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6日凌晨2时，持续了10个小时的孙杨听证会结束。整个听证会期间，孙杨讲述了“抗检风波”当晚的整个过程。孙杨表示，自己一开始是比较配合的，也同意血检。但此后尿检官声称是粉丝，拿出手机开始拍照录像，他觉得非常不专业，此后要求查看检测人员的相关授权和文件，但对方无法提供。
庭审现场，WADA（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律师咄咄逼人，追问如果对方警告过拒绝提交样本的后果，孙杨是否会允许对方带走血液样本。孙杨则霸气回应：现实没有如果，如果在那天他们首先给我看了资质文件，就不会发生这件事情。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获得14枚金牌，记不清楚提供了多少次血液样本，可能有几百次，每一场比赛我都严格遵守了所有的兴奋剂检测。”孙杨说，这是唯一一次不愿意提供样本，检测官不合资质，没有提供所有的文件，作为一名运动员，感觉非常糟糕。
以下内容为根据庭审整理的孙杨完整陈述：
2018年9月4日，我结束了在雅加达的一场比赛后，刚刚回国。结束后第二天就来到杭州，虽然说时间很紧张，我还是遵循了检测安排。那天晚上，我跟父母一起回到家，门卫告诉我，有检测团队的人，所以我妈妈开车送我去了正门口，那会儿检测官们已经到了。
我当时非常惊讶，根据我的经验，那天晚上需要有4名检测官，只有3名所以我觉得很奇怪，而且其中一名检测官穿的还不是特别专业，所以就比较怀疑是否要听从他们进行检测。
看到主检测官的时候，我认出了她，2017年她就参与了关于我的样本抽检。我知道她是国际兴奋剂管理机构的人，但是上一次见她的时候，她还不是一名正式的检测官，因此当晚她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否已经有这个资质和合格文件了。
到了检测站，我一开始还是比较配合的。主检测官给我看了身份的一个复印件，血液采集助手给我看了护士证明，我以为她能够执行血液检测，就同意了提交血液样本。我是运动员，会遵从指令，这也是规则所规定的。
但不幸的是，在血液样本准备过程中，我发现尿检官开始用他的手机拍照或者录像，这也是当晚事件的主要起因。
看到这个行为我开始质疑。因为我知道，在规则下，所有这些拍照或者摄像都不能被接受。但他说，我是你的粉丝，我今天到这里见到您本人非常高兴，想拍照。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这是很荒谬的，我也不能相信他。
其实我觉得整个事件，采集应该是由主检测官掌握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任何问题，比如说有人拍照，主检测官应该去阻止。因为在所有的竞赛中我们都有这样的规定，如果说有人在检测过程中提出任何问题，检测助手在过程中拍照，你怎么还可以相信他呢？
这是非常不专业的，根本无法让人信任他们接下来的流程，之后所有的行为都可能有严重后果。所以他必须证明能够开展这个流程、能够进行血样采集、能够在我所在的城市来进行采集样本。
我就要求看他们的授权书和文件，当晚只看到国际泳联发布的授权书，因为我英语不太好，当时并不理解整个文件的内容，也没看到上面有我的名字，其他文件上也没有。一般来说，主检测官会给我看身份证还有检测官卡，还必须要有IDTM的授权。但那晚，我没有看到任何我提到的这些证明和资质文件。
当时其实我已经抽完血了，发现他们资质有问题，就电话联系了我的医生以及泳协，告诉他们这个事情。我还通知了中国游泳协会的领导，请求他们的建议。
泳协专家告诉我，如果检测官没有任何证明的资质文件和授权，那他们根本就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因此他们是不能够做血液采集的，也不能带走我的采集样本。如果我早知道的话，肯定不会听从他们的指令去做抽血了。
后来我的医生来到现场，不幸的是，我们发现血检官也并没有可接受的资质和证明文件，去进行血液样本采集。
医生花了近两个小时跟主检测官讨论。我们这方的专家担心，采集助手没有合格的资质证明，会产生后续的一些问题。血检官不能提交相应的证书，来证明她按法律规定可以做血液采集，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法律问题。
主检测官就建议，如果没有相应资质就不能把血液样本拿走，他们只能收集相应的材料。所以如果我们能把这个放血样的容器打开的话，我就能自己保留血样，他们把外部的容器拿走。也就是说，可以把血和设备分离开来。
我们没有人主动去拿那个盛放血样的瓶子，是血检官自己把箱子打开，拿出来并且试图打开，但是没有那么大的力气，之后她摇晃了一下，发现我们可以试试从底部打开，所以就交给我们。我没有任何隐藏，我可以毫无保留的告诉大家。
在她建议下，我们寻找工具，我的妈妈找保安，问是否有什么工具。后来又返回检测站，在此过程中保安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很担心，担心采血的管子非常重要，血样也很重要。我们到外面后，我用手机上的手电筒来照明。当时主检测官过来，整个过程都是在她的监测和观察下开展的。
