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英国单身母亲莎拉·桑兹（Sarah Sands）终于带着孩子们住进心心念念的新家。
新家位于伦敦东部的银城区，是密密麻麻的议会公寓里的一间。
它很狭小，但莎拉和三个小男孩都很满意。他们从未拥有过属于自己的房子，排了好多年的队后，才分到这间社会住房。
这会是一个新的开始，莎拉心想。
为了搞好邻里关系，莎拉开始带着男孩们串门。她给邻居们送东西、帮忙搬家、唠家常，人认识了七七八八，大家都挺喜欢他们。
这个过程中，莎拉一家结识了77岁老人迈克尔·普莱斯特（Michael Pleasted）。
普莱斯特住在街对面的另一座议会公寓，他没有老伴，没有孩子，整天守着一个简陋可怜的报刊亭过活。
他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当地人都认识他，叫他“米克”。他是个老顽童式的人物，热情活泼，乐于助人，喜欢帮附近的家长看孩子。
在公寓几百米外是一所小学，每当有家长照顾不过来孩子，普莱斯特就让他们把孩子送到报刊亭。
等孩子稍大时，普莱斯特会请他们过去打工。虽然钱只够买个零嘴，但作为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它看上去挺不错。
莎拉是个心软的女人，她见普莱斯特总是一个人生活，觉得很可怜。
为了让老人感受到关爱，她经常给他做饭吃，送礼物，在他不舒服的时候送药。莎拉基本上是接纳他作为家庭一员。
几个月后，普莱斯特告诉说莎拉，自己的报刊亭缺人手，能不能让12岁的布拉德利（Bradley）过去帮忙。
布拉德利是她的大儿子，听到这个消息后小男孩兴奋地不得了，欢呼自己终于长大了。
之后每周六，布拉德利都会去报刊亭打工。他的两个弟弟，11岁的里斯（Reece）和阿尔菲（Alfie）也被老人招去工作，三个孩子每周六很晚回家。
有时，普莱斯特还会邀请孩子们去自己家做客。因为是熟人，莎拉从来没阻拦，还让他们去多陪陪老爷爷。
莎拉是疼爱孩子的，但她工作太忙，又爱把一切往好处想，
完全没注意到孩子们回来后的神情不对——
那是恐惧、厌恶和难堪……
直到一天晚上，真相在她面前炸开。
那天，里斯和阿尔菲犹豫了很久，告诉莎拉他们不想去报刊亭工作。
莎拉奇怪地问为什么，双胞胎男孩说了这么一句话：”……他经常在公寓里性侵我们。”
莎拉的大脑一片空白。
“到今天，我都找不到语言来形容我当时的感受。我感觉从内到外，我整个人都被吞噬了。” 她在最近的采访中告诉媒体。
“我以为他就是个很可爱的老人。我见他在社区里忙忙碌碌，跟每个人打招呼，努力帮助大家，大家也向他致意。他看上去就是个好人，我真的没察觉到危险。”
一周后，布拉德利告诉莎拉同样的事，他也惨遭毒手。
“我看到他扯着头发，全身摇摇晃晃，颤抖着痛哭。他不停地说，‘我早该告诉你的，这样他就没法伤害弟弟们。’ 他说自己在店里和公寓里都被性侵过。我感到又恶心又心碎。”
莎拉选择报警，警察带走了77岁的普莱斯特，然而在审判开始前，法官允许他保释出狱，于是普莱斯特又回来了！
他仍然住在莎拉一家的街对面，透过窗户，孩子们能看到他进进出出。
说出真相后，孩子们非常害怕普莱斯特会报复，他们根本不敢走出家门，晚上还会在噩梦中尖叫醒来。
莎拉痛苦又困惑，她不明白为什么法院敢让施暴者住得离受害者这么近。
她打电话向警方求助，警察说他们也没办法，建议她搬家。
她带着三个孩子去母亲的两居室公寓住，但这里毕竟太小，莎拉请求市政府帮忙。市政府说他们没法转移走普莱斯特，但能给莎拉一家找新住处，只是在伦敦外。
可莎拉的工作和男孩们的学校都在伦敦，那简直不现实。
他们终究没有离开伦敦。2014年11月，一个凉风袭人的晚上，听着耳旁孩子的尖叫，看着罪魁祸首自由行走在街上，莎拉感到自己的理性逐渐消失。
