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世界的天安门事件34周年来临之际，中共当局在党总书记习近平强行连任、经历三年疫情和白纸运动之后仍然一如既往地避而不提其当年所称的“平息反革命暴乱”或后来淡化为“政治风波”的这段历史，而是一再强调国家安全，高度戒备，加强了对政治敏感人物的严密监控，要求他们在六四敏感期噤声及中断与外界联系，甚至强迫一些异议人士外出旅游，同时加紧驱赶一些在北京的人权律师及其亲属，严重干扰了他们的正常生活和工作。
异议人士被旅游
美国之音了解到，在北京的人权活动家胡佳、资深媒体人和独立专栏作家高瑜等一些著名异议人士在6月初都被当地国保带离北京到外地进行所谓的“观光”。
据悉，高瑜女士6月1日被国保带往河南旅游，过一周后才准返回北京家中。目前高瑜的手机电话无法接通。
1989年4月中至6月初，北京高校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静坐抗议及后来的绝食请愿活动期间，时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的高瑜积极报道这场民主运动。1989年6月3日早晨，高瑜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拘捕。
据胡佳的一位朋友介绍，胡佳近日将被国保带往河北张家口崇礼度假区躲避六四敏感期。
这位要求匿名的朋友指出，有人就人权律师余文生、许艳夫妇被以寻衅滋事罪名被北京警方逮捕一事问胡佳：想对中国政府说什么？胡佳回答：“我从来没投过票，我不承认那是我的政府。”
2004年4月15日，胡佳到天安门广场献花纪念开明的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逝世15周年，被当地警方拘捕。因同情1986年学潮中的学生民主诉求而遭罢黜的原中共总书记胡耀邦1989年猝然病逝，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天安门学生运动。
四通桥被摘牌
去年10月18日，记者经过多次尝试，终于拨通了长期被软禁的北京异议人士、人权活动家胡佳的手机。
胡佳气喘吁吁地告诉记者，因为北京开二十大，他几个月前就失去自由，当前在四川被旅游，而国保正在他后面追上来，因此不能多说。
被问到是否听说彭载舟在中共二十大开场前三天在北京四通桥挂横幅呼吁罢免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声讨抗议事件，胡佳对美国之音表示，“真的佩服！”。
四通桥是由四通公司捐助建成，因而得名。北京四通桥上的路牌近日已被悄悄拆除。
1989年5月，北京电子科技企业四通公司员工集体上街游行，声援天安门广场上抗议的高校学生。
季风：不接受“平反”六四，当局必须悔罪认罪
常年居住在北京宋庄的异议艺术家、“八九”学潮原贵州大学“高自联”主席季风也在六四前两周被要求回原籍地贵州遵义地区。季风的一位朋友告诉美国之音，六四敏感日前后，中国各地每年都有上千人被旅游，特别是知名的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包括贵州人权活动人士廖双元和去年出狱的政治犯陈西等，不准他们接受外媒采访或上社交媒体发声，其中有些人手机都要暂时交给国保，就连已经回到贵州老家的季风六四期间也要被带出去旅游。
季风的朋友表示，作为仍在中国大陆的八九学运参与者和原贵州高校学潮领导者, 季风一直强调，绝不接受血腥镇压和平请愿学生和无辜市民的中共当局对六四的任何“平反”。他认为动用坦克碾压和开枪扫射北京街头民众和抗议学生的中共政权只有认罪悔罪和还原真相，求得六四受害者谅解，才有可能解决这一历史问题。
季风曾说过：“我不接受任何平反，我只接受认罪悔罪，还原真相，然后求得我们谅解，我跟他和解。20年前我就这么说的，20年后我到今天还这么说。”
709律师家庭遭逼迁施暴
近两周以来，也租住在北京宋庄画家村的709案律师李和平和家人也遭到驱赶，但不是国保或派出所警察出面，而是房东主动毁约，要求李律师一家立即搬走。李和平和妻子王峭岭表示要在租房合同期满后搬离，而遭到房东骚扰和砸坏房屋窗户玻璃。
王峭岭发布的视频信息显示，5月28日，房东再次登门逼迁，谈不拢后发火，动手抢夺李和平的手机，随后拆卸并抬走了出租小院的大门。
5月30日，王峭岭告诉美国之音，房东摘下大门后没有再次上门驱赶，李和平一家只好在空门框上挂了门帘，仍然住在没有小院大门的出租房内，被迫“夜不闭户”。
