我们的医疗系统不堪重负。
然而，西方媒体的记者却一直拒绝承认这一现实，拒绝接受中国人做出的这一清醒的选择，仍然在“自说自话”地“以偏概全”，将中国严格的防疫政策与中国人的福祉“对立”起来。
对此，《人民日报》的高级编辑丁刚老师在他的一篇博客文章中就提问说：如果中国政府像美国政府一样，对每天大量新冠患者死亡束手无策，《纽约时报》又会怎样评论西安的疫情防控政策呢？
图为《纽约时报》记者黄瑞黎和秦颖在刻意歪曲中国的防疫政策，称中国的防疫政策是“政绩工程”，将该政策与民众对立起来
不过，《纽约时报》的袁莉如今撰写的这篇文章，却比她的西方媒体同行更为偏执与疯狂。
出生在中国，曾在中国某家大媒体工作，后来才投奔了美国媒体的袁莉，自然比那些说英语的外国记者，更能清楚地看到中国的民意，可她却反而对这种民意进行了更为恶毒的污蔑。
如下图所示，她居然将绝大多数国人对中国防疫政策的支持，比作了纳粹德国时期德国人对屠杀犹太人的支持。她更将每一个中国人为了疫情早日结束，社会早日恢复活力而付出的牺牲，污蔑为了是一种“平庸的恶”。
不过，她这篇文章却很快先在外网遭到了猛烈的翻车。
如下图所示，一位美国韩裔网民就被袁莉这篇文章惊呆了，称这篇将中国挽救人命的防疫政策与屠杀犹太人相提并论的文章，是她所读过的“最疯狂的”文字，更是她见过的最“黄祸论”的内容。（注：黄祸论是一种源自西方的极端种族主义论调，通过贬低和妖魔化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东亚人，在西方社会煽动敌视和排外情绪）
这则帖文很快过了2000多条点赞。
在这则帖文的评论区，亦有大量网民在吐槽袁莉的这篇文章。比如，袁莉在她的文章中还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对于官员们来说，控制病毒是第一位的，挽救人命，保护人们的福祉和尊严则是相当靠后的”。
有人便吐槽说：哦，原来保护人们不被病毒弄死，并不是在保护人们的生命啊。
有人还跟评，挖苦起了西方那套只顾经济不顾人命的防疫政策：“那经济怎么办呢？”
有人则担心，《纽约时报》是不是下一步就要公开煽动西方对中国开战了？
有外国网民还说，“如果我成了中国的‘五毛’，那一定是被《纽约时报》给恶心的。”
另外，有网民还指出，袁莉将中国民意污蔑为是“平庸之恶”时，引用的是来自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评价纳粹德国时的言论。但阿伦特本人却被扒出也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曾发表过歧视黑人、歧视亚洲人和为殖民主义辩护的言论。
耿直哥核实发现，以色列的《耶路撒冷邮报》等媒体曾报道过阿伦特的这一种族主义问题，称她其实是个白人至上主义者。
而说起犹太人，有看到袁莉这篇文章的中国网民讽刺说，按照袁莉的逻辑，即中国严格防控新冠病毒的政策等同于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那么袁莉岂不是在说犹太人是病毒？这难道不是在宣扬“反犹主义”？
而一位美国网民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袁莉这个将中国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与大屠杀划等号的做法，其实与美国等西方国家那些反对限制性防疫政策的极右翼分子所发表的反智言论是相当吻合的，比如美国共和党的极右翼众议员Marjorie Taylor Greene。
但就像耿直哥在之前的文章里所说的那样，袁莉的这篇文章虽然非常恶毒，但她的文章其实毒害不了中国人，反而会害惨美国人和西方人。
因为她的文章会让那些英语世界的极右翼分子确信，他们反对限制性封锁措施是对的，确信任何负责的防疫措施都是在向“共产主义中国”这个敌人投降，从而刺激着他们不断去上街闹事，破坏西方国家的防疫政策，害死更多人。
但这一恶果却伤害不到袁莉，因为她正躲在香港，享受着香港严格的防疫措施的保护呢。
最后，耿直哥想说，或许我们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仍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比起西方那套害死了数十万人的政策来说，中国的制度至少是“最不坏的制度”。更何况，我们还在不断改进着自己，而不是像西方那样“堕落出了优越感”。
为了抹黑中国的防疫政策，一些西方媒体已经连最起码的人类文明底线都不要了。
近日，《纽约时报》记者袁莉撰写了一篇极为恶毒、甚至让不少外国网民都惊呼“疯狂”的文章。
她将支持中国防疫政策的中国人，比作了支持纳粹大屠杀的德国人。
但在介绍袁莉那篇疯狂的文章前，耿直哥想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西方媒体最近一段时间攻击中国防疫政策的大背景。
虽然目前像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已经因为失败的防疫政策害死了80多万条人命，但为了在中国面前维护西方价值观的“优越感”，西方媒体连日来一直在用中国西安的封城大做文章，想用当地封城期间发生的一些不幸事件——比如引起中国舆论和媒体广泛关注的产妇流产事件，外加对中国“动态清零”防疫政策的歪曲解读（比如偷换概念说这是“零感染”，或是宣称这是冬奥会的“面子工程”），来“全盘否定”中国严格的防疫政策。
