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荧（右三）在北大校园和同学合影
1949年5月，和大多数对国家充满希望的知识分子一样，躲在台湾师范大学教美学的吕荧，迫不及待地收拾包袱返回大陆，进入山东大学执教。 这个书生虽然在民国时代因为研究俄国文学和左派立场，已经有一定名气，但其实学界并不是太了解他。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四川、贵州等偏远省份执教，因为左派的立场，总是批评国民政府不为学校所容，他1947年从贵州大学辞职，辗转到了台湾。在国民党败退前夕，他反其道而行之，重返大陆。 和其他的知识分子一样，后来的现实脱离了他们的乌托邦想像，结结实实的被上了一课。在大多数人都开始沉默不语或者附和主流的时候，吕荧这个书生，却依然是死脑筋一个。1951年，全国上下轰轰烈烈批判电影《武训传》，作为武训的家乡，山东大学的师生们当然不甘人后，也紧随潮流大张旗鼓地开始鞭打曾经的乡贤。但吕荧却无法理解，他在课堂上说：“武训也是你们山东的一个圣人，他办义学错在哪里？没有钱，到处募捐甚至乞讨，正表现了他对办学的坚韧执著，怎么成了罪人呢？” 这番言论在当时的环境中堪称大逆不道，当然逃不过躲在学生中的“吹哨人”。山东大学随即召开批判大会，誓要纠正吕荧的“错误言论”。政治风向标《文艺报》甚至专门点名痛斥吕荧持“唯心论”。但这个转不过弯的书生没有明白其中玄妙，不仅拒不认错，反而迎头痛击，经常在课堂上和自己的学生吵得不可开交，扬言“大学毕竟不同于政治训练班”。校方告诉他只要低头检讨，就保证息事宁人，结果吕荧不为所动，居然在召开针对自己的批判大会时，不辞而别，悄悄跑了……最后找到自己的旧相识，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了一个翻译。
胡风
但显然，跑得了一时跑不了一世。1955年，震惊全国的文艺界第一大案“胡风案”发端。民国时代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胡风，虽然本身一直是左派，但是在新时代的文艺改造中，有人举报他“在文艺创作上片面地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否认了革命实践和思想改造的意义”，结果被划为“反党集团”，遂遭整肃。整个文艺界火力全开，一致口诛笔伐。 1955年5月25日，由郭沫若牵头，文联召集七百多位文艺界大咖召开批判大会，其中也包括在民国时代和胡风就有交集的吕荧。开除胡风作协会员的决议通过之后，郭沫若带头表态：“反革命分子必须加以镇压。”其后20多名安排好的代表在发言中一致痛骂胡风，与之划清界限。根本不在发言名单内的吕荧在如此狂热的氛围中却没有坐住，这个书呆子几次站起来想说话，都被坐在旁边的同事制止了。他干脆径直走上讲台抢过话筒说：“对于胡风我认为不应该说是政治问题，而是学术问题，是文艺观的一种争论，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
可想而知，这段话在当时正是石破天惊，还没等吕荧继续说，当场遭到郭沫若斥责，一大堆人冲上台来把他直接赶下台。其实说起来，吕荧和胡风虽然相识，却根本没有交集，谈不上交情。两个人早年因为在文艺创作上的观点不合拍还激烈争论过。但就是这么点交情，在万马齐喑的环境中，却只有一个吕荧站出来说一句人话。 没有意外，这段人话此后给吕荧带来了灭顶之灾。他走出会场后就被宣布隔离审查长达一年之久。直到高层点名放生，他才暂时逃过。但是1966年文革兴起，他的这段历史不可避免地又被捞出来，被定性为“漏网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被押送至北京良乡农场、清河农场劳改。在长期劳改、缺衣少食的折磨中，这个骨头从头硬到尾的书生，终究还是没有熬过精神的困苦，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而且身体瘦得只有50多斤……1969年3月5日，吕荧死于劳改农场，年仅55岁。 