王峭岭指出，709案群体遭受驱赶逼迁，并非现在开始，而是从2015年7月人权律师大抓捕以来，一直存在这种迫害手段，普遍认为是房东背后的当局有组织的打压恐吓行动。
王峭岭说：“我们这个群体，这些律师家庭，这本身就是他们的眼中钉吧。希望我们离开。如果说今年没有许志勇和丁家喜的这个事情啊，如果没有他们的这个事情，我们觉得还是在逼迁之列，这就是一直都有，不是说今年四月份才开始，是从他们被抓那天， 2015年7月份那个709之后，我们一直处在那种状态。就是今年的逼迁手段，突然严厉起来。对房东可能压力都是非常的大，房东施加的压力都是非常的大。”
709律师王全璋和妻子李文足一家三口也在同期多次遭到逼迁驱赶，迫使他们十天内换了多个住处，高档宾馆也不让长住，到朋友暂住时曾有警察甚至半夜叫门，不顾入睡的孩子受惊吓，称接到举报有人涉嫌吸毒，要入室查看。相关视频上传社交媒体后引起网民哄笑。
王全璋：每年六四外地警察也紧张
王全璋日前告诉美国之音，李文足带着孩子泉泉在北京又找到了一个新住所，目前相对稳定。
这位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4年半、剥夺政治权利5年的709案人权律师表示，今年4月许志永、丁家喜被判重刑以及余文生和许艳夫妇被抓捕等一系列事件发生后，他依据法律予以声援。他与家人此次遭打压和逼迁是在上述事件之后开始，近期逼迁力度尤为加大。
王全璋说：“过去每年都会有六四，但是我们也没有遭遇到这种情况。我曾经在六四临近时到湛江那个地方出差。当地警察很紧张，他反而要把我赶回北京。他说六四临近了，你不能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所以说，我们这次被驱逐，他们是不是为了应对后面的（六四）这个事情，真的不好说。但是我的分析，我的感觉就是之前的原因，就是在四月份发生的这一系列事情，增加了这个所谓的维稳部门的压力。”
当局重判、逮捕著名维权人士受瞩目
今年4月中旬，余文生夫妇在北京一个地铁站被便衣人员带走，引起舆论关注。他们是在受邀前往欧盟驻北京使馆的路上被抓的。近日余文生夫妇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名被北京市当局批捕。家中只留下一个未成年的儿子。
2018年1月，余文生律师提出修改宪法的改革建议，随后在一天早晨送10岁儿子上学时在孩子面前被警察抓捕，后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余文生曾为多起法轮功修炼者的案件担任辩护律师，并代理多名因709案被捕的维权律师。
他那次被捕前一天在网上公开发表了《修宪公民建议书》，建议删除在实际应用上会产生争议和歧义“宪法序言”，建议差额选举国家主席并取消军委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以及政治协商会议的设置等。
新公民运动发起人、人权活动家许志永和人权律师丁家喜因为2018年12月在厦门参加了一次讨论时政的公民聚会而被抓捕，分别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4年和12年重刑。美国和欧盟等对此表示强烈关注。
2019年1月，许志永在逃避追捕期间发表了针对习近平的《劝退书》，敦促这位“总想逆历史潮流的独裁者主动让位，“归家休息”。
对新一代中国异议者而言，六四是遥远的历史，也是值得被铭记的标志
1989年中国青年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要求中共进行民主改革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1089年5月17日）
去年11月27日的晚上，手持鲜花的黄意诚来到上海乌鲁木齐中路，悼念几天前在新疆一场公寓大火中死去的十位居民。当时正值中国“白纸运动”的高潮，当局维持了长达将近三年的新冠“清零”政策让各地越来越多的民众感到不满。不少人认为新疆那场大火没能被及时扑灭的部分责任要归咎于乌鲁木齐市当时已经执行了三个月的严格封城措施。
就在黄意诚来到乌鲁木齐中路悼念的前一晚，这条街上发生了抗议活动。人们手持白纸，反对过于严格的“清零”和政府对有关“清零”讨论的网络审查。黄意诚在后来与媒体的采访中表示，他知道前一晚的部分抗议者遭到了警察的抓捕，但认为自己应该不会有事。
然而不幸的是，他当晚也成为了被抓捕的对象，被警察带到了一辆大巴车上。
黄意诚后来趁乱逃出了大巴车，隐姓埋名躲了起来。中国当局在“白纸运动”期间和后来抓捕和审讯了大量参与者，他们中许多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包括被关押了数月后才获释的曹芷馨、翟登蕊、李元婧等人。