可令西方媒体尴尬的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买他们的账。虽然大家都在关注西安那些不幸的事件，并为此感到痛心，但我们也十分清楚，这些问题并不是严格的防疫措施的“锅”，而是当地防控工作缺乏统筹、保障不到位、防控工作存在不严不实所致。中国的领导层亦批判了当地的这一问题，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我们更清楚的是，在新冠毒株不断变异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这种严格的防疫措施，如果我们像美国和西方那样“佛系”防疫，不仅西安会有更多人遭遇不幸，整个中国的14亿人都会遭遇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因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国家，中国的医疗资源是根本无法应对疫情失控的恐怖冲击的，作为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我们更不可能接受西方那种“死麻了”的局面。我们对西安的那些不幸案例关注和批评，亦是希望我们严格的防疫措施能够得到更妥善的落实，去更好地保护我们，而不是“因噎废食”去推翻它。
更何况，中国知名防疫专家张文宏近日公开表示，绝不可将奥密克戎当成“大号流感”，从而疏于防范，没有很好的医疗资源，奥密克戎这种变异株“会咬人”。
他还在一则帖文中透露，疫苗针对奥密克戎的保护力出现了下降，尽管可以通过加强针维持对严重新冠的保护作用。可即便疫苗可以让我们不再像武汉初期那样死人，在变种毒株的冲击下，大量的中轻症患者和免疫力低下的老人，还是会令我们的医疗系统不堪重负。
然而，西方媒体的记者却一直拒绝承认这一现实，拒绝接受中国人做出的这一清醒的选择，仍然在“自说自话”地“以偏概全”，将中国严格的防疫政策与中国人的福祉“对立”起来。
对此，《人民日报》的高级编辑丁刚老师在他的一篇博客文章中就提问说：如果中国政府像美国政府一样，对每天大量新冠患者死亡束手无策，《纽约时报》又会怎样评论西安的疫情防控政策呢？
图为《纽约时报》记者黄瑞黎和秦颖在刻意歪曲中国的防疫政策，称中国的防疫政策是“政绩工程”，将该政策与民众对立起来
不过，《纽约时报》的袁莉如今撰写的这篇文章，却比她的西方媒体同行更为偏执与疯狂。
出生在中国，曾在中国某家大媒体工作，后来才投奔了美国媒体的袁莉，自然比那些说英语的外国记者，更能清楚地看到中国的民意，可她却反而对这种民意进行了更为恶毒的污蔑。
如下图所示，她居然将绝大多数国人对中国防疫政策的支持，比作了纳粹德国时期德国人对屠杀犹太人的支持。她更将每一个中国人为了疫情早日结束，社会早日恢复活力而付出的牺牲，污蔑为了是一种“平庸的恶”。
不过，她这篇文章却很快先在外网遭到了猛烈的翻车。
如下图所示，一位美国韩裔网民就被袁莉这篇文章惊呆了，称这篇将中国挽救人命的防疫政策与屠杀犹太人相提并论的文章，是她所读过的“最疯狂的”文字，更是她见过的最“黄祸论”的内容。（注：黄祸论是一种源自西方的极端种族主义论调，通过贬低和妖魔化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东亚人，在西方社会煽动敌视和排外情绪）
这则帖文很快过了2000多条点赞。
在这则帖文的评论区，亦有大量网民在吐槽袁莉的这篇文章。比如，袁莉在她的文章中还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对于官员们来说，控制病毒是第一位的，挽救人命，保护人们的福祉和尊严则是相当靠后的”。
有人便吐槽说：哦，原来保护人们不被病毒弄死，并不是在保护人们的生命啊。
有人还跟评，挖苦起了西方那套只顾经济不顾人命的防疫政策：“那经济怎么办呢？”
有人则担心，《纽约时报》是不是下一步就要公开煽动西方对中国开战了？
有外国网民还说，“如果我成了中国的‘五毛’，那一定是被《纽约时报》给恶心的。”
另外，有网民还指出，袁莉将中国民意污蔑为是“平庸之恶”时，引用的是来自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评价纳粹德国时的言论。但阿伦特本人却被扒出也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曾发表过歧视黑人、歧视亚洲人和为殖民主义辩护的言论。
耿直哥核实发现，以色列的《耶路撒冷邮报》等媒体曾报道过阿伦特的这一种族主义问题，称她其实是个白人至上主义者。
而说起犹太人，有看到袁莉这篇文章的中国网民讽刺说，按照袁莉的逻辑，即中国严格防控新冠病毒的政策等同于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那么袁莉岂不是在说犹太人是病毒？这难道不是在宣扬“反犹主义”？
而一位美国网民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袁莉这个将中国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与大屠杀划等号的做法，其实与美国等西方国家那些反对限制性防疫政策的极右翼分子所发表的反智言论是相当吻合的，比如美国共和党的极右翼众议员Marjorie Taylor Greene。
但就像耿直哥在之前的文章里所说的那样，袁莉的这篇文章虽然非常恶毒，但她的文章其实毒害不了中国人，反而会害惨美国人和西方人。
因为她的文章会让那些英语世界的极右翼分子确信，他们反对限制性封锁措施是对的，确信任何负责的防疫措施都是在向“共产主义中国”这个敌人投降，从而刺激着他们不断去上街闹事，破坏西方国家的防疫政策，害死更多人。
但这一恶果却伤害不到袁莉，因为她正躲在香港，享受着香港严格的防疫措施的保护呢。
最后，耿直哥想说，或许我们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仍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比起西方那套害死了数十万人的政策来说，中国的制度至少是“最不坏的制度”。更何况，我们还在不断改进着自己，而不是像西方那样“堕落出了优越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