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可能因为读到一二有关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帖子，心里就浮现出这样一个说辞：历史的垃圾时间。
是的，历史，垃圾时间，历史的垃圾时间。
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近二十年里（1964－1982），新沙皇帝国四面出击，甚而有压倒山姆大叔之势，但我们今天凭着“后见之明”的优势，却不难知道，那个泥足巨人只是貌似强大，内部已困难重重。尤其1979年入侵阿富汗，更令整个帝国陷入泥潭。不妨说，1989东欧剧变，1991苏联崩溃，就是从1979开始的。
我愿意不避主观地说，1979之后，就是苏联的垃圾时间了，戈尔巴乔夫只是让这段垃圾时间早点结束罢了。
我想，“历史的垃圾时间”这个说法，绝不止适用于俄罗斯的历史，绝不止适用于当代史。
先来看看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末尾一段：“自咸通以后，南诏侵边，唐财政及内乱颇与明季之“辽饷”及流寇相类，此诚外患与内乱互相关系之显著例证也。夫黄巢既破坏东南诸道财富之区，时溥复断绝南北运输之汴路，藉东南经济力量及科举文化以维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倾覆矣。史家推迹庞勋之作乱，由于南诏之侵边，而勋之根据所在适为汴路之咽喉，故宋子京曰：‘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呜呼！世之读史者傥亦有感于斯言欤？”
所谓“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是《新唐书·南诏传》执笔者宋祁的话，意谓唐朝最后虽亡于朱温之篡（907），但实际上是亡于黄巢之乱（878），甚至可说亡于庞勋之乱（868）；而陈寅恪强调，庞勋、黄巢之乱摧毁了东南地区的经济以及南北的交通，致使唐朝统治丧失了经济基础，则是为宋祁的话增添了现代实证史学的理由。
这么看来，868之后，尤其是878之后，就是唐代的垃圾时间了。
再看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同样是全书的结尾：“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在黄仁宇看来，1587，万历十五年，明朝历史就已结束了。照他的“大历史观”，其潜台词其实应该是：与此同时，中国历史也结束了。剩下来的，包括满清三百年在内，都已丧失了历史的“意义”，都只是历史的垃圾时间罢了！
很久以前，我就写过一篇《黄仁宇“大历史观”批判》，批驳过其史观，这里且不细说。我只想就事论事地强调一点：将1587定为明朝的终结之年，显然是太早的。要知道，在此之后，明室还有能力在三个方向分别开战，即宁夏之役（1592）、朝鲜之役（1592－1593、1597－1598）、播州之役（1599－1600），是为“万历三大征”。这三场硬仗，大体都算是打赢了，明朝军事上的表现，至少是胜过苏联在阿富汗的。
那么，明朝走到了哪一步，才算是完全无力回天了呢？或者更合理的节点，应该在1630，即袁崇焕被杀的时候吧。那样的话，从1630崇祯自毁长城，到1644崇祯自杀煤山，就是明朝的垃圾时间了。
当然，古今中外，历史无限，这样的例子其实俯拾皆是。西周覆灭之后，平王东迁洛阳，史称东周，但实力上只是一个小国，有如今日的梵蒂冈——东周名义上超过了五百年，但其实只是周朝的垃圾时间！高平陵之变（249），司马懿一举剿灭了曹魏势力，此后至常道乡公曹奂禅让（266），自然是曹魏的垃圾时间了。关原之战（1600），德川家康胜势已定，此后至丰臣秀赖在大坂城切腹自杀（1615），就是丰臣政权的垃圾时间了。
就是这样的，历史跟竞赛一样，免不了有很多垃圾时间的。当是时，大势已定，败局难挽，无论如何努力，都只是徒然的挣扎，只能求尽量体面地收场而已。
那么，不幸而遭遇垃圾时间的人们，又该何以自处呢？是不是要跟时间的垃圾同归于尽呢？
我以为，历史之大是一回事，个人之微又是另一回事。在历史的垃圾时间里，个人在政治上固然已束手无策，但在生活上，在文化上，是不妨继续放飞自我的。
