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巴菲特今年65岁了，
他是“股神”巴菲特最小的儿子。
目前居住在离纽约开车两小时的小镇上，
接受我们远程采访的时候，
他的眼前是一片郊区的旷野。
▲
一条远程采访彼得·巴菲特
巴菲特一家在彼得·巴菲特（右一）的婚礼上
彼得·巴菲特姐弟三人，
或许颠覆了很多人对于这个家族的想象。
他们中没有人继承父亲的衣钵，
彼得在玩音乐，
哥哥豪伊是一个农民，也是个摄影师，
姐姐是一个家庭主妇。
当别人知道彼得来自巴菲特家族时，
常常惊呼：“你怎么这样普通！”
彼得·巴菲特（左）和父亲沃伦·巴菲特（右）
“我很清楚我出生于一个有特权的家庭，
但金钱是附属品，
做自己喜欢的事才重要。
我的父亲92岁了，
依然每周工作6天，
住着60年前买的普通民宅，
开着十几年前买的车，
穿着旧毛衣。
他很认可我们在做的事。”
一个安全、有爱、开放的家庭，
在彼得看来才是最大的财富。
今年2月，他的新书《父亲巴菲特教我的事》
在中国出版，
我们和他进行了一场连线。
自述：彼得·巴菲特
编辑：张锐嘉，谭一白
责编：倪楚娇
彼得·巴菲特在纽约的家里接受一条采访
我是彼得·巴菲特，今年65岁了，我是一名音乐家、作曲家。我有一个响亮的姓氏，我爸爸是享誉世界的亿万富翁沃伦·巴菲特，我是他最小的儿子。
我姐弟三人都不太符合大家对“巴菲特家族”的想象。哥哥豪伊是一个农民、一个摄影师，我姐姐苏茜在奥马哈养育了两个可爱的孩子，而我在音乐中找到了自己的事业。
很多人认为，我的人生起点很高，没有谋生的压力，自然更容易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我不觉得。
离开大学后我就开始独立生活，不仅要负担音乐工作室的开销，还有房贷的压力。我和其他年轻人一样，都在为工作和生活不停地打拼。所以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普通人。
巴菲特家庭录像带
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平平无奇的房子里，是我父亲在1958年买的，当时价格是 31500 美元，之后也没换过，直到现在父亲还住在那里。
我父母多年来也一直开着很普通的车，哥哥姐姐和我穿的都是耐穿的衣服，不是什么设计师品牌。小时候我零花钱很少，也不是父母直接给的，而是做家务换来的。
巴菲特在老房子中专注工作
父亲总是穿着卡其色的裤子和旧毛衣，大多数时间都在家里工作，偶尔去卧室旁边小房间研究深奥的书籍。
他最让我觉得特别的，是他的专注。阅读和工作的时候，就像进入了一种“入定”的状态。他从来都不是为了钱而工作，而最终钱还是来了。
所以我一直不觉得我们有多特殊。
2019年美国的签售活动。来自彼得的社交媒体
很多年以前，有人邀请我给有钱的父母开讲座，讲富裕家庭会有的教育误区以及应对方法。我越讲越多之后，就发现，这些内容其实并不仅仅是针对富裕家庭的，对所有人都有用。所以才有了《父亲巴菲特教我的事》这本书。
大家都觉得我含着金汤匙出生，却成为了一个较为普通的人，这也是人们对我和这本书充满好奇的原因。
巴菲特家庭合影
我在写书的过程中了解到这样的数据：富裕家庭中有30%～40% 的青少年饱受心理问题的困扰。其中，十几岁的女孩子中有 22% 临床诊断得了抑郁症，这一数据是全美国平均水平的3倍。在这些抑郁症患者中，10%～15% 最后选择了自杀。
我发现，现在很多父母都会用金钱来代替爱，他们要么很忙，要么很懒，只会通过买给孩子东西，去表达爱。
我父亲带给我最大的财富，不是他成功的事业和金钱，而是给了我一个充满爱与安全感的家庭，以及对我的选择给予充分尊重。
巴菲特一家童年影像资料
我童年的每一天，晚饭时间所有人都一定会到，在饭桌上唠一些闲嗑，父亲会给我们讲一些笑话。
我父亲每天在固定时间到家，晚饭后再去读书，有时候跟他的合伙人查理·芒格打电话，只要是知道他在家陪着我，就会让我非常心安。
很多家庭没有这样的氛围，有的父亲回家会发脾气，而他从不会这样。
沃伦·巴菲特
另一个错误是，父母总是希望孩子“成功”。
我听到过一个故事，这个父亲是一位十分成功的投资银行家，但他非常讨厌这份工作，所以只能靠赚钱来弥补这种讨厌。儿子出于对父亲的尊敬，也跟着他进入了这个行业，进入了那个“工作-赚钱-厌恶工作”的死循环。
他从来不知道原来人还可以喜欢自己的工作。所幸在他30岁的时候，把一切都抛下了，重新回到校园，开始思考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么。最后，他成为了一位心理咨询师，赚的没以前多了，但他热爱这个工作。
但我父亲，其实一直和我强调：“彼得，你知道吗，其实咱们做的都是一样的事。音乐是你的画布，伯克希尔（巴菲特的投资公司）是我的画布。”
他那么成功，但他觉得和我是一样的，哪怕我没有从事他的行业或者主流意义上的“成功人”的行业，这让我很受鼓舞。人生不必采用同样的“记分”标准，这是我从父亲的教育学来的道理。
母亲苏珊·巴菲特在音乐会上