靠着之前申请并获得通过的签证，黄意诚在中国躲藏了4个月后飞到了德国，目前在汉堡大学读研究生。他告诉美国之音，逃离中国后他依然在为仍被关押的其他“白纸运动”参与者发声，希望能够帮助他们获得释放。
“从三月底到现在，我持续地在为白纸运动被捕者做活动，” 他说，“我现在也在为其他的中国的政治犯在欧洲做活动。”
媒体和评论人士常把“白纸运动”和34年前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抗议做对比，认为那就是当年六四学运的翻版。
黄意诚同意六四与“白纸运动”之间存在的不少相似之处，但他认为驱动“白纸运动”的一些想法其实比当年的天安门学生的诉求更加激进。
“八九年的运动的时候，它并没有直指这个共产党和这个最高领导人的统治。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他是比较支持这个民主运动的，”黄意诚告诉美国之音，“那么白纸运动，它是矛头直指最高领导层，习近平为核心的这个中共最高领导层，以及直指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从意识形态来说呢，白纸运动是比八九年的运动要更激进一些。”
当黄意诚在1996年出生的时候，天安门广场上的镇压已经过去了七年。像他这样在千禧年前后长大、关心政治的中国年轻人从未经亲身历过那场希望与心碎并存的学生运动和那个充满思想变革的1980年代。对他们而言，六四只是一个存在于维基百科和外国纪录片中的历史事件，一个被课本一带而过、人们不敢公开讨论的“禁闻”。
随着中国当局近年来对于公民社会的不断蚕食和持续收紧的网络审查，这些年轻人并不看好本土草根政治运动给中国带来民主变革的可行性。尽管如此，美国之音采访的千禧一代们表示，六四学运作为他们的政治启蒙依然值得被铭记。
了解六四是他们的政治启蒙
21岁的LilJane（化名）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学习计算机科学。他说自己12岁左右在澳大利亚旅游的时候看到了当地法轮功学员摆出的牌子，因此知道了六四的存在。
之后的几年里，他通过朋友和外国网站上的信息零散地进一步了解到六四的细节。直到他阅读了一位拍摄了六四现场照片的摄影师的文章和维基百科上的词条才完全清楚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六四我是更多当做一个值得参考的历史事件看待的，”他告诉美国之音，“它离我的时代比较近，然后他们的诉求我也能够理解甚至有一些重合，斗争的对象也大致一样，算是可以参考的‘榜样’。”
去年6月，在得知自己学校一块六四纪念场地被看似中国留学生样的人破坏后，LilJane一个人去帮助进行了复原。
“我个人觉得他们会破坏六四是因为他们觉得六四=反共=反中国=辱华，” 他当时在文字采访中告诉美国之音。“这也没办法，这个是国内媒体和教育决定的。”
对于去年因为疫情管制而爆发的“白纸运动”，LilJane认为很多中国年轻人因此而对“政治参与”有了启蒙。但对他来说，“白纸”与六四还是有着一个比较大的不同点。
“六四是一个建立在实现一个政治理想上的、人们自发组织的集会运动，而白纸更多是人们在当下的环境、在忍无可忍的生活状态下组织的‘反对现状’的集会运动，” 他说，“虽然白纸运动的诉求也包含了一些和六四相似的政治理想。但是白纸运动的大部分诉求其实是很贴近实际的，比如解封，停止追责抗议者，人道抗疫。”
LilJane认为这也是为什么当中国在去年12月初突然停止“清零”后，人们对于政治参与的热情似乎飞速下降。
“可能下一次又遇到一个关于自己利益的事情的时候，才会再参与政治，” 他说。
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留学的Yoyo Chan（化名）直言，靠自发的公民运动来改变中国的政治现状的可能性极低。
“我认为只有政权内部的矛盾和解离才可以真正改变它，外部的力量往往只是看似强大，其实还是会输给国家机器，”她说。
23岁的Chan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态度，在“白纸运动”发生前，她一直以为自己的政治倾向在同一代中国年轻人里几乎是一座“孤岛”。
“但白纸运动的时候看到世界各地的人都站出来，越来越多年轻的身影，政治抑郁一下就减轻了不少，” 她说。
但Chan认为，无论是六四还是“白纸”，这些运动都没有对当局产生实质性的威胁。当国家的暴力机器开动起来后，手无寸铁的民众将不得不放弃反抗。