我自始至终从来没有坚持说，要把血样留下。如果检测小组能够提供合格的资质和证书，就能把血样带走，但问题是，他们不能。所以我对他们说，可以等着你们把有资质的人带来，或者能够把相应的资质文件展示一下，我就能做检测。但是主检测官坚称这根本是不必要的，所以我当时也很疑惑，我觉得是有一个解决方案的，但是为什么他们拒绝了我的提议呢？
容器被打碎后，主检测官还是想保留这个血液样本瓶子，但这样也必须有授权和证书。因为这涉及到我的隐私，必须保持尊重。同时我想说的是，这个容器已经破了，但到目前为止，血样还是保存下来，可以从视频中看到。因为我想要保留所有的证据来确保能够重新去审视，再回头看。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获得了14枚金牌，记不清楚提供了多少次血液样本，可能有几百次，每一场比赛我都严格遵守了所有的兴奋剂检测。所以基于专业角度，主检测官必须要有资质，要出示相应的资质证明。试问，如果半夜有人根本没有任何证件来到你家门，说我是警察，我身上没带证件，你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但那晚检测官一行3人根本不专业，也不合资质，自始至终都没有跟我说过，任何关于拒绝提供样本的可能性后果。他们进进出出，打电话，我根本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那天他们首先给我看了资质文件的话，就不会发生这件事情。
当时不知道他们是谁，以及有什么证明，所以并不信任他们。实际上，直到这次听证会之前，我也不确定他们的名字叫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展示这些证明的文件和身份证明，而且在这个授权文件上，我也没有看到任何名字。
如果仅凭一个证件，如果我们从在座中随便找两个人去对运动员进行检查，如果运动员没有遵从他们的指示，那这根本对运动员是不公平的。这个检测官不合资质，没有提供所有的文件，所以作为一名运动员，我感觉非常糟糕。
我接受过这么多次检测，这是唯一一次不愿意提供样本。之前不同机构每次做样本采集的工作人员，都有合格的资质和证明授权。检测官也都比较友好，是公开透明的，也没有撒谎，我知道他们不会对我不利，所以非常愿意配合。但不幸的是，那天晚上来的检测官们，没有做这些事情。
在反兴奋剂方面，中国的标准是很高的，所以我非常了解这项规则是需要严格遵守的，这个可以保证体育的公平性。在之前的检测中他们都会出示是国际泳联授权的检测官卡，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公司有授权文件，他们有资格去进行样本的采集检测，但是在那天晚上，我并没有看到这些信息和文件。
北京时间16日凌晨2时，持续了10个小时的孙杨听证会结束。整个听证会期间，孙杨讲述了“抗检风波”当晚的整个过程。孙杨表示，自己一开始是比较配合的，也同意血检。但此后尿检官声称是粉丝，拿出手机开始拍照录像，他觉得非常不专业，此后要求查看检测人员的相关授权和文件，但对方无法提供。
庭审现场，WADA（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律师咄咄逼人，追问如果对方警告过拒绝提交样本的后果，孙杨是否会允许对方带走血液样本。孙杨则霸气回应：现实没有如果，如果在那天他们首先给我看了资质文件，就不会发生这件事情。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获得14枚金牌，记不清楚提供了多少次血液样本，可能有几百次，每一场比赛我都严格遵守了所有的兴奋剂检测。”孙杨说，这是唯一一次不愿意提供样本，检测官不合资质，没有提供所有的文件，作为一名运动员，感觉非常糟糕。
以下内容为根据庭审整理的孙杨完整陈述：
2018年9月4日，我结束了在雅加达的一场比赛后，刚刚回国。结束后第二天就来到杭州，虽然说时间很紧张，我还是遵循了检测安排。那天晚上，我跟父母一起回到家，门卫告诉我，有检测团队的人，所以我妈妈开车送我去了正门口，那会儿检测官们已经到了。
我当时非常惊讶，根据我的经验，那天晚上需要有4名检测官，只有3名所以我觉得很奇怪，而且其中一名检测官穿的还不是特别专业，所以就比较怀疑是否要听从他们进行检测。
看到主检测官的时候，我认出了她，2017年她就参与了关于我的样本抽检。我知道她是国际兴奋剂管理机构的人，但是上一次见她的时候，她还不是一名正式的检测官，因此当晚她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否已经有这个资质和合格文件了。
到了检测站，我一开始还是比较配合的。主检测官给我看了身份的一个复印件，血液采集助手给我看了护士证明，我以为她能够执行血液检测，就同意了提交血液样本。我是运动员，会遵从指令，这也是规则所规定的。
但不幸的是，在血液样本准备过程中，我发现尿检官开始用他的手机拍照或者录像，这也是当晚事件的主要起因。
看到这个行为我开始质疑。因为我知道，在规则下，所有这些拍照或者摄像都不能被接受。但他说，我是你的粉丝，我今天到这里见到您本人非常高兴，想拍照。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这是很荒谬的，我也不能相信他。