她喝了两瓶酒，手里拿着一把刀，向普莱斯特的家走去……
莎拉说自己没打算杀人，她只是想让普莱斯特认罪，这样孩子们就不用出庭作证。至于手里的那把刀，她是用来自卫的，虽然也可能藏有别的念头。
监控录像里显示，莎拉穿着一件厚重的连毛衫，手里抱着一把长菜刀。
她来到普莱斯特所在的那一层楼，敲响他的门，看到那个厚颜无耻的老人。
“他看上去没有一点点悔恨，一张嘴就是，‘哦，你的孩子们都在撒谎。’ ”
“听到这句话，我站在那里冻住了，我感觉全世界都冻住了。世界对我而言彻底消失。他意识到我不信他的话，因为我脸上的表情说明了一切。他和我都知道他在撒谎。”
“他瞬间停住话头，从沙发上跳起来，跑到窗边去看。然后他向我走来，试图夺走我手里的刀。”
莎拉的左手拿着菜刀，在情绪的刺激下，她向普莱斯特的身上捅去。
一刀，两刀，三刀……她捅了他八刀，普莱斯特当场死亡。
20分钟后，莎拉坐电梯离开，她依旧戴着帽衫，手里拿着菜刀。
莎拉曾试图掩盖现场证据，她擦拭可能留下指纹的地方，把带血的衣服换了一件。
但几个小时后，她还是去警察局自首了，她明白自己逃不掉。
听说母亲杀死普莱斯特后，三个男孩的第一反应是解脱。
“我想向我妈妈致敬。” 布拉德利说，“那家伙死了真好，虽然这不会改变已经发生的事，但它给了我们很多安全感。”
阿尔菲也说：“那人的死亡不会减少我们的噩梦，但至少我们走在外面不用害怕，担心他从哪个拐角处跳出来。”
一个母亲手刃强奸自己孩子的罪犯，这种行为自然得到民间支持。
银城区议会公寓的邻居们都为莎拉说情，说她是逼不得已。
2015年，法院认为莎拉作案时处于情绪失控状态，判她犯下“过失杀人罪”，而非更严重的“谋杀罪”，刑期三年半。
上诉法院的法官认为判得太轻了。她指出莎拉带刀去死者家，事后还抹除指纹，明显有作案想法。在杀完人后，莎拉没有采取抢救措施，没有打急救电话，说明她希望对方死亡。
最终，法官将刑期提高到七年半。
收拾好行李，莎拉来到这辈子都没想过会去的地方——监狱。
“刚刚到监狱的时候，我很想自杀。整整六个月，我每天都哭，没有一天不哭的。”
“不过，即使在那种状态下，我还是每天早上给孩子们打电话，向他们道早安。下午放学后，我问他们在学校过得怎么样。到晚上，我向他们道晚安。”
男孩们只能隔着玻璃见妈妈，他们一度感到非常后悔。
“我们心想，如果当时不说出来，我们就不会失去妈妈了。我们会一起去购物，一起看电影，做任何12岁男孩想做的事。”
在母子相隔的时候，出了一件他们没料到的事……
警方调查普莱斯特时发现，这老头是个曾经坐过30年牢的儿童强奸犯！
他第一次犯罪是1970年，当时他33岁，在汉姆公园性侵了一个13岁不到的男孩。
被抓后，普莱斯特坐了几年牢，出来后继续强奸儿童。从1970年到1991年，普莱斯特被判犯下24起性侵罪，不断在监狱里进进出出。
然而，90年代后期，这些黑历史都没人知道了。
因为他改名了。
普莱斯特原本叫罗宾·穆尔特（Robin Moult），改成迈克尔·普莱斯特后，他更换了护照、驾照等身份证件，摇身一变成为没有犯罪记录的人。
按照现在的规定，普莱斯特需要将改名一事告知自己居住的市议会。然而当年没有这项政策，没人问，他自然也就不提，轻轻松松在银城区的小学旁拿到一套社会住房。
警方和监狱当时也没有义务告知市议会，这片区域出现了一个儿童性罪犯。
再加上普莱斯特犯罪的时间早于英国使用“性犯罪者登记册”的时间，他的记录更清白了。
如此看来，莎拉家的悲剧是陈旧的司法漏洞造成的，
但细想一琢磨，事情还得怪警方太懒。
2012年7月，纽汉姆市议会发现普莱斯特和一个十几岁少年关系过度亲密。
议会和警方联系了三次，警方说普莱斯特只是个普通老头，因为“性犯罪者登记册”上找不到他的名字。
此话一出，议会也就不再追究，让普莱斯特继续住下。
但只要警方多费一点劲，查查其他档案系统，比如全国警察计算机系用PNC，就能发现普莱斯特的24项罪行记录。
