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曾遭“中国行动计划”迫害的华裔科学家，从左至右：胡安明、郗小星、陶丰 资料图
“中国行动计划”于2018年11月启动，要求94个地区司法部门每年至少提出一至两起针对中国的诉讼，以防止中国“从美国窃取信息”。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亦以该计划为由凭空捏造“中国学术间谍”，大兴冤案。2022年2月23日，美国司法部宣布终止特朗普政府期间启动的“中国行动计划”。
香港《南华早报》指出，“中国行动计划”并未揭露任何一名所谓的“间谍”，但许多接受调查的研究人员却因此丢了工作，生活也被彻底颠覆。这其中，就包括被称为“中国行动计划首案被告”的美国田纳西大学诺克斯维尔分校华人教授胡安明，以及“中国行动计划”中被起诉的首位华裔学者、原堪萨斯大学终身副教授陶丰等人。
去年7月，在被起诉约五年后，陶丰身上涉及的和“中国行动计划”有关罪名被推翻。2021年审判前，他的妻子告诉彭博社，他们全家来到美国是为了“追寻美国梦”。然而，她发现自己不得不打三份工来支付丈夫的法律费用。陶丰的律师后来表示，这场持续数年的“噩梦”几乎让这个家庭破产。
今年9月11日，由得克萨斯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兰斯·古登（Lance Gooden）发起的一项法案在众议院以237票对180票获得通过，其内容是在美国司法部之下重启一项为期6年、类似“中国行动计划”的新计划，宣称要遏制对美国知识产权和学术机构的间谍活动，并制定一套针对实验室和大学研究人员的执法策略。
《南华早报》称，虽然古登的这项法案当时并未获得民主党的支持，白宫方面也已表示“强烈反对”，预计可能不会在参议院获得通过，但亚裔和华裔群体还是担心，“中国行动计划”2.0版的出现可能是不可避免的。
在特朗普政府启动“中国行动计划”的六年后，作为当时曾主导许多调查工作的美国政府机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今年8月承认，其调查在学术界制造了“艰难的气氛”，但值得注意的是，它并未就此道歉。
资料图：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官网
去年一份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的调查也显示，在“中国行动计划”展开了数年调查之后，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华裔科学家“觉得自己不受欢迎”，近四分之三（72%）的人“觉得自己作为学术研究人员不安全”，约70%的人“对美国政府调查华裔研究人员担惊受怕（fearful）”，可谓“寒蝉效应仍在”。
彭博社援引斯坦福大学的一项分析显示，20多年来，中国一直是美国科学家最重要的来源国，但离开的人数一直在持续增加。“中国行动计划”实施后，离开美国的人数激增75%，其中三分之二回到了中国。文章声称，“无论如何，这项政策显然为中国自身的创新雄心赢得了一次重大胜利”。
彭博社认为，一旦“中国行动计划”在特朗普的第二个执政任期内重启，还将在其他方面造成诸多严重破坏。比如，技术熟练的劳动力，一再被视为美国想要保持在芯片制造等高端领域主导地位的最大障碍之一，而中国一直在不断培养出比美国更多的理工科博士，而吸引这些创新人才将最符合美国的利益。
最后，这篇评论文章又立起了一座高高的“美式牌坊”——即使是对中国态度最为强硬的政策制定者也应当记住，美国不能为了对抗中国而丢弃所标榜的“价值观”。重新对选择来美国搞研究的科学家发起攻击，从长远来看只会损害创新和国家安全利益。
“美国需要中国留学生学习人文学科，需要印度留学生学习科学”，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今年6月抛出的这番论调言犹在耳，这再度暴露了美国人的狭隘与偏见。
《南华早报》指出，坎贝尔的相关言论让中国学生和家长“不寒而栗”，有中国学生直指其“傲慢”，仿佛“中国人需要美国人文学科教育一番”似的。还有教育行业人士警告说，坎贝尔之言可能是美方采取限制措施的前兆，但这不仅会影响中国学生，更会导致美国学术界人才外流和创新潜力下滑。
当地时间11月18日，根据美国国务院赞助的国际教育协会（IIE，总部位于纽约）发布的最新年度调查数据显示，在2023-2024学年，共有331602名印度留学生在美国学习，而中国留学生的人数则为277398人。相较上一学年，印度留学生增加了23%，中国学生减少了4%。
至此，印度15年以来首次超越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事实上，多年以来，中国留学生一直是美国最大的外国学生群体，在2022-23学年的总人数接近29万人。而自2020-21学年以来，在美国的印度留学生人数一直在稳步增长，2023-24学年的总人数约为当时的两倍。