除了父亲的影响外，我的母亲也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母亲一直很关注人权、人文这种话题。我上学那时候，她总是借接我放学的机会跟别的家长聊天，了解别人的故事，不论肤色人种。
我们曾作为寄宿家庭接待过来自非洲、捷克等国家的交换生，了解他们的处境、他们的梦想、他们的生活。她总觉得“三人行必有我师”。她始终让我的心保持开放，也让我对各地的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彼得的父母：沃伦·巴菲特和苏珊·巴菲特
随着我的长大，家境变殷实了，但父亲母亲却从未变过。
母亲仍旧温暖又慷慨，她的朋友全世界都是，她也依旧关心身边人的生活。父亲还是每周工作六天，依旧穿着卡其色的裤子和旧毛衣。
为什么金钱没有改变他们？因为他们的目的本身就不是赚很多钱，这些对工作的热情完全是出于热爱。
如果父母热爱自己的工作、对工作充满激情，那么孩子就能够看到工作本身的价值，也会想要去寻找自己的热情所在。
彼得·巴菲特在旧金山的工作室中
我十几岁的时候，父亲已经有了很高的知名度，成了备受尊重的人物。他有很多有权有势的朋友，也几乎没有他的人脉触及不到的地方。
我承认，是“巴菲特”这个姓，加上《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写的推荐信，让我成功进入了斯坦福大学。
我也曾经短暂地想过是不是从事金融行业，放眼华尔街，我不知道我会做得怎么样，但我知道会有源源不断地资源涌向我，我不会愁找工作，哪怕看在父亲的面子上，也会有人给我个工作，而且不会开除我。有了父亲的盛名我相当于就有了铁饭碗。
但我非但没有选择金融相关专业，反而还从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名校斯坦福辍学了，没错。
彼得·巴菲特（右）和父亲合影
我的大学生活很丰富，上了很多课，成绩也都很好，但上学绝不能像音乐那样给我很大的驱动力。
我从小就对音乐很敏感，听我母亲说我在学会说话之前，就能哼唱“一闪一闪亮晶晶”，这可能是我的音乐启蒙。
大二的一个晚上，一位朋友邀我去他的宿舍去听一个朋友弹吉他，他的演奏实在是太美妙了，最主要的是旋律非常简单。我一直不觉得自己能做一名多优秀的钢琴家，甚至也没多想，直到我当晚听到如此简单却扣人心弦的音乐，我突然开窍了。
当晚回到家，我开始疯狂写歌，第二天一早，一个朋友开车来接我去海滩，我带上了那盘新歌的磁带，一路上边听边开车到海边，那一路上我突然意识到，不做音乐我会后悔。
彼得·巴菲特（左）和父亲合奏
后来在我19 岁的时候，我的外公卖掉了自己的一个农场，我拿到了其中的9万美元。哥哥姐姐很快地花光了他们的这笔钱，我并不想重蹈覆辙。
当时我正好决定开始追求自己的音乐理想，于是我做了个大胆的决定：从斯坦福辍学。我用这笔钱为自己换得了一些时间，就是想弄明白自己是不是真的可以在音乐上搞出点名堂。
在父亲的帮助下，我制订了一份计划，让这笔钱尽量长久地支撑我的生活，我认为钱最大的作用，就是它可以购买时间。
彼得巴菲特在音乐会上表演
我搬到旧金山，过着非常节俭的生活，我租了间一间小公寓，买了辆二手车。我唯一花重金的地方就是更新与扩充了自己的录音设备。
我开始弹琴、作曲、尝试电音和混剪，还在《旧金山纪事报》上打了广告，招揽一些生意，也足够我生活了。
我的第一张专辑《等待》1987 年发行，反响很不错。从第二张专辑开始，我想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我开始关注美洲原住民音乐，两年之后，我的第二张专辑《一个接一个》（One by One）问世了。
彼得巴菲音乐会上的原住民章节
后面我的事业重心转向了我的音乐会创作，我开始和原住民合作，编写了《神舞》，用音乐发起和他们的对话。
买时间是很划算的一件事情，因为金钱才是唯一可以被取代的东西，而那些日落，那些和朋友的欢声笑语，那些对事物的热爱，才是错过了就错过了的财富。
我想到梭罗在《瓦尔登湖》中说过，人真正的需求最终都归结为两样东西：食物与温暖。但对梭罗来说，食物不过是一种为身体提供“温暖”的手段，也就是说，在他眼里，人的终极需求就只剩下这一种：维持身体的温度。
我想说的就是，我们的需求越多，生活就会越复杂。
巴菲特一家在慈善基金会宣布现场
如果说其他投资行业的人赚钱用来买游艇、豪宅或是买别的什么，这当然无可厚非，但我父亲从来不这样做。
他不觉得这些财富属于他，所以他的计划是要把来自这个世界的财富交还给世界。二十多年前，我和哥哥姐姐就已经成了这个计划中的一部分。
1999 年的圣诞节，父亲送给我们每人一个基金会，每人拿到了一千万的赠款，这无疑是巨额的礼物，一开始我也很抗拒，我只想过平静的生活。
可慢慢地我们开始学着管钱，开始学习如何做慈善，用这种方式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彼得和妻子詹妮弗
我和妻子詹妮弗在成立基金会的三四年里到处旅行。我们看到了在孟加拉国生产T恤的地方，看到了利比里亚等非洲国家极端贫困的状态，这些地方让我们看到不平等是多么复杂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把这笔钱用好呢？