“虽然白纸没有见到刀枪和坦克，但也一样有很多年轻人因此被捕或者找工作等正常生活受到影响，所以从迫害程度上来说因为白纸年轻人遭受的迫害并不小，” 她说。“当局的迫害手段只能使得年轻人更加恐惧，而勇敢的人永远是少数，仅仅指望通过这些勇敢的少数来对威胁这个政权还是太困难了。它有一万种手段让我们闭嘴。”
Chan自己也因为来自当局的威胁而不得不停止在网络上谈论政治。
她说，今年2月13日，她在推特上贴出了自己和活动人士艾伦·张(Aaron Chang)在学校拉横幅贴海报的照片，海报内容是对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批评。几个小时后，她在山西省的父母就被当地的警察叫去谈话。警察让她的父母告诉Chan要好好读书，不要发表政治敏感言论。
Chan说，从那时起她就不再在推特上发表批评中国当局的言论。但她说自己在线下会继续在政治议题上发声和行动。
Chan第一次知道六四是在16岁那年，她的高中同学告诉她，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用坦克碾死很多人”。好奇的她向家里的一位亲戚询问网络翻墙的方法，却遭到了拒绝，理由是“看了那些东西”会让她的世界观“崩塌”。
后来她学会翻墙后在YouTube上观看了纪录片《天安门》(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这部长达186分钟的纪录片1995年在美国上映，展现了天安门学生抗议和六四血腥镇压的全程。
“从此以后对这个国家再也没什么滤镜了，”Chan回忆第一次看完这部纪录后的感受时说。
六四今天的意义？
《天安门》帮助了不少没有经历过六四的中国人第一次深入了解那场悲剧。
1989年出生的瑞秋（化名）刚开始上网的时候，中国还没有搭建起网络防火墙。她在网络聊天室里第一次知道了六四。之后她也看了《天安门》，并被军人向学生开枪的画面感到震惊。
但更让她震惊的是，一位大学同学的父亲在一次聚餐上表示支持政府的镇压。瑞秋生长在一个鼓励表达自己观点的家庭。在那场聚餐前，她一直以为，每个中国人在私下场合对政治议题应该都有自己的主见，而不是仅仅赞同官方的说法和叙事。
“自从那次聚餐后我意识到中共对于中国民众的影响是洗脑式的，慕强、慕权的心态是会掩盖掉人本性对于他者的共情的，”如今生活在佛罗里达州的她告诉美国之音。
瑞秋认为参与“白纸运动”的年轻人是值得敬佩的，但和其他受访者一样，她同样怀疑像“白纸运动”和八九学运这样在全国广泛爆发但持续时间短的政治运动究竟能带来多少影响。
“自从白纸运动后我有在思考‘一个运动在中国人的主导下究竟怎样才是可持续而不是如焰火般昙花一现的’，”她说，“从六四到白纸，即使理念在进步、平台从举横幅到发推特，但是似乎很多运动都缺乏持续的‘后劲’，而后续也容易被敛财者利用。”
今天的年轻中国异见者大多熟悉社交媒体和前沿通讯科技的使用，但他们也面对着许多和当年的八九学生抗议者们所遇到的完全不同的挑战。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大大方便了线上直播和实时更新抗议活动进展，但像北京这样的威权政府也加大了对相关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增强其数字监控民众的能力。
今年4月，中国当局抓捕了网络博主阮晓寰，指控他多年来通过撰写“百余篇造谣、诽谤的煽动性文章”试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阮晓寰的妻子贝女士表示，她的丈夫就是两年前突然消失的知名博主“编程随想”。“编程随想”十多年来在自己的博客上不断发表和分享政治、经济、历史类文章，批评中国政府，还传授“翻墙”方法，提供电子书下载。他被一整代网民当作他们“政治启蒙”的老师。
参加“白纸运动”后逃离中国、如今在柏林上学的黄意诚对六四的了解来自于自己在初中时阅读“编程随想”的博客。今年26岁的他承认，对他来说，六四更像是一个来自遥远过去的历史事件，想要和它产生个人层面上的联系比较困难。不过，他提出了一种应对方式：每个人重新定义六四对于自己的意义。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定义的权利。每个人都有一种定义去，每个人都可以定义我自己的六四。”他说，“比如说对于我来说，我目前定义的六四就是那个初三的那个小孩子坐在那个很大的台式电脑前面，然后用自由门翻墙，在这个编程随想的博客上看到六四的文章，这就是我的六四，我的六四记忆。”