中国学生参加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典礼 新华网
美国杜克大学亚太研究所客座教授丹尼斯·西蒙（Denis Simon）穿梭中美两国从事STEM教育（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长达40年，也曾在中国的昆山杜克大学担任常务副校长，他认为，“中国行动计划”的寒蝉效应，也是中国在美学习STEM的学生数量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在美国面临着人才管道受到严重影响的危险……无论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还是生命科学，在这些前沿领域工作的教师和研究人员中，很大一部分恰好是华裔。”
西蒙指出，过去五年，试图在中美之间搭建桥梁的那些人，被美国国会的举动和特朗普撕裂，但令许多人惊讶的是，拜登政府仍在以同样的方式行事。“美国高校最近都很害怕，他们担心，如果对中国过于友好，或者招收了太多的中国学生，可能会失去获得联邦研究资金的机会。”
“让我担心的是，科学、技术、人才和教育方面的冲突会对两国关系造成严重损害，可能需要10年时间才能恢复。”西蒙表示，切断进入中国的通道将是美国的损失。“我们显然需要进入中国，不仅要了解他们目前的科学技术，还要了解其发展方向，这一点非常重要。”
此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表示，无论是所谓的“中国行动计划”，还是美国内甚嚣尘上的反亚裔言行，都是美国内系统性种族歧视问题的体现，都反映出美国根深蒂固的社会顽疾。
发言人指出，美国上届政府司法部门2018年启动的所谓“中国行动计划”大搞有罪推定、人为设置年度办案指标，纯属政治操弄，违背美国自身倡导的法治精神，必将继续遭到美各界有识之士的谴责和抵制。我们敦促美方有关行政部门认真倾听美国各界的客观理性声音，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纠正错误做法，停止滥用司法力量滋扰打压中国在美留学生和研究人员，为中美在科技、人文等领域的正常交流合作提供有利条件。
近年来曾遭“中国行动计划”迫害的华裔科学家，从左至右：胡安明、郗小星、陶丰 资料图
“中国行动计划”于2018年11月启动，要求94个地区司法部门每年至少提出一至两起针对中国的诉讼，以防止中国“从美国窃取信息”。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亦以该计划为由凭空捏造“中国学术间谍”，大兴冤案。2022年2月23日，美国司法部宣布终止特朗普政府期间启动的“中国行动计划”。
香港《南华早报》指出，“中国行动计划”并未揭露任何一名所谓的“间谍”，但许多接受调查的研究人员却因此丢了工作，生活也被彻底颠覆。这其中，就包括被称为“中国行动计划首案被告”的美国田纳西大学诺克斯维尔分校华人教授胡安明，以及“中国行动计划”中被起诉的首位华裔学者、原堪萨斯大学终身副教授陶丰等人。
去年7月，在被起诉约五年后，陶丰身上涉及的和“中国行动计划”有关罪名被推翻。2021年审判前，他的妻子告诉彭博社，他们全家来到美国是为了“追寻美国梦”。然而，她发现自己不得不打三份工来支付丈夫的法律费用。陶丰的律师后来表示，这场持续数年的“噩梦”几乎让这个家庭破产。
今年9月11日，由得克萨斯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兰斯·古登（Lance Gooden）发起的一项法案在众议院以237票对180票获得通过，其内容是在美国司法部之下重启一项为期6年、类似“中国行动计划”的新计划，宣称要遏制对美国知识产权和学术机构的间谍活动，并制定一套针对实验室和大学研究人员的执法策略。
《南华早报》称，虽然古登的这项法案当时并未获得民主党的支持，白宫方面也已表示“强烈反对”，预计可能不会在参议院获得通过，但亚裔和华裔群体还是担心，“中国行动计划”2.0版的出现可能是不可避免的。
在特朗普政府启动“中国行动计划”的六年后，作为当时曾主导许多调查工作的美国政府机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今年8月承认，其调查在学术界制造了“艰难的气氛”，但值得注意的是，它并未就此道歉。
资料图：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官网