他的狱友用一张苇席包裹他的躯体，就地掩埋。墓碑只有半块砖头，上面是用粉笔写的“吕荧”二字。当然，最后的结果只是尸骨无存。 而今虽然吕荧先生的美学著作依然传世，但是关于他生命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我认为并不是他研究了一辈子的“美学”——在他的苦难人生之后，再谈什么美学，是不合时宜的，就像在奥斯维辛之后谈论诗歌一样。 是的，我认为，吕荧先生如果将来光耀史册，一定是定格在他冲上发言席，为胡风说出那一句辩解的时候。因为整个中国的文艺界，当时只有这一个可堪回忆的声音。 《史记·商君列传》有句名言：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指的是一千个唯唯诺诺的莽夫，其价值也不如一个刚正直言的士子。识时务看眼色的庸才何时何地都不缺，他们只不过是衬托血色历史的边角料；只有那些既有良知又有勇气的国士，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赖以前行、值得期望的所在。 站在新旧交替的路口，看着前方慢慢的长路，回望吕荧先生的故事，对于我们依然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在这场世纪大疫情锁住的漫长时光中，我们经历了群情激昂，也经历了万马齐喑，经历了恐慌无助，也经历了人间温情。但是两年之后，蓦然回首好像一切都没有改变，只不过是敲锣的人，从一个城市转到了另一个城市。 未来还会不会更好？在历史残酷的轮回中，我无法画一个大饼给读者诸君，因为连我自己，写一点文字也是疲惫不堪、咬牙坚持。但我想说的是，不要轻易地掐灭自己身上的那最后一点光。我们一辈子也许遇见的都是唯唯诺诺的千夫，但不要心甘情愿地淹没于其中，用岁月静好来欺骗自己。偶尔，如果条件许可的时候，也应该点亮一下自己的价值观，做一个心口合一、敢说一两句人话的“士”。因为你可能无法想像到一句真话对于历史的价值，它可能是个祸端，也可能是个火种，还可能是个伟大的宣言。 千夫诺诺易，一士谔谔难。愿我们都勉为其难。---转自作者脸书
吕荧（右三）在北大校园和同学合影
1949年5月，和大多数对国家充满希望的知识分子一样，躲在台湾师范大学教美学的吕荧，迫不及待地收拾包袱返回大陆，进入山东大学执教。
这个书生虽然在民国时代因为研究俄国文学和左派立场，已经有一定名气，但其实学界并不是太了解他。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四川、贵州等偏远省份执教，因为左派的立场，总是批评国民政府不为学校所容，他1947年从贵州大学辞职，辗转到了台湾。在国民党败退前夕，他反其道而行之，重返大陆。
和其他的知识分子一样，后来的现实脱离了他们的乌托邦想像，结结实实的被上了一课。在大多数人都开始沉默不语或者附和主流的时候，吕荧这个书生，却依然是死脑筋一个。1951年，全国上下轰轰烈烈批判电影《武训传》，作为武训的家乡，山东大学的师生们当然不甘人后，也紧随潮流大张旗鼓地开始鞭打曾经的乡贤。但吕荧却无法理解，他在课堂上说：“武训也是你们山东的一个圣人，他办义学错在哪里？没有钱，到处募捐甚至乞讨，正表现了他对办学的坚韧执著，怎么成了罪人呢？”
这番言论在当时的环境中堪称大逆不道，当然逃不过躲在学生中的“吹哨人”。山东大学随即召开批判大会，誓要纠正吕荧的“错误言论”。政治风向标《文艺报》甚至专门点名痛斥吕荧持“唯心论”。但这个转不过弯的书生没有明白其中玄妙，不仅拒不认错，反而迎头痛击，经常在课堂上和自己的学生吵得不可开交，扬言“大学毕竟不同于政治训练班”。校方告诉他只要低头检讨，就保证息事宁人，结果吕荧不为所动，居然在召开针对自己的批判大会时，不辞而别，悄悄跑了……最后找到自己的旧相识，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了一个翻译。
胡风