震惊世界的天安门事件34周年来临之际，中共当局在党总书记习近平强行连任、经历三年疫情和白纸运动之后仍然一如既往地避而不提其当年所称的“平息反革命暴乱”或后来淡化为“政治风波”的这段历史，而是一再强调国家安全，高度戒备，加强了对政治敏感人物的严密监控，要求他们在六四敏感期噤声及中断与外界联系，甚至强迫一些异议人士外出旅游，同时加紧驱赶一些在北京的人权律师及其亲属，严重干扰了他们的正常生活和工作。
异议人士被旅游
美国之音了解到，在北京的人权活动家胡佳、资深媒体人和独立专栏作家高瑜等一些著名异议人士在6月初都被当地国保带离北京到外地进行所谓的“观光”。
据悉，高瑜女士6月1日被国保带往河南旅游，过一周后才准返回北京家中。目前高瑜的手机电话无法接通。
1989年4月中至6月初，北京高校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静坐抗议及后来的绝食请愿活动期间，时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的高瑜积极报道这场民主运动。1989年6月3日早晨，高瑜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拘捕。
据胡佳的一位朋友介绍，胡佳近日将被国保带往河北张家口崇礼度假区躲避六四敏感期。
这位要求匿名的朋友指出，有人就人权律师余文生、许艳夫妇被以寻衅滋事罪名被北京警方逮捕一事问胡佳：想对中国政府说什么？胡佳回答：“我从来没投过票，我不承认那是我的政府。”
2004年4月15日，胡佳到天安门广场献花纪念开明的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逝世15周年，被当地警方拘捕。因同情1986年学潮中的学生民主诉求而遭罢黜的原中共总书记胡耀邦1989年猝然病逝，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天安门学生运动。
四通桥被摘牌
去年10月18日，记者经过多次尝试，终于拨通了长期被软禁的北京异议人士、人权活动家胡佳的手机。
胡佳气喘吁吁地告诉记者，因为北京开二十大，他几个月前就失去自由，当前在四川被旅游，而国保正在他后面追上来，因此不能多说。
被问到是否听说彭载舟在中共二十大开场前三天在北京四通桥挂横幅呼吁罢免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声讨抗议事件，胡佳对美国之音表示，“真的佩服！”。
四通桥是由四通公司捐助建成，因而得名。北京四通桥上的路牌近日已被悄悄拆除。
1989年5月，北京电子科技企业四通公司员工集体上街游行，声援天安门广场上抗议的高校学生。
季风：不接受“平反”六四，当局必须悔罪认罪
常年居住在北京宋庄的异议艺术家、“八九”学潮原贵州大学“高自联”主席季风也在六四前两周被要求回原籍地贵州遵义地区。季风的一位朋友告诉美国之音，六四敏感日前后，中国各地每年都有上千人被旅游，特别是知名的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包括贵州人权活动人士廖双元和去年出狱的政治犯陈西等，不准他们接受外媒采访或上社交媒体发声，其中有些人手机都要暂时交给国保，就连已经回到贵州老家的季风六四期间也要被带出去旅游。
季风的朋友表示，作为仍在中国大陆的八九学运参与者和原贵州高校学潮领导者, 季风一直强调，绝不接受血腥镇压和平请愿学生和无辜市民的中共当局对六四的任何“平反”。他认为动用坦克碾压和开枪扫射北京街头民众和抗议学生的中共政权只有认罪悔罪和还原真相，求得六四受害者谅解，才有可能解决这一历史问题。
季风曾说过：“我不接受任何平反，我只接受认罪悔罪，还原真相，然后求得我们谅解，我跟他和解。20年前我就这么说的，20年后我到今天还这么说。”
709律师家庭遭逼迁施暴
近两周以来，也租住在北京宋庄画家村的709案律师李和平和家人也遭到驱赶，但不是国保或派出所警察出面，而是房东主动毁约，要求李律师一家立即搬走。李和平和妻子王峭岭表示要在租房合同期满后搬离，而遭到房东骚扰和砸坏房屋窗户玻璃。
王峭岭发布的视频信息显示，5月28日，房东再次登门逼迁，谈不拢后发火，动手抢夺李和平的手机，随后拆卸并抬走了出租小院的大门。
5月30日，王峭岭告诉美国之音，房东摘下大门后没有再次上门驱赶，李和平一家只好在空门框上挂了门帘，仍然住在没有小院大门的出租房内，被迫“夜不闭户”。
王峭岭指出，709案群体遭受驱赶逼迁，并非现在开始，而是从2015年7月人权律师大抓捕以来，一直存在这种迫害手段，普遍认为是房东背后的当局有组织的打压恐吓行动。