去年一份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的调查也显示，在“中国行动计划”展开了数年调查之后，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华裔科学家“觉得自己不受欢迎”，近四分之三（72%）的人“觉得自己作为学术研究人员不安全”，约70%的人“对美国政府调查华裔研究人员担惊受怕（fearful）”，可谓“寒蝉效应仍在”。
彭博社援引斯坦福大学的一项分析显示，20多年来，中国一直是美国科学家最重要的来源国，但离开的人数一直在持续增加。“中国行动计划”实施后，离开美国的人数激增75%，其中三分之二回到了中国。文章声称，“无论如何，这项政策显然为中国自身的创新雄心赢得了一次重大胜利”。
彭博社认为，一旦“中国行动计划”在特朗普的第二个执政任期内重启，还将在其他方面造成诸多严重破坏。比如，技术熟练的劳动力，一再被视为美国想要保持在芯片制造等高端领域主导地位的最大障碍之一，而中国一直在不断培养出比美国更多的理工科博士，而吸引这些创新人才将最符合美国的利益。
最后，这篇评论文章又立起了一座高高的“美式牌坊”——即使是对中国态度最为强硬的政策制定者也应当记住，美国不能为了对抗中国而丢弃所标榜的“价值观”。重新对选择来美国搞研究的科学家发起攻击，从长远来看只会损害创新和国家安全利益。
“美国需要中国留学生学习人文学科，需要印度留学生学习科学”，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今年6月抛出的这番论调言犹在耳，这再度暴露了美国人的狭隘与偏见。
《南华早报》指出，坎贝尔的相关言论让中国学生和家长“不寒而栗”，有中国学生直指其“傲慢”，仿佛“中国人需要美国人文学科教育一番”似的。还有教育行业人士警告说，坎贝尔之言可能是美方采取限制措施的前兆，但这不仅会影响中国学生，更会导致美国学术界人才外流和创新潜力下滑。
当地时间11月18日，根据美国国务院赞助的国际教育协会（IIE，总部位于纽约）发布的最新年度调查数据显示，在2023-2024学年，共有331602名印度留学生在美国学习，而中国留学生的人数则为277398人。相较上一学年，印度留学生增加了23%，中国学生减少了4%。
至此，印度15年以来首次超越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事实上，多年以来，中国留学生一直是美国最大的外国学生群体，在2022-23学年的总人数接近29万人。而自2020-21学年以来，在美国的印度留学生人数一直在稳步增长，2023-24学年的总人数约为当时的两倍。
中国学生参加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典礼 新华网
美国杜克大学亚太研究所客座教授丹尼斯·西蒙（Denis Simon）穿梭中美两国从事STEM教育（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长达40年，也曾在中国的昆山杜克大学担任常务副校长，他认为，“中国行动计划”的寒蝉效应，也是中国在美学习STEM的学生数量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在美国面临着人才管道受到严重影响的危险……无论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还是生命科学，在这些前沿领域工作的教师和研究人员中，很大一部分恰好是华裔。”
西蒙指出，过去五年，试图在中美之间搭建桥梁的那些人，被美国国会的举动和特朗普撕裂，但令许多人惊讶的是，拜登政府仍在以同样的方式行事。“美国高校最近都很害怕，他们担心，如果对中国过于友好，或者招收了太多的中国学生，可能会失去获得联邦研究资金的机会。”
“让我担心的是，科学、技术、人才和教育方面的冲突会对两国关系造成严重损害，可能需要10年时间才能恢复。”西蒙表示，切断进入中国的通道将是美国的损失。“我们显然需要进入中国，不仅要了解他们目前的科学技术，还要了解其发展方向，这一点非常重要。”
此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表示，无论是所谓的“中国行动计划”，还是美国内甚嚣尘上的反亚裔言行，都是美国内系统性种族歧视问题的体现，都反映出美国根深蒂固的社会顽疾。
发言人指出，美国上届政府司法部门2018年启动的所谓“中国行动计划”大搞有罪推定、人为设置年度办案指标，纯属政治操弄，违背美国自身倡导的法治精神，必将继续遭到美各界有识之士的谴责和抵制。我们敦促美方有关行政部门认真倾听美国各界的客观理性声音，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纠正错误做法，停止滥用司法力量滋扰打压中国在美留学生和研究人员，为中美在科技、人文等领域的正常交流合作提供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