但显然，跑得了一时跑不了一世。1955年，震惊全国的文艺界第一大案“胡风案”发端。民国时代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胡风，虽然本身一直是左派，但是在新时代的文艺改造中，有人举报他“在文艺创作上片面地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否认了革命实践和思想改造的意义”，结果被划为“反党集团”，遂遭整肃。整个文艺界火力全开，一致口诛笔伐。
1955年5月25日，由郭沫若牵头，文联召集七百多位文艺界大咖召开批判大会，其中也包括在民国时代和胡风就有交集的吕荧。开除胡风作协会员的决议通过之后，郭沫若带头表态：“反革命分子必须加以镇压。”其后20多名安排好的代表在发言中一致痛骂胡风，与之划清界限。根本不在发言名单内的吕荧在如此狂热的氛围中却没有坐住，这个书呆子几次站起来想说话，都被坐在旁边的同事制止了。他干脆径直走上讲台抢过话筒说：“对于胡风我认为不应该说是政治问题，而是学术问题，是文艺观的一种争论，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
可想而知，这段话在当时正是石破天惊，还没等吕荧继续说，当场遭到郭沫若斥责，一大堆人冲上台来把他直接赶下台。其实说起来，吕荧和胡风虽然相识，却根本没有交集，谈不上交情。两个人早年因为在文艺创作上的观点不合拍还激烈争论过。但就是这么点交情，在万马齐喑的环境中，却只有一个吕荧站出来说一句人话。
没有意外，这段人话此后给吕荧带来了灭顶之灾。他走出会场后就被宣布隔离审查长达一年之久。直到高层点名放生，他才暂时逃过。但是1966年文革兴起，他的这段历史不可避免地又被捞出来，被定性为“漏网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被押送至北京良乡农场、清河农场劳改。在长期劳改、缺衣少食的折磨中，这个骨头从头硬到尾的书生，终究还是没有熬过精神的困苦，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而且身体瘦得只有50多斤……1969年3月5日，吕荧死于劳改农场，年仅55岁。
他的狱友用一张苇席包裹他的躯体，就地掩埋。墓碑只有半块砖头，上面是用粉笔写的“吕荧”二字。当然，最后的结果只是尸骨无存。
而今虽然吕荧先生的美学著作依然传世，但是关于他生命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我认为并不是他研究了一辈子的“美学”——在他的苦难人生之后，再谈什么美学，是不合时宜的，就像在奥斯维辛之后谈论诗歌一样。
是的，我认为，吕荧先生如果将来光耀史册，一定是定格在他冲上发言席，为胡风说出那一句辩解的时候。因为整个中国的文艺界，当时只有这一个可堪回忆的声音。
《史记·商君列传》有句名言：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指的是一千个唯唯诺诺的莽夫，其价值也不如一个刚正直言的士子。识时务看眼色的庸才何时何地都不缺，他们只不过是衬托血色历史的边角料；只有那些既有良知又有勇气的国士，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赖以前行、值得期望的所在。
站在新旧交替的路口，看着前方慢慢的长路，回望吕荧先生的故事，对于我们依然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在这场世纪大疫情锁住的漫长时光中，我们经历了群情激昂，也经历了万马齐喑，经历了恐慌无助，也经历了人间温情。但是两年之后，蓦然回首好像一切都没有改变，只不过是敲锣的人，从一个城市转到了另一个城市。
未来还会不会更好？在历史残酷的轮回中，我无法画一个大饼给读者诸君，因为连我自己，写一点文字也是疲惫不堪、咬牙坚持。但我想说的是，不要轻易地掐灭自己身上的那最后一点光。我们一辈子也许遇见的都是唯唯诺诺的千夫，但不要心甘情愿地淹没于其中，用岁月静好来欺骗自己。偶尔，如果条件许可的时候，也应该点亮一下自己的价值观，做一个心口合一、敢说一两句人话的“士”。因为你可能无法想像到一句真话对于历史的价值，它可能是个祸端，也可能是个火种，还可能是个伟大的宣言。
千夫诺诺易，一士谔谔难。愿我们都勉为其难。---转自作者脸书