王峭岭说：“我们这个群体，这些律师家庭，这本身就是他们的眼中钉吧。希望我们离开。如果说今年没有许志勇和丁家喜的这个事情啊，如果没有他们的这个事情，我们觉得还是在逼迁之列，这就是一直都有，不是说今年四月份才开始，是从他们被抓那天， 2015年7月份那个709之后，我们一直处在那种状态。就是今年的逼迁手段，突然严厉起来。对房东可能压力都是非常的大，房东施加的压力都是非常的大。”
709律师王全璋和妻子李文足一家三口也在同期多次遭到逼迁驱赶，迫使他们十天内换了多个住处，高档宾馆也不让长住，到朋友暂住时曾有警察甚至半夜叫门，不顾入睡的孩子受惊吓，称接到举报有人涉嫌吸毒，要入室查看。相关视频上传社交媒体后引起网民哄笑。
王全璋：每年六四外地警察也紧张
王全璋日前告诉美国之音，李文足带着孩子泉泉在北京又找到了一个新住所，目前相对稳定。
这位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4年半、剥夺政治权利5年的709案人权律师表示，今年4月许志永、丁家喜被判重刑以及余文生和许艳夫妇被抓捕等一系列事件发生后，他依据法律予以声援。他与家人此次遭打压和逼迁是在上述事件之后开始，近期逼迁力度尤为加大。
王全璋说：“过去每年都会有六四，但是我们也没有遭遇到这种情况。我曾经在六四临近时到湛江那个地方出差。当地警察很紧张，他反而要把我赶回北京。他说六四临近了，你不能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所以说，我们这次被驱逐，他们是不是为了应对后面的（六四）这个事情，真的不好说。但是我的分析，我的感觉就是之前的原因，就是在四月份发生的这一系列事情，增加了这个所谓的维稳部门的压力。”
当局重判、逮捕著名维权人士受瞩目
今年4月中旬，余文生夫妇在北京一个地铁站被便衣人员带走，引起舆论关注。他们是在受邀前往欧盟驻北京使馆的路上被抓的。近日余文生夫妇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名被北京市当局批捕。家中只留下一个未成年的儿子。
2018年1月，余文生律师提出修改宪法的改革建议，随后在一天早晨送10岁儿子上学时在孩子面前被警察抓捕，后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余文生曾为多起法轮功修炼者的案件担任辩护律师，并代理多名因709案被捕的维权律师。
他那次被捕前一天在网上公开发表了《修宪公民建议书》，建议删除在实际应用上会产生争议和歧义“宪法序言”，建议差额选举国家主席并取消军委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以及政治协商会议的设置等。
新公民运动发起人、人权活动家许志永和人权律师丁家喜因为2018年12月在厦门参加了一次讨论时政的公民聚会而被抓捕，分别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4年和12年重刑。美国和欧盟等对此表示强烈关注。
2019年1月，许志永在逃避追捕期间发表了针对习近平的《劝退书》，敦促这位“总想逆历史潮流的独裁者主动让位，“归家休息”。
对新一代中国异议者而言，六四是遥远的历史，也是值得被铭记的标志
1989年中国青年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要求中共进行民主改革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1089年5月17日）
去年11月27日的晚上，手持鲜花的黄意诚来到上海乌鲁木齐中路，悼念几天前在新疆一场公寓大火中死去的十位居民。当时正值中国“白纸运动”的高潮，当局维持了长达将近三年的新冠“清零”政策让各地越来越多的民众感到不满。不少人认为新疆那场大火没能被及时扑灭的部分责任要归咎于乌鲁木齐市当时已经执行了三个月的严格封城措施。
就在黄意诚来到乌鲁木齐中路悼念的前一晚，这条街上发生了抗议活动。人们手持白纸，反对过于严格的“清零”和政府对有关“清零”讨论的网络审查。黄意诚在后来与媒体的采访中表示，他知道前一晚的部分抗议者遭到了警察的抓捕，但认为自己应该不会有事。
然而不幸的是，他当晚也成为了被抓捕的对象，被警察带到了一辆大巴车上。
黄意诚后来趁乱逃出了大巴车，隐姓埋名躲了起来。中国当局在“白纸运动”期间和后来抓捕和审讯了大量参与者，他们中许多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包括被关押了数月后才获释的曹芷馨、翟登蕊、李元婧等人。