事实上，以中国历史之长，中国人应对垃圾时间的经验也很是丰富。孔子有谓：“无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实为深具处世智慧之言。“无道则隐”的“隐”，看起来很古典，说穿了就是世俗所谓“躺平”，借用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的概念，也可说是“退出”（Exit）——当“呼吁”（Voice）已然无效，个人就只能选择“退出”了。无论是“隐”是“躺平”还是“退出”，都可视为对垃圾时间的一种拒绝。
我们都知道那部日剧：人生总有不如意的时候，那样的话，也不必勉强自己去努力，就把这当作神赐予我们的悠长假期吧。那么，假若遭遇了历史的垃圾时间，那就Exit好了，那就把历史的垃圾时间当作文化的悠长假期好了。
所以我们看到，在大唐王朝的垃圾时间里，失意的皮日休，落第的陆龟蒙、罗隐，远走西蜀的韦庄，逃避后梁的韩偓，都各自拥有了他们的悠长假期，并焕发出异样的文化光彩。
鲁迅曾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里说：“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而就算被鲁迅看低的诗，也非无可观。我曾在《反读书记》里写过：从《资治通鉴》来看唐末，是一个黑暗的世界，但从诗词来看唐末，却是一个华丽的世界，“前一种记录是真实的，后一种记录也非伪造。那是一个分裂的时代，时代分裂为两个世界：最阴暗的世界，最华美的世界。一个历史的平行宇宙。也许，正因为政治社会太过阴暗，这个时代才更需要太过华美的文字吧！有个别人，成为这一历史平行宇宙——最阴暗的世界与最华美的世界——之间的接口。比如韩偓，在阴暗的政治世界里，他是忠臣，逆时代而动；在华美的文学世界里，他是艳诗写作者，与时代同欢。”这些话，也可以拿过来，形容唐朝这段垃圾时间兼悠长假期的。
所以我们也能看到，在大明王朝的垃圾时间里，那个被黄仁宇宣判为“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的年代，才子和志士却与秦淮河上的美人谱写了风月史上的华章：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离合，早早引出了孔尚任的《桃花扇》；冒襄为董小宛留下了《影梅庵忆语》；吴伟业为卞玉京留下《琴河感旧》和《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还有余怀的《板桥杂记》，更可谓一部秦淮佳丽的集体传记，他在自序里断然地表示：“此即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所系，而非徒狭邪之是述，艳冶之是传也。”至于钱谦益与柳如是、龚鼎孳与顾横波的传奇，直到二十世纪，还能让伟大的历史学家为之树立起文字的纪念碑：陈寅恪写出了《柳如是别传》，孟森也写出了《顾横波考》。这一份香艳，这个文化的悠长假期，不也是明朝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的光彩吗？
历史的发展与文化的发展不是均等的，其结束亦然，文化的迸发往往要滞后于历史。此所以当历史进入垃圾时间之后，仍可以成就一段文化的悠长假期。
就在这篇文章快写完时，友人遇斋戴新伟传给我一幅字，是他抄录的一首词，南宋张元干的《瑞鹧鸪》。词曰：“白衣苍狗变浮云，千古功名一聚尘。好是悲歌将进酒，不妨同赋惜余春。风光全似中原日，臭味要须我辈人。雨后飞花知底数，醉来赢取自由身。”这首词原有个题目“彭德器出示胡邦衡新句次韵”，“胡邦衡”即胡铨，因反对秦桧和议而被贬新州（今广东新兴）、吉阳军（今海南三亚）；胡在新州时写了首《瑞鹧鸪》词，张元干辗转得见，感慨系之，遂有此和作。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不妨同赋惜余春”、“臭味要须我辈人”以及“醉来赢取自由身”这几句，好像都可以给“文化的悠长假期”这个说辞做一注脚。
还有，我们熟悉的“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不就是陈三立的悠长假期吗？“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不就是鲁迅的悠长假期吗？
最后我想说的是，历史太长，人生太短，绝不可以浪费。历史总是有垃圾时间的——但人生没有。