听到这一切后，莎拉从自责转为愤怒。
她原本责怪自己没保护好孩子，才发生可怕的事。如果当初细心一点，敏感一点，也许一切都不会发生。
然而真相是，因为警方信息管理混乱，数据陈旧，没有及时通知居民们普莱斯特是一个恋童癖，这才导致他肆无忌惮对儿童下手。
“都是他们的错。我妈妈确实犯罪了，但如果不是他们没做好，根本不会发生这些事，我们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 布拉德利忿忿地说。
坐了四年牢后，因为表现良好，莎拉提前出狱。
莎拉很遗憾自己缺席了四年，杀人凶手、囚犯这些身份也让她情绪低落，感觉自己和社会格格不入。
她告诉媒体，她后悔过自己杀人，“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剥夺他人生命的”。
但回想当时的情景，她又觉得情有可原，“我做了所有母亲都会做的事”。
去年，三个男孩都已成年。为了感谢母亲的付出，他们选择放弃匿名，站在台前为她说话。
他们仍然受到噩梦困扰，但心灵已经比以前强大了很多，足以面对未来的困难。
莎拉也在前进。她对目前的性罪犯改名政策很不满，性罪犯改名后需要主动通知警方，但如果他们不说，警方也就不知道。
如此一来，更换身份证件是很容易的事，如果性罪犯搬到新的城市居住，就更没人知道他的罪行。
莎拉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性犯罪每次试图改名时，警方会自动收到通知，然后对他们的社会风险进行评估，告知他居住的社区。
英国内政部发言人表示，他们已经在研究改名政策，但不能公布细节，因为里面包含敏感信息。
莎拉、布拉德利、里斯、阿尔菲，他们都遭遇了不幸的事，还好，他们的人生还很长。
希望旧日的阴影早日消散，
阳光能一直照射在他们身上吧……
2014年，英国单身母亲莎拉·桑兹（Sarah Sands）终于带着孩子们住进心心念念的新家。
新家位于伦敦东部的银城区，是密密麻麻的议会公寓里的一间。
它很狭小，但莎拉和三个小男孩都很满意。他们从未拥有过属于自己的房子，排了好多年的队后，才分到这间社会住房。
这会是一个新的开始，莎拉心想。
为了搞好邻里关系，莎拉开始带着男孩们串门。她给邻居们送东西、帮忙搬家、唠家常，人认识了七七八八，大家都挺喜欢他们。
这个过程中，莎拉一家结识了77岁老人迈克尔·普莱斯特（Michael Pleasted）。
普莱斯特住在街对面的另一座议会公寓，他没有老伴，没有孩子，整天守着一个简陋可怜的报刊亭过活。
他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当地人都认识他，叫他“米克”。他是个老顽童式的人物，热情活泼，乐于助人，喜欢帮附近的家长看孩子。
在公寓几百米外是一所小学，每当有家长照顾不过来孩子，普莱斯特就让他们把孩子送到报刊亭。
等孩子稍大时，普莱斯特会请他们过去打工。虽然钱只够买个零嘴，但作为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它看上去挺不错。
莎拉是个心软的女人，她见普莱斯特总是一个人生活，觉得很可怜。
为了让老人感受到关爱，她经常给他做饭吃，送礼物，在他不舒服的时候送药。莎拉基本上是接纳他作为家庭一员。
几个月后，普莱斯特告诉说莎拉，自己的报刊亭缺人手，能不能让12岁的布拉德利（Bradley）过去帮忙。
布拉德利是她的大儿子，听到这个消息后小男孩兴奋地不得了，欢呼自己终于长大了。
之后每周六，布拉德利都会去报刊亭打工。他的两个弟弟，11岁的里斯（Reece）和阿尔菲（Alfie）也被老人招去工作，三个孩子每周六很晚回家。
有时，普莱斯特还会邀请孩子们去自己家做客。因为是熟人，莎拉从来没阻拦，还让他们去多陪陪老爷爷。