靠着之前申请并获得通过的签证，黄意诚在中国躲藏了4个月后飞到了德国，目前在汉堡大学读研究生。他告诉美国之音，逃离中国后他依然在为仍被关押的其他“白纸运动”参与者发声，希望能够帮助他们获得释放。
“从三月底到现在，我持续地在为白纸运动被捕者做活动，” 他说，“我现在也在为其他的中国的政治犯在欧洲做活动。”
媒体和评论人士常把“白纸运动”和34年前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抗议做对比，认为那就是当年六四学运的翻版。
黄意诚同意六四与“白纸运动”之间存在的不少相似之处，但他认为驱动“白纸运动”的一些想法其实比当年的天安门学生的诉求更加激进。
“八九年的运动的时候，它并没有直指这个共产党和这个最高领导人的统治。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他是比较支持这个民主运动的，”黄意诚告诉美国之音，“那么白纸运动，它是矛头直指最高领导层，习近平为核心的这个中共最高领导层，以及直指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从意识形态来说呢，白纸运动是比八九年的运动要更激进一些。”
当黄意诚在1996年出生的时候，天安门广场上的镇压已经过去了七年。像他这样在千禧年前后长大、关心政治的中国年轻人从未经亲身历过那场希望与心碎并存的学生运动和那个充满思想变革的1980年代。对他们而言，六四只是一个存在于维基百科和外国纪录片中的历史事件，一个被课本一带而过、人们不敢公开讨论的“禁闻”。
随着中国当局近年来对于公民社会的不断蚕食和持续收紧的网络审查，这些年轻人并不看好本土草根政治运动给中国带来民主变革的可行性。尽管如此，美国之音采访的千禧一代们表示，六四学运作为他们的政治启蒙依然值得被铭记。
了解六四是他们的政治启蒙
21岁的LilJane（化名）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学习计算机科学。他说自己12岁左右在澳大利亚旅游的时候看到了当地法轮功学员摆出的牌子，因此知道了六四的存在。
之后的几年里，他通过朋友和外国网站上的信息零散地进一步了解到六四的细节。直到他阅读了一位拍摄了六四现场照片的摄影师的文章和维基百科上的词条才完全清楚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六四我是更多当做一个值得参考的历史事件看待的，”他告诉美国之音，“它离我的时代比较近，然后他们的诉求我也能够理解甚至有一些重合，斗争的对象也大致一样，算是可以参考的‘榜样’。”
去年6月，在得知自己学校一块六四纪念场地被看似中国留学生样的人破坏后，LilJane一个人去帮助进行了复原。
“我个人觉得他们会破坏六四是因为他们觉得六四=反共=反中国=辱华，” 他当时在文字采访中告诉美国之音。“这也没办法，这个是国内媒体和教育决定的。”
对于去年因为疫情管制而爆发的“白纸运动”，LilJane认为很多中国年轻人因此而对“政治参与”有了启蒙。但对他来说，“白纸”与六四还是有着一个比较大的不同点。
“六四是一个建立在实现一个政治理想上的、人们自发组织的集会运动，而白纸更多是人们在当下的环境、在忍无可忍的生活状态下组织的‘反对现状’的集会运动，” 他说，“虽然白纸运动的诉求也包含了一些和六四相似的政治理想。但是白纸运动的大部分诉求其实是很贴近实际的，比如解封，停止追责抗议者，人道抗疫。”
LilJane认为这也是为什么当中国在去年12月初突然停止“清零”后，人们对于政治参与的热情似乎飞速下降。
“可能下一次又遇到一个关于自己利益的事情的时候，才会再参与政治，” 他说。
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留学的Yoyo Chan（化名）直言，靠自发的公民运动来改变中国的政治现状的可能性极低。
“我认为只有政权内部的矛盾和解离才可以真正改变它，外部的力量往往只是看似强大，其实还是会输给国家机器，”她说。
23岁的Chan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态度，在“白纸运动”发生前，她一直以为自己的政治倾向在同一代中国年轻人里几乎是一座“孤岛”。
“但白纸运动的时候看到世界各地的人都站出来，越来越多年轻的身影，政治抑郁一下就减轻了不少，” 她说。
但Chan认为，无论是六四还是“白纸”，这些运动都没有对当局产生实质性的威胁。当国家的暴力机器开动起来后，手无寸铁的民众将不得不放弃反抗。