我和詹妮弗调研很久，决定把重点放在两个方面：首先要避免强迫给予不需要这些钱的人好处，也就是所谓的“慈善殖民主义”，因为你觉得对他们好的事情不一定真正惠及他们。
其次，我们沿用父亲的投资理念：投资估值偏低的资产。支持这样的资产和领域，不着急收回收益，而是让世界逐步追上它的估值。
2016年，基金会在芝加哥的活动，图源：福布斯网站
我们意识到一个被很大程度低估的问题：女童。
女孩们在很多文化中都深受不平等的迫害，男孩可以去上学，女孩只能在家做家务。走出农村去看世界的机会也总是落在男孩的身上。而女孩很早就开始承担照顾家庭的重任，多年后又成为丈夫的囚徒。
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神奇的“倍增效应”：今天的女孩会成为明天的母亲，如果我们能够帮助女孩们接受更好的教育，获得更大程度的经济独立，这些益处将会一代代传递下去。
于是我们开始关注西非的女童教育，我们援建了学校，让越来越多女孩可以上学，还可以学习赚钱的技能，未来有机会经济独立。这是我们想做的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的基金会工作开始步入正轨，我父母也开始每年追加基金会的捐赠金额。到了2004 年母亲去世的那一年，我们管理的资金已经超过了一亿美元。
2006年也是很大转折的一年：父亲宣布将把大部分财富逐年捐赠出去，大头370 亿美元捐给当时他做托管人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我和哥哥姐姐的基金会分别负责管理 10 亿美元。
现在我跟我的姐姐苏珊·巴菲特都成为了慈善家，我们仍旧过着普通人一样的质朴生活，但如何让这个世界受益于这笔钱，是我们现在热爱的事业。
我相信我们所有人都应该为自己的人生感到骄傲，因为开拓人生是每一个人都拥有的一次宝贵机会。我们活成什么样子全靠自己。没有人能替代我们自己，也没有人有权利左右我们。
我们确立自己的目标，我们定义自己的成功。我们没有办法选择人生的开端，但可以实实在在地选择未来成为什么样的人。
彼得·巴菲特今年65岁了，
他是“股神”巴菲特最小的儿子。
目前居住在离纽约开车两小时的小镇上，
接受我们远程采访的时候，
他的眼前是一片郊区的旷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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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远程采访彼得·巴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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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一家在彼得·巴菲特（右一）的婚礼上
彼得·巴菲特姐弟三人，
或许颠覆了很多人对于这个家族的想象。
他们中没有人继承父亲的衣钵，
彼得在玩音乐，
哥哥豪伊是一个农民，也是个摄影师，
姐姐是一个家庭主妇。
当别人知道彼得来自巴菲特家族时，
常常惊呼：“你怎么这样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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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巴菲特（左）和父亲沃伦·巴菲特（右）
“我很清楚我出生于一个有特权的家庭，
但金钱是附属品，
做自己喜欢的事才重要。
我的父亲92岁了，
依然每周工作6天，
住着60年前买的普通民宅，
开着十几年前买的车，
穿着旧毛衣。
他很认可我们在做的事。”
一个安全、有爱、开放的家庭，
在彼得看来才是最大的财富。
今年2月，他的新书《父亲巴菲特教我的事》
在中国出版，
我们和他进行了一场连线。
自述：彼得·巴菲特
编辑：张锐嘉，谭一白
责编：倪楚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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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巴菲特在纽约的家里接受一条采访
我是彼得·巴菲特，今年65岁了，我是一名音乐家、作曲家。我有一个响亮的姓氏，我爸爸是享誉世界的亿万富翁沃伦·巴菲特，我是他最小的儿子。
我姐弟三人都不太符合大家对“巴菲特家族”的想象。哥哥豪伊是一个农民、一个摄影师，我姐姐苏茜在奥马哈养育了两个可爱的孩子，而我在音乐中找到了自己的事业。
很多人认为，我的人生起点很高，没有谋生的压力，自然更容易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我不觉得。