莎拉是疼爱孩子的，但她工作太忙，又爱把一切往好处想，
完全没注意到孩子们回来后的神情不对——
那是恐惧、厌恶和难堪……
直到一天晚上，真相在她面前炸开。
那天，里斯和阿尔菲犹豫了很久，告诉莎拉他们不想去报刊亭工作。
莎拉奇怪地问为什么，双胞胎男孩说了这么一句话：”……他经常在公寓里性侵我们。”
莎拉的大脑一片空白。
“到今天，我都找不到语言来形容我当时的感受。我感觉从内到外，我整个人都被吞噬了。” 她在最近的采访中告诉媒体。
“我以为他就是个很可爱的老人。我见他在社区里忙忙碌碌，跟每个人打招呼，努力帮助大家，大家也向他致意。他看上去就是个好人，我真的没察觉到危险。”
一周后，布拉德利告诉莎拉同样的事，他也惨遭毒手。
“我看到他扯着头发，全身摇摇晃晃，颤抖着痛哭。他不停地说，‘我早该告诉你的，这样他就没法伤害弟弟们。’ 他说自己在店里和公寓里都被性侵过。我感到又恶心又心碎。”
莎拉选择报警，警察带走了77岁的普莱斯特，然而在审判开始前，法官允许他保释出狱，于是普莱斯特又回来了！
他仍然住在莎拉一家的街对面，透过窗户，孩子们能看到他进进出出。
说出真相后，孩子们非常害怕普莱斯特会报复，他们根本不敢走出家门，晚上还会在噩梦中尖叫醒来。
莎拉痛苦又困惑，她不明白为什么法院敢让施暴者住得离受害者这么近。
她打电话向警方求助，警察说他们也没办法，建议她搬家。
她带着三个孩子去母亲的两居室公寓住，但这里毕竟太小，莎拉请求市政府帮忙。市政府说他们没法转移走普莱斯特，但能给莎拉一家找新住处，只是在伦敦外。
可莎拉的工作和男孩们的学校都在伦敦，那简直不现实。
他们终究没有离开伦敦。2014年11月，一个凉风袭人的晚上，听着耳旁孩子的尖叫，看着罪魁祸首自由行走在街上，莎拉感到自己的理性逐渐消失。
她喝了两瓶酒，手里拿着一把刀，向普莱斯特的家走去……
莎拉说自己没打算杀人，她只是想让普莱斯特认罪，这样孩子们就不用出庭作证。至于手里的那把刀，她是用来自卫的，虽然也可能藏有别的念头。
监控录像里显示，莎拉穿着一件厚重的连毛衫，手里抱着一把长菜刀。
她来到普莱斯特所在的那一层楼，敲响他的门，看到那个厚颜无耻的老人。
“他看上去没有一点点悔恨，一张嘴就是，‘哦，你的孩子们都在撒谎。’ ”
“听到这句话，我站在那里冻住了，我感觉全世界都冻住了。世界对我而言彻底消失。他意识到我不信他的话，因为我脸上的表情说明了一切。他和我都知道他在撒谎。”
“他瞬间停住话头，从沙发上跳起来，跑到窗边去看。然后他向我走来，试图夺走我手里的刀。”
莎拉的左手拿着菜刀，在情绪的刺激下，她向普莱斯特的身上捅去。
一刀，两刀，三刀……她捅了他八刀，普莱斯特当场死亡。
20分钟后，莎拉坐电梯离开，她依旧戴着帽衫，手里拿着菜刀。
莎拉曾试图掩盖现场证据，她擦拭可能留下指纹的地方，把带血的衣服换了一件。
但几个小时后，她还是去警察局自首了，她明白自己逃不掉。
听说母亲杀死普莱斯特后，三个男孩的第一反应是解脱。
“我想向我妈妈致敬。” 布拉德利说，“那家伙死了真好，虽然这不会改变已经发生的事，但它给了我们很多安全感。”
阿尔菲也说：“那人的死亡不会减少我们的噩梦，但至少我们走在外面不用害怕，担心他从哪个拐角处跳出来。”
一个母亲手刃强奸自己孩子的罪犯，这种行为自然得到民间支持。
银城区议会公寓的邻居们都为莎拉说情，说她是逼不得已。
2015年，法院认为莎拉作案时处于情绪失控状态，判她犯下“过失杀人罪”，而非更严重的“谋杀罪”，刑期三年半。
上诉法院的法官认为判得太轻了。她指出莎拉带刀去死者家，事后还抹除指纹，明显有作案想法。在杀完人后，莎拉没有采取抢救措施，没有打急救电话，说明她希望对方死亡。
最终，法官将刑期提高到七年半。
收拾好行李，莎拉来到这辈子都没想过会去的地方——监狱。