前几天，可能因为读到一二有关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帖子，心里就浮现出这样一个说辞：历史的垃圾时间。
是的，历史，垃圾时间，历史的垃圾时间。
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近二十年里（1964－1982），新沙皇帝国四面出击，甚而有压倒山姆大叔之势，但我们今天凭着“后见之明”的优势，却不难知道，那个泥足巨人只是貌似强大，内部已困难重重。尤其1979年入侵阿富汗，更令整个帝国陷入泥潭。不妨说，1989东欧剧变，1991苏联崩溃，就是从1979开始的。
我愿意不避主观地说，1979之后，就是苏联的垃圾时间了，戈尔巴乔夫只是让这段垃圾时间早点结束罢了。
我想，“历史的垃圾时间”这个说法，绝不止适用于俄罗斯的历史，绝不止适用于当代史。
先来看看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末尾一段：“自咸通以后，南诏侵边，唐财政及内乱颇与明季之“辽饷”及流寇相类，此诚外患与内乱互相关系之显著例证也。夫黄巢既破坏东南诸道财富之区，时溥复断绝南北运输之汴路，藉东南经济力量及科举文化以维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倾覆矣。史家推迹庞勋之作乱，由于南诏之侵边，而勋之根据所在适为汴路之咽喉，故宋子京曰：‘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呜呼！世之读史者傥亦有感于斯言欤？”
所谓“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是《新唐书·南诏传》执笔者宋祁的话，意谓唐朝最后虽亡于朱温之篡（907），但实际上是亡于黄巢之乱（878），甚至可说亡于庞勋之乱（868）；而陈寅恪强调，庞勋、黄巢之乱摧毁了东南地区的经济以及南北的交通，致使唐朝统治丧失了经济基础，则是为宋祁的话增添了现代实证史学的理由。
这么看来，868之后，尤其是878之后，就是唐代的垃圾时间了。
再看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同样是全书的结尾：“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在黄仁宇看来，1587，万历十五年，明朝历史就已结束了。照他的“大历史观”，其潜台词其实应该是：与此同时，中国历史也结束了。剩下来的，包括满清三百年在内，都已丧失了历史的“意义”，都只是历史的垃圾时间罢了！
很久以前，我就写过一篇《黄仁宇“大历史观”批判》，批驳过其史观，这里且不细说。我只想就事论事地强调一点：将1587定为明朝的终结之年，显然是太早的。要知道，在此之后，明室还有能力在三个方向分别开战，即宁夏之役（1592）、朝鲜之役（1592－1593、1597－1598）、播州之役（1599－1600），是为“万历三大征”。这三场硬仗，大体都算是打赢了，明朝军事上的表现，至少是胜过苏联在阿富汗的。
那么，明朝走到了哪一步，才算是完全无力回天了呢？或者更合理的节点，应该在1630，即袁崇焕被杀的时候吧。那样的话，从1630崇祯自毁长城，到1644崇祯自杀煤山，就是明朝的垃圾时间了。
当然，古今中外，历史无限，这样的例子其实俯拾皆是。西周覆灭之后，平王东迁洛阳，史称东周，但实力上只是一个小国，有如今日的梵蒂冈——东周名义上超过了五百年，但其实只是周朝的垃圾时间！高平陵之变（249），司马懿一举剿灭了曹魏势力，此后至常道乡公曹奂禅让（266），自然是曹魏的垃圾时间了。关原之战（1600），德川家康胜势已定，此后至丰臣秀赖在大坂城切腹自杀（1615），就是丰臣政权的垃圾时间了。
就是这样的，历史跟竞赛一样，免不了有很多垃圾时间的。当是时，大势已定，败局难挽，无论如何努力，都只是徒然的挣扎，只能求尽量体面地收场而已。
那么，不幸而遭遇垃圾时间的人们，又该何以自处呢？是不是要跟时间的垃圾同归于尽呢？
我以为，历史之大是一回事，个人之微又是另一回事。在历史的垃圾时间里，个人在政治上固然已束手无策，但在生活上，在文化上，是不妨继续放飞自我的。