“虽然白纸没有见到刀枪和坦克，但也一样有很多年轻人因此被捕或者找工作等正常生活受到影响，所以从迫害程度上来说因为白纸年轻人遭受的迫害并不小，” 她说。“当局的迫害手段只能使得年轻人更加恐惧，而勇敢的人永远是少数，仅仅指望通过这些勇敢的少数来对威胁这个政权还是太困难了。它有一万种手段让我们闭嘴。”
Chan自己也因为来自当局的威胁而不得不停止在网络上谈论政治。
她说，今年2月13日，她在推特上贴出了自己和活动人士艾伦·张(Aaron Chang)在学校拉横幅贴海报的照片，海报内容是对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批评。几个小时后，她在山西省的父母就被当地的警察叫去谈话。警察让她的父母告诉Chan要好好读书，不要发表政治敏感言论。
Chan说，从那时起她就不再在推特上发表批评中国当局的言论。但她说自己在线下会继续在政治议题上发声和行动。
Chan第一次知道六四是在16岁那年，她的高中同学告诉她，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用坦克碾死很多人”。好奇的她向家里的一位亲戚询问网络翻墙的方法，却遭到了拒绝，理由是“看了那些东西”会让她的世界观“崩塌”。
后来她学会翻墙后在YouTube上观看了纪录片《天安门》(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这部长达186分钟的纪录片1995年在美国上映，展现了天安门学生抗议和六四血腥镇压的全程。
“从此以后对这个国家再也没什么滤镜了，”Chan回忆第一次看完这部纪录后的感受时说。
六四今天的意义？
《天安门》帮助了不少没有经历过六四的中国人第一次深入了解那场悲剧。
1989年出生的瑞秋（化名）刚开始上网的时候，中国还没有搭建起网络防火墙。她在网络聊天室里第一次知道了六四。之后她也看了《天安门》，并被军人向学生开枪的画面感到震惊。
但更让她震惊的是，一位大学同学的父亲在一次聚餐上表示支持政府的镇压。瑞秋生长在一个鼓励表达自己观点的家庭。在那场聚餐前，她一直以为，每个中国人在私下场合对政治议题应该都有自己的主见，而不是仅仅赞同官方的说法和叙事。
“自从那次聚餐后我意识到中共对于中国民众的影响是洗脑式的，慕强、慕权的心态是会掩盖掉人本性对于他者的共情的，”如今生活在佛罗里达州的她告诉美国之音。
瑞秋认为参与“白纸运动”的年轻人是值得敬佩的，但和其他受访者一样，她同样怀疑像“白纸运动”和八九学运这样在全国广泛爆发但持续时间短的政治运动究竟能带来多少影响。
“自从白纸运动后我有在思考‘一个运动在中国人的主导下究竟怎样才是可持续而不是如焰火般昙花一现的’，”她说，“从六四到白纸，即使理念在进步、平台从举横幅到发推特，但是似乎很多运动都缺乏持续的‘后劲’，而后续也容易被敛财者利用。”
今天的年轻中国异见者大多熟悉社交媒体和前沿通讯科技的使用，但他们也面对着许多和当年的八九学生抗议者们所遇到的完全不同的挑战。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大大方便了线上直播和实时更新抗议活动进展，但像北京这样的威权政府也加大了对相关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增强其数字监控民众的能力。
今年4月，中国当局抓捕了网络博主阮晓寰，指控他多年来通过撰写“百余篇造谣、诽谤的煽动性文章”试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阮晓寰的妻子贝女士表示，她的丈夫就是两年前突然消失的知名博主“编程随想”。“编程随想”十多年来在自己的博客上不断发表和分享政治、经济、历史类文章，批评中国政府，还传授“翻墙”方法，提供电子书下载。他被一整代网民当作他们“政治启蒙”的老师。
参加“白纸运动”后逃离中国、如今在柏林上学的黄意诚对六四的了解来自于自己在初中时阅读“编程随想”的博客。今年26岁的他承认，对他来说，六四更像是一个来自遥远过去的历史事件，想要和它产生个人层面上的联系比较困难。不过，他提出了一种应对方式：每个人重新定义六四对于自己的意义。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定义的权利。每个人都有一种定义去，每个人都可以定义我自己的六四。”他说，“比如说对于我来说，我目前定义的六四就是那个初三的那个小孩子坐在那个很大的台式电脑前面，然后用自由门翻墙，在这个编程随想的博客上看到六四的文章，这就是我的六四，我的六四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