离开大学后我就开始独立生活，不仅要负担音乐工作室的开销，还有房贷的压力。我和其他年轻人一样，都在为工作和生活不停地打拼。所以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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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家庭录像带
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平平无奇的房子里，是我父亲在1958年买的，当时价格是 31500 美元，之后也没换过，直到现在父亲还住在那里。
我父母多年来也一直开着很普通的车，哥哥姐姐和我穿的都是耐穿的衣服，不是什么设计师品牌。小时候我零花钱很少，也不是父母直接给的，而是做家务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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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在老房子中专注工作
父亲总是穿着卡其色的裤子和旧毛衣，大多数时间都在家里工作，偶尔去卧室旁边小房间研究深奥的书籍。
他最让我觉得特别的，是他的专注。阅读和工作的时候，就像进入了一种“入定”的状态。他从来都不是为了钱而工作，而最终钱还是来了。
所以我一直不觉得我们有多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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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美国的签售活动。来自彼得的社交媒体
很多年以前，有人邀请我给有钱的父母开讲座，讲富裕家庭会有的教育误区以及应对方法。我越讲越多之后，就发现，这些内容其实并不仅仅是针对富裕家庭的，对所有人都有用。所以才有了《父亲巴菲特教我的事》这本书。
大家都觉得我含着金汤匙出生，却成为了一个较为普通的人，这也是人们对我和这本书充满好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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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家庭合影
我在写书的过程中了解到这样的数据：富裕家庭中有30%～40% 的青少年饱受心理问题的困扰。其中，十几岁的女孩子中有 22% 临床诊断得了抑郁症，这一数据是全美国平均水平的3倍。在这些抑郁症患者中，10%～15% 最后选择了自杀。
我发现，现在很多父母都会用金钱来代替爱，他们要么很忙，要么很懒，只会通过买给孩子东西，去表达爱。
我父亲带给我最大的财富，不是他成功的事业和金钱，而是给了我一个充满爱与安全感的家庭，以及对我的选择给予充分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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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一家童年影像资料
我童年的每一天，晚饭时间所有人都一定会到，在饭桌上唠一些闲嗑，父亲会给我们讲一些笑话。
我父亲每天在固定时间到家，晚饭后再去读书，有时候跟他的合伙人查理·芒格打电话，只要是知道他在家陪着我，就会让我非常心安。
很多家庭没有这样的氛围，有的父亲回家会发脾气，而他从不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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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巴菲特
另一个错误是，父母总是希望孩子“成功”。
我听到过一个故事，这个父亲是一位十分成功的投资银行家，但他非常讨厌这份工作，所以只能靠赚钱来弥补这种讨厌。儿子出于对父亲的尊敬，也跟着他进入了这个行业，进入了那个“工作-赚钱-厌恶工作”的死循环。
他从来不知道原来人还可以喜欢自己的工作。所幸在他30岁的时候，把一切都抛下了，重新回到校园，开始思考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么。最后，他成为了一位心理咨询师，赚的没以前多了，但他热爱这个工作。
但我父亲，其实一直和我强调：“彼得，你知道吗，其实咱们做的都是一样的事。音乐是你的画布，伯克希尔（巴菲特的投资公司）是我的画布。”