事实上，以中国历史之长，中国人应对垃圾时间的经验也很是丰富。孔子有谓：“无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实为深具处世智慧之言。“无道则隐”的“隐”，看起来很古典，说穿了就是世俗所谓“躺平”，借用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的概念，也可说是“退出”（Exit）——当“呼吁”（Voice）已然无效，个人就只能选择“退出”了。无论是“隐”是“躺平”还是“退出”，都可视为对垃圾时间的一种拒绝。
我们都知道那部日剧：人生总有不如意的时候，那样的话，也不必勉强自己去努力，就把这当作神赐予我们的悠长假期吧。那么，假若遭遇了历史的垃圾时间，那就Exit好了，那就把历史的垃圾时间当作文化的悠长假期好了。
所以我们看到，在大唐王朝的垃圾时间里，失意的皮日休，落第的陆龟蒙、罗隐，远走西蜀的韦庄，逃避后梁的韩偓，都各自拥有了他们的悠长假期，并焕发出异样的文化光彩。
鲁迅曾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里说：“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而就算被鲁迅看低的诗，也非无可观。我曾在《反读书记》里写过：从《资治通鉴》来看唐末，是一个黑暗的世界，但从诗词来看唐末，却是一个华丽的世界，“前一种记录是真实的，后一种记录也非伪造。那是一个分裂的时代，时代分裂为两个世界：最阴暗的世界，最华美的世界。一个历史的平行宇宙。也许，正因为政治社会太过阴暗，这个时代才更需要太过华美的文字吧！有个别人，成为这一历史平行宇宙——最阴暗的世界与最华美的世界——之间的接口。比如韩偓，在阴暗的政治世界里，他是忠臣，逆时代而动；在华美的文学世界里，他是艳诗写作者，与时代同欢。”这些话，也可以拿过来，形容唐朝这段垃圾时间兼悠长假期的。
所以我们也能看到，在大明王朝的垃圾时间里，那个被黄仁宇宣判为“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的年代，才子和志士却与秦淮河上的美人谱写了风月史上的华章：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离合，早早引出了孔尚任的《桃花扇》；冒襄为董小宛留下了《影梅庵忆语》；吴伟业为卞玉京留下《琴河感旧》和《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还有余怀的《板桥杂记》，更可谓一部秦淮佳丽的集体传记，他在自序里断然地表示：“此即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所系，而非徒狭邪之是述，艳冶之是传也。”至于钱谦益与柳如是、龚鼎孳与顾横波的传奇，直到二十世纪，还能让伟大的历史学家为之树立起文字的纪念碑：陈寅恪写出了《柳如是别传》，孟森也写出了《顾横波考》。这一份香艳，这个文化的悠长假期，不也是明朝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的光彩吗？
历史的发展与文化的发展不是均等的，其结束亦然，文化的迸发往往要滞后于历史。此所以当历史进入垃圾时间之后，仍可以成就一段文化的悠长假期。
就在这篇文章快写完时，友人遇斋戴新伟传给我一幅字，是他抄录的一首词，南宋张元干的《瑞鹧鸪》。词曰：“白衣苍狗变浮云，千古功名一聚尘。好是悲歌将进酒，不妨同赋惜余春。风光全似中原日，臭味要须我辈人。雨后飞花知底数，醉来赢取自由身。”这首词原有个题目“彭德器出示胡邦衡新句次韵”，“胡邦衡”即胡铨，因反对秦桧和议而被贬新州（今广东新兴）、吉阳军（今海南三亚）；胡在新州时写了首《瑞鹧鸪》词，张元干辗转得见，感慨系之，遂有此和作。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不妨同赋惜余春”、“臭味要须我辈人”以及“醉来赢取自由身”这几句，好像都可以给“文化的悠长假期”这个说辞做一注脚。
还有，我们熟悉的“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不就是陈三立的悠长假期吗？“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不就是鲁迅的悠长假期吗？
最后我想说的是，历史太长，人生太短，绝不可以浪费。历史总是有垃圾时间的——但人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