“刚刚到监狱的时候，我很想自杀。整整六个月，我每天都哭，没有一天不哭的。”
“不过，即使在那种状态下，我还是每天早上给孩子们打电话，向他们道早安。下午放学后，我问他们在学校过得怎么样。到晚上，我向他们道晚安。”
男孩们只能隔着玻璃见妈妈，他们一度感到非常后悔。
“我们心想，如果当时不说出来，我们就不会失去妈妈了。我们会一起去购物，一起看电影，做任何12岁男孩想做的事。”
在母子相隔的时候，出了一件他们没料到的事……
警方调查普莱斯特时发现，这老头是个曾经坐过30年牢的儿童强奸犯！
他第一次犯罪是1970年，当时他33岁，在汉姆公园性侵了一个13岁不到的男孩。
被抓后，普莱斯特坐了几年牢，出来后继续强奸儿童。从1970年到1991年，普莱斯特被判犯下24起性侵罪，不断在监狱里进进出出。
然而，90年代后期，这些黑历史都没人知道了。
因为他改名了。
普莱斯特原本叫罗宾·穆尔特（Robin Moult），改成迈克尔·普莱斯特后，他更换了护照、驾照等身份证件，摇身一变成为没有犯罪记录的人。
按照现在的规定，普莱斯特需要将改名一事告知自己居住的市议会。然而当年没有这项政策，没人问，他自然也就不提，轻轻松松在银城区的小学旁拿到一套社会住房。
警方和监狱当时也没有义务告知市议会，这片区域出现了一个儿童性罪犯。
再加上普莱斯特犯罪的时间早于英国使用“性犯罪者登记册”的时间，他的记录更清白了。
如此看来，莎拉家的悲剧是陈旧的司法漏洞造成的，
但细想一琢磨，事情还得怪警方太懒。
2012年7月，纽汉姆市议会发现普莱斯特和一个十几岁少年关系过度亲密。
议会和警方联系了三次，警方说普莱斯特只是个普通老头，因为“性犯罪者登记册”上找不到他的名字。
此话一出，议会也就不再追究，让普莱斯特继续住下。
但只要警方多费一点劲，查查其他档案系统，比如全国警察计算机系用PNC，就能发现普莱斯特的24项罪行记录。
听到这一切后，莎拉从自责转为愤怒。
她原本责怪自己没保护好孩子，才发生可怕的事。如果当初细心一点，敏感一点，也许一切都不会发生。
然而真相是，因为警方信息管理混乱，数据陈旧，没有及时通知居民们普莱斯特是一个恋童癖，这才导致他肆无忌惮对儿童下手。
“都是他们的错。我妈妈确实犯罪了，但如果不是他们没做好，根本不会发生这些事，我们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 布拉德利忿忿地说。
坐了四年牢后，因为表现良好，莎拉提前出狱。
莎拉很遗憾自己缺席了四年，杀人凶手、囚犯这些身份也让她情绪低落，感觉自己和社会格格不入。
她告诉媒体，她后悔过自己杀人，“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剥夺他人生命的”。
但回想当时的情景，她又觉得情有可原，“我做了所有母亲都会做的事”。
去年，三个男孩都已成年。为了感谢母亲的付出，他们选择放弃匿名，站在台前为她说话。
他们仍然受到噩梦困扰，但心灵已经比以前强大了很多，足以面对未来的困难。
莎拉也在前进。她对目前的性罪犯改名政策很不满，性罪犯改名后需要主动通知警方，但如果他们不说，警方也就不知道。
如此一来，更换身份证件是很容易的事，如果性罪犯搬到新的城市居住，就更没人知道他的罪行。
莎拉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性犯罪每次试图改名时，警方会自动收到通知，然后对他们的社会风险进行评估，告知他居住的社区。
英国内政部发言人表示，他们已经在研究改名政策，但不能公布细节，因为里面包含敏感信息。
莎拉、布拉德利、里斯、阿尔菲，他们都遭遇了不幸的事，还好，他们的人生还很长。
希望旧日的阴影早日消散，
阳光能一直照射在他们身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