他那么成功，但他觉得和我是一样的，哪怕我没有从事他的行业或者主流意义上的“成功人”的行业，这让我很受鼓舞。人生不必采用同样的“记分”标准，这是我从父亲的教育学来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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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苏珊·巴菲特在音乐会上
除了父亲的影响外，我的母亲也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母亲一直很关注人权、人文这种话题。我上学那时候，她总是借接我放学的机会跟别的家长聊天，了解别人的故事，不论肤色人种。
我们曾作为寄宿家庭接待过来自非洲、捷克等国家的交换生，了解他们的处境、他们的梦想、他们的生活。她总觉得“三人行必有我师”。她始终让我的心保持开放，也让我对各地的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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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的父母：沃伦·巴菲特和苏珊·巴菲特
随着我的长大，家境变殷实了，但父亲母亲却从未变过。
母亲仍旧温暖又慷慨，她的朋友全世界都是，她也依旧关心身边人的生活。父亲还是每周工作六天，依旧穿着卡其色的裤子和旧毛衣。
为什么金钱没有改变他们？因为他们的目的本身就不是赚很多钱，这些对工作的热情完全是出于热爱。
如果父母热爱自己的工作、对工作充满激情，那么孩子就能够看到工作本身的价值，也会想要去寻找自己的热情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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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巴菲特在旧金山的工作室中
我十几岁的时候，父亲已经有了很高的知名度，成了备受尊重的人物。他有很多有权有势的朋友，也几乎没有他的人脉触及不到的地方。
我承认，是“巴菲特”这个姓，加上《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写的推荐信，让我成功进入了斯坦福大学。
我也曾经短暂地想过是不是从事金融行业，放眼华尔街，我不知道我会做得怎么样，但我知道会有源源不断地资源涌向我，我不会愁找工作，哪怕看在父亲的面子上，也会有人给我个工作，而且不会开除我。有了父亲的盛名我相当于就有了铁饭碗。
但我非但没有选择金融相关专业，反而还从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名校斯坦福辍学了，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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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巴菲特（右）和父亲合影
我的大学生活很丰富，上了很多课，成绩也都很好，但上学绝不能像音乐那样给我很大的驱动力。
我从小就对音乐很敏感，听我母亲说我在学会说话之前，就能哼唱“一闪一闪亮晶晶”，这可能是我的音乐启蒙。
大二的一个晚上，一位朋友邀我去他的宿舍去听一个朋友弹吉他，他的演奏实在是太美妙了，最主要的是旋律非常简单。我一直不觉得自己能做一名多优秀的钢琴家，甚至也没多想，直到我当晚听到如此简单却扣人心弦的音乐，我突然开窍了。
当晚回到家，我开始疯狂写歌，第二天一早，一个朋友开车来接我去海滩，我带上了那盘新歌的磁带，一路上边听边开车到海边，那一路上我突然意识到，不做音乐我会后悔。
▲
彼得·巴菲特（左）和父亲合奏
后来在我19 岁的时候，我的外公卖掉了自己的一个农场，我拿到了其中的9万美元。哥哥姐姐很快地花光了他们的这笔钱，我并不想重蹈覆辙。
当时我正好决定开始追求自己的音乐理想，于是我做了个大胆的决定：从斯坦福辍学。我用这笔钱为自己换得了一些时间，就是想弄明白自己是不是真的可以在音乐上搞出点名堂。
在父亲的帮助下，我制订了一份计划，让这笔钱尽量长久地支撑我的生活，我认为钱最大的作用，就是它可以购买时间。
▲
彼得巴菲特在音乐会上表演
我搬到旧金山，过着非常节俭的生活，我租了间一间小公寓，买了辆二手车。我唯一花重金的地方就是更新与扩充了自己的录音设备。
我开始弹琴、作曲、尝试电音和混剪，还在《旧金山纪事报》上打了广告，招揽一些生意，也足够我生活了。