其实我觉得整个事件，采集应该是由主检测官掌握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任何问题，比如说有人拍照，主检测官应该去阻止。因为在所有的竞赛中我们都有这样的规定，如果说有人在检测过程中提出任何问题，检测助手在过程中拍照，你怎么还可以相信他呢？
这是非常不专业的，根本无法让人信任他们接下来的流程，之后所有的行为都可能有严重后果。所以他必须证明能够开展这个流程、能够进行血样采集、能够在我所在的城市来进行采集样本。
我就要求看他们的授权书和文件，当晚只看到国际泳联发布的授权书，因为我英语不太好，当时并不理解整个文件的内容，也没看到上面有我的名字，其他文件上也没有。一般来说，主检测官会给我看身份证还有检测官卡，还必须要有IDTM的授权。但那晚，我没有看到任何我提到的这些证明和资质文件。
当时其实我已经抽完血了，发现他们资质有问题，就电话联系了我的医生以及泳协，告诉他们这个事情。我还通知了中国游泳协会的领导，请求他们的建议。
泳协专家告诉我，如果检测官没有任何证明的资质文件和授权，那他们根本就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因此他们是不能够做血液采集的，也不能带走我的采集样本。如果我早知道的话，肯定不会听从他们的指令去做抽血了。
后来我的医生来到现场，不幸的是，我们发现血检官也并没有可接受的资质和证明文件，去进行血液样本采集。
医生花了近两个小时跟主检测官讨论。我们这方的专家担心，采集助手没有合格的资质证明，会产生后续的一些问题。血检官不能提交相应的证书，来证明她按法律规定可以做血液采集，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法律问题。
主检测官就建议，如果没有相应资质就不能把血液样本拿走，他们只能收集相应的材料。所以如果我们能把这个放血样的容器打开的话，我就能自己保留血样，他们把外部的容器拿走。也就是说，可以把血和设备分离开来。
我们没有人主动去拿那个盛放血样的瓶子，是血检官自己把箱子打开，拿出来并且试图打开，但是没有那么大的力气，之后她摇晃了一下，发现我们可以试试从底部打开，所以就交给我们。我没有任何隐藏，我可以毫无保留的告诉大家。
在她建议下，我们寻找工具，我的妈妈找保安，问是否有什么工具。后来又返回检测站，在此过程中保安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很担心，担心采血的管子非常重要，血样也很重要。我们到外面后，我用手机上的手电筒来照明。当时主检测官过来，整个过程都是在她的监测和观察下开展的。
我自始至终从来没有坚持说，要把血样留下。如果检测小组能够提供合格的资质和证书，就能把血样带走，但问题是，他们不能。所以我对他们说，可以等着你们把有资质的人带来，或者能够把相应的资质文件展示一下，我就能做检测。但是主检测官坚称这根本是不必要的，所以我当时也很疑惑，我觉得是有一个解决方案的，但是为什么他们拒绝了我的提议呢？
容器被打碎后，主检测官还是想保留这个血液样本瓶子，但这样也必须有授权和证书。因为这涉及到我的隐私，必须保持尊重。同时我想说的是，这个容器已经破了，但到目前为止，血样还是保存下来，可以从视频中看到。因为我想要保留所有的证据来确保能够重新去审视，再回头看。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获得了14枚金牌，记不清楚提供了多少次血液样本，可能有几百次，每一场比赛我都严格遵守了所有的兴奋剂检测。所以基于专业角度，主检测官必须要有资质，要出示相应的资质证明。试问，如果半夜有人根本没有任何证件来到你家门，说我是警察，我身上没带证件，你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但那晚检测官一行3人根本不专业，也不合资质，自始至终都没有跟我说过，任何关于拒绝提供样本的可能性后果。他们进进出出，打电话，我根本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那天他们首先给我看了资质文件的话，就不会发生这件事情。
当时不知道他们是谁，以及有什么证明，所以并不信任他们。实际上，直到这次听证会之前，我也不确定他们的名字叫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展示这些证明的文件和身份证明，而且在这个授权文件上，我也没有看到任何名字。
如果仅凭一个证件，如果我们从在座中随便找两个人去对运动员进行检查，如果运动员没有遵从他们的指示，那这根本对运动员是不公平的。这个检测官不合资质，没有提供所有的文件，所以作为一名运动员，我感觉非常糟糕。
我接受过这么多次检测，这是唯一一次不愿意提供样本。之前不同机构每次做样本采集的工作人员，都有合格的资质和证明授权。检测官也都比较友好，是公开透明的，也没有撒谎，我知道他们不会对我不利，所以非常愿意配合。但不幸的是，那天晚上来的检测官们，没有做这些事情。
在反兴奋剂方面，中国的标准是很高的，所以我非常了解这项规则是需要严格遵守的，这个可以保证体育的公平性。在之前的检测中他们都会出示是国际泳联授权的检测官卡，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公司有授权文件，他们有资格去进行样本的采集检测，但是在那天晚上，我并没有看到这些信息和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