我的第一张专辑《等待》1987 年发行，反响很不错。从第二张专辑开始，我想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我开始关注美洲原住民音乐，两年之后，我的第二张专辑《一个接一个》（One by One）问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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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巴菲音乐会上的原住民章节
后面我的事业重心转向了我的音乐会创作，我开始和原住民合作，编写了《神舞》，用音乐发起和他们的对话。
买时间是很划算的一件事情，因为金钱才是唯一可以被取代的东西，而那些日落，那些和朋友的欢声笑语，那些对事物的热爱，才是错过了就错过了的财富。
我想到梭罗在《瓦尔登湖》中说过，人真正的需求最终都归结为两样东西：食物与温暖。但对梭罗来说，食物不过是一种为身体提供“温暖”的手段，也就是说，在他眼里，人的终极需求就只剩下这一种：维持身体的温度。
我想说的就是，我们的需求越多，生活就会越复杂。
▲
巴菲特一家在慈善基金会宣布现场
如果说其他投资行业的人赚钱用来买游艇、豪宅或是买别的什么，这当然无可厚非，但我父亲从来不这样做。
他不觉得这些财富属于他，所以他的计划是要把来自这个世界的财富交还给世界。二十多年前，我和哥哥姐姐就已经成了这个计划中的一部分。
1999 年的圣诞节，父亲送给我们每人一个基金会，每人拿到了一千万的赠款，这无疑是巨额的礼物，一开始我也很抗拒，我只想过平静的生活。
可慢慢地我们开始学着管钱，开始学习如何做慈善，用这种方式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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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和妻子詹妮弗
我和妻子詹妮弗在成立基金会的三四年里到处旅行。我们看到了在孟加拉国生产T恤的地方，看到了利比里亚等非洲国家极端贫困的状态，这些地方让我们看到不平等是多么复杂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把这笔钱用好呢？
我和詹妮弗调研很久，决定把重点放在两个方面：首先要避免强迫给予不需要这些钱的人好处，也就是所谓的“慈善殖民主义”，因为你觉得对他们好的事情不一定真正惠及他们。
其次，我们沿用父亲的投资理念：投资估值偏低的资产。支持这样的资产和领域，不着急收回收益，而是让世界逐步追上它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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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基金会在芝加哥的活动，图源：福布斯网站
我们意识到一个被很大程度低估的问题：女童。
女孩们在很多文化中都深受不平等的迫害，男孩可以去上学，女孩只能在家做家务。走出农村去看世界的机会也总是落在男孩的身上。而女孩很早就开始承担照顾家庭的重任，多年后又成为丈夫的囚徒。
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神奇的“倍增效应”：今天的女孩会成为明天的母亲，如果我们能够帮助女孩们接受更好的教育，获得更大程度的经济独立，这些益处将会一代代传递下去。
于是我们开始关注西非的女童教育，我们援建了学校，让越来越多女孩可以上学，还可以学习赚钱的技能，未来有机会经济独立。这是我们想做的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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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家庭合影
我们的基金会工作开始步入正轨，我父母也开始每年追加基金会的捐赠金额。到了2004 年母亲去世的那一年，我们管理的资金已经超过了一亿美元。
2006年也是很大转折的一年：父亲宣布将把大部分财富逐年捐赠出去，大头370 亿美元捐给当时他做托管人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我和哥哥姐姐的基金会分别负责管理 10 亿美元。
现在我跟我的姐姐苏珊·巴菲特都成为了慈善家，我们仍旧过着普通人一样的质朴生活，但如何让这个世界受益于这笔钱，是我们现在热爱的事业。
我相信我们所有人都应该为自己的人生感到骄傲，因为开拓人生是每一个人都拥有的一次宝贵机会。我们活成什么样子全靠自己。没有人能替代我们自己，也没有人有权利左右我们。
我们确立自己的目标，我们定义自己的成功。我们没有办法选择人生的开端，但可以实实在在地选择